企业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犹如行驶在汪洋大海中的船只，不但自身的坚固程度十分关键，驾驶者对于所处环境的认知和利用程度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想穿越市场的大风浪，顺利的到达预定的目的地，经营者——掌控企业运行的舵手，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面对着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经营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政策环境具有全局性的掌握，运用战略性的眼光，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多变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认清形势的变化趋势，不能把握到大风向、大气候的变化方向，就很难为企业这条大船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而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导向性的错误，即使是细微的偏差都可能给企业带来倾覆的后果；正如一个好的舵手需要了解航行中天气、风向的转变以及水流、潮汐变化，并且善于利用水势、风势的转换一样，领导企业航向的经营者同样必须具有掌握市场环境以及时局变动的能力，只有服从大局，顺应时代潮流，在变化的大局势中给企业正确的定位，并且做到顺势而为，才能够给企业的平稳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进而乘风破浪，有所作为。
《孙子兵法》中论述了军事家善于利用“势”而取得战争胜利的兵法要义，从而为经营者驰骋商场提供了启示。《孙子·兵势》中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入，故能责任而任势。”军争讲“势”，善于指挥作战的入，利用形势去寻求胜利而不苛责部属。指挥者需要在军队、阵法的部署过程中充分认清所面临的时势、地势、情势并加以利用，才能形成一种锐不可当的冲击力量，来战胜敌人。谈到“势”的概念是，孙武以水能浮动石块的比喻说道：“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静止的水流绝对没有力量使石块浮到水面上来，但湍急的水流则可以使石块漂移。老鹰能够折断地面上的小动物，是因为老鹰高飞而下是能适时的调节远近，即所谓“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这两个生动的比喻使得先秦的商人们认识到，仅仅专注于生产经营本身并不能解决经商过程中面临的所有问题，要想买卖做的长久，利润源源不断，必须密切关注商业经营的环境气势，并借助有利于自己的情势变化，适时的制定出顺应大势的经营策略，这样生意才能做大做强。春秋时期商人陶朱公将军争中对“势”的运用加以变换提出：“与时逐而不责于入，故善治生者能择入而任时。”（《史记·货殖列传》）；“治生鼻祖”白圭将“重时”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要求成功的经营者要能做到“乐观时变”。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任时”还是“任势”，都是企业家在制定经营战略时对于企业所处社会环境的了解和运用，在洞悉市场变化规律，时局变动趋势的前提下，经营者只要能够顺应时势的发展就能够在逆境中站稳脚跟，在顺境中获得发展。
古人谈到事物的发展时有过这样的总结：“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 （《老子》）由此可见，“势”在事物的演进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定乾坤的作用。古代军事家孙膑将“势”比做“弓弩”，“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13）。”（《孙膑兵法》）从孙膑对于这个比喻的解释中也足以看出，“势”不仅威力大，而且发挥作用于无形。所谓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入和”中“天时、地利、入和”归根到底讲的内容都属于“势”的范畴，三者俱备即构成了能够影响成败的“势”。“势”在战争中关乎双方的胜败，在商战中则关系到商家的兴衰。
中国古代商人风光无限的先秦时期，富商们“结驷连骑”、“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这样的成就首先就得宜于当时的社会形势：“重商”的思想蔚然成风，经商的条件十分便利；地域之广大、列国资源物情多姿，适宜进行利润可观的远程贸易；各诸侯基于“互通有无”的强烈要求以及“富国弱敌”的政治考虑，极力促进商业的发展。正是借助了这样“天时地利入和”的有利的形势，范蠡、白圭、吕不韦之辈才能施展身手，谋如伊尹吕尚，智如孙吴用兵，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纵横捭阉，数致千金，乃至富可敌国。
《三略》认为，“端末未见，入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这实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处世原则，就是顺应时势。“识时务者为俊杰”，古人对于“势”是非常重视的。战国年间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曾经说：“夫权藉者，万物之率（帅）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背）时事而能成事者寡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做事必须顺应时势，因时而动。权变是万物的先行，时势是百事的主宰。所以抛弃权变、逆背时势而能成大事的几乎没有。这种“识时务”的思想在商业领域大有用武之地：经商者若只善于贱买贵卖、差价牟利等精明之道，而不明时势、“不识时务”的终难成大器；洞悉市场行情的变化规律，顺应时局变化的经营者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成就商业帝国。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当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经商时，他却深思熟虑看中了到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去经商。当时长芦盐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使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王海峰在了解该盐区运销史、盐政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在长芦盐区经商，并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税收也随之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动辄万金毫不在意。明代大学土张四维说：“海峰王公者，雄奇人也。……胸中有成筹矣，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又有盂县商人张芝，尤善审时度势，“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已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入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可见，善于审时度势是经商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古代战略家讲究对“时势”的顺应离不开对时机的把握。《淮南子·兵略训》说，“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这里讲明了时机与时势的密切联系。范蠡曾说：“圣人随时而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商鞅曾说：“治国之道，皆随时而变。”《三略》反复强调“动应事机”，强调“时至而动”，用意均在于此。成功的企业家不仅对企业在经营中所处的环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而且擅长在时局变动之中捕捉机会，一旦时机成熟，便要“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在满足市场需要，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有所创新，从而推动情势向更有利与自己的方向发展。山西商入兴办票号就是典型的例子。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与城镇工商业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而传统由镖局担任现银运输的方式已极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晋商正是于此时凭借其拥有的雄厚资本，良好的信誉，先拔头筹。山西商人雷履泰在总结借鉴了我国历史上“汇票”等经验，与东家李氏商议决定，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家银行就此诞生。
冯梦龙作为一位专心于汇集中国战略名典的学者，曾经指出：智慧没有固定的模式，以善于顺应形势者为最高。古人将“顺势”的思想分为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兵经》有云：“凡逆之愈坚者，不如顺以导瑕。敌欲进，赢柔示弱以致之进；敌欲退，解散开生以纵之退；敌倚强，远锋固守以观其骄；敌仗威，虚恭图实以俟其惰。致而掩之，纵而擒之，骄而乘之，惰而收之。”这里主张的是，在遇到不利的强势面前，正确的选择是避之，不做无为牺牲，不花费没有必要的代价。
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在洋务运动期间以状元的身份创业，开办大生纱厂，在选择企业的经营方式时，他对面临的各方面因素进行了缜密的考虑，开创了“绅领商办”的企业经营方式，官府对企业“入股”但不直接干涉其经营，纱厂仍是商办经营。这样一方面有效地避免了官府的消极干预，同时也避免了纯粹商办企业赢弱无助的缺陷。张謇“应世机变”的创新使企业不仅获得了独立经营的优势，在某些方面又能获得来自官府的特权。
“顺势”的第二个思想是“待势”：在形势不成熟的时候，不盲动，不蛮干，要耐心地等待。中国有些老话，如“不到火候不揭锅”，“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就是反映了个意思。因此作为一名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不仅要善于因势利导、顺风行船，而且要懂得在逆境中充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结合自身条件，保存自己、伺机发展。
新加坡华商陈嘉庚以其缔造的“橡胶王国”而闻名，而在经营橡胶业之前他所从事的船运业也曾获利颇丰，但一战期间陈嘉庚意识到航运业具有危险性和暂时性。而战后各国工业的长足发展必然对于橡胶工业形成极大刺激，因此果断的改变经营战略，将经营中心转移，将原来的菠萝厂和米厂该为橡胶厂，1922年——1924年市况萧条、橡胶价格连年下跌、其他同行纷纷停产转业，而陈嘉庚则认定“橡胶业是新兴产业，好景还在前头”，加大投资，完善各个生产销售环节的管理，等待崛起的时机。1926年西方汽车制造业迅速发展，橡胶价格大涨，而陈嘉庚此前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他被作为公认的“马来亚橡胶王国四大功臣”之一载入史册。
现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起所处的经济环境与时代背景，因此也必然受到经营环境，政策变动以及时代发展潮流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把企业所面临的这些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归类为“系统风险”，这部分风险通常不能够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完善经营机制等方法加以控制，因此必然构成了对于企业的决策者统观全局、审时度势的能力的严峻考验。这就要求企业家们不仅要对生产经营和市场运行规律的把握达到一定的水平，还要使对于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的了解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要求企业家不仅要考虑当前市场和顾客的需求，还要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顺应潮流的发展趋势；要求企业家不能仅注重于眼前的、小范围的利益，停留在把产品和服务销售出去的层面，还要能够从大局出发，在社会乃至全球的大环境下给企业的发展定位。只有站在这样一个战略高度，企业的经营者们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经营环境中认清形势，把握时机，真正地做到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才能使得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得以生存并取得长足发展。
吕不韦：审时度势
吕不韦，我国古代著名的大商人。他从一无所有开始，发展成为左右国家政局的大贾，后来还凭借积累的巨额财富，成为了宰相，完成了从商人到官员的转变，在我国古代重农轻商的大环境下，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而他人生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善于把握时机，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来灵活调整自己的策略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吕不韦在经历了经商初期的挫折以后，逐渐开始发达，后来他将经商的大本营迁入阳翟，过了几年，已是一个锦衣玉食、富甲一方的巨贾。但是吕不韦并不满足，因为吕不韦少年时便立志要走曲线入仕之路，现在虽然经商有成，可是跻身于庙堂之上的人生梦想还没有实现。于是吕不韦开始四处留意，意图结识一个能在君王周围活动并说得上话的人为自己引荐。
很快吕不韦同一个韩国客卿结交，并通过他认识了太子之师季展。季展当时受韩王冷落，无人理解，更无人探望，而吕不韦却经常探望，照顾其生活，并与其畅谈时事。
吕不韦之父吕台对儿子如此礼贤下士、舍金济贫不以为然。吕不韦说，有些生意，能立竿见影地赚到油水；有些生意，暂时看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但要放长线钓大鱼，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巨大成效。因此要正确的估计形势，而不能等到I临近了再下手，那样就失去先机了。
韩厘王去世后太子即位，第二天就到雪泥村恭迎他的老师季展回朝。苦尽甘来的季展被桓惠王拜为宰相，代理相邦。吕不韦作为由季展和韩仲婴力荐的客卿，获三等爵位，可以出入王宫。
吕不韦虽然只有爵位没有官位，但也可以涉足朝堂了。恒惠王宴请各国诸侯以及他们的使臣时，有时把吕不韦找去陪宴。久而久之，吕不韦就和这些人混熟了。以前他到各诸侯的城邑里或购货或推销无人理睬，只能住在客栈里打发寂寞的夜晚，现在每到一地几乎都有他的朋友。他常常是在王宫或侯相的府第中消磨掉生意之外的那些时光。这种机会，为他提供了掌握各个诸侯国情况的方便，不再是那种目光狭窄的商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