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淀黄庄的天桥上等一场好戏的发生。彼时天桥底下正好有个流浪歌手在唱《蓝莲花》，他唱的很慢很慢，节奏很抒情，男男女女们吃完饭，买完衣服，在这个购物广场的停车场前围着他，沉浸在黄昏独特的感伤气氛中，听一曲，从钱包里掏出零钱，双手捧着，放到歌手的琴盒里，歌手会立即答谢。
我已经站了一个小时了。
唱完间歇的时候，一个红裙子姑娘站起来，放下一张一百的，这是歌手收到的最大面额，歌手连着说了四遍谢谢。
红裙子姑娘站在原地，说，我也想唱。
歌手也就是个大三的学生吧，规规矩矩地站在原地，两腿并拢，这样的阵势他应该是第一次遇到，手上只有一把电吉他，为了多挣点儿，他是独行侠。砸场子的出现的时候，没人抄家伙保护他。我想看看他怎么应对。
周围已经一片嘘声，歌手贴到话筒前说了一句，大家欢迎这个美丽的姑娘唱一首美丽的情歌吧！
不错，脑瓜挺快，知道圆场。
姑娘就对着话筒唱了起来，是一首民谣，名字叫《梵高先生》。
“谁的父亲死了，请你告诉我如何悲伤。谁的爱人走了，请你告诉我如何遗忘。”
不得不承认，水平在歌手之上。
围在周围的男的都激动万分，有些还打了几个口哨。
姑娘很识趣地伸手向伴奏的歌手致意，小伙子有点羞涩，连忙摆手。
她抬起头，冲着我摆手，我笑着，看她把话筒交还，冲我跑来。
她叫马克，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们每周上演的一个游戏。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在下一个流浪歌手面前，马克会再唱《梵高先生》，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
我们最初的念头是在地铁上，当时我俩去火车站接一个共同的朋友，地铁上一对儿男女朋友在卖唱，男生弹吉他，女孩对着话筒，边走边唱——
“坐你开的车，
听你听的歌，
我们好快乐。”
当时心折，马克说，胖子，我们也组个乐队吧。
我的反应是，我们需要的是一把吉他和两张厚脸皮。
平安里一条大街上都是琴店，2009年的夏天，我们花了一个月在那儿挑琴、调音，最后选中了一把3000块的雅马哈民谣吉他，在对面的五泉山牛肉面店里碰杯，庆祝乐队成立。
我倒满一杯啤酒，举向马克，开开心心地说，为了我们的音乐梦想干一杯吧。
马克按下我的杯子，呲着牙说，音乐梦想，不就是钱嘛？
她又说，这几天我跑了好多购物中心和地铁站，那些唱歌的都不容易，我们就别跟着疯子瞎混了，但我还是想唱，我们就蹭着他们的地方唱一下吧。
于是就成了如今这样，我们会在一个歌手面前停留半个小时，听一阵儿，马克会在间歇的时候走上前去，放下一张一百元的，这样歌手就不好意思拒绝她，她也够胆大，即便周围有嘘声，她也笑嘻嘻地唱完，鞠个躬，说谢谢，飞速跑远。
我喜欢她跑过来满脸开心的样子。
但我们买的那把吉他再也没有弹过，我喜欢听，她喜欢唱，这就够了。好几次看着吉他上面都是灰，马克就说，胖子，你该练琴了，我就把琴好好地清理一遍，因为我是个没用的工科生，我会的就是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立即准确地说出卡路里和副作用，我是个生物男，工科生里都不要的那一种。
每周我们攒下一百块钱就用来蹭场地唱歌。
也有搞砸的时候，有一次她没看清周围的情形，放下钱跟歌手说，歌手答应了。等她拿起话筒，唱完第一句，再就没有声音了，原来是忘词了。
那天她就特别安静，像个小兔子一样，第二天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她手心里密密麻麻得都是字，掰开看才发现是歌词，她的脸比忘词那天还红，但嘴上不饶人，说，别再给人家把场子砸了，多不好，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还有一次是在北京南站，唱了开头就被周围的人起哄了，马克想唱完，原来的歌手不答应了，说，这以后我就没法在这一带混了。马克只好丢了话筒，跟我回去。
那天晚上谁也没有说话，静静地吃饭，我知道马克不开心，便说，咱们别唱了吧，先赚钱，赚够了我想唱就唱，不看人脸色。
马克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是从大学开始知道有一个叫李志的歌手，那时候我们的朋友里有一个叫严莫的，特别喜欢李志。在一次唱K的时候，他抢过麦克风，唱了一首李志的《和你在一起》，有几句歌词他对着自己的女朋友小艾唱得特别伤感，我至今都忘不掉——“如果我们不再结婚，你怎么能受得了。如果我们就要结婚，我怎么能受得了。”
我们喜欢上了这首歌的调调，马克没事就哼一段。我们去了李志歌里唱的郑州，巷子里确实飘满煤炉的味道，雾气穿过脖子的时候，我们头碰头说，四十岁之后，不再为钱财发愁，不再为不喜欢的事情委屈自己，不想干的事情就可以不干。
日子如果一直这样，我也不会写下这些故事，自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流浪歌手的摊位，她捧起了厚厚的红宝书，开始认认真真地背单词，我开始接翻译的活儿，我们在牡丹园附近租了房子，正儿八经地开始过日子。
一旦开始了生活，便发现文艺是如此脆弱，北京的朋友越走越少，终于少到一桌人都坐不齐，那天是为一个出差的朋友接风，他剔着牙，说，你们还在这待什么呀，当初我们以为你们一定会混的特别好，怎么成现在这样了？
北京的几个都没说话，笑着敷衍过去了。
马克却不服气，说，钱是王八蛋，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候轮到对方笑呵呵地敷衍了。
之后的之后，她去了美国，我送她到机场，两个人哭得稀里哗啦，我们知道我们扛得住时间和距离，但是我们不知道抗不扛得住生活这样如死水般波澜不惊。
坐上地铁回住处，地铁里再也没有了流浪歌手，北京的地铁不再允许“闲杂人员在地铁卖唱”，这里本来就是野心夜奔的地方，学生时代的一切都烟消云散。
她给我发来短信，说，电视台上那些歌手嘴上都在说自己的音乐梦想，不就是钱嘛。我在日记本上记了，到今天，也就是2011年1月1号，我们一共走了六十一个流浪歌手的摊子，这样算来，你一共听了我六十一首《梵高先生》，我就是喜欢唱，就像你喜欢听一样。再见，胖子。
再见面是五年后，马克回来，加入了我新成立的一家公司，这是一个夫妻店，我们的业务就是生物科技的开发，这是我在国内几年的奋斗成果，但我需要一个往外扩展的途径，马克是最好的人选。
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我们在四十岁退休，在退休告别会上，马克拿出了那把吉他，对着亲朋们说，胖子一直喜欢听歌，但是他不会弹，所以我们就去蹭别人的场子。后来去了美国，我学会了弹吉他，胖子永远也不知道，我的梦想就是给他谈唱一首歌。
当然，这也太无趣了，因为这是我编出来的一种故事走向。
真实的版本是，马克再也没有回来，她在加拿大定居了，我们断断续续联系过，我也去过冰雪无际的加拿大看过她，之后再联系却没有了消息，去找，也是查无此人，可能以上的故事就是我做的一场梦吧。
只剩下那把吉他还在卧室，灰尘落上去都会发出巨大无比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