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后，我依然放心不下，左思右想还是给汪敬尧打了电话，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当即在电话里指责了我为什么不事先告知他，随后便匆忙赶了过去。
我和索飞也坐不住了。搭乘出租车飞奔向那个地址。我们到时，那所国际公寓楼已经被警察围得水泄不通，所有的人都被挡在警戒线外禁止进入，大楼里刚发生过激烈的枪战，一间高层房屋的窗户正往外吐着大股烟尘。旁边看热闹的居民告诉我们，五分钟前，她听到了两声巨大的爆炸声，然后是断断续续的枪声，刚开始还以为是燃气管道爆炸了，等到警察来了之后才知道里面发生了枪战。
而此时，那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就像鹬蚌相争情节里的渔夫一样，静静地守在那里，等待着两帮“匪徒”一死一伤。我们几次想要冲进大楼，都被拦了回来。
于蓝是不是已经中弹身亡？我担心极了，心提到了嗓子眼却无能为力。这时，汪敬尧带着几名特工人员匆忙赶来。他们端着冲锋枪径直冲到警察堆里，简单交流几句后，就朝大楼入口奔去。然而他们刚一冲进去就退了出来，于蓝最后一个走出，她满身血渍，满脸灰尘，一双尖锐如野狼的眼睛杀气犹在。她迈着缓慢的步子，大概是受了伤，眼神却依旧犀利地扫视前方。忽然，她一个趔趄，腿弯了下去，半蹲在地上，试图用手里的枪杆撑在地面借力站起来，但失败了。汪敬尧冲上前去扶她，手被她甩开了。这时我才发现她腰间插着一把血淋淋的匕首，左边大腿上也血肉模糊，应该是中弹了。
她使出力气，再次试图站起来，依然失败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她终于站了起来，似乎要用这种行为来表达一个军人的意志。围观的人向她投去钦佩的目光和低声的、情不自禁的赞扬，虽然他们尚不清楚眼前这个荷枪实弹的女人是不是暴徒。
于蓝脸色苍白，双腿颤抖，刚准备迈出一步，就一个后仰噗通一声栽倒在地上，不动弹了。
我们两个终于忍不住，冲进了警戒线。警察急忙阻拦，被汪敬尧劝阻了，他用手指试了试于蓝的气息，确定是昏迷之后，让我们二人把她弄到车上去，自己又去和警方做了交涉。大概是告诉他们于蓝是市国安局的人，在执行任务，并嘱托那个领头的警官与现场媒体交涉，今天这事不要报道出去。
于蓝身上两处刀伤，一处枪伤，杀死了包括约翰李在内的三个男人，体力已经透支，再加上失血过多，所以晕厥了。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取出子弹输了血，没过多久她就醒过来了。病床可不是她想待的地方，在她强烈要求下，我们只好把她接回家去疗养。在路上，汪敬尧问了她的整个战斗过程，她只字未答，只是打听着庄子的情况。汪一脸惆怅地告诉我们，人命是保住了，但由于子弹伤到了大脑皮层的部分神经，将来可能面临失忆和下半身瘫痪的痛苦。说到这里，他把脸埋进了双掌。
“都怪我。”于蓝十分罕见地自责起来。
“这不能怨你，你也是为了国家和社会，而且你连亲人和朋友也失去了。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是那些罪恶累累的幕后策划者。”汪敬尧竭力开脱她说。
“是啊，我们的亲人和朋友都没了。”听到这句话，我顿觉忧伤，进而有些愤怒说，“我们的国家却视而不见，明明知道这个鸟计划的危害性却置之不理。那些平日里喊着‘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口号的人不知道在哪里快活着。难道就只能靠我们这几人去卖命吗？”
大家都沉默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汪敬尧回应道：“那应该是有人在从中作梗，国家没有错。”犹豫了半天，他终于下定决心似的说，“我有个亲戚，是总理办公室的清洁员，我会就这件事情写封信，请他递交给总理。”
听他说后，我仿佛有又到一丝希望。因为连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做的事居然还能与国家总理扯上关系。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荣誉。我想，汪敬尧做出这样的决定，和庄子遭到迫害不无关系，否则在进入六号院之前他就用这招了。作为一个生存在政治圈里的人，他知道这样是有风险的。政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和斗争，一切争议与同情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他一旦撞在枪口上，后果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我们都不要太乐观。
看着车窗外密密麻麻的人群，我又生出一些感伤。早在半年前，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可以肆无忌惮地陪着家人在街上闲逛，也可以悠闲地坐在湖边晒着太阳，甚至还可以看着路边那些美女。而如今，我失去了亲人，没了自由，几乎每天都在见证着生与死的更替。或许某一天，在还没来得及准备的时候，死亡就降临在我头上。命运就像一把风骚的枷锁，一旦套在了你的身上就无法挣扎，只要乖乖就范。它会不辞劳苦地制造着你现在抑或是将来的境遇，把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把白天鹅变成丑小鸭。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在平静的日子里度过。于蓝要养伤，汪敬尧要照顾老婆，同时还在期盼着总理的回信。索飞则每天都往北大的生物实验室跑，去研究那几根头发丝的秘密，他希望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到约翰李最近都呆在什么地方。
约翰李死了，与他一同被于蓝取了性命的人还有两个。不过从他们身上并没有找到任何能表明KAC集团目前藏身之处的线索。无可否认，约翰李是个十分麻烦的家伙，所以他死后，我们的麻烦也少了许多。值得抱怨的是，于蓝下手也太狠了，至少留一个活口呀。不过她能保全性命也算万幸了，结局也并不是她能控制的，所以乐观地讲，她这次的复仇行动是成功的。
索飞的检测结果出来后，我们在于蓝那间挤满了莫奈油画的复制品的卧室里像专心致志的小学生一样听他分析。此时，与于蓝已经能下地走动了，只是腰上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需要长时间躺着，医生说这样才能好的快些。
“这些绿色头发经过检测，当中的铜含量是普通人头发的7.5倍，铬含量是常人的3倍，硒含量只有常人的1/3。头发中的微量元素，一部分来自水一部分来自食物，但是铜、铬、硒这三种微量元素极少出现在食物中，因此，这三种微量元素的异常是水分造成的。一个地区，水资源的金属元素含量的比例和土壤中水分的比例是极为接近的，从土壤研究所给的信息来看，目前各地的水质检测没有一个最新和最完整的数据，所以只能以土壤的数据作为参考。从土壤研究所搜集的最新数据来看，全国范围内土壤中铬含量较高的只有两个地区：一是河北省东北部，另一个是黑龙江省中部。铜含量较高的地区就比较，一般都是在矿区周围，但是要同时至少符合铜的高含量、铬的高含量这两项，只有一个地区。黑龙江没有铜矿，河北省东北部有几个较大的铜矿产区。所以推论是，一个带有异曲甘酶的人饮用了那里的水源，时间不用长，两周就可以以让头发呈现出绿色。更细的我说了你们也不会明白，在这片区域，总共有大型铜矿两座，小型铜矿11座。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座采矿场其中的一个附近，就是约翰李曾容身的地方，范围扩大一点也可以包括北京辖区东北角的两座铜矿。当然，这也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新基地所在。”说完这些，索飞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矿场分布图递到汪敬尧手中。
“亲爱的博士，我有些情不自禁的想要夸奖你了，你在讲那些条条框框的时候，性感极了！”于蓝嗖地坐了起来，兴奋地从汪敬尧手里抢过地图，补充道，“我真的无法想象我们这一帮人缺了你会怎样，或许早已经葬身在那片该死的树林里。关键时刻还是你那些东西靠谱。”
“可是这片区域也不小了，比得上十几个北京城的面积了。找起来也未必容易，如果他们再把基地搞到地下去，搜索起来就困难重重了。要是等我们找到了，他们又像上次那样提前来个金蝉脱壳，我们该怎么办？”他们的过度兴奋，并没有使我更加乐观。
“你就知足吧，已经把目标范围从直径1千公里的大圆圈缩小到了巴掌大的地方，这简直就是形势大逆转啊。一旦有了明确的方向，找起来就容易多了，参观到他们新窝点也只是时间问题了。空地搜索立体推进，我想应该不出一个礼拜就能搞定。如果是在地下，那就用磁脉冲能源探测仪，地表以下30米，只要他们在使用能源，就一定会被捕捉到。当年伊拉克战争中，AM国佬就用这东西找到了萨达姆的地下藏身处。”索飞说。
“我明白晨风的意思，他担心的是不是这个。”汪敬尧听出了我的话锋所指，便说道，“放心吧，这次绝不会在走漏风声了。其实我大概知道是谁干的，只是目前还拿他没办法。现在只要等到副总理的回应，后面的事就都是小事了一桩了。”
“你把握大不大？”于蓝探口风似的问。
“只要信到了他手中，就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样的事情，如果总理都不过问，那我也只能对我们的祖国感到失望了。”
“是直接交到他手中吗？”我又问。
“没错，我那远房亲戚负责为他打扫办公室，偶尔会见到他本人，为此，经常有人找她递给总理上访或揭发信件一类的东西。她用这份差事养活了一家人，这的确是个好差事。”说着，汪敬尧自嘲般地笑了起来。
大家都会心一笑，却不知是因为汪的表情滑稽，还是已经看到了胜利曙光的欣喜。
5月30日这天，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生了一件在索飞看来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则新闻在公众媒体很少被提及，却在科学界掀起一股飓风。AM国著名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宣布，他的研究所制造出了史上第一个人造生命。虽然他只是用了一些无机物制造出一种叫做藫状支原体的微生物，却引起AM国当局的强烈反应，伦理、法律和公共安全界同时发出质疑声浪。AM国国会众议院要求他出席特别听证会，总统******得知后，立即要求AM国生物伦理委员会督察此事，还指示该机构评估这项研究成果对医学、环境安全等领域带来的任何潜在影响、利益和风险，并向联邦政府提出行动建议。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这项技术早已被攻克，它面对KAC计划就好比蚯蚓对蛇。如果说仅是小小的微生物就能让他们大动干戈忧心忡忡，那么当他们知道了KAC计划已经制造出了人类的新物种时，又该是怎样一种恐慌呢？有一点可以承认，中国在未雨绸缪上往往都比西方国家慢半拍。危险发生之前我们总是高枕无忧，尤其是在涉及了科学的时候，因为决策层不太懂这个，又自以为西方人会在前面为我们担忧。于是很多时候，欧AM国家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就成了我们眼里的权威。
可想而知，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因为第二天，汪敬尧就等到了副总理的回应。我一时激动得跳了起来，大家都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一样，开怀畅饮了一番作为庆祝。然而这只是走向胜利的一小步，之前的经验已经告诫我不要过早地乐观，尤其是在这件事情商。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总理亲自接见了国安部长，并跨了无数个级别见了汪敬尧。接下来，国安部发生了人事变动，汪敬尧的顶头上司被撤职查办，一并处理的还有另一名特勤人员。
汪敬尧告诉我们说，那名局长就是通风报信的人，而那个唯一被处理的特勤队员就是那天昏迷在车里的其中一个，他被局长安排过去蹲守，配合KAC集团导演了一出苦肉计。
“当他买晚餐回来时，趁另外一个人不注意，往他体内注射了氯胺铜昏迷剂，然后又配合KAC的人制造出自己被袭，敌人又伪装成自己袭击搭档的现场假象。他万万没有想到，留在现场的注射器上的指纹出卖了他。”汪敬尧说，“原本我们想从我那上司的口中得到KAC集团的最新去向，但对手太狡猾了，并没有透露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那只能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去找了。
在清理了门户之后，国安部火速拟定了一项代号为“绝密1062”的特殊任务，汪敬尧获得现场全权指挥，我们三人配合行动。命令下达当天就调动了国安部与北京国安局2/3的情报以及特勤人员、某武警支队，以及公安系统的干警数百人对目标区域（包括北京密云县与河北省东北部十三个县的铜矿区周边地域）进行了辐射式的地毯搜索，外加七架直升机的空中侦察。
这一个阶段的行动一致持续了一周多，而我们三人也没有闲着，跟随国安局的人对已知的KAC涉案人员的家属进行24小时监控。
6月10号清晨，电话里传来汪敬尧兴奋的声音：
“地方找到了，在承德境内的小寺沟，明天凌晨行动！”
我们都异常激动，索飞迫切地翻出何维三的照片两眼泛花，而于蓝则打开一瓶红酒要请大家喝一杯。我却装模作样地翻出于蓝的武器库，盘算着明天带什么武器过去。
该是了结的时候了。我心里想，不禁为这半年来的压力感到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