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大校记者与200位开国将军
每个人的缺陷在童年和少年时就已注定；每个人的欲望和力量的底色也在童年和少年时抹涂、定型。上帝是公平的，童年少的，青年补偿；青年过足瘾的，晚年收回。苍天中隐隐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规律在闪烁，对你诡秘地眨眼微笑。
家贫的人，对金钱的追逐是常人的百倍力量；受辱的人，对权力的掠夺胜过常人千倍；貌丑的人，对情色的奔突胜过伟哥制造商的销售量。一个人的脾气好坏，一个人的嗜好雅俗，一个人的精力高低，离不开他的原点，离不开他所受的刺激，离不开他自身缺陷所造成的落差冲荡。
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曾有概括性的结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吴东峰，1951年出生，六岁时，吴东峰的父亲——一位新四军南下干部，在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的位置上被打成了“右派”，放逐到农场劳改。不知什么原因，吴东峰盯上了“将星”。我想原因有二，一是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吴东峰等他懂事时，父亲早已脱下军装，又遭厄运，家庭里有一颗童心的好奇被抑制了。二是1968年，中国最高贵的颜色是红色，中国青年最希望穿上的颜色是国防绿。吴东峰1968年春于浙江温州参军，并在南京担任当时的江苏省军管会的警卫任务。在这年冬天，他心情激动地见到神秘而又传奇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军管会主任许世友将军。当时，他和十几个警卫战士第一次见到许司令，他们见许司令像见毛主席一样，分列两排，手里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本，齐声喊着：“向许司令学习！向许司令致敬！”许世友从他们中间穿过，低着头，没有笑脸，连手也没挥就走了。
将军就是将军，与众不同。这个细节，事隔36年，吴东峰依然记忆犹新。
195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雄起”的年份，大事多多的年份。第一个五年计划冷静、大气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毛泽东依然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天王老子也不怕的劲头，对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谈话时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
张百发青年队靠节约43吨钢筋头一炮在中国打响；肃清反革命运动拉开了帷幕；治理黄河摆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指挥部的高级将领和指挥部全体人员离旅顺口回国，回国前，苏军把所有的文化、卫生、福利等设备全部无偿地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旅顺口地区部队。
195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六年。解放全中国的硝烟远去和抗美援朝的炮声刚刚消遁。中国军人等了很久的一件大事发生了。在中南海，由毛泽东主席为元帅们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命令状和勋章。第一个领授军衔与勋章的人是朱德元帅，毛泽东为第二个颁发军衔和勋章的人是彭德怀元帅。同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也隆重地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仪式。在将官授衔典礼仪式上，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周恩来总理的授衔命令，授予粟裕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习仲勋宣读完命令状之后，由周恩来向共和国的将军们颁发命令状和勋章。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自己的10位元帅，而且有了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而少将人数从1955年的1359名，至1965年已上升到1613名（后补部分均是1960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的）。
授衔仪式后，在秋光融融的夜色中，中南海怀仁堂的草坪上，响起了周恩来那极具磁性的话语：“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胜利，为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为元帅、为将军们和所有荣获勋章的有功人员的健康而干杯！”这句话许多开国元帅和将军都听到了，他们中许多人在离开人间时，还仿佛听到这句话在耳边回旋。
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有许多笔杆子，也有许多大秀才，但没有一个像吴东峰那样，孤寂地敲门，静静地写作。他忽东忽西，访南谈北，先后采访了二百多位开国将军。他笔下的将军如智慧粟裕、幽默陈赓、刚烈许世友、机智王平、“铁嘴”
孔庆德、旷达李德生、“活地图”李达、“疯子”王近山、狂放钟伟等，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一经发表便被媒体争相转载，引发了一波波将军报道的热潮。
如果按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衔制六级十九等划分，让你选三种称呼，我相信，只有元帅、将军、士兵；如果只选两种，也就是将军和士兵。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而拿破仑更是一针见血：一个狮子统帅的绵羊部队，胜过一个绵羊统帅的狮子部队。点明了元帅、将军的特殊作用。这是闲话，吴东峰按照军衔序列来讲是大校，是离少将最近的一个军衔，对于99%的军人来讲，将官是最难逾越的一个台阶，更何况是开国的将军。那是用生命，用鲜血，用多少士兵的尸体、多少吨的子弹和炮弹才熬出一颗将星？
他们中许多人已经作古，许多将军接受了吴东峰的采访之后，留下的录音、照片和信件，已成了绝唱、遗照、遗墨。
田炳信：你采访了200位将军，这个数字准确么？
吴东峰：准确地说，已超过200位将军，陆续发表了访谈稿件的有100多位，已经写进专着中的有50位，我准备再写50位，写够100位。
田炳信：是什么促使你以采访将军为主题，采访第一位将军的原因是什么？
吴东峰：我采访的第一位将军是许世友将军。1968年，我在江苏南京当兵，当时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兼任江苏省军管会主任，后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我们这个团刚好在许世友官邸担任警卫任务，团长是许世友的一位前秘书，这个团相当于许的“御林军”。许世友当时住在中山陵8号，二营就在那里警卫，负责保卫工作。我们三营在南京市警卫省军管会。我最早见到他是在军区第二招待所，当时许将军到那里开会，我们出于对他的崇拜，都要求要见他一面。于是连长就安排我们在走廊上列成两排，等候许司令出来。许司令一开完会出来，就行色匆匆大步离去。那是我第一次见许世友将军，是作为一个小兵的身份向他致敬，还没有机会跟他交谈。我不知道当时将军有何感想，而我们这些新兵却激动得兴奋不已，当天晚上许多人趴在床沿上给家里写信，报告这一特大喜讯，说：“我见到了许司令！”
见到的第二位将军是王平上将，他是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委员。当时他是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并关押在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我们负责警卫关押。这些被关押的“走资派”行动受到限制，任何行动都要报告批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对话：“报告！”“干什么？”“上厕所！”“去！”洗澡时，也是由我们带队，后面跟着一溜被打倒的老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当然也包括王平。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孩子多，每到星期六、星期日家人可以探视，每次来都是一大家子，带些吃的、用的来。
田炳信：这两个人都是上将级人物，都是在你当士兵时候见到的？
吴东峰：对，但有不同。这两人一个是得势，一个是失势，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对他们都很好奇。当时社会上流传他们的故事很多，如传说许世友的老婆进房不喊报告，被打死；还有他飞檐走壁，与主席捉迷藏，贴在桌底下，毛主席找不到，等等。这些都是传说。我没有想到后来我对这两位上将都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王平上将还为我写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条幅来表达他的心情。
后来到新华社驻南京军区当记者，就直接面对将军们了。因为是职业身份要求，经常列席军区常委会和其他有关会议，那时大军区领导起码都是开国少将。
当时还没有写他们的打算，写将军是从许世友开始。产生写将军的念头是这样的：许世友越战回来后，定居南京写回忆录，我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报道，约好下午两点见，老地方——中山陵8号。我提前几分钟到，两点一到，就听楼梯响，“咯噔咯噔”下来，很准时。他坐下后，未容我开口，劈头就问：“记者同志，你要我谈什么啊？”采访许世友是困难的，他确实是大老粗，我只是个营级干部，对他还有点害怕。准备了很多的问题，但他话不多，总是三句半。比如我问他：
“首长，想请你谈谈打仗的情况？”他就说：“一靠的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支持；三是勇敢不怕死。”“你负过几次伤？”“我负伤多了，一身都是疤，一次手臂负伤，把子弹一拔，取出来，用冬瓜瓤子敷一敷就好了。”将军回答问题就和他打少林拳一样干脆利索，三言两语答完就会问：“记者同志，还有什么呢？”幸好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采访得以顺利进行。
田炳信：许世友为什么写回忆录呢？
吴东峰：许世友说他现在写的是抗战时期在山东的回忆录，红军时期不好写，因为和张国焘有关。我的问题很长，他回答问题很短、很直率。我还特意问了毛主席让他读《红楼梦》的事，他说自己已经读了四遍。后来秘书告诉我，他哪里读得懂《红楼梦》啊，连金陵十二钗也搞不清楚。这是许世友的狡猾之处。
这是我第一次与我军高级将领面对面地谈话。还谈到在少林寺当和尚的传说，他当年与地主少爷打架，把人家打死了，躲到少林寺去谋生。当我问他，你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吗？他说，我没有当过和尚，在少林寺打过杂役，也就是长工，因为我没有受戒。这是许世友亲口所说。但现在许多书都说他是少林寺和尚，那是不对的。我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记者。他一身的伤痛，为了治脚痛，绑腿，塑料袋装热水，用绳子缠起来绑腿。他确实是脾气暴躁，很孤独，每年参加春节晚会，就他一个人坐前排，其他人坐在第二排。他讲话也没有什么逻辑性，东一句，西一句。
田炳信：许世友将军敢说敢干，打仗勇敢，身先士卒，个性也极具张扬，这种性格又极具张扬的将军恐怕不多了。
吴东峰：从性格上来讲，他像张飞、李逵、牛皋这样一种人。说起话来，直率干脆。许世友将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着江青说：“你张狂什么，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言罢奋臂挥拳，江青愕然变色。
1982年，中顾委华东组在南京开会，许世友愤然说：“江渭清、张春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要杀掉。为什么不杀？就是毛主席老婆，也要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什么不同罪？”当时江渭清正坐在对面，聂凤智将军连忙纠正说：“不是江渭清，是江青。”会场一阵笑声。
那时，我对许将军出席的会议都争取参加、记录。对他原来是一种传奇的、高高在上的形象，后来慢慢接触，觉得是普通人的形象。后来参加追悼会，他比较特殊，搞土葬，邓小平特批，只此一例（所有将军中唯一的一位）。当时许世友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支持他的人很悲痛，反对他的人也有放鞭炮的。许的遗体运回河南老家，都是半夜里路过大城市，怕影响不好，凌晨下葬。棺木里放茅台酒，100元人民币。后来我就收集了一些材料，写了一篇《魂归大别山》，可以说是第一篇写许世友将军的报告文学，也是第一次披露了将军土葬。到处转载，十几年过去了，到现在网上还在转，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田炳信：你采访的都是开国的战将，像许世友、张爱萍、萧克、陈士榘、刘震、聂凤智、李德生、张震……中国的整个20世纪，几乎都充满了他们的影响。
把这么多位将军纳入自己的笔下，写完他们后，你觉得与现在和平时期的将军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