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甘肃省委统战部收到一封署名信，反映汉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信仰藏传佛教的情况。大意是说，在某个活佛座下聚集了一批党员干部，执弟子礼，学习密宗。这些人中，有副省级干部、地级干部、县处级干部，还有兰州军区的师级干部，信仰十分虔诚。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信仰佛教，共产主义信念丧失殆尽，最终因贪污等罪身陷囹圄。近些年，各寺庙大兴烧头柱香之风，领导干部、大款富婆趋之若鹜。节会期间的佛道名山十方信众扶老携幼前来朝拜，烧香拜佛者络绎不绝，其中就有很多是党员干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党员干部见寺就进，见佛就拜，见功德箱就捐钱，口中“阿弥陀佛”不断，腕上系念珠，腰系红绳。这种情形，恐怕完全用有趣、好玩是解释不通的。种种情况表明，党员信教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过去在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中比较突出，现在在汉族党员干部中同样比较突出。如果说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信教还有一定的特殊性的话，汉族中的党员干部信教不应当有任何理由。
党员信教的原因比较复杂，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与传统文化有关。汉族历史上虽然一直没有形成足以让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但神鬼观念、佛道思想的影响却根深蒂固。脱胎于这种氛围的某些党员，世界观的改造并不彻底，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个神在主宰着自己的命运，自觉不自觉地对其产生敬畏进而膜拜。他们在入党之初可能是好的，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生经历的坎坷，那个冥冥之中的东西就出来作怪，思想就向神靠拢。二是与个人命运有关。一些人经受不住命运的折磨，在经历了宦海沉浮、诸事不顺的情况下，思想变得消极起来，到宗教里面寻找慰藉。三是与思想教育有关。客观地说，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内容、方法等方面没有探索出有效的路子，思想教育工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党组织不了解党员的思想状况，更谈不上做工作，在党员发展上只重[量不重质量的问题也是存在的。
对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领导十几亿人民进行现戎化建设的大党来说，有几个党员信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很多党员信教，更可怕的是还有很多预备信徒，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难以想象。党中央对党员信教问题十分重视，政策界限也比较明确，但真正有几个党组织按中央政策去做了，值得怀疑。普遍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党的组织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对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中央的政策规定放在案头上、书柜里面而不去执行，放松对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对党员信教问题情况不明，底数不清，对信教党员的思想教育不够，处置不力。凡此种种，不仅助长了党员信教问题的泛滥，而且为党的健康发展埋下了祸根，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
题十：民族干部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20世纪80年代末，某省一名少数民族副省长因处理一起涉及全省的宗教问题而被人误解，遭到了来自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和公安部门（少数警察）的双重压力，无奈与愤怒之余，他挥笔给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了辞职报告。少数民族信教群众认为，他身为少数民族副省长而不替少数民族说话，是民族败类；公安部门（少数警察）认为，他身为党的领导干部不能替党说话，为党工作，有民族主义思想和宗教情结。于是双方都通过打电话等多种方式发泄不满，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一些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也跟着起哄，一时间，这名副省长身心疲惫，冲动之下做出了这样的抉择。
这起事件的结果当然是省委、省政府对其工作给予了肯定，挽留他仍然当着副省长。笔者也曾亲耳聆听某高级领导干部在一次有关宗教的会议上讲话指出：宗教方面的有关政策之所以执行不力，不是群众不觉悟，而是一些民族干部的认识上不去，根子在民族干部身上。在宗教工作中，少数民族干部确实存在着两头受气，两头不讨好，在夹缝中生存等情况，过得很不是滋味，大者如副省长都遭此境遇，何况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一般干部乎？笔者忝列民族干部之列，对此有切身感受。这就引出一个话题，民族干部在宗教工作中到底能不能信任，必须给个理由。
毫无疑问，民族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对党有深厚的感情。总体而言，他们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旗帜是鲜明的，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坚定的，在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宗教工作方面，他们还有着先天的优势，这就是党和政府信任民族干部，把他们安排在宗教工作岗位上的理由。但是，他们也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性毛病，看看吧，他的父母是宗教徒，兄弟姐妹是宗教徒，亲戚朋友还是宗教徒，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谁又能做到超然物外呢？我们看民族干部在宗教工作中的作为，要立足于民族干部的特殊性，主要看他们能不能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能不能按党和政府的要求去开展宗教工作，而不要抓住他们的缺点和毛病不放，不能求全责备，特别是不要把他们在生活中适当尊重和随顺民族风俗习惯的作为当作信仰宗教的把柄而加以诋毁。目前，有大批民族干部工作在宗教工作战线，党和政府应当充分相信他们，放手使用他们，对他们的优点要用足用活，对他们的缺点要批评指正，关键是要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不断克服缺点和不足，不要等到问题闹大了再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民族干部的健康成长，才能发挥好民族干部在宗教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要教育党员干部正确看待民族干部，各民族干部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党的宗教工作作出贡献。当然，对于那些丧失共产主义信念，失去党性原则，在宗教工作中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少数民族干部，除了要调离宗教工作岗位外，还要视情节按党纪政纪处理。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民族干部，要想赢得党和政府的信任和社会各界的肯定，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党的干部。在宗教工作战线上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要想做好工作，必须寻找到几个平衡点。
首先要在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少数民族信教群众的具体利益、局部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有很多自己的利益，总体上看，这些利益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有时会发生局部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把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教育和引导信教群众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只有实现了最高利益、整体利益，具体利益、局部利益的实现才有可能。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民族干部还要反映少数民族信教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使党和政府在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地兼顾他们的具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如果民族干部不能反映少数民族的真实想法，党和政府不会满意，信教群众也不会满意，民族干部的所谓优势也就丧失殆尽。
其次是在党的宗教政策与信教群众的要求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充分反映并吸收信教群众的合理意见，以便我们的政策更切合实际，更加科学。另一方面，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既要充分照顾信教群众的合理要求，又要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教育和引导信教群众按政策办事，维护党的宗教政策的严肃性。
其三是要在党和政府的要求与群众的期望之间寻找平衡。民族干部首先是党的干部，其次才是少数民族的一员。作为党的干部，要把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第一要务，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
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信教群众对他们又有很多期望，总希望他们为信教群众多说话，多办事。总体上看，党与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没有大的冲突，但在局部地区、具体问题上可能会出现磨擦。这个时候，民族干部首先应当模范地执行党的要求，尽可能地发挥自身优势，多做疏导教育、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工作。对于极少数坏人的违法行为则要依法坚决处置，绝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同胞而加以庇护或同情。在涉及祖国统一、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等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是民族干部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这个时候，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态度左右摇摆，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按党的要求去办事，那就丧失了一名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起码原则，理应遭到包括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在内的所有人的唾弃。
从事宗教工作的民族干部除了具备一般干部的素质外，在宗教工作中能够做到这三个方面的平衡，就可以成为党和政府信任的、信教群众满意的宗教工作干部，也就不致于频生许多烦恼。
说明：
本文作于2002年10月间，是尝试用随笔的方式研究严肃的宗教问题的探索性文章。
本文获2002年度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甘肃省处理宗教方面突发性事件的几点做法和体会
甘肃省是宗教工作任务繁重的省份。全省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五种宗教，信教群众约290万人，宗教活动场所5200多座，宗教教职人员20，000余人。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维护了宗教领域的团结稳定，为全省改革、发展和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全省宗教工作的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宗教和涉及宗教的突发性事件经常发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省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在当前新形势下，研究处理突发事件的对策措施，正确处理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宗教领域的团结稳定，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甘肃省宗教方面和涉及宗教的突发事件的主要原因、表现形式、主要特点及主要做法作一探讨。
一、突发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省宗教方面的不稳定因素增多，频繁发生矛盾纠纷，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是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年代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受其影响，信教群众内部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在分化组合，面临新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其内部各种固有的矛盾逐渐暴露，新的矛盾不断出现。二是在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新形势下，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重新调整和划分，人们正在经历着从注重宗教传统向注重个人利益的深刻思想变革，由此而引发的利益之争日趋激烈。三是信教群众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育不足，从而导致受教育程度低下，政策、法制观念淡薄，信仰层次处在感性阶段，遇事情绪化，鲁莽冲动，容易诱发矛盾。四是宗教工作的形势发展很快，新形势下的宗教问题复杂多变，但相应的政策、法制建设滞后，加上一些人在理解、贯彻政策时出现偏差，甚至公开侵害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引发了很多矛盾。从突发事件的具体诱因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因落实宗教房产政策的遗留问题引发矛盾。目前，甘肃省落实宗教房产政策的工作已基本结束，但仍有一些遗留问题，如该落实的未全部落实，异地落实后群众不满意要求落实原址等，由此引发了一些矛盾。1992年，积石山县某清真大寺要求扩建清真寺，在尚未批准的情况下，强行占领了原址，由此引发了大规模冲突。永昌县穆斯林群众要求在和原清真寺兑换的地址上新建清真寺，有关部门以城市整体规划不允许为由拒绝，造成部分群众连年上访。
(二）伤害民族、宗教感情的出版物引起群众抗议。这类出版物引起的矛盾多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此之后也经常出现这类出版物，但群众都能比较理性地看待，多是通过写信等方式向有关部门反映，相信党和政府能够依法处理，要求集会游行的少了。近年来，由于宗教内部非法出版宗教书籍引发的矛盾增多。2001年，平凉市个别阿訇撰写、翻译了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非法出版，因有攻击苏非派的内容，在平凉某些门宦群众中引起反响，他们到地委上访，并在清真寺挂出所谓“圣战”的标语。兰州《穆斯林通讯》刊登的有关文章，引起广东省穆斯林的不满，2002年2月，广东省伊斯兰教协会致信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表示抗议。甘肃省佛学院某教师无视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一次性准印证，非法连续出版《世纪新声》刊物，引起一些藏传佛教界人士的反感。非法出版物和伤害民族、宗教感情的出版物虽然多年以来没有引发过抗议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引发矛盾的可能性，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这类出版物的管理。
(三）争夺教权引发矛盾。这种矛盾主要发生在伊斯兰教内部，引发矛盾的根源是门宦内部道统继承和权力交接机制不完善、不健全，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个人争夺门宦掌教人位置，互相指责，引发矛盾。广河县撒拉门宦内部的纷争即由此引起。该门宦规定的道统传承方式，最主要的有两条，即“传贤不传子、认物不认人”，但对何为“贤”似乎未作规定，对“物”（传教凭证等）如何由上一辈转给下一辈，规定也不明确，留有很大的权力争夺空间，不同的群体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因而引发矛盾。
(四）争夺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权引发纠纷。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同一活动场所的同一教派的不同利益集团（如不同家族）和个人（如有经济实力的人），为了在该场所的管理中争得优势地位和更多的发言权，借机攻击对方，引发矛盾。全省闹矛盾的很多活动场所特别是清真寺都是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同一场所内部不同教派、不同门宦的群众闹矛盾，一般情况下，处于少数地位的教派、门宦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而引发矛盾，最终导致分坊建寺。另外，其他地方的教派矛盾也会影响到不同教派共同拥有的清真寺中，导致分坊建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