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争夺信教群众引发矛盾。这种矛盾主要发生在伊斯兰教的不同教派之间。一些人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赢得更多的群众，标榜正统，有意无意地抬高自己，贬低别派。临夏市某清真寺的阿匍因在讲“瓦尔兹”时批评了别的门宦，引起当地各门宦的反感，共同要求罢免其在临夏市的教长职位，该阿訇在聘请到兰州某寺后，部分门宦又联合起来反对。
(六）争夺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支配权。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城市中那些自养情况好的宗教活动场所，寺管会个别成员往往胡支乱花，加上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不公开、不民主，引发很多矛盾。这类矛盾比较普遍，群众意见也很多。
(七）其他社会问题反映到宗教方面引发矛盾。近年来，在宗教内部的纠纷中，突出的一个现象是，许多社会问题如个人恩怨、家族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争等，多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很多社会问题被披上宗教的外衣，社会问题转化为宗教问题的现象比较普遍。东乡县某乡的两个村分属不同的教派，甲村因拓宽道路要占乙村的土地，乙村不同意，双方都在教派问题上作文章，使一般性社会问题转化为宗教问题。
(八）因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体制不顺引发的矛盾较多。肃南县马蹄寺寺管会与当地文物主管部门过去围绕寺院的管理权引发过矛盾，2001年，文物部门要强行维修有关洞窟，而信教群众不同意，由此引发了双方的矛盾。武威雷台观长期以来由文物、园林部门管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此有不同意见。兰州市基督教大堂修建完成后，省、市“两会”围绕谁来管理大堂等问题引发矛盾，迄今不能解决。
(九）因宗教渗透引发的矛盾。在藏传佛教中，由于达赖集团的渗透，存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1998年，达赖认定的所谓活佛突窜至夏河县阿木去乎寺院，经过有关方面艰苦细致的工作，将其驱逐出境。在天主教中，由于梵蒂间的支持，地下势力经常举行非法活动。1998年，天主教某教区地下主教去世后，地下势力拟举行大规模的葬礼，并拟把地下主教埋葬在某教堂的祭台下，被我坚决制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宗教方面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将更加激烈，非法活动、突发性事件也可能不断增多，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十）因贯彻政策出现偏差或工作不力引发矛盾。我省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和统战宗教工作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学习研究不够，理解不深，遇到突发性事件时，或者惊慌失措，被动应付；或者凭感觉、凭经验、凭个人意志；或者对存在的问题置之不理，任其蔓延扩大；或者不负责任地上交矛盾；或者有关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不积极主动地去处理；或者平时不注意调查研究，不注意排查不稳定因素，不能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凡此种种，都引发了很多矛盾和纠纷，使矛盾不断升级、扩大和蔓延。
我省宗教和涉及宗教因素的突发事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集会游行。《性风俗》和《脑筋急转弯》两本书在市场上流通被发现后，群众认为严重伤害了民族、宗教感情，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在全省各地都引起了普遍反应，纷纷要求集会游行，以示抗议，政府有关部门都批准了其申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活动。在这些抗议活动中，总的看，意思表达正常，秩序比较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再未发生过类似的大规模集会游行活动。
(二）发生群体性械斗或其他群体性违法事件。广河县撒拉门宦内部争斗，在全省至少引起三起群体性伤害事件，死亡4人，伤数十人。临夏县某清真寺内部发生纠纷，部分群众在一信教群众家中礼拜，寺管会主任率领另一派部分群众拆除了其新修的房屋，造成数万元经济损失。在很多矛盾中，当事双方均以“武力”相威胁，或扬言取某人的人头，或扬言要铲平某地，甚至有人以“圣战”互相威胁，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三）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多数情况下，当群众的要求在当地得不到满足后，就互相串联、有组织地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临潭县清真上寺内部发生矛盾纠纷后，由于当事一方群众对当地的处理意见不满，于2001年5月，组织近百名信教群众集体越级到省委上访达3天。有的还鼓动妇女儿童大规模上访，如2001年9月兰州市部分信教群众因反对聘请某阿訇到兰州市某清真寺开学，鼓动部分妇女儿童越级到市委上访。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和鼓动妇女儿童上访，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动向。这表明，在处理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中，基层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同时，部分群众认为把事情闹大，就会有人处理，就会满足自己的要求。
(四）围攻党政机关、党政领导。在上访活动中，在党政机关门口、院内静坐示威，埋锅造饭甚至开展宗教活动，围攻党政领导的现象比较普遍。平凉格地目派与撒拉门宦发生矛盾后，格派部分群众对平凉有关方面的处理决定不满，300多人集体进驻地委大院，锁住大门，在里面埋锅造饭做礼拜，围攻前来做工作的地委领导达数小时。在类似事件中，个别人认为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政府不会采取过硬措施，有恃无恐，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言辞激烈，气焰嚣张，合理的诉求演变为非法行为。
(五）互相串联。事件发生后，当事双方通过电话、派人联系、写信等多种方式与外地联系，要求声援。一些人也遥相呼应，或者向党政机关写信施压，或者连续上访，或者到现场直接参与矛盾纠纷。平凉格、撒两派发生矛盾后，撒方给全国和全省的信教群众写信、电话联系或派人串联，要求声援，新疆、宁夏、内蒙、河南和省内各地的该派群众纷纷信访、上访，要求公正处理。
甘肃省宗教方面和涉及宗教的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有：
(―)不可预见性。这是突发事件的一个显着特征。在宗教方面，很多事件在事先毫无征兆、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使我们措手不及，被动应付。如1989年由《性风俗》引发的风波，1993年由《脑筋急转弯》引起的风波，事先很难预料有关部门竟然能够审批这类书籍，也难以预料在市场上发现这类书籍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在全省各地同时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二）群众性。很多突发性事件，动辄有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万人参加，如在《性风俗》、《脑筋急转弯》引发的风波中，短短几天时间，各有20多万和30多万人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在这些事件中，个别坏人和绝大多数群众掺杂在一起，无理取闹和正当要求掺杂在一起，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惨杂在一起，民族冋题和宗教问题惨杂在一起，让人一时弄不清事件的真相，不好判断事件的性质，很难控制事态发展，十分复杂和敏感。
(三）盲目性。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少数人挑头，多数人盲目参与，有的甚至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在有的事件中，少数挑头的人为了制造声势，引起重视，实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在有的事件中，参与的群众虽然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由于多数人盲目参与或被人利用，事件的非理性色彩浓厚，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采取的方式偏激，方法简单，言语冲动，甚至把有理的变成无理的，正当合理的要求被违法犯罪的方式所取代。
(四）反复性。突发性事件在处理的过程中经常反复，或者与群众代表达成的协议群众不同意，或者今天达成协议而明天又被推翻，或者这部分群众同意而另一部分群众不同意，或者对立的双方一方同意而另一方不同意。如1999年平凉地区处理格地目与撒拉门宦的矛盾，先是撒派不同意处理方案而上访，改变方案后格派又不同意，引起上访。因此，确定的工作方案经常变化，工作需要反复去做。
(五）连锁反应。有些事件，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如《性风俗》和《脑筋急转弯》在全省各地同时引发波动。有的事件在某一地发生，通过串联等方式迅速蔓延扩大，在其他地方也引发矛盾。广河县撒拉门宦掌教人马世奎于2000年去世后，围绕教权继承问题形成两派，双方互相指责，以致在广河县城引发了数千人参加的“11-20”群体性械斗事件，在兰州市和临夏县也引发了群体性伤害事件。因此，处理这方面的问题要有全局观念，既要做好重点地区的工作，其他地区也应配合做好工作，上一级主管部门要统筹兼顾，指导有方。
四、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几点做法
多年来，甘肃省在处理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当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坚持疏导教育、化解矛盾、加强团结、维护稳定的方针。近年来，甘肃省宗教方面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大量的、基本的和主要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方面的矛盾，在指导思想上，我们不夸大矛盾性质，不无限上纲上线，不激化矛盾，不人为树立对立面，采取了较为宽容、温和的态度，尽量照顾群众的正当情绪，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通过疏导教育去化解矛盾，达到加强团结、维护稳定的目的，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对甘肃省处理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社会各界是满意的，认为指导思想对头，措施得力，方法得当，效果明显，既处理了问题，又没有留下后遗症。在去年开展的伊斯兰教问题调研中，我们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了社会各界对甘肃省处理伊斯兰教方面重大事件的看法，有44.34%的人认为处理是“好”的，有41.86%的人认为处理得“比较好”，只有2.09%的人认为处理得“不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各界对甘肃省这方面工作的肯定。
(二）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上级指导的原则。确定哪里出了问题由哪里解决，哪一级出了问题由哪一级解决，下级不上交，上级不收缴。在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下一级难以处理的情况下，由上级指导但不参与具体问题的处理，下级把上级的指示变作自己的意见去执行。对矛盾和纠纷的处理，越基层越好，级别越低越好，避免把矛盾和纠纷人为地引到上级，留有充分的回旋余地，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各级都能负起责任，特别是基层的积极性和在宗教工作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永靖县自1998年实行宗教工作目标责任制以后，有70%的矛盾纠纷都由乡上出面解决，临夏县2001年发生的26起矛盾纠纷，有98%都解决在乡村一级，避免了矛盾的蔓延和扩大。
(三）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一个声音，步调一致，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工作。问题发生以后，由党委、政府的领导出面，召集统战、宗教、政法、公安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共同分析形势，统一部署任务，形成一个意见，然后分头去做工作，避免政出多门，自乱阵脚。在处理宗教方面的敏感问题上，要依法、公正、合理解决事端，不偏袒任何一方，一碗水端平，按照政策和法律，谁错就处理谁。同时，对与事件有联系的民族干部，一般采取回避制度，避免节外生枝。各有关部门要形成统一的声音，决不能自行其是，互不通气，如果形不成合力，就很容易把问题复杂化，增加处理的难度。
(四）在工作方法上做到“五个结合”，区别“五种情况”。要做到的“五个结合”，一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对政策性、原则性问题一定要坚持，绝不能退让，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采取灵活的策略去处理。二是教育引导与依法处理相结合。对大部分群众，主要立足于教育引导，但对个别挑头闹事的，采取训诫等措施，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三是疏与堵相结合。对群众性的问题主要是疏导，但对有些问题采取从源头上堵住的办法，不使其扩大蔓延。四是冷与热相结合。对有些问题，要善于抓住时机，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去处理，但对有的问题则先降温，放冰放凉，待时机成熟后再处理。五是宽与严相结合。宗教问题是群众性问题，突发事件往往有很多群众参与，又比较复杂和敏感，对群众要适当宽容一些，打击面、处理面不宜太大，但对个别坏人则严肃处理。对有的人，如果在宗教问题上不好处理，则从其他方面入手处理。要区别的“五种情况”，一是把大多数群众与极少数坏人区分开，立足于团结、教育、争取绝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二是把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区分开，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混淆矛盾性质，不夸大事实，不掩盖矛盾。三是把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区分开，避免互相转化，形成复杂局面。四是把合法的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区分开，依法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打击犯罪。五是把宗教问题与一般性社会问题区分开，坚决防止宗教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互相转化。
(五）在工作过程中处理好“五种关系”。即上下级关系，与上层人士的关系，与信教群众的关系，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与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关系。这五种关系处理得如何，对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意义重大。比如，在处理某一问题时，上级与下级之间往往会有些不同意见，上级可能会埋怨下级处理不及时，以致造成严重后果，而下级却认为自己做了很多工作，已经尽力了，上级不表扬反而批评，觉得很冤枉。又比如，问题发生后，一些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由于对事情本身不太了解，可能会发表一些不利于妥善处理问题的看法，甚至在一个问题上有几个领导干部看法不一致，这对妥善处理矛盾纠纷十分不利。再比如，有些矛盾纠纷可能会涉及矛盾双方的上层人士，如何做好他们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也十分重要。
(六）充分发挥党内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宗教团体的作用。这些组织和个人在群众中有较高烕望，在处理突发事件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处理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领导权在党委、政府，只有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其作用，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七）大力发展信教群众聚居地区的经济社会事业，把信教群众的精力集中到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上来。省委、省政府经常研究民族地区和信教群众聚居地区的发展问题，在资金上予以倾斜，在项目上予以支持，在政策上予以照顾。通过上述措施，标本兼治，既重视维护了宗教方面的稳定，又注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
当前，甘肃省宗教方面总的看是稳定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宗教方面固有的一些矛盾可能发生新的变化，新矛盾、新问题将大量出现。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
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