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族源研究综述
东乡族族源研究，是东乡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一些同志对东乡族族源做过可贵的探索。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乡族族源的研究活动日趋活跃，诸说争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景象，正确评价和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有利于东乡族族源、历史以及有关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
历代统治阶级根本不承认东乡族是个单独的民族，也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其历史和族源问题。在一些零星记载中，人们往往根据东乡族某一方面的特点，称他们为“东乡回”、“东乡土人”、“蒙古回”等。这种没有深入调查研究、轻率下断语的方法，不但无助于对这一严肃的学术问题的科学探讨，反而会给以后的研究者们提供一条很不严肃的“线索”，容易将研究引入歧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才被正式接纳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东乡族历史包括族源的研究，也正式成为民族史研究的一项内容。
建国后对东乡族族源的研究，肇始于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这时起到1979年，可以看成是东乡族族源研究的第一阶段。
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立Q同年8月，该组的东乡族调查小组深入到东乡族自治县和临夏市、和政县等东乡族居住的地区，对东乡族的社会历史状况包括族源第一次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并于1959年初，用调查所得的材料，参考有关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编写了《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以后又进行了两次修改，1963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铅印内部发行，《合编》的编写和发行，标志着东乡族族源研究的开始。该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叙述了东乡族的历史概貌包括族源问题。当时也涉及到族源问题，在族源问题的论述中，该书沿用了建国前东乡族是以蒙古人为主形成的传统观点，认为“东乡族是13世纪以来，以进入东乡地区的蒙古人为主”，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的。因而，蒙古人为主说便先入为主地在学术界占了优势。
在第一阶段，东乡族族源的研究刚刚起步，系统的研究固然还谈不上，就连基本的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也远远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以传说和语言为依据；学术观点单一，且互相沿袭、传抄，人云亦云，没有大的进展；研究队伍十分薄弱，族源问题甚至还没有引起本民族人民的注意和重视，本民族的研究工作者也还没有成长起来；研究成果很少，基本上没有产生专门探讨族源的文章。又因为遇上十年浩劫，刚刚起步的族源研究工作就此中止。
1979年1月，国家民委组织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推动了东乡族族源及其他课题研究的深入发展。1979年至今，可看作是东乡族族源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族源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首先，认识逐步明确，队伍不断壮大东乡族族源研究已引起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特别是本民族人民的充分注意和重视。人们认识到，开展对东乡族族源的研究，不仅关系到落实党的有关民族政策，而且这一课题还是中西交通史、中外民族关系史、民族迁徙史、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等学科和课题研究的对象，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关部门、有些学术团体开始组织力量，制定计划，开展研究工作，一些学术工作者也投身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尤其是本民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经逐步成长起来，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科研生力军。他们凭借着研究本民族的使命感和种种便利条件，在族源的探索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从而把东乡族族源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多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已取代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从比较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族源，也取得了进展。
再次，出版和发表了一些着作和髙质量的论文。比较集中地论述东乡族族源的着作主要有：《东乡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东乡族自治县概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少数民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甘肃少数民族》（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临夏回族自治州概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甘肃民族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有关辞书的“东乡族”条中，也都涉及到东乡族族源问题。专门探讨东乡族族源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浅谈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马通，载《甘肃民族研究》，1981年创刊号）、《关于东乡族的族源与形成》（杨建新，载《西北史地》，1982年第2期）、《关于东乡族族源问题》（马国忠、马自祥，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马志勇，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详细论证了族源问题。
最后，在学术观点上有突破性进展。传统的蒙古人为主说面临挑战，中亚色目人为主说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撒尔塔人为主说开始引起学术界瞩目和本民族干部群众的强烈关注。
因此，无论从研究力量上，还是从研究成果、学术观点上看，这一阶段昭示了东乡族族源研究及其他课题研究的黄金时代巳经来临，东乡族研究必将在这一时期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族源研究也会有较大突破。
建国以来东乡族族源研究的成果表明，在东乡族来源问题上存在着多种说法，主要是：
(―)三族混合说。这种说法认为，东乡族是以居住在东乡地区的回族为主，融合了居住在当地的蒙古人、汉人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吴景敖在《新中华》复刊第1卷第5期上撰文说东乡住民，东干（回族）最多，次为汉户，复次为蒙人。蒙人系土司何锁南（据研究，何锁南系吐蕃人——作者)之后裔，其先世乃蒙古部落，驻屯于东乡者，以杂居久，其语言宗教均已习于东干化。汉人亦多习于‘随教’。故三者原已合流而成为一体。”建国后，《合编》照录此说而未予讨论。此后，没有人再坚持或探讨这一观点。
(二）吐谷浑说。一些传说认为“东乡族是吐谷浑的后裔”。其主要根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些记载中，东乡语被称为“东乡土话”，而东乡族也被称为“东乡土人”，东乡语与土族语言接近。东乡地区出土的一些陶器，可能是从吐谷浑人坟墓中挖掘出来的。相传吐谷浑领袖阿豺曾折箭教子，所以东乡民族很团结叱马通先生从吐谷浑的历史演变、语言、宗教等方面论证，认为“以土族（亦即吐谷浑）语言与东乡族语言多有相通，而判定土族为东乡族的族源之一，似嫌证据不足”。从宗教信仰上看，“土族有可能不是东乡族的族源之一”
(三）沙陀突厥为主说。李克郁通过对东乡族自称——桑塔一词在语音上的音变现象的研究，得出“东乡族是以沙陀突厥为主体形成的”结论。他认为：在同语族各语言中词的音节末出现的舌边辅音“I”在东乡语中都变作鼻辅音“n”或“g”，这是个有规律的音变现象，它对认识“桑塔”一词提供了科学依据。东乡族自称的Sagta(桑塔)是由Saltu(沙尔秃）或Salto(沙尔陀)音变而来，“陀”变“塔”音是受蒙古语族诸语言所固有的元音和谐律支配的结果。沙尔陀就是沙陀，沙陀就是今日东乡语中的桑塔，汉语音译少数民族语言时往往不译“尔”音。因此，作者认为似乎可以这样设想：东乡族是由沙陀突厥为主体形成的，他们原来操突厥语，到阴山后逐渐转用蒙古语族语言，同时带入不少突厥语成分，加之以后因宗教原因，东乡语中较之同语族其他语言有较多的突厥语词，东乡语小舌音和喉音较多，这也是突厥语的特点，东乡人的体质特征也支持这个假说。作者认为东乡族的语言“形成更早，大概达达、沙陀活跃于阴山地区时已经形成了它的雏形”。作者认为东乡族到今东乡地区与元朝时阿难答辖区唐兀之地笃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可能是达达化的沙陀人)有联系。
关于“桑塔”（或“撒尔塔”、“萨尔特”）就是“沙陀”（或“沙尔陀”)的观点并不新鲜，张西曼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萨尔特就是千年前中国唐书的沙陀”。但是，把沙陀同东乡族族源联系在一起的，这还是第一次。沙陀突厥为主说有这样几点应该重新讨论。首先，尽管“沙尔秃”和“沙尔陀”有可能是一回事，但Saltu(沙尔秃）音变为Sagta(桑塔）音，从语音学角度讲是不可能的，跟东乡语的元音和谐律不符。研究东乡族族源，必然会牵扯到语言问题，但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印证，纯语言的研究往往难以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因此，不宜提倡纯语言研究。其次，作者未能解决沙陀、突厥何以成为东乡族主体部分的问题，只有结论，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可谓“设想大胆，实证不足”。第三，何以证明唐兀之地的蒙古人“可能是”达达化的沙陀人，他们之间有何必然联系，尽管如此，这个观点给我们以许多启示，诸如沙陀是否桑塔，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考察这些问题，可能对东乡族族源研究有所帮助。
近年来，学术界在充分肯定东乡族族源中有回回色目人、回族、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成分的前提下，就构成东乡民族的主要成分究竟是蒙古人还是回回色目人展开了热烈讨论。
(四）蒙古人为主说。如前所述，蒙古人为主说占据学术领域很长一段时间，亦常为人引用。如：费孝通先生说东乡族和保安族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的后裔，说蒙古语”《中国少数民族》一书说根据传说与史料，东乡族主要源出于蒙古族”；《民族词典》说东乡族由13世纪进入该地区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一说出于一支‘色目人’），与当地汉、藏、回等民族长期相处，发展而成”气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东乡族是以13世纪进入东乡地区的蒙古人为主形成的。主要理由是：
1.语言。一些研究者认为，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族语，东乡族的语言更有力地说明东乡族的来源与蒙古族有密切联系。东乡语与现代蒙古语有55%左右的词汇相同或相似，特别是基本词汇与蒙古语大部分相同，而且语法结构相同。这说明，在东乡族形成过程中，有大量的蒙古人加入，成为东乡族族源的主要成分。
2.风俗习惯。一些同志认为，东乡族保留了一些与蒙古族相同的风俗习惯，如放鹰、赛马、吸鼻烟、举行“那达慕”、喜欢喝茶以及某些服饰等。这些说明东乡族族源与蒙古人有密切关系。
蒙古人怎样到了东乡地区呢？有几种说法：
1.元代窝阔台汗国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因与当地信仰佛教的蒙古人发生冲突，被迫经星星峡向内地迁徙，到达“镇番”（今甘肃民勤县）后，分成两路，一路入贺兰山到河套地区定居，另一路南迁渡黄河而入今东乡地区，发展成为现在的东乡族。
2.成吉思汗西征时，在东乡地区留下若干蒙古军驻守，以后大部分调走，少部分留在东乡，发展成为东乡族。
3.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攻下金属积石州后，河州曾是蒙军的重要屯戍点。蒙哥汗时，为东压金国，西控吐蕃，河州一带更成为蒙军重镇。元世祖平定康藏，迁都北京，派宗王、万户府、吐蕃宣慰使倶驻在河州。根据一些史料，13世纪以来东乡地区就有蒙古屯戍军，他们大概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政府命令“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依例劝课”后定居东乡地区，从事农耕。明初，这部分人被招抚，以后又在东乡部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他们再未离开过东乡。清朝时实行里甲制度，东乡地区分为十里，说明他们已由“兵”变“民”了，
4.13世纪末，驻守唐兀之地的蒙古宗王阿难答信仰了伊斯兰教，其部下十五万人，大部分随阿难答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有很多是蒙古人。后来阿难答因参与夺取元朝政权的活动而被处死，其部下大量逃入东乡地区，其中有回回人，也有蒙古人。
(五）回回色目人为主说。这个观点在解放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如马福龙在《伊斯兰在宁夏》一文中曾说，东乡族“来自西域或撒马尔干一带”但当时持此观点的人很少，也未见展开过讨论。1981年，马通先生撰文认为，“东乡族的族源，主要是由成吉思汗西征时所俘获的中亚人和蒙古人组成戍边的蒙古军，这支军队大约是1227年前后留驻在东乡的赤鲁兀的部属，士兵多系中亚人，军官多系蒙古人”，“东乡族的远祖，不一定是蒙古人为主，色目人为主的可能性很大此后出版和发表的《东乡族自治县概况》、《临夏回族自治州概况》、《甘肃少数民族》和马国忠、马自祥的论文《关于东乡族族源》，都明确认为：东乡族是以中亚回回色目人为主形成的，并把中亚色目人和东乡族的自称“撒尔塔”一词联系起来进行考证。《东乡族简史》也认为“东乡族的族源与回回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数量上，回回人似乎在东乡族的族源和形成中还占着优势”。《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甘肃民族史入门虽然在谈到东乡族族源时往往把回回人和蒙古人并列起来，认为回回人和蒙古人是形成东乡族的主要成分，但从排列顺序看，往往是把回回人写在前头，这表明作者的倾向，即在东乡族族源中，回回人在人数上稍多于蒙古人。回回色目人为主说的观点自提出来后，逐步为学术界认可，尤其得到本民族的接受。其主要理由是：
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回回国，蒙古军队的消耗也十分严重。为补充兵员，便把大量的当地人编入蒙古军中。此外，还签发了大量中亚壮丁，编成单独的军队，称“签军”，由蒙古人统率，协同蒙古军队作战。然而，成吉思汗在中亚征集最多的还是各种工匠和有技艺的人。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色目人是随蒙古军队在河州、东乡一带的活动而进入东乡的。1226年，成吉思汗征西夏，先攻下积石州，然后进入青海循化地区，之后又攻破临洮府及河州、西宁等地，河州遂成为蒙古军队的重要屯戍点。成吉思汗所率十万大军中，当然有大量从中亚签发来的士兵和工匠。特别是从西域来的那支军队中更毫无疑义地有大量中亚人和其他民族的成分。他们成为东乡地区回回色目人的重要来源。1252年，蒙哥汗派忽必烈驻军临洮一带。1253年，忽必烈再次率军进入洮河一带，河州成为西控吐蕃的屯军重镇。1254年，蒙哥汗会诸王于青海湖附近祭祀日月山（即拉脊山）蒙军的这些活动，有的在东乡邻近地区，有的就在河州、临洮，而当时的河、洮地区正是蒙古军来往的交通要道，在这里留下相当数量的蒙古军是完全可能的，而其中也许更多的是签发来的中亚人，包括大量的中亚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