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东乡地区的中亚人主要从事屯田活动。《元史》中有很多关于蒙古军队在河州一带屯田的记载，而且，蒙古军队在河州的屯田是贯穿整个元代的。在这些屯田卫士中，更可能大部分是回回人，因为他们大多数从事农业和手工业，更适合于屯田。
一些同志认为，可以初步确定，形成东乡族的那部分回回人和蒙古人，主要是元朝安西王的属下。元世祖忽必烈时，命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安西王所辖之地包括今宁夏和甘肃的一部分地区。至元十七年（1280年），忙哥剌死，由其子阿难答继承安西王位。阿难答自幼为一穆斯林抚养，他本人也皈依伊斯兰教。这也说明，在他所属的部队和官员中，回回人是很多的。阿难答继安西王位后，在军中传播伊斯兰教，其部下大部分也改信了伊斯兰教。后来，阿难答参与夺取元朝政权的活动而被杀，其部下也遭排挤、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东乡地区就成为屯驻于河州一带的阿难答属下的回回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其他人的退避地区之一，他们大量进入东乡地区，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形成了东乡族。
此外，还有一些旁证，证明东乡族是以回回色目人为主体形成的。
第一，东乡地区至今保留着许多以手工业者的行业性质命名的村庄和表示屯垦、牧养活动的村庄名。比如免古赤(银匠）、益哈赤（碗匠）、巴素赤(打猎者）、阿娄赤（背篼匠）、沙黑赤（陶器匠）、坎迟赤（麻匠）、阿拉松赤(皮匠）、托木赤（铁匠）等。这许多以工匠命名的村庄，显而易见是安排工匠居住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相对集中在东乡两条山岭上。在东乡如此偏僻的地方相对集中了这么多与工匠有关的地方，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这些地方就是那些为蒙古人服役的回回匠人屯垦、扎营的地方，而蒙古族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工匠。因此，这些工匠显然就是为蒙古军队服务的中亚回回色目人工匠和有技艺的人。另外，东乡地区还有几个以“屯田”命名的村庄，说明为蒙古人服役的回回军士在这里曾从事过屯垦活动。除屯垦外，他们还从事牧养活动，因为在东乡地区还保留有四个以“马场”命名的村庄和“郭尼光”（羊沟）、“夫格光”（牛沟）等地名第二，东乡地区有很多奇僻的、在东乡语中找不出具体解释的地名。近年来有人开始注意研究这些地名，结果发现，这些历史地名与中亚一带的一些地名相同或相似。如东乡地区的甘土光、纳伦光、萨勒、胡拉松等地名，分别与中亚毡的附近的干土城（Kantu)、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纳伦城(Narun)、不花剌和撒马尔罕之间的撒里普勒（Saripale)、呼罗珊（Khorosan)相同或相似。这种情况还很多，说明两地之间有密切联系。
第三，有些同志从遗传学角度考察认为，东乡族高鼻深目多胡须、眼睛多为蓝颜色，体质特征更像周围的回族，与中亚、波斯、阿拉伯一带的人极为相似，而且基本上与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族相同，但与蒙古人尖下巴、宽颧骨、浅眼窝、多单眼皮的特征相差甚远。这对确定回回人是东乡族的主要成分，也是一个重要依据。
第四，从风俗习惯上看，东乡族至今还保留着与中亚人相同的风俗习惯。如苏湖图（或卧苏火图，突厥语，意为献纳食物）、跳火堆等。它表明了民俗上的传承关系，也表明了他们之间在族属上的渊源关系。一些同志认为，坚持蒙古人为主说的同志把东乡族的风俗习惯作为其论据之一似嫌牵强。比如放鹰、赛马，这是游牧民族的共同习惯，何况放鹰、赛马在东乡族中也并非普遍现象。又如吸鼻烟，也是我国许多民族的共同习惯，据老人讲，东乡族吸鼻烟是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原来并不吸鼻烟。东乡族的服饰，其中有些与中亚一些民族相似，与蒙古族的服饰没有相似之处至于说东乡族举行“那达慕”更是毫无根据。
第五，东乡族历来自称“散塔”，这是“撒尔塔”的异写。撒尔塔是指中亚一带的穆斯林，主要指居住在花剌子模国境内的回回人。成吉思汗西征中亚时，把大量的撒尔塔人编入蒙古军队作战或被签发东迁，来到东乡的回回色目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第六，东乡族族源中既然主要成分是中亚回回色目人，那么东乡族的语言又为什么较接近于蒙古语呢？
一些同志分析认为，由于在元朝，蒙古人是统治者，色目人是被统治者，在河州和东乡地区屯垦戍边的回回军士和工匠都由蒙古人统率，况且他们来自各地，语言本不相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接受一般官方的和通用的语言——蒙古语是很自然的事。
有些同志还认为，东乡语与蒙古语既有共同点，又有相异处。表现在：在语音方面，东乡语元音比蒙古语元音多m、a，是卷舌音，辅音比蒙古语多G、h、K；在词汇方面，除因宗教生活而使用阿拉伯语词外，还有不少波斯语和突厥语词汇。有人进一步认为，东乡语中的波斯语、突厥语和部分阿拉伯语词汇，在东乡语中不是作为借词出现的，而应看作是东乡语言的底层，即应看作是东乡语言中保留下来的回回色目人的固有词汇。
第七，近年来，有些同志根据东乡族中关于他们的祖先是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一些地方的传说认为，东乡族先民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传教渠道来东乡定居的。东乡族中这样的传说很多，其中较为着名和可信的是关于阿里阿答和哈木则巴巴的传说。
第一个传说认为，在很早以前，从西域来了八个“赛义德”（首领、主人），其中有个叫阿里阿答的，在东乡的卜隆固村定居下来。他逝世后，埋葬在今达板乡的赛汉坪上。卜隆固村的人至今说阿里阿答是他们的祖先。第二个传说认为，在明初，有一个西域人哈木则率领四十个传教者来甘肃临夏一带传播伊斯兰教，他们先到与东乡毗邻的和政东南门外河坝(现有拱北遗址）举行祈祷仪式，尔后到东乡“阿玛萨”(今达板乡境内）传教。后又在今大树乡（一说为阿玛萨）境内40人分开到各地传教。在今大树乡境内有一个叫“尕尕叉”的地名，意为“分别”、“分开”、“分散”，据说是为纪念这些“上人”在此分别而取的。他们分别后，哈木则来到龙家山（今那勒寺乡与坪庄乡交界处)传教，并在此修了清真寺，作为传教基地。哈木则亡后葬于龙家山哈木则岭，并修了拱北。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个传说基本可信。因为：（1)据传哈木则在东乡定居后娶妻成家，生了五个儿子，他们被分为五个房头，即今东乡纳伦光，高山的萨勒和石拉且，坪庄寺，今临洮县红旗乡的马家湾、富业土、楚不拉光（这些地方原为东乡族聚居区，后迁走）一带。上述一些地方的东乡族至今认为他们的祖先是阿拉伯人。（2)传说中的四十位传教者，据调查，就有十五位埋在东乡，他们的姓名和埋葬地点都有一致的传说，并在埋葬地点修了拱北。（3)这些传教者携带的“色者勒”（凭据）、手抄《古兰经》、竹筒等物还完整地保存在一农户家中（有待进一步查证）。(4)新疆喀什地区，也有类似的传说。
有些同志对这些传教者为什么到山大沟深、条件极差的东乡地区传教作了这样的解释：可能因为东乡地区的居民相当一部分是中亚人，他们还保留有中亚人通用的语言和中亚人的一些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有一定的信仰基础。所以这些传教者到东乡传教并定居于此就毫不奇怪了。
(六）撒尔塔人为主说。近年来，本民族的一些研究工作者根据东乡族的自称——撒尔塔或桑塔认为，撒尔塔人是形成东乡族的主体部分。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最早将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联系起来考察的，是东乡族的马国忠和马自祥。他们在1982年撰文认为：《蒙古秘史》中提到的撒尔塔一词泛指中亚一带的穆斯林，即回回人。因此，东乡族自称撒尔塔或桑塔，把撒尔塔看得极为严肃、贵重，并非无缘无故，这和中亚一带的回回人有一定的联系。此后，马志勇（东乡族人）同志先后写了《“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和《“撒尔塔”考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1-2合期）两篇文章，对“撒尔塔”一词进行了详细考查辨识。他认为，撒尔塔人从源上说是波斯人，从流上说是波斯人和突厥人（主要是西突厥），从信仰上说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从经营方式上说是经商的人。撒尔塔的范围从狭义上说，就是不花剌、花剌子模一带的河中地区，即现在苏联的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共和国一带。从广义上说，就是两河流域和呼罗珊地区以及我国新疆西北、西南的一些地区。12世纪时，撒尔塔人大量运用波斯语，后又逐渐以突厥语为主，12、13世纪的撒尔塔人指定居于中亚一带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种人，包括色目人、伊兰人（即伊朗人）、突厥人等，而这一时期撒尔塔的范围和含义对东乡族族源研究最有意义。作者认为，《缀耕录》中提到的31种色目人中，有6种与东乡撒尔塔人有联系，他们是回回、乃蛮、钦察、哈剌鲁、甘土鲁、康里，而这6种色目人主要都是中亚一带的撒尔塔人。此外，东乡族在形成过程中还直接、间接地与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乌孜别克、突厥化的蒙古克烈部、蒙古人发生过关系。这些人来到东乡地区，主要与成吉思汗西征和蒙古军队在河州、东乡地区的活动有关。作者从东乡族的地名、语言、风俗、体质特征、姓氏、传说、宗教信仰以及一些零星的史料出发，较为可信地论述了东乡族与撒尔塔及其他有关民族的关系，认为撒尔塔人是东乡民族形成的基本因素，在这个基础上融合了蒙古、柯尔克孜(也称吉利吉斯）、汉、藏、撒拉等族和古代乃蛮、士克烈、钦察、哈剌鲁等部族的成份，形成了东乡族。
回回色目人为主说和撒尔塔人为主说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乡族族源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已进入黄金时期。但是，研究队伍的力量还是不足；出版、发表的着作、论文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在族源研究上虽然有几种观点，但还没有哪一种观点在学术界占有绝对优势。东乡族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笔者以为，应该以目前开展的修志工作为契机，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丰富的民间口碑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东乡族研究，包括东乡族族源的研究必然会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附记：《甘肃民族研究》原编辑部主任、东乡族副编审马承贤先生生前非常关心这篇文章，并给予指导和修改。文章尚未发表，先生已离我们而去。本文的发表也是对他的纪念。
说明：
这篇文章发表于1990年，是笔者为研究东乡族族源问题而做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作者附记”中提到的马承贤先生，是上个世纪东乡族文化人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生前曾对我学做学问有很大帮助。
东乡族伊斯兰教概述
东乡族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之一，东乡族穆斯林人数约占全国穆斯林人数的1.29%，按人口次序排列，仅次于回、维吾尔、哈萨克族而居第四位。伊斯兰教对东乡族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东乡族社会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对东乡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至今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东乡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尤其是在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发展史上，东乡族也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长期以来，涉足东乡族伊斯兰教研究这个领域的人并不多，专门论述东乡族伊斯兰教的文章更是廖若晨星，这表明学术界对东乡族伊斯兰教的研究状况目前还处于落后阶段。我们认为，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是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写了这篇文章，想对东乡族伊斯兰教的情况作一概述，挂一漏万及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东乡族何时信仰伊斯兰教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看法，因为它牵涉到东乡族族源的问题。在东乡族族源的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东乡族主要是元朝驻防河州（今临夏）守边屯垦的蒙古兵，后来落居东乡地区，在伊斯兰教广泛传播于河州地区后，这部分蒙古兵都改信了伊斯兰教，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东乡族；另一种观点认为，东乡族的主要来源是成吉思汗西征时从中亚等地被迫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撒尔塔人，他们在东乡地区屯垦戍边，后来留居此地，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员，逐渐发展成现在的东乡族。东乡族何时信仰伊斯兰教的问题正如其族源问题一样，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东乡族定居东乡地区后才开始信仰伊斯兰教，这与东乡族族源是蒙古人说基本相一致，另一种是东乡族先民在进入中国前就信仰伊斯兰教，这与东乡族族源是中亚的撒尔塔人之说大体相吻合。然而，在未掌握确切的史料之前，我们并不想对族源问题作深入地探讨，仅就伊斯兰教在东乡族中传播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作一阐述。
明代是我国穆斯林人数大为增加的时期之一。其时，在祖国内地，回族穆斯林的足迹已遍及大江南北。伊斯兰教界人才辈出，经堂教育正在倡兴，用汉文译述伊斯兰教典籍的活动已在一些文化发达的地区展开；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也在16世纪末完成了伊斯兰化的过程，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成了占据优势地位的宗教；伊斯兰教在甘肃的传播也比唐、宋、元三朝更为普遍。那么，三面环水、地处偏僻的东乡地区的伊斯兰教的情况又如何呢？
据东乡族中的传说，在明代，曾经有四十个伊斯兰教的“卧里”（阿拉伯语称“筛海古土布”，意为“传教的人”），从中亚先后来到甘肃、青海、宁夏和陕西传播伊斯兰教，其中一个叫哈木则。他领着一些“卧里”首先到了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和政县，在南门河坝（现有拱北遗址）举行了祈祷仪式，然后来到东乡地区一个叫“满散”(1)的地方传播伊斯兰教。
哈木则把随从的“卧里”们派遣到其他地方后，自己到龙家山（今属东乡族自治县坪庄乡）继续进行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并在该地建起了当时东乡最大的一座清真寺-哈木则岭清真寺。哈木则亡后就葬在此地，后人又为他修建了拱北（即今哈木则拱北），还把龙家山地名改为哈木则奴隆(奴隆，东乡语，意为山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