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民间文学是存活在田野之间，保存在回族民众的口头上，并在他们之间代代传承的口头文学样式。它与回族民众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乡村、没有广阔的田野，就不会发现回族民间文学的讲述者、传承者和口头叙事文本。因此，走进田野是回族民间文学研究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田野作业也称田野调查，其方法最早被考古学广泛地使用，后又被民间文学借鉴过来，成为民间文学最基础的研究方法。回族民间文学田野调查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8年，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发动全校师生、全国各省学校、教育团体、各报刊社进行采集，并提出了田野作业的基本要求，即忠实记录：“歌谣文俗，一仍其真，不可以加以润饰，俗语不可改为官话。”除了忠实记录外，还要求附记流传情况、有关历史、地理和有关风物的注释，等等，这是我国以科学方法是搜集歌谣的开始。在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的推动下，1925年，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在甘肃河州地区搜集了三十多首“花儿”作品。其中，有四首花儿是十四岁的回族少年演唱的。1936年，回族学者白寿彝专门对河南回族民间歌谣、云南回族民间传说等都进行搜集、整理和出版。可以说袁复礼和白寿彝是现代学者中最早走进田野搜集整理回族民间文学的人。
一、民间文学工作“十六字”方针的提出对回族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影响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时提出：“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增加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者了解，并吸收和发扬他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是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至1958年7月，全国第一次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同时，制定了民间文学工作的具体方针为“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推动了全国各地方、各民族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开展。1958—1963年，《中国民间故事集》、《民间文学》、《青海湖》、《宁夏文艺》、《甘肃民间故事选》陆续刊登发表了回族民间故事《插龙牌》、《巧货》（王东搜集整理）、《口袋山》（采玲搜集整理）、《阿里和他的白鸽子》（朱刚、马福海搜集整理）、《阿当寻火种》（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搜集整理）、《白兔姑娘》（赵燕翼搜集整理）、《太阳的回答》（柯杨搜集整理）、《不见黄河心不死》（马新水等口述，赵玉茹搜集整理）、《千里驹》（王世兴搜集整理）、《要口唤》（袁丁搜集整理）等；还有回族民间歌谣《青海山歌》（季成家等搜集整理）、《宁夏回族自治区新歌谣》、《焉耆回族山歌》（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文化馆编）、《回族歌谣》（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筹委会编）、《甘肃歌谣》（甘肃省文化局编）、《青海歌谣》等。由于各地方、各民族广泛积极的参与，回族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才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一些研究者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实践，对“十六字”方针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如宁夏的丁光明、何村根据田野调查实践经验总结道；“民间文学浩如烟海，我们以有限的人力和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任务当然很艰巨。在搜集工作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有闻必录呢？还是挑挑拣拣呢？，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前一种方法比较好的。……关于整理工作必须以忠实的记录作基础，整理不同于创作，只能在原来民间文学的基础上适当加工。”丁光明和何村提出的“有闻必录”和“适当加工”的田野调查原则与“十六字”基本是吻合的。但他们也强调“整理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工作。”由于当时对“十六字”方针的认识、解释也存在一些含糊不清，无法统一等原因，特别是，没有围绕“十六方针”制定出一个科学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工作守则标准和实施细则，具体指导民间文学田野调查。所以这一时期的回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存在一些偏颇的认识，如过度的“用今天的政治、道德标准去修改传统民间文学作品……，一味将其‘文学化’而造成严重失真的现象”
二、回族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原则
田野调查是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基础，这已是包括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共识，但是在田野调查中要坚持什么原则，也是民间文学、民俗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钟敬文指出“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是一项特殊的调查活动，也是民间文学领域内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搜集工作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保存人民的口头文学，免得它像一阵风似的消失。然而，保存是为了应用，并不是为了保存而保存。掌握可靠而充分的民间口头文学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科学研究的开展，优秀口头作品的传播，人心民情的了解，以及文学创作的繁荣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由此而言，田野调查是民间文学研究必须坚持的过程。它不仅仅是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它也是一种理论与方法。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初的大规模的民间歌谣的征集运动、50年代的“******”式的民间歌谣的采集活动、80年代“三套集成”的编撰出版以及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对田野调查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专业化，这也引起人们的思考：民间文学所坚持的“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三大原则是否还具有指导性价值和意义？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从田野到书桌的过程，就是搜集、记录到整理的过程，如何搜集、记录、整理？当然要以全面、忠实、慎重为原则，这也是回族民间文学田野调查所坚持的原则。
全面搜集就是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搜集从古至今、各地区、各民族、各种思想内容的民间文学作品；体裁形式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叙事诗、戏曲到谚语、谜语，不分长短。同时，还要对一些作品的各种不同的“异文”进行记录。“总之，上下古今，精华糟粕，要尽可能搜集的全面一点，充分一点”全面搜集是田野调查的首要原则，它也是全面了解各民族民间文学流传状态、体裁形式、原始面貌的基本依据之一。尤其是回族民间文学是集合中外许多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学内容，经过民族化的改造而逐渐形成的，如何反映这样的融合状态，只有通过全面搜集，才能如实全面地展示回族民间文学的全貌。
忠实记录是田野调查最基本的要求，是一切工作的基础。钟敬文在《关于故事记录整理的忠实性问题》一文中指出：“作为多种人文科学研究材料的民间故事、传说的记录，必须是按照民众的口头讲述忠实地录下来，并且不加任何改变地提供出去（当然，它也必须经过一定的科学方法的整理过程），即使原讲述中有残缺或含有显然错误的内容等，也不要随便加以删除或改动。最好把对它的判断和弃取之权留给它的各种研究者。”忠实记录既是要求田野调查者必须秉持客观地如实记录下民间文艺家们表演的内容、状态以及周边民众的反应等，也要求田野调查者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应用技术。专业知识和应用技术包括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知识、还包括速记、记谱、表音、录音、录像等。尤其是现代化科技手段在田野调查的广泛应用，不仅仅能客观地记录保存回族民间文学的现实状态，也有利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慎重整理是在全面搜集、忠实记录的前提上展开的工作，它要求整理者面对搜集的资料应采取审慎、客观的态度。钟敬文在《民间文学概论》中提出了“四个不改变”原则：“不改变原作的主题思想；不改变原作的基本情节和结构；不改变原作的体裁；不改变原作的艺术特点和语言风格。”由于民间文学许多作品是散落在各民族的民众的口头上，而口头的随意性、松散性以及间断性的原因，使得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只是以片段式零散的流传着，缺乏完整性，或者传说、故事的情节比较混乱等，这些因素是口头叙事常有的现象，因此，这就需要整理者在整理的过程中慎重处理，慎重增删、改动。
除了以上的“三大原则”，回族民间文学田野调查还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仔细辨别确定哪些作品是属于回族的，哪些作品不属于回族的。它是田野调查工作中必须履行的工作。由于回族居住的特点“大分散，小聚居”，分散在全国各地，与汉、维、蒙等其他民族杂居相处，各民族民间文学对其影响至深，而回族民间文学也影响着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因此，仔细辨别也是田野调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且，这项工作执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回族民众的情感，以及回族民间文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宁夏地区搜集回族民间文学作品时，当时的搜集人延河结合自己田野调查实践经验总结道：“就是小曲子，有些在回族群众中传唱了几代，你不承认是回族的，回族群众自己也会有意见，如同心有一首《五更盼郎》，曲调与云南的“绣荷包”几乎完全一样，我们为此还和提供资料的歌手闹了纠纷。仔细调查后，原来提供者的祖父是清同治年间由云南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派来宁夏支援马化龙起义流落在宁夏定居的。”因此，确定民间文学作品是否是回族的，需要搜集者客观、理性的思维，更需要对存在问题的深入调查与研究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做到全面、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