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俞文豹在他撰写的《吹剑录》里，有一则关于陆放翁的儿子陆子遹给史弥远献围田的记载，原文如下：
绍定间，赵静乐留守建康，急于财赋，不时差官下诸邑，孔粒以上根括无遗。溧阳宰陆子遹，放翁子也。窘无所措，乃以福贤乡围田六千余亩献时相史卫王，王以十千一亩酬之。子遹追田主，索田契，约以一千二亩。民众相率投词相府。诉既不行，子遹会合廵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庐。众遂群起抵拒，杀伤数十人。始则一豪妇为之倡，势既不敌，遂各就擒，悉置囹圄，灌以尿粪，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就名福贤庄，自监官以下，皆四明人。贩鬻酤卖，翕然成市，乡民安之。乃与县道立敌，以桥为界，家门首列置枪刀，擒得邑人，则活烹碎脔。癸巳冬，卫王薨，会金坛王侍郎遂在台察，素怀此忿。田主十六，复合词赴诉，行下江东漕司，送本县。时邑宰徐进斋两以史云麓所馈却还，令田主各且管业收租，候上司行下。时欲归之安边所，或欲以佐和籴，议久不决。越六年，史子申入相，田遂归焉。
子遹始至县，计赤立。自献田后，方能展布。比其去也，所置银器，如砚匣火炉酒具等，毎事大小各两副。刘漫塘遗之诗曰：“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杀戮非仁矣，纵火焚烧岂义夫。万口衔□皆怨汝，千金酬价信欺予。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归家理故书？”
1935年出版的，由丁传靖编的《宋人轶事汇编》把该事作了删略。经他删略后的记载如下：
溧阳宰陆子遹，放翁子也。以福贤乡田六千余亩献史卫王，王以十千一亩酬之。子遹追田主索田契，约一千二亩，民家相率投诉。子遹会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庐，遂各就擒，置囹圄，灌以尿粪，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刘漫塘遗之诗曰：“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杀戮非仁矣，纵火焚烧岂义夫。万口衔冤皆怨汝，千金酬价信欺予。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归家理故书？”
对比这两则记载，作为第二手材料的《宋人轶事汇编》，对宋人俞文豹的记述，已作了原则性的删改。
第一，删去了陆子遹为什么要向史弥远献地的原因——应付财赋。
第二，删去了原为“围田”两字中的“围”字。
第三，删去了矛盾双方中的另一方，即“豪妇”率众反抗及“擒得邑人，活烹碎脔”的表现。
第四，删去了史弥远逝世后，溧阳县宰徐进斋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以及朝廷讨论如何解决这问题时提出的“归之安边所，或欲以佐和籴”等方案。
第五，删去了最终解决这问题的宰相史嵩之。
在所有这些删略中，一、三、四、五都可以解释为从文字“简略”考虑，但第二点，把原为“围田”两字删去“围”字，这是一个极不应该的删略。就这一字之删，使事情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给读者极大的误导。
近年我国史学界有人大做史弥远与陆子遹的文章，关键就是把“围田”说成“私田”，并说按大宋律条：官府征用私田，而不给补偿，或者补偿低于市价，属侵夺私田，一亩以内，杖六十；超过一亩，杖七十；三亩以内，杖一百；超过五亩，罢官入狱。
说陆子遹如此违背大宋律条，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追究。言外之意就是说史弥远和陆子遹侵夺私田，无法无天。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细思：史弥远的政敌是何等精明之人，为什么他们谁都没有就此问题向史弥远发难呢？如果史弥远真的践踏了国法，他们能轻易放过他吗？
要了解其中原因，还得从什么是“围田”讲起。
所谓“围田”就是“围”湖所成的“田”。在“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除了由朝廷给以田契，明确某些田、地、山、塘属于私人所有之外，其他一切田、地、山、塘与江、河、湖、泊均属公家（官方）所有。所谓“围田”就是由官方出面围湖造成的田，或私人侵占湖面造成的田。由于“围田”使湖泊蓄水能力大减，往往造成水患与干旱，强降雨时形成水灾，缺雨时无水可灌溉，所以朝廷在“围田”问题上，往往采取强制性措施，开田还湖。这样就势必与围湖为田的“势家”、“豪门”发生矛盾与冲突。而“势家”、“豪门”又往往与政府官员勾结，这样，就形成朝廷官员内部之间的矛盾。据史载：赵宋王朝，盗湖为田始于北宋仁宗庆历、嘉祐期间（1041-1063），其禁甚严。徽宗政和以来，始废湖为田，结果造成严重的水旱灾害。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江东州臣李光提出废除湖田，退田还湖，但没有执行。绍兴二十四年（1154）谏议大夫史才提出退田还湖，“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
孝宗隆兴二年（1164）诏“江浙水利，久不讲修，势家围田，堙塞流水。诸州守臣按视以闻。”于是湖州、宣州、秀州、常州诸州的州官一起要求“开围田，濬港渎”。当时刑部侍郎吴芾言：“绍兴鉴湖废田二百七十顷，恢复为湖，结果民田九千余顷获得丰收。今尚有低田二万余亩，本亦湖也，百姓交佃，亩值才二三缗。欲官给其半，尽废其田，去其租。”
孝宗乾道二年（1166），“漕臣王炎开浙西势家新围田：草荡、荷荡、菱荡及陂湖溪港岸际旋筑堘畦、围裹耕种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炎既开诸围田，凡租户、贷主家种粮债负，并奏蠲之”。
孝宗淳熙十年（1193），大理寺丞章抑言：“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岁，占湖为田，筑为长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芦，于是旧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乞责县令毋给据，尉警捕，监司觉察。有围裹者，以违制论；给据与失查者，并坐之。既而漕臣钱冲之请每围立石以识之。”
但实际上这场围田与反围田的斗争并没有止息。地方的“势家”“豪族”占湖围田的情况继续进行。宁宗庆元二年（1196），户部尚书袁说友等言：“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溇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戽：汲水的工具）。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矣。”
嘉泰元年（1201），下令：“自淳熙立石之后，凡官民围裹者尽开之。”同时把“点检围田事”，即点检有无奸民围田，作为考核知县政绩与升迁的标准，追毁已经发给开掘户的佃据。
这种严禁围田的政策到宁宗开禧二年（1206）来了个急转弯，因开禧北伐，大量淮农流移江南，无田可耕。为了安置这些难民，诏两浙州县已开围田许原主复围，专召淮农租种。这口一开，围田急剧增多。嘉定三年（1201）就发生“豪民巨室并缘为奸，加倍围裹，又影射包占水荡”的情况。于是又诏浙西提举司俟农隙开掘围田。嘉定七年（1214），恢复临安府西湖旧界。嘉定十七年（1224），越之鑑湖被官豪侵占，越来越狭。理宗宝庆元年（1225），“戒有司每岁省视，厚其潜蓄，去其壅底，毋容侵占，以妨灌溉。”
宝祐元年（1253），黄国奏：“围田自淳熙十一年识石者当存之，复围者合权其轻重而为之存毁，其租或归总所，或隶安边所，或分隶诸郡。”又奏“自丁未（1247）以来创围之田，始因殿司献草荡，任事者欲因以为功，凡旱干处悉围之，利少害多，宜开掘以通水道。”上然之。
以上所述，就是赵宋王朝“围田”的产生与演变的概况。“围田”是什么性质？它与“私田”有何本质区别？能不能把它与通常理解的“私田”等量齐观？不言而喻。
搞清楚围田的性质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整个问题的逻辑起点。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出发点搞错了，结论也就风马牛不相及了。
关于陆子遹为什么要向史弥远献围田一事，《吹剑录》说是因绍定间赵善湘留守建康，急于财赋，溧阳宰陆子遹急得没有办法，所以出此“献田”之策——实际上是卖“围田”。
《吹剑录》这说法与历史记载相符：
赵善湘于宝庆二年（1226）为大理寺卿兼权刑部侍郎、沿海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兼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绍定元年（1228），以创防江军、宁淮军以平楚州叛寇刘庆福功升官。绍定三年（1238）为江淮制置使，专讨李全，许便宜从事。
陆子遹献“围田”一事就发生在赵善湘在建康任职、创建防江军、宁淮军和准备讨伐李全期间。赵善湘因“扩军备战”而急需财富。陆子遹为应付赵善湘的需要，才想出了这么一个“献围田”的办法。因为这些“围田”本质上是官方所有的官田。南宋历来有出卖官田弥补国家财政与军需不足的做法。但这些“围田”大多掌握在当时的“势家”“豪宗”手里，有些则是佃户向朝廷缴纳佃钱（约每亩二三缗），而获得“佃契”，从而由他们耕种。这部分“围田”数量很大，但县衙财赋收入甚微。怎么办？一种办法是保持现状，不去触犯地方“势家”、“豪宗”的既占围田，官府与地方势力结合，不管你上司赵善湘的急需；另一种方法就是把“围田”拿来卖掉，把卖田所得的钱应付赵善湘的备战急需。这样就势必与地方的“势家”“豪宗”起冲突。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将围田卖给谁，谁能买，谁敢买的问题。结果陆子遹采取了第二种办法，把“围田”献给史弥远。史弥远按每亩十缗的价钱，给陆子遹献的六千亩“围田”酬金六万缗。这样一来，上交给建康的财富问题解决了，县衙同地方“势家”“豪宗”及“佃户”的矛盾则激化了。
诚然，陆子遹在收回佃契，每亩只返还五百文的做法是太苛刻一点。以前朝廷在“退田还湖”时曾采取返还佃钱的一半的办法，即每亩退一至一点五缗，而今只返还零点五缗，佃户当然有意见。但关键是占有大量“围田”的“势家”、“豪宗”。因为他们的“围田”原来就是侵占，这么一卖等于没收了他们的既占田地，这就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吹剑录》中讲的这次由卖围田而引起的冲突，“始则一豪妇之倡”，一语道破这场冲突的要害。陆子遹如果当时做得宽和一点，比方说给佃户返回佃钱每亩两缗，可以缓和一些朝廷与“佃户”之间的矛盾，但朝廷与势豪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问题久拖不决的原因。
绍定六年（1223）史弥远逝世后，接替溧阳的县宰徐进斋采取和地方势豪妥协的办法，令田主各且管业收租。朝廷讨论时也提出或者把“围田”收归安边所；或者把“围田”列入辅助和籴的办法。但这些办法都与既占“围田”的势豪相冲突。朝中有的大臣是支持地方势豪的，所以这问题一直拖到10年后史嵩之入相，此时宋蒙之间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才采取与地方势豪妥协的办法解决。
至于史弥远在这场矛盾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赵善湘通过陆子遹为史弥远谋财富；有的则认为是陆子遹利用“献围田”为自己牟私利。反正见仁见智，各自有理，不必强求一致。我认为：面对陆子遹的“献围田”，当时史弥远可以有三种办法应对：一是拒绝献田。但这么一来陆子遹溧阳的财政问题无法解决，这样就直接或间接影响上交给建康赵善湘“扩军备战”的急需。二是由国家接收献田，由国家出面付给酬金。这实际上是等于国家拨款给地方财政，这个口可不能开。如果你溧阳可以，我山阳、丹阳怎么不可以？大家都向朝廷伸手，这矛盾可大了。第三，由史弥远自己出面买田，每亩酬金十缗，这价格比佃户每亩“佃钱”二三缗高。溧阳县有这六万缗现金足以解困（当时溧阳全县不到六万人）。但这却触犯了“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大忌。但最后史弥远还是采取了第三种办法，其结果众所周知。
所以，陆子遹献“围田”与史弥远买“围田”一案，史弥远没有大错。但显然他没有考虑到矛盾的复杂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史弥远去世后，《吹剑录》只做陆子遹的文章而没有向史弥远发难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