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过，空前的社会动荡、频频爆发的经济危机，使人们更看眼前利益，不守信用、恶意赖账的事情大幅增加。在对付这一市场风险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涌现出不少讨债专家，其中天成亨票庄的任立诚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讨债高手，他曾先后在天成亨的武汉、凉州、重庆等分庄中任职，每走一处，都留下了不少他讨还死债、呆债的故事。
据《晋商故事》记载，任立诚刚到武汉任内时，就遇到一位难对付的债主，此人是两湖总督的小舅子，仗着姐夫的势力，贷款到期拖欠不还，而且还拖欠了蔚泰厚票号的款。武汉各票庄都十分讨厌他，却都畏惧权势，不敢公开向他讨债。任立诚认为，借债还钱乃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可怕？他亲自出马去找债主，那人虽心怀不满，但场面上也不好说不还钱，只说手头紧，要求宽限。任立诚便隔三差五上门索债，实在逼急了，那人竟跑到总督衙门躲藏起来。任立诚想：总督与票庄素有来往，多有依靠之处，闯闯总督衙门何妨！于是，他联络了蔚泰厚掌柜宋星垣一起直入总督署内室，当着督署和夫人的面，说明索债情况。督署无奈，只得令小舅子乖乖偿还了债务。
攻下这个难关后，任立诚又料理了另一笔呆债。债主姓刘，原本天成亨票庄中一执事，后挪用公款买官入仕，但上任后即把还款之事扔到脑后，任立诚为此大为恼火。他认为，此乃违犯号规之举，岂可纵容！他亲自撰写了一份告官的状子，又给其人写了一份严辞谴责且语重心长的私信，促其速归号款。这次，任立诚未亲自出马，但他要求讨债人上门后要立等提款，果然刘某见信后，迅速归欠，并向任立诚和天成亨财东承认错误，表示歉意。
任立诚抓清欠，不仅有硬的—手，也有软的办法。他去凉州分号任职时，发现了一笔万两白银的旧欠，债主是在任的知县。任立诚便利用自己初接号事，例行拜访的机会，携厚礼登门。见面后，以清理账目为由，婉转提出了索债要求。此后，任立诚或亲自、或派人多次登门给这位县太爷相馈赠，直到使这位县令深感不安，归还了公款。[23]
卷中语
宋聚奎有勇有谋追欠账
光绪元年（1875年），宋聚奎进蔚泰厚票号做事，因他精明强干，胆识出众，总经理先后派他处理各地欠账悬案，干得非常漂亮，为同行所推崇。
先是光绪初年，湖南饶太大倒欠各票号放款，票号虽告至湖南三司按察使等衙门，因饶神通广大，与官府有着特殊关系，按察使只做了些表面文章，也通知饶到案听审，但袒护有余，久无结果。后来蔚泰厚总经理就派宋聚奎去湖南协助处理此案。宋聚奎到长沙后，各号束手无策，他与众号商议办法，决议再禀催三司，依然没有结果。此时，宋认为此案在长沙不能了结，就是告到湖广总督衙门恐也难了结此案，要想追回借款，非到两江总督衙门告状，才能避开官绅相护，才于事有补。众皆赞成，推其为首领，赴南京告状，前后七年，始结此案，收回全部放款。光绪二十年（1894年），奉天分号经理出放外账20万两收不回来，不敢回总号。总号虽三次派人去协助处理，亦未能料理。宋聚奎在汉口分号管事，总号为解决奉天悬案，临时把宋派往奉天，宋到奉天时间不长，施展各种手段，就收回16万两，偕同奉天赵经理回平遥总号交代，东、掌大为称赞。资本家与总经理基于宋聚奎屡次为票号挽回损失和赢得利润，提升其为总号副总经理，身股顶至九厘。[24]
第五，加强与大客户—官府的联系
山西票号本是靠为工商业解决资金携带的便利与安全崛起的，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截断了南方省关上解京饷的道路，清政府财政无着，只能依靠票号代为周转。票号以此为契机，改变服务方向，从为商人服务逐步转向与清政府的结合，其吸收汇款、存款的大多数也变成了各省官府机构的公款以及地方贵族显宦的积蓄。甲午战争以后，票号又走上代清政府汇兑甲午战争巨额赔款、庚子战争巨额赔款的道路。
由于找到了政府这个稳定的、业务数量很大的、利息很低甚至无利息的大客户，票号的资金规模变得非常庞大，再加上票号领导下的金融业的联盟，遂造成非常巨大的规模力量，抵御金融市场风险的能力特别强，根本不怕挤兑风潮，赢得了非常高的社会信誉，无论商家住户、达官贵族，有钱都愿存往票号。《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八曾这样评价山西票号：“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英国领事报告》中也说，山西票号信用很高，有力量买卖中国任何地方的汇票。庚子之变后，山西票号信用尤著。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序中说：“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号银券最足可信，分庄遍于全国，名誉著于全球。”
山西票号就是靠着上述一系列的办法，在屡屡爆发的的金融风潮面前，屹立不倒，终于安全渡过危机，保全了实力。
当然，在山西票号规避金融风险的措施中，也有一些拿不到台面上去，属于诸葛亮式的空城计，只能用一次不能用第二次的土办法，但很管用。这里就讲一下侯家诓众稳银根的故事。
卷中语
侯家诓众稳银根
“侯家的运银车来了！”
“侯财主家的车队一字排开十几辆呢，已经进了下西门了！”人们熙熙攘攘，传着、告着、说着、叫着，把那些围在蔚泰厚银柜前兑银子的人弄得无所适从。他们有人将信将疑从拥挤的人群中退出来，站到店门口张望，有的人把刚交给伙计的银票又要了回来，店堂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站柜台的伙计们，终于可以擦擦汗，喝口水了。坐在柜后指挥的二掌柜也悠闲地捧起了水烟袋。
不—会，那运银的车队果然来了，浩浩荡荡的十几辆大车占了平遥下西门街的半条街，那车上整齐地排放着一色的木箱。伙计们开始卸车了，那沉甸甸的木箱，两人抬它不动，还得请人搭个手。侯家的车队在蔚泰厚卸下几车，又到蔚丰厚卸下几车。侯家五联号中，家家堆满了银箱，看门护院的人也新增了不少。看到这种情况，各号挤兑银子的人自然都不再兑现了，他们相信侯家是能熬得过这长毛之乱的，又何必把不到期的银子提前取出来呢？
缓过了这口气，侯财东马上召集五联号的掌柜们研究下一步的对策。原来，自广西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来，太平军—路顺风，所向披靡，两湖、江西、江苏等处先后遭受战火，蔚字五联号在东南各省的分庄确实遭到了不小的破坏。消息传回平遥城，自然引起了储户的思想波动。人们担心侯家票号要倒台，怕自己受经济损失，所以才来挤兑。面对挤兑狂潮，实在说，侯家财东确实是无银可付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了稳住银根，侯财东想出了箱子里装石头，上面摆上一两层银子，然后从介休北贾村拉进平遥城来诓骗群众的办法。于是才有了上面叙述的那—幕。现在大车进城了，挤兑风潮总算刹住了。剩下的事就是要严格地保守秘密，并千方百计地收缩南方战争区域各分号的业务，加大北方各大城市中分店的业务量，努力把窟窿补起来。各联号掌柜会议后，五联号运进的白银箱统统堆放到各自的银窖里，并派十分忠心的伙计，悄悄把石头倒腾出来。由于票号号规极严，确实没有走露什么风声。后来，清政府利用曾国藩等地方军阀势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侯家的票号业也渐渐地又振兴起来。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若干年后，侯家以石代银诓群众的真相还是被揭露了出来。只是时过境迁，已经不会影响侯家的生意。可是人们的认识历来是不同的：有人说，这是侯财东大智大勇的表现，可也有人说，侯家这样做是不合乎商业道德的。[25]
当然，尽管山西票号在风险规避方面有着如此之多的有效措施，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逆转历史的车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了衰败之路。这并不是因为金融业的市场萎缩了，正相反，全球性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金融业的市场越发扩大，问题在于金融业自身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比票号更强大的竞争对手—银行。更具规模经济力量的银行的出现，意味着以票号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必须让位于以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金融机构。随着票号最大的客户—政府开始经营银行，票号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最后终在辛亥革命中一蹶不振。
透过票号的兴衰可以看出，票号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于道光年间兴起，并迅速取代账局、钱庄，成为中华大地新的更有效率的金融组织，将晋商推向更大的辉煌。然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竞争的激烈，要求出现规模更大、更有效率的金融组织形式，这就是银行的诞生。银行和票号最大的区别有二，一是银行的资本规模更大，远远超过票号；二是银行是有限责任组织，而票号是无限责任组织。这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怪票号不是银行的对手，要被银行取代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票号是否被银行所取代，而在于经历过长久市场竞争磨炼的票号为什么不能及时向银行转化？这可以说是所有对晋商感兴趣的人都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一是大组织科层的增多，使总号领导长时期脱离市场，从而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这是所有的大组织的通病，票号自然也不例外。二是制度建设方面的滞后，未能通过董事会、监事会来弥补总经理能力的不足，及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如进取心不足、过分讲私情、私设小金库、引用私人等。我认为，这是作为大组织的票号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很大问题。若这一弱点能克服，那么第一个弱点的解决当不成什么问题。第三，长期的高利润，使票号界上下弥漫着浓厚的自我感觉良好、危机意识薄弱的氛围，这使他们在放大自己优点的同时，也放大别人的弱点，以致自信到了自负的程度。我认为这才是票号界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它使票号领导本很敏感的市场神经变得迟钝，本很明亮的眼睛变成瞎子，本很灵敏的耳朵变成聋子。思想的自负再加上制度建设的滞后，自然使票号决策层迟迟不能做出改组银行的决定，最后只能落得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本章注释
[1]姚贤镐著：《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年）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
[2]清上谕档，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3]《商有戒心》，载《大公报》，1902年12月21日。
[4]陶澍：《陶之丁先生奏疏》，卷二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平指秤，色指白银成色。压平擦色即收付银两时，在平码上高进低出的盈利手段。
[6]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一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清档，胡林翼，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折。
[8](清）韩业芬：《山西票号皮行商务证》。见卫聚贤：《山西票号史》，中国台北：说文出版社，1994。
[9]黄鉴辉：《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10]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
[11]《申报》，1905年2月7日。
[12]《中极》，1906年2月6日。
[13]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218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14]罗贻：《东盛和债案报告》，卷一。
[15，16]《大公报》，1908年11月27日。
[17]《议改各省解款章程》，《大公报》，1907年1月1日。
[18]据杨端六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133～134页数据统计。北京：三联书店，1962。
[19]《大公报》，1902年6月18日。
[20]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
[21]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日报》，6卷2期，1937。
[22]董继斌，景占魁主编：《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23]参见赵荣达著：《晋商故事》，第82页。新华出版社，1996。
[24]黄鉴辉著：《晋商经营之道》，第150—151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25]参见赵荣达著：《晋商故事》，第58—60页。新华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