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后,当社员了,称谓历来叫农民。种地不是小事,农民在新中国地位提高了,“文化大革命”中广泛人心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
我咋革命,无能为力。从事生产,却有名堂。我的地址是平原省海阳市独莫县湾子公社搓绳寨大队。县革委会组织了育种队,培育杂交高粱。
育种者,培育杂交高粱种子也。杂交高粱属高产作物,种子有限,需要大面积推广,聪明人便想出了这个主意,利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冬季繁衍一茬,以供来年春天播种。杂交高粱分为父本、母本,利用杂交优势,育出良种,犹如驴马相交而生骡子一般。
我知道,文人巨匠郭沫若曾写过“沁园春”一首,题为《咏杂交高粱》,全文写道:“碱地之花,远超纲要,不等寻常!有人培阉种,雄需不育,天然母系,雌蕊孤芳。使之杂交,因而繁衍,亩产能增四倍强。收成早,更抗虫耐脊,涝旱两忘。相期备战备荒,首先是精神要武装。把‘两论’深研,‘三篇’朗诵,同住同商。廿又六天,花期差距,控制提前自有方。循此道,向自由王国,永远飞翔。”
哈哈,育种飞翔不飞翔,信口开河呢。在什么地方育种呢?不在本县,不在本省,而是到海南岛。
县里布置,给了湾子公社两个名额指标,我们搓绳寨大队获得了一个名额。独莫县在平原省,与海南岛距离太遥远了。孔老二曾经说过,“父母在,不远游”,背井离乡,跑这么远的“天涯海角”种地,轮到百姓头上,谁也不愿意去。
大队领导班子协商研究,难以确定。因为此事离家到远地种高粱,谁也不愿意前往。
吴天明下台了,三楞子上台了。职务的称谓也变了,吴天明原来叫大队党支部书记,三楞子如今叫大队革委会主任。
村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对于育种的任务,三楞子作了动员,采取了抓阄的办法。抓阄,俗称也叫抽勾。他说:“我们的任务艰巨,要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上级给了我们大队育种的一个名额,到海南岛去种高粱,培养杂交优种。像参军入伍一样,标准是18岁到25岁,必须不是地富出身,而是贫下中农出身。既然人们打怵,不愿意出门在外。大队班子决定,采取抽勾的办法来解决。
“抽勾是古来的传统,兄弟们分家,每人从预先做好记号的纸卷或纸团中摸取一个,以决定谁该得什么。采用这种办法,听天由命,杜绝作假。
“这好像上刀山,下火海,或者是赴汤蹈火。
“村内范围中有126个小伙子,主持筹划人做了126个纸团。纸团上写了125个‘无’,只有一个是‘有’。闭着眼从一百多个纸团中摸取一个,只要是‘有’,不去也不行。全凭看看谁的手香,看看谁的手臭。”
思前想后,我觉得这是万里长征呀!毛主席的诗词中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农民到海南岛去育种,算做是“农民不怕跑向南,跋山涉水不清闲”。不远万里,舍家丢小,可谓是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体验。
还有更直接的缘故,因为妻子秀丽怀孕,夜里不能沾身了。夫妻躺在一个炕上,结婚仅仅半年,好比看在碗里,不动筷子,这是难熬的时节。离开了是上策。
秀丽也有她的理由,说:“你压在我身上,万一把孩子挤出来,我就流产了。”
况且我还是野种,与乡亲们相处,言多语失,暴露面子被撕破脸,尾巴藏不住,不如走南闯北,躲躲风头。
我站起身来大声说:“用不着抓阄儿,我自愿!”
人们的眼光扫过来,竟然主动上钩,引起了议论纷纷。乡亲们的惊讶,似乎我吴永文吃错了药。
大队革委会主任三楞子大喜过望,问:“真的么?”
“说话算数,我当然愿意。”我说。
三楞子知道乡亲们的情绪,需要鼓动。他举起手,情不自禁呼起了口号:
“向吴永文学习!”
乡亲们都举了拳头,有的声音大,有的声音小,有的不出声。
会散了,我问三楞子:“育种什么时候走?”
三楞子说:“你准备一下,后天就动身了。”
我说:“不成问题。”
回到家里,事先我并未与秀丽商量,拐了一个弯,卖了关子:“今天大队开会,有了大勾当,不是小事。”
“啥勾当啊?”秀丽问。
我为了打圆场,躲避责任,故意摇了摇头:“唉,没有办法,大队安排,让我去到海南岛育种。”
“海南岛?”
“我学过地理,海南岛是天涯海角,路途很远,要坐汽车、坐火车,据说还要坐轮船。”
“怎么跑这么远啊?”
“利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才能培育杂交高粱。”
秀丽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不愉快,说:“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说:“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大鱼?”
“穷人参加了革命,打江山,当了主人。想立下新功,离家几十年,就有了成果。”
“成果在哪儿?”
“当不成元帅,也当不成大将、中将和少将,起码我是小将。”
“前几年造反派才是小将呢。你呀,说到酱,是一缸豆瓣酱。”秀丽把“将”说成了“酱”,也是习惯。
我顺着竿子爬,说:“俗话早说过,三月要搭炕,四月要做酱,谁都知道那是解决吃饭的佐料。光知道吃喝拉撒睡,我不出门在外,就没有出息呀!”
“去育种有什么出息?”
“你别生气,这是我的选择,说不定有前途。”
“有什么前途?”
“这次到海南岛,耽误半年工夫,组织上加以考验,我积极进步,能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才是目标。”
“当了党员,我听说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不明白,归根到底有啥好处?”
我有信仰,只好用相关的理论来解释:“你的脑子里全是私心杂念,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有雷锋,外国人还有白求恩,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秀丽终于点了头:“你高尚了,我不高尚算‘低尚’。”
我区分说:“高尚和低商是两个词儿,高尚是和尚的尚,低商是商业的商。你文化低,弄不明白。”
秀丽说:“别咬文嚼字了,别说上,就算下。你到海南岛有道理,我不阻拦,想去就去,我在家里生孩子。”
这支育种队有三十几个人,其中有四名公职人员,不受年龄的限制,领队张宗贤,四十多岁,“文革”前是县农林局的局长,被夺权后到“五七”
干校劳动改造。新的政策解放了一批老干部,他被任命为育种队的队长;技术员老于,三十多岁,也曾是张队长的下属,原单位在县农林局;会计老石,年龄与老于相仿,是从县人民银行抽调的;还有一名随队医生老杨,恐怕年过半百了,来自县人民医院。这四位是吃商品粮、挣工资的身份。我们的队员逊色,都是吃农业粮,挣工分的人,属于老百姓了。
当晚到了北京站,换乘第5次特别快车,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跨过黄河、长江,五天后到达广东湛江。由北国到岭南,耳目一新。下车时,一个青年姑娘带了很多东西,我想到了雷锋精神,应该“助人为乐”,伸手相助。姑娘表示感谢。张队长点头赞赏,说:“小吴应该。听口音姑娘是我们的老乡啊!”姑娘说:“我是卢龙县的,不是育种,是到海南岛探亲。”
我问:“亲戚太远了,是姥家还是姑家?”姑娘一笑,说:“不是姥家和姑家,是我的丈夫当海军,驻在三亚,当排长呢。”
哦,是军属啊!军属是崇高的身份,瞧不起就是阶级敌人。
下一步是住宿,姑娘与我们到了一家旅馆。会计老石负责联系登记,服务员说:“我们的旅馆是大房间,可以住五十个客人。”老石说:“我们还有一位女同志,是同路的。”服务员说:“住在一起。”
男女住在一起?男女不是家庭,怎么能住在一起?
老石没有说话。
张队长也觉得很别扭,问服务员:“怎么回事?”
服务员说:“男女平等,住在一起没有关系啦!”
不是男的和女的,大概在于南方和北方,这种住法还是第一次听到,伙伴们有的哄笑,有的鼓掌,青年姑娘的脸红了,摇摇头说:“这——我难以接受。”
服务员笑了:“你们是坐火车来的,有卧铺,夜里男女能分开乘坐车厢吗?”
我问了一句:“住宿与乘坐不一样,难道不脱衣服吗?”
服务员说:“可以脱衣服啊!火车与旅馆不一样,当然也有上下铺,一般女同志在上铺,男同志在下铺。”
服务员的解释,张队长理解了,便说:“易风随俗,我们身临其境,体会体会吧。”
进了房间,里面确实有几个男女老少,引我注意的,有一个少妇奶孩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托着乳房让孩子吮吸。对于乳房,北方隐蔽,南方则比较开放。我虽然看到了,也不敢肆意妄想。
认识了几天的伙伴岑尚勇捅捅我,吐了吐舌头,做了鬼脸。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宾馆里的住宿大约有300平方米,能容纳几十个人,上下铺,每个床上还有一个圆顶纹帐,撒落下来,只能看个朦胧。
分配了床位,上铺正好是那个姑娘。
终究我意识狭窄,不是君子是小人。上面多了一位姑娘,我心脏咚咚地跳,难以入睡。我若是孙悟空,好比被如来佛祖翻掌一扑,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轻轻压住了。我若是猪八戒,好比曾经背媳妇。蚊帐之中,好像进了盘丝洞,不敢声张。
灵魂深处闹革命,我失眠了。
刚入睡,天亮了。坐汽车,坐轮船,与姑娘在海口分手,我们还握了手。
目的地是昌江县。这里群山怀抱,居民是少数民族——黎族。名为红卫公社红星大队,百里不同俗,何况在这万里之遥的海岛,生活习俗果然大不相同。
这个村寨有几百口人,每家住的房屋是窝棚,用竹子夹的,抹了泥,上面是茅草。屋内陈设简陋,大都是有一张木床,床上只有线毯,既是褥子又是被,铝锅用三块石头架着,脏水顺着墙角流到屋外,墙壁上挂着砍刀、斗笠,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物件了。
黎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语言也有意思,恰恰黎语与汉语发音相反。
比如,凡往嘴里放东西,不管是吃、是喝、是吸,却都用一个“拉”字。“拉屎”、“拉稀”是我们常用的口语,他们说“拉它”意思是“吃饭”,他们说“拉杂”,意思是“抽烟”。还有当地的牛车,车是木轮车,没有绳套,车辕头上有一个大酿子。拉车的牛是水牛,习惯上水牛自己用犄角一挑酿子,拉起来就走。人需要骑在牛背上,它才听使唤。让牛行走,我们的传统是“驾”,这里却是“啧”;让牛停下,我们的传统是“吁”,这里却是“好”。
黎族的男女青年长到十六七岁,就同父母分开居住了,独自占据一个小窝棚。大约在夜里十点钟,村里的狗一阵一阵地叫着,这是幽会开始了。做为家长,不但放任自流,并且女儿交往的小伙子越多,心里越高兴,他们的理由是,招引的人多说明他家女儿不错,如果没有人登门,就成嫁不出去的姑娘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就灵在有凝聚力。
一天晚上,村里召开批斗会,我们也去旁观,只见一个四类分子跪着,人们纷纷发言,数说他的罪状,我们听不懂,问旁边的“翻译”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所谓“翻译”,不过是高中毕业的青年,会将黎语译成汉语。他叫阿昆,回答说:“这个四类分子不让自己家的小孩参加学校的劳动,目的是破坏‘农业学大寨’。”我问:“乡亲们喊了什么?”阿昆说:“大家提出要把他打死。”
我说:“不能武斗啊!”阿昆说:“这是吓唬他,让他低头认罪。”
按照协议,育种用地需要赔产,我县代交公粮,当地则要派些劳动力协助我们播种和田间管理。我们认识了几个男女青年,了解了风俗习惯。从搞对象说,这里搞对象很自由,大多是本村的,自给自足。出身于四类分子的青年跟我们故乡南北呼应,同样打光棍。但是,个人的梦个人圆,不同环境中另有解决婚姻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呢?
故乡兴修水利,响应了“一定要根治海河”。海南岛有什么河,我并不清楚,知道他们也要治理河流。海南岛有万泉河,《红色娘子军》中唱过“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不过,根治万泉河与根治海河不同,不仅靠青壮年劳力,男女老幼均可。按每户的人口下达土方指标,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完成任务就可以。这样,有的家庭就派去女劳力,甚至是老太太,可以做饭、洗衣、看孩子,青壮劳力同这些人相互补充,多挖几方土,省了自己奔锅奔灶。如此一来,村与村的界限打破了,共同住在一个大窝棚,到了夜里,男的那一排人越来越少,都跑到女的那一排去了。待到知道了底细,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有了感情,阶级观念也淡薄了,那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成就了夫妻。
更多的人往往是有了小孩子才结婚,不过,去公社办理结婚登记的却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嫌麻烦,认为再离婚的话还得办手续,不必要。
此地环境改造了我的世界观。我从来歧视女人,却逐步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女人不是没有出息,原因是地域不同。为什么“红色娘子军”出在海南岛,不出自平原省独莫县?为什么宋家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原籍是海南岛文昌县,不出自平原省独莫县?这个思维我却承认,黎族的少女的表现,让我也变得大方、开放了。
薅高粱时,黎族的参与者有三个青春女子,她们分别叫阿琼、阿香和阿果。南方人为啥爱用“阿”,北方人不理解,没有人追究。与我们的育种队员相处后,黎族姑娘学了很多普通话,能够交流了。
阿琼身段苗条,说话伶俐,说:“我们三个伙伴商量了,甘愿给你们当妻子。把我们带回北方,你们同意不同意?”
岑尚勇举了举手:“我同意!”
既然有人带头,赵立军和邵康也笑着说:“桃园三结义,我们俩也同意。”
我太认真,觉得这是开玩笑,落实不了,就对邵康说:“你结婚了,还有五岁的孩子了,难道要娶小妾?”
邵康说:“你是拿着棒槌当不了针,韧针不是认真。她们这群玩意儿,我看她们不是破鞋也是烂货,白给也不要。”
我说:“重要不赔本儿,舌头能打滚儿,你碗里做梦吧。我费事举起手,白费蜡了。”
邵康所说的有“破鞋”和“烂货”,那是我们的方言土语,黎族姑娘们听不懂。阿香看到我举了手,认为是同意,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永文儿,他表现大大的干活,很伟大。”
“永文儿”实际上是我的名字被习惯口语儿化,黎族姑娘吸收了。还掺杂了日本的语言,可能是从电影上引用的。意思是比较欣赏我,干活勤勤恳恳,吃苦卖力。用了“伟大”这样的词语,我也得到了满足。
岑尚勇又添上一句歇后语:“半山腰倒水——下流。”
我说:“这黎族丫头片子,我也会编歇后语,飞机上喷水——上流。”
阿香听到“飞机”和“上流”的汉语,立刻拍手:“我太幸福了,能坐飞机火车了。”
晚上,育种队开了一次会,张队长说:“与少数民族的乡亲们交往,说话要有分寸。我们来育种,也是促进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秤杆离不开秤铊,打铁还需本身硬,一条河有深有浅,迈一步先用木棍探探。育种是庄稼,不是普通的人,应该有组织,有纪律,忠于职守。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尤其不能调戏妇女,严禁淫词滥调。不管结婚了还是未婚,都要承认家里有妻子,有老有小,避免出现民族矛盾的导火索。”
张队长说了这番话,不是无的放矢。我们的小组有了这种现象,别的小组也不例外,有大有小,有多有少。紧接着,又说了一个问题。张队长说,家里来了电报,会计老石的母亲年老患病,从情理上应该离岗探望。经过党支部研究,石景清同志回去,请原单位银行再分派一个同志来顶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