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亚板块的结合处，众多文明的交汇点形成了最早最灿烂的文明——“两河文明”。从一开始它就注定要成为众多文明的典范，人类的先行者。在长达2000多年的岁月中，它的光芒始终照耀着世界。
（一）两河文明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流域建立了城邦，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社会，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同时，苏美尔人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兴建了大量的灌溉工程，不仅可以浇灌土地，而且可以防止洪水。这样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使成百上千的人从田间走出来，去从事工业、贸易或文化工作。这就是灿烂的古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的所在，在今伊拉克共和国境内。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这片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美土地，9000年前就已经驯化了动物，培育了植物，出现了发达的农业，并形成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镇。6000年前这里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犁耕、灌溉农业和卫生系统；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人最早发明了表意和指意符号的象形文字，因为这种文字大多刻在砖、石或黑色的玄武岩、泥板上，起笔重而印痕较深，成尖劈形，形似木楔，所以被称为“楔形文字”。他们在泥版上书写的“楔形文字”是人类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记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税收、爱情以及传说的历史，今天全世界只有少数学者可以看懂这种原始的记录，还有许多的记载还没有被翻译出来。此后，许多帝国在这里角逐。
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是“两河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旧约全书》称其为“希纳国”。两河沿岸因河水泛滥而积淀成肥沃的土壤，史称“肥沃的新月地带”。由于两河不是定期泛滥的，所以确定时间就必须靠观测天象。住在下游的苏美尔人在此过程中发明了太阴历，他们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作为计时标准，把一年划分为12个月，共有354天，也发明了闰月，目的是解决与太阳历相差的11天。他们还把1小时分成60分，一星期定为7天。还会分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以及解一元二次方程。他们还发明了10进位法和16进位法。同样他们把圆分为360度，并大体知道π近似于3。甚至会计算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及一些锥体的体积。
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座花园传说是当时的国王为公主而建的。
人类历史上的“印度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是在“两河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希腊人从那里学到了物理学、数学和哲学；犹太人从那里学到了神学；阿拉伯人从那里学到了建筑学。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阿摩利人建立巴比伦王国，其首都是巴比伦城。公元前1792年，汉谟拉比即位，征服了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并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共有282条，是刻在一块高2.25米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
公元前689年，巴比伦王国被亚述国所灭。公元前605年新巴比伦王国灭掉了亚述国。后来，神庙祭司集团在新巴比伦国当权，在公元前538年，被位于伊朗高原的波斯所灭。古代“两河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便告结束。
（二）两河流域的历史时代
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始于伊新和拉尔沙时期（约公元前2017—公元前1763年），终于古巴比伦第一王朝（约公元前1894—公元前1595年）。公元前16世纪初，为赫梯人所灭，统治者为阿摩利人。这一时代大奴隶制经济形式被瓦解，青铜工具刀被广泛使用，生产上也有了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各城邦均制定法典；神庙地位下降；两河流域普遍塞姆化，苏美尔人已融合于塞姆人。
公元前21世纪下半叶，埃兰人灭掉乌尔第三王朝后，由西北而来的阿摩利人乘虚而入，在苏美尔建立了伊新和拉尔沙两个国家，其创立者均为阿摩利人的氏族酋长。伊新和拉尔沙对峙达200余年之久。
公元前19世纪初，在巴比伦摩利人的阿姆纳努姆部落摆脱了伊新的控制，其首领苏木阿布建立了巴比伦第一王朝。此时两河流域的主要城邦国家为马里、亚述、埃兰等。
巴比伦王朝建立之初还很弱小，但由于其位于两河流域商路的枢纽地，境内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政治和经济力量都在不断增强。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在位期间（约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先后征服了伊新、乌鲁克、拉尔沙等国，并占据了亚述南部，建立起从波斯湾至地中海沿岸的中央集权制奴隶制帝国，自称“世界四方之王”。
但汉谟拉比的统治并不牢固，其继承者萨姆苏伊卢纳在位时，两河流域南部发生起义，内部也发生反债务奴役斗争，这导致了巴比伦第一王朝的衰败。公元前1595年，赫梯统治者穆尔西里斯一世最终将其灭亡。
古巴比伦政治制度是最早的政治智慧的结晶。古巴比伦时代各城邦的政治制度与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及乌尔第三王朝不同。汉谟拉比统一后，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国王独揽政治、军事、外交、司法和宗教等权力，直接任命中央和地方官吏。在地方大行政区设总督；在大城市中任命被称为“沙卡那库”的官员；在小城市中任命被称为“拉比亚努姆”的官员治理。如西帕尔等的一些城市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从富裕商人家族中选人监督，任期一年，负责税收、运河开凿、城墙修筑、公共仓库和码头的管理等。
汉谟拉比的对内政策基本上是伊新拉尔沙时期城邦政策的延续。汉谟拉比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远交近攻，灵活变动结盟关系，为统一两河流域的总目标服务。
（三）古巴伦文明
1.古巴比伦社会阶级关系与土地制度。
古巴比伦社会分为三个等级：
阿维鲁，为全权自由民，上层是统治阶级，下层多是纳税、服兵役和徭役的自耕农和士兵。
穆什钦努，为依附于王室土地的无权自由民，古巴比伦时代还存在其他类似穆什钦努的依附阶层。
瓦尔都（男奴）和阿姆图（女奴）是奴隶阶级。
古巴比伦时代土地制度较为复杂。汉谟拉比时期王室占有的土地分为三类：“供养（维持）宫廷之田”；以供职为条件所授份地；以纳赋税（纳贡）为条件所授份地。
以供职为条件领有份地者包括士兵、官吏、塔木卡（商业代理人、高利贷者）等。士兵列都、巴依鲁以服军役而领有王室份地。其份地可由其成年儿子继承，但仍以服军役为条件，拒绝或雇人代其服军役者处死刑。
以纳贡人为条件所授份地是指领有大部分王室土地的人，受王室的剥削和控制，其份地亦不得买卖、抵押或传于女继承人。
除王室土地外，古巴比伦社会还存在神庙土地、城市土地及私人土地。《汉谟拉比法典》和考古发现的契约文书及其他文献材料证明，私有土地占相当数量，土地租佃和雇佣关系已普遍流行。地租一般是收成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果园、菜园的地租为收成的三分之二。
土地价值由灌溉用水的供应情况而定，有的灌溉用水的园圃地租高达收成的四分之三。高利贷业非常活跃，神庙和酒店也同时经营高利贷业。高利贷业的活跃促进了债务奴役制的发展。债奴被称为基萨图。在婚姻和家庭关系方面，还保存夫权和父权的残余。丈夫可将其妻或子女卖为奴隶，甚至使之变为债奴，子女可为父亲杀害的他人子女抵命。债务奴役制的发展激起了债务人的反抗。汉谟拉比之后即爆发了反债务奴役的斗争，导致国王发表解负令。这也是古巴比伦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2.古巴比伦的祭司制度。
祭司即是指神庙的侍奉人员，主要负责主持祭祀活动、节庆典礼、念咒祈祷、占卜等。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国家中，他们可以说是一个最特殊的阶层。
美索不达米亚把大部分的神都供在庙里。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地的庙宇也多得不计其数。据考古学家统计，仅在苏美尔遗址就发掘出了3500座庙宇！
美索不达米亚人注重现世的祈福和享乐，他们建造神庙是为了祭祀诸神，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一国之中，庙宇往往是仅次于王宫的最好建筑。对修建神庙，各民族都舍得花巨资。
既然神庙数目极大，作为神庙侍奉人员的祭司，人数自然惊人。他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权势显赫。
在美索不达米亚，国家的王权受到法律、贵族和祭司的限制。其中最有势力的是祭司。国王是神的代言人，其权力由神授予，而神的代表是祭司。祭司代表神授权给君王时，一般都有庄严隆重的仪式。在这种神权政治下，祭司拥有极大的特权。在老百姓眼里，人君如果不从祭司手中获得权杖，就不能名正言顺地执权。而且，祭司是国家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他们管理和控制着神庙里的一切财富。由于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很高，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聚敛的财富多如牛毛。国王一般划拨一部分土地作为庙产，并指定一定地域献租纳税。对外战争一旦获胜，战俘和战利品优先送往的地方就是神庙。国民竞相敬献各类供品，神庙里不仅充满了食品、蔬菜和水果，而且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作为财富管理者的祭司，他们经营钱庄、出租土地、参与商业活动，使神庙的财产不断增值。因此，祭司因神得财，因财得势，成为社会的特权阶级。
祭司多出身于名门望族，职业是世袭的，其称号也代代相传。他们垄断了国家文化知识。在神庙开设的学校中，祭司既是教师，又是校董，他们对学生灌输宗教思想。
祭司也分不同的等级，负责主持重大祭祀活动的是高级祭司，普通祭司按等级各司其责。比如卡鲁、那努负责领唱圣歌，尼撒库负责主持奠酒，那姆克负责清扫，巴努负责驱魔仪式。另外还有专门从事占卜和解释预兆的祭司，他们负责解梦看相、求神问吉、占星预卜等。
（四）两河文明的衰落
“两河文明”最终还是衰落了，除了政治等原因外，还有气候的因素在里面。
两河流域，特别是下游，严酷的自然条件给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限制。首先是降雨量的缺少，年内分配也不均匀，在作物最需要水的8月至10月严重的缺水。其次是气温很高，夏季常常超过40℃，高温加速了土壤表面的蒸发，致使土壤盐化。此外，由于上游森林被破坏而导致的洪水，使平坦的地形和低渗透性的土壤更加剧了涝化和盐化。土壤盐化直接导致了土地生产力的下降，其表现为耐盐的大麦（能在含盐量为1.0％的土壤中生长）取代了不耐盐的小麦（容许土壤含盐量＜0.5％）。在公元前3500年，整个苏美尔地区全部种植小麦。随着土地的不断耕种，土壤中的盐分越来越多。公元前2500年，苏美尔地区小麦占了谷类生产的15％；而到了公元前2100年，小麦仅占2％。公元前1700年小麦在这块土地上最终消失了。
比大麦取代小麦更严重的另一个问题是耕地的减少。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盐碱化的泛滥，苏美尔人每年都要花上大量的人力来开垦新的土地。但可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在公元前2400年耕地达到最高数量后逐渐下降。在公元前25世纪—公元前22世纪间，新垦土地中有42%出现了盐化；到公元前1700年，竟达到了65％。
苏美尔地区的朝代不断更替，但都没能恢复土地的生产力及改善环境和资源的恶化状况。土地的恶化，使文明的“生命支持系统”濒于崩溃，并最终导致“两河文明”的衰落。该地区从一个灿烂的文明古国逐渐沦为穷乡僻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此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