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处于亚热带和南温带区域，受太平洋季风影响，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1341毫米到1940毫米。春季，本应春暖花开，但江西全境却时暖时寒，阴雨连绵。每当台风来袭，全省多大雨或暴雨，暴雨强度为日降水量50毫米到100毫米，最大甚至可达300毫米到500毫米以上。而山区复杂的地形地貌极易形成山洪地质灾害，使江西成为全国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省份。据统计，进入新世纪的10年里，江西全省因洪灾死亡284人，其中山洪地质灾害造成231人死亡，占死亡总人数的80%。山洪地质灾害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安全，成为悬在山区民众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石头上记载的故事
位处武夷山中段的黎滩河源头，有一座古镇名叫德胜镇。这里曾是闽、浙、赣苏区革命老根据地，也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著名的团村战役主战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邵式平、方志纯、肖劲光等曾在这里建立苏维埃闽赣省政府。
德胜镇有黎明、东山、新店、德胜、茅店5个行政村，茅店村又分为里茅店、外茅店。这些村庄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地带分布，仿佛一根绿色丝带旁边缀着的珠子，闪烁出璞玉才有的特殊光芒。可惜串“珠子”的河谷地带极容易发生山洪灾害，是典型的地质灾害多发区，沿岸的村庄也就饱受磨难。“珠子”的光芒日渐衰微，历史，偶尔还在这些“珠子”上刻下深深的伤痕。200年前的7月，具体来说，是嘉庆7年7月15日，（公元1802年8月15日)，一场大水从黎滩河发生，强悍的水头径直冲向黎川县城，冲倒西门城墙及护城河岸百余丈，城内水深一丈许，宏村、中田等地淹死数千人，淹没民房17000余间……
这不是骇人听闻，也不是笔者的戏说，而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在里茅店村头桥边的一块天然巨岩上，有古朴的文字记载着200年前发生的那场人间灾难：
大清嘉庆壬戌七年七月十五日子时，洪水克来，此石为记。当日茅店、官川房屋田地一片成洲，淹死人丁一百数十有余。水迹至五通半山岭之高，茅店只剩邓姓房屋一所，官川只剩彭宅老屋一栋。直下新城（今黎川县城），上下大桥尽冲去……又至西城、横村（今宏村镇）、丁吴（今宏村镇丁路村）淹死人口数千有余，细事难此言尽。
全文共195个字，勒刻此文的石碑呈圆锥形，底面周长12.4米、地面露出高度1.1米，大部分碑文保存完好，所记水灾与清代同治年间的《新城县志》记载相互印证。
据说，这块巨大的岩石是在那次洪灾中，从山上冲到里茅店这儿的。
洪水之后，有一位路过这里的铁匠，看到灾后的惨状，心有不忍，特意在石头上刻下了这段铭文。
铁匠的文字粗疏简陋，但却将当时的悲剧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200年后的2010年6月18日，当地再次发生特大洪灾。
连日的暴雨山洪，导致大量房屋、财产、陂坝、桥梁和沿河农田被冲毁。据统计，全镇房屋倒塌430户，1827人受灾，其中里茅店、外茅店、官川等5个村小组所有房屋全被洪水卷走。
洪水冲毁道路约10公里，冲毁30米以上的桥梁19座。冲毁农田2000多亩，农作物受损面积14997亩，水稻绝收面积4500多亩，受灾面积6125亩，烤烟面积2372亩，受损林果面积5000多亩。洪水还冲毁护岸18000米。
全镇直接经济损失约为7.4亿元人民币！
从规模来看，这次的洪水丝毫不逊于200年前的那场洪水。好在处于21世纪的今天，灾害发生时，当地干部悉数出动，深入到每家每户，动员和协助村民安全撤离，没有一人因灾死亡——人类在和大自然的较量中，总算有了些微的胜利！
但是，离山洪暴发之后的2011年3月的某个周六，当笔者沿着乡村公路向黎滩河上游前行时，一路上还能够看到山洪暴发留下的严重损害，倒塌的房屋、线杆尤如怪物的僵尸，在青山绿水间显露出几分狰狞，损毁的道路桥梁和受淹的良田随处可见。山洪冲下的大量巨石得意地躺在水田里，旁边是无数的碎石。往日的良田此刻石头遍布、杂草丛生，根本无法恢复生产。而沿河两岸倒塌的堤岸，则像老妪空瘪的牙床，在河滩旁蓦然豁裂出几十米深的缺口，并于河流中形成巨大的漩涡，让路过的人胆战心惊。
搬家三次难逃死神的光顾
中国民间有句古话：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对于遂川县牛岭村村民来说，却没有这种幸运。
说到牛岭村，我们得把目光再次投向遂川县，并随着山峦的增高抬高我们的视线，当我们有些疲惫的双眸落在草林镇上方那块雪白的云彩下时，我们应该已经看见了牛岭村。
牛岭村位于牛岭陡峭而险峻的半山腰上，全村100多户农民，分散在几条落差很大的山坑里。在这里，人们很难找到一块超过100平方米的平地，村民们只能依着山坡的走势，在山坑的平缓地带，见缝插针地开挖出几十平米的平地，然后憋憋屈屈地建房。所以村里大部分房屋的屋前屋后，咫尺之遥就是山坡。每逢暴雨骤降，很容易造成滑坡。这里的村民说：“我们这个村子，前面怕滑坡，后面怕塌方，很危险的。在我们村里，倒房子是正常的的，不倒房子是不正常的，我这里经常会倒房子，年年会倒房子，大家已经习惯了。”
提起安身立命的房子，牛岭村的村民和本书开篇时写到的遂川县泉江镇下坑村的黄大波他们有着同样复杂得有些绝望的情感。村民们扳着指头给笔者算：
“1993年下暴雨，倒过，2001年4月，也倒过。李茂林家倒掉了，李文油家里整个房子后厢全部被泥石流埋掉了。柳先泽家的房子倒掉了2次，他家原来的房子也是建在山脚下，下面有一条河，2001年7月，下大雨涨水的时候，柳先泽出去做事，回来一看房子倒掉了。同一年，他家的房子倒了2次，一次是2月，一次是7月。”
讲到同村村民伍仁宾，村民无不感叹唏嘘：“他家真是倒霉啊，3次建房，2次搬家，还是躲不开阎罗王的勾薄小鬼！”
上世纪80年代初，伍仁宾刚结婚时，因为要与父母分开居住，便千辛万苦地在离原来老屋不远的东边平整出了一块6、70平方米的地，建起了一栋土砖房。没想到，1991年8月，连续十几天的大雨浸泡，使牛岭村屋后的山坡发生坍塌，一下子就把伍仁宾家的房子给冲倒了。好在，滑坡发生在白天，家里人都在外面做事，没有人员伤亡。
10年辛苦，就这样毁于一旦。伍仁宾一家悲痛难忍，可面对如此天灾，他们又能怎样呢？全家人在那蓦然塌下的几十立方米黄土前中抢救出一点家具，然后伍仁宾夫妻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含着热泪在这座山坡的南边选了一块比原来还小的地，一家人忙了两年，终于建起了一栋3开间的土坯房。 这时，伍仁宾的3个孩子已经慢慢长大，可以为家里做点事情了，生活的重担开始有所减轻。伍仁宾带着家人正准备朝着致富的路上大步迈进。
可是，天不遂人愿。1998年，特大洪水在全国肆虐，遂川也是重灾区。这年7月，一次长时间的暴雨之后，伍仁宾新家背后的山坡象原来的东坡一样，也发生山体滑坡，把伍仁宾家的新房给冲垮了。伍仁宾一家望着倒塌的新房，欲哭无泪。这一下，好不容易刚脱贫的伍仁宾一家重又返回到赤贫状态。
灾难接踵而至，生活还要继续。伍仁宾一家擦干眼泪，重新开始奋斗！这时他的2个女儿和1个儿子已经可以挑起家里的一些重活了，伍仁宾夫妻心中比前几年有了些底气。他们精心挑选、衡量再三，终于选定了地址，在一片坚固的山石下面挖出了一片空地。一家人肩挑手提，从十几里外的山下运来了大量的石头，把地基打得牢牢的，而且一改原来的土坯结构，用石头垒起了墙壁，房子建起来后，被村民们称为牛岭村最牢固的房子。
伍仁宾一家在村民的称赞声中不免有几分得意，心想，这次把房子建得这么牢固，该不怕什么山洪爆发、泥石流横行了吧？他们没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却在后面等着他们！
2001年7月，正是农忙双抢的繁忙季节。
一眼望去，牛岭村尤如世外桃源，美丽得令人伤感：青的山、绿的水、黑的瓦、白的墙、黄的稻，还有丰收在即时喜悦的农人。他们不顾炎炎夏日，有的弯腰勾背，忙着收割稻子；有的踩着打谷机，忙着脱谷；有的则赶着大黄牛，忙着翻耕田地，好赶在立秋前把第二季水稻插下去；而有的，则忙着将秧田里的秧苗移栽到已经平整好的田里。汗流浃背的农民们累归累，可眼看半年的劳作有了收成，他们抬手抹汗时脸上还是不由得露出了笑容。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中看见一丝疲惫：在牛岭村耕作实在太累了！牛岭村虽说水田不多，人均只有6、7分，可由于田地都在山坡上，不是“挂壁”，却也算得上“躺壁”，耕作起来非常困难。伍仁宾家里5口人，有3、4亩地，因为都是这种半挂壁丘，劳动强度非常大。半年耕作下来，每个人都黑瘦了几分。
转眼到了7月底，伍仁宾家的稻子已经收割完了，总算老天爷比较照顾，今年的天气非常好，水稻的产量比较高，光早稻伍仁宾家就收了3000多斤，基本上可以保证全家一年的口粮了。伍仁宾黑黢黢的脸颊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他站在田埂上想，晚稻种下后收上来的稻子，少说也有3000多斤，到时全部可以用来出售，那卖出来的钱就可以供儿女读书了！伍仁宾越想越有劲，与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起早贪黑地干，想尽快把晚稻栽下去。但是，让人烦恼的是，7月的最后几天，却忽然下起了雨，而且一下就是几天，这严重影响了伍仁宾家的晚稻栽种进度。眼看再不加紧时间，就要栽“立秋禾”了，而这对晚稻的生长是极为不利的。伍仁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没有办法，7月30日，伍仁宾只好把姐姐的女儿李华莲请到家里帮忙，准备抓紧这两天的时间挑灯夜战，赶紧把晚稻栽下去。
这天一大早，雨就开始下个不停。伍仁宾望了望黑沉沉的天，心中倒轻快了些。老古话讲，“早上落雨一担柴，上午落雨打草鞋”，早上开始下的雨，到上午或下午肯定会停下来，所以没怎么犯愁。果不其然，没多久雨就开始小了。伍仁宾带着女儿伍春兰、伍金兰，和外甥女李华莲，穿着雨衣，戴着斗笠，冒着时下时停的雨，在几十丘大大小小的梯田里，紧张地忙碌了一天，总算把那最后的2亩多田秧苗全部栽完了。
到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天又莫名其妙地发起了威，白天淅淅沥沥的小雨突然间变成了瓢泼大雨，哗哗的雨声给寂静的山村平添了几分喧闹。可能是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吧，一水儿20岁出头的伍春兰、伍金兰和李华莲显得很高兴，她们干脆扯下雨衣，冒雨走在田埂路上，让滂沱的雨洗涮着她们青春的身躯和笑脸，姑娘家的说笑声尤如银铃，在水汽弥漫的山间响起，山川骤然活泼、生动起来。当她们浑身湿漉地回到家时，伍仁宾既心疼又得意。可不是嘛，大女儿伍春兰和外甥女李华莲明年就要出嫁了，这是两个懂事勤快的孩子，在家里干活是一把好手，为自己承担了不少的农活。二女儿伍金兰今年也快20了，这两年到外面陆续地打工，也赚了些钱。关键是她很懂事，每年农忙双抢都会回家帮父母，这让伍仁宾两口子心里很是欣慰。
这天是当季农忙的最后一天，为了犒劳大家，伍仁宾特意让妻子做了顿特别丰盛的晚餐，不但有鱼有肉，还特意杀了一只鸡。三个小姑娘累了一天，看着满桌的好菜，不由味口大开，她们饱餐了一顿，接着又嬉闹了一阵，实在抵不住睡意了，三个人这便钻进后屋的房间里休息去了。正值花季的她们很贪睡，不一会儿就都坠入了香沉沉的黑甜乡。后屋于是泛出一片温馨旖旎的气息。
听着那阵隐约的小呼噜，伍仁宾和妻子不由乐得摇起了头，他俩也累，但当家长哪能吃完饭就睡呢？再怎么也得收拾下碗筷吧？这种日常家务看上去没什么，其实耗时又耗神。等他们夫妻俩收拾完毕，时针已指向21点了。妻子一个劲地说累，头刚挨着枕头就响起了鼾声。作为一家之主的伍仁宾心里却像坠了块石头似的发沉——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万一栽下去的禾苗被水冲走了怎么办？他越想越不放心，赶忙披了雨衣、打着手电跑到田里去察看。由于事先挖好了排水口，田里的秧苗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伍仁宾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十点多时终于上床就寝了。
屋外的大雨象是奏起了一支催眠的交响曲，劳累了一天的伍仁宾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半夜时分，一声巨响把伍仁宾从梦中惊醒。他腾地从床上坐起，拉开床前的电灯，顿时傻了眼。只见靠着山坡的那面墙斜斜欲坠，泥土和着雨水从墙脚处渗进来，几根椽木破墙而入，仿佛怪物狰狞的爪子。他愣了一会儿神，正在庆幸自己没有被压到时，突然又回过神来，爬起来就往后屋跑。等他看到后屋的一片瓦砾时，心“咯噔”一下跳出了胸膛。他颤抖着大声喊起来，一边顺手拿起锄头，狠命地挖着，口里喃喃地求老天开眼，放三个妹子一条生路。可是，泥土和沙石把个后屋填得满满当当，三个姑娘睡的床又在紧靠着山坡的那堵墙，一时之下哪里能够找得到？
伍仁宾拚命地挖着，同时让老婆赶紧到村里去找人。乡亲们听到消息后，拎着工具赶了过来，由于只靠锄头和铁锹，挖进的速度非常慢。等到伍仁宾和乡亲们一起，把后屋的石头、泥土清除掉，抱出自己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甥女时，三朵含苞待花的鲜花早已经凋谢了。
伍仁宾夫妻守着3具满是泥浆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这场景不由得让人想起本书“引子”中写到的黄大波夫妻经历的那场噩梦。村民们默默地流着泪，泪水中含着与遂川县泉江镇下坑村村民一样的无奈与疑问：这是老天爷的惩罚我们吗？不然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样多灾多难的地方？
他们仰脸看天，天上的云朵灰沉沉的，像一床浸透了悲伤的棉被。一道黑影蓦地闪去，那是死神的羽翼。它俯瞰着这些表情悲恸的村民，狂笑着飞入了大山深处，遂川的山川，于是覆上了淡淡的阴影。
遂川县山多、人多、耕地少，属典型山区县和地灾多发县。全县山体滑坡、泥石流易发区共有1100处，6557户29668人受地灾威胁。其中，受地灾威胁的重点户就有4227户18858人。仅2002年，在本书在“引子”中提到的那场吞噬了黄大波一家数口人生命的暴风雨中，遂川县共有159个村庄被洪水围困，18万人受灾，11万亩农田被淹，400多处水利设施被破坏。还有约3800间房屋倒塌、180多座桥梁被冲毁。直接经济损失1.2亿元。全县有4万人因灾致贫，2.4万人因灾返贫。
堆子前乡是这场暴风雨中的重灾区。时任该乡党委书记的陈道萍当时赶赴一线指挥抢险，7天7夜间几乎没合一下眼。后来，面对记者回忆这场灾害，她仍然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她说：“我们在一栋房子里就扒出了9具尸体啊！”
类似的悲剧、类似的事件，在边远山区和水库库区时常发生，只不过很少为外人所知晓罢了。
让我们再信手举几个例子：
1998年6 月 22 日 ，黎川县厚村乡焦陂村发生滑坡， 村后 50 米高处的山坡上， 约 2. 5 万立方米的含水泥砂石块崩泻而下， 那场景真如山崩地裂。当场，泥沙掩埋了村里的民房 21 栋， 造成 46 人死亡、 多人重伤。强大的气浪甚至将 3 人抛至河的对岸。
就在同一天的凌晨 4 时 50 分，黎川县洵口镇下湾村村民正在熟睡， 村后 4000多方的土石从 40 多米高的山坡上急速下滑， 掩埋民房4 栋。 邻居前去抢救， 山体再次下滑。 两次滑坡造成 9 人死亡， 4 人重伤。
山坑村，是横峰县坪溪乡下面的一个村民小组。这个村离乡政府有25华里，离村委会也有5华里。从外面进山坑不通公路，全部是崎岖的黄泥路。山坑村岭下居民点5户人家，房子全部建在山沟旁，屋背是山岭，屋前是濠沟。那一年端午刚过的5月初六，下了一天大雨，引起山洪暴发。山上泥石流滚滚而下，把一个个山沟全部填满了，5户人家的房子全部被冲垮，家里的所有东西包括粮食、猪、牛什么的全部被冲走。后来，这里的5户人家，有2户设法迁走了，有3户人家没办法，在离沟稍远一点的地方又建了房子。但每逢下雨的时候，就惊心胆战，生怕悲剧重演。
上坑源乡江家村小组江胜贵谈起这种情况感慨不尽。他说他家里的房子也多次受到过地质灾害的影响。1998年，家里的房子就倒过一次，后来用石头重新砌起来，又被冲倒。他几乎每年都要修房子。“山上就这么一点平地，想建新房子都找不到地方，遇到灾害，房子受到破坏，只好不断地翻修”。
女孩桂东霞一生难忘的噩梦
年仅13岁的女孩桂东霞，家住修水县东津水电厂的库区。那里有层峦叠障的山峰，有碧波荡漾的湖水，但是，对于小东霞来说，这些美丽的风景，却成为了她上学路上的一道道拦路虎。每次，小东霞都要走上3个小时的山路，再坐3个小时的船，才能来到程坊乡的中心小学。
那天上午在学校，小东霞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太阳出来时惨白惨白的，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树叶耷拉着，一动不动的。坐在蒸笼般的教室里，小东霞紧张地听老师布置小学最后的暑假作业，脸上的汗，不时地顺着头发滴下来，她顺手拿起一本作业本，想摇出点风来，却被老师严厉的眼神吓到了，赶紧坐正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小东霞拎起自己简单的行李，撒腿就往水库码头边跑。她知道上午还有一班渡船，如果快的话，她下午3、4点，就可以赶回家。要是没赶上这一班，坐下一班的话，她就又得赶夜路了。
码头边，一艘不大的木头船已经挤满了人，正准备离开。小东霞一边跑，一边叫喊，船老大这才把船停下来，让她挤上了船。船上的人超出了小东霞的想像，几乎比平时要多出一倍，她拖着行李，从人群中往船舱中间钻，总算找到了一个空荡点的角落。她特别怕害站在船边，摇摇晃晃的船，总让她有种眩晕的感觉。
天气很闷热，幸亏船在水上行驶，微微的风穿过人群，在空气中飘荡，让满头大汗的小东霞感觉到了一些凉意。她把行李放在船上，蹲坐在一旁，在轰隆隆的机鸣声和渡船摇篮般的前进中，居然慢慢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喀喇”一声炸雷，把小东霞给惊得跳了起来。她睁开眼，发现刚才还好好的天突然黑成了一块幕布，强劲的风从湖面刮过，带着水汽，顿时让人感受到阵阵寒意，渡船也开始颠簸起来。小东霞惊恐看着周边的人，只见大家一脸紧张地看着船老大，巴不得早点赶到码头。
不一会儿，一阵乌云从西边袭来，湖面上的风突然大了，船开始摇摆不定，船老大急得跳脚，可是却仍然控制不住。豆大的雨粒从空中砸下来，船上的人拿起身边能避雨的东西往身上披。小东霞惊恐无助地看着大人们，把自己的一包衣服顶在头上，可是很快就全身湿透了。
风更大了，雨更密了，船舱里很快积起了过脚深的水，船越来越重，速度也越来越慢。船老大扔过来几个脸盆，让船上的人舀水出去。男人们接过盆，拚命地舀水，却无济于事，慌乱中船身开始倾斜。船老大这才开始给每个人发救生衣，小东霞靠近驾驶舱，船老大见她是小孩，赶紧帮她穿上。在一片惊叫和呼救声中，不到几分钟，船身完全没入水中。小东霞也落入水里。
等她醒来时，已经躺在另外一艘船上。原来，这艘船正好从旁边经过，见到渡船沉没，赶紧过来施救，落水的大部分人都被救上了船，但还是有两个人沉入湖底，不见了踪影……
从这以后，父亲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为了女儿的安全，不再让她上学——那惨白的水面吞噬的生命，成为父亲，也成为小东霞一生难忘的噩梦！
不光是小东霞，在万安库区的棉津乡石角湾村，也时常发生类似的悲剧。
石角湾村三面环水，背靠陡山，无陆路与外界通行，村里群众出行只得靠竹伐渡江，村里曾多次发生过竹伐渡江淹死人的事情。碧绿的水、温柔的水，就这样不经意间闪烁出死神魔眼的绿光，让人睹之色变……
佛手瓜救命
21世纪是人类向外太空探索和发展的科学昌明时代，然而，在江西的一些偏远的山村，如果去除掉电力，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形态与古时候的人无异。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原始的耕作方法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说一句难听的话，这里的人们能够保障的只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其他的则无从谈及。而在某些时候，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受到了自然的严酷挑战。曾经发生在兴国县移民户陈大发一家八口身上靠佛手瓜救命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陈大发所在的兴国县均村乡位于县境最西端，距县城32公里，与吉安市的万安、泰和两县交界，素有“一脚踏三县”之称，苏维埃时期是扬殷县城所在地。既是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又是少数民族畲族散居乡，是全县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乡。
均村全乡总面积193平方公里，土地面积28.7万亩，其中山地占了20.6万亩。全乡以山为主，海拔高度最高点达1161.5米，而坪源村的石坝小组就位于均村乡海拔最高处的崇山峻岭当中。
要到石坝小组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0年深秋的一天，笔者为了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在全省小有名气的移民迁出地，其生存条件和环境到底有多艰苦，决定亲自到石坝小组走一趟。
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天。深碧如洗的天空几乎看不到云彩，空气中弥漫着山区特有的清甜，那是山里各种野果成熟后飘出来的香气，轻轻一吸，便沁人肺腑。笔者从均村乡政府所在地出发，乘坐一部越野车，在极其简易的乡村公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坪源村委会所在地。坪源村坐落在群山环抱当中，四周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偶尔有些黄褐和深红、浅红的树木点缀其中，仿佛中国古代的丹青，别有一番如妆的风味。
坪源村党支部书记告诉笔者，他们村有村小组16个，1841人，散落在15平方公里的大山之中。全村有山地面积21750多亩，盛产林木、毛竹，其中油茶林10000多亩，脐橙面积200多亩，耕地面积却只有680多亩。我们要去的石坝小组离坪源村委会最远，海拔也最高。不但汽车子不能上去，就是摩托车也无法通行，全部是崎岖的羊肠小道，只能步行前往。
又走了将近4个小时的崎岖山路，才最后到达目的地——石坝小组。由于原来住在这里的村民都已经搬走了，因此，当笔者走进村里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到处是破旧、低矮、东倒西歪的房屋。有些房屋前面已经长满了齐腰深的蒿草，掩住了门前的小路。不过，有些房屋还是保护得比较好，还残存着几许人迹。为我们做向导的坪源村一位村干部说，有些移民虽然移出去了，但还经常到这里经营自己的山林，把老屋当作自己生产时的落脚点，所以还保留了几分“人气”。
这位村干部还说，其实石坝小组的村民并不是全部住在一起，离这里2公里外的高山上，还有一户人家。笔者闻听，恳请他带着我们到那里看一看。没想到，在那所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顶上，还真有一所房子，而且巧合的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故事的主人公——陈大发。他这几天在山上采摘油茶籽，就住在山上。
于是，深秋的午后，在这座土坯房前的一小块空地上，就着高山上还有点温暖的阳光，陈大发跟我们讲起了佛手瓜救命的故事。
我家原来跟石坝小组村民们住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山下的村民分田到户。但我们石坝小组全村100多人却没有一分水田，有的全部是林地，所以这里没有田分，就把林地给承包经营了。为了做工方便，我父亲决定把房子建到离自己家林地最近的地方，所以就从原来住的地方搬了出来，建起了这所房子。
陈大发说话的间隙，笔者起身察看了下四周的地形，发现这房子虽说离石坝小组只有2公里左右的距离，但从下面上来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小道的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沟，一边是陡峭的笔直石壁，除此之外无路可行，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之霸气！房子座落在快到山顶的一块突出的平台上，背靠着山坡，其他三面是悬崖。陈大发家承包经营的200多亩林地，就分布在房子旁边的山上。
记者同志，如果不是离城镇太远，这山林还真是好啊。你看，那些树比正在发育的细伢子都长得好。那时，我家人的生活全部靠这200多亩山林。我们在山上种了竹子和油茶等经济林，春天和冬天挖竹笋，晒干后挑到山下去卖；秋天的时候，摘了油茶籽挑下山去榨油，然后再卖钱。靠卖竹笋、茶油，有时候也卖点竹子、木头，换点钱维持一家的生活。房前屋后，也开了点荒地种菜，还养了几只鸡、鸭、猪什么的，解决自己家的肉食，反正除了粮食要用钱买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
我爷娘就生了我一个儿子，剩下的都是女儿。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先后出嫁了，我也娶了媳妇，生了3个孩子。到2000年的时候，我家共有八口人：我奶奶、我父母、我们两口子和三个孩子。
说起2000年那件事，至今都让我害怕。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2月就开始下雪。我们这里海拔很高，山上的温度一般比山下要低8度左右，所以特别容易冷。
那次下雪之前也没什么征兆，前几天都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温度也蛮高，就是昼夜温差大一些。那些天我带着家里人忙着在山上摘油茶籽，那一年的油茶大丰收，结的油茶籽非常多，一家人忙了半个月还没摘完。
天气就在我们最忙的那些天突然变了，真是风云突变啊！先是太阳没有了，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又过了一天，突然又刮起了大风。那风可真是大，差点揭掉了我家屋顶上的瓦。第二天的风虽然小了些，可天上的乌云还是很厚。天出奇的冷，我们在厅堂里烧上火堆也没用，还是冷得直哆嗦。后来没办法，一家人窝在床上不起来，一天只吃两餐饭，一边盼着天气回晴。
可是等到第3天早上，我们起来一看，全都傻了眼。外面一片雪白！大雪封住了大门。地上、树上，到处是很厚的雪，一些竹子、杉树和油茶树被雪压折了，倒伏在地。只要有水的地方全部冻成了冰，更可怕的是天老爷还没下够，好象扔棉花一样地扔着雪片，看那样子，一时半会不得停。
开始，我们也没太在意。山上下雪的日子不少，每个冬天，其实大大小小总会下点雪的。我们也有雪天生活的经验，只要尽量减少外出，家里的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
谁知道，这天下午，老婆突然在厨房里大叫起来。我跑过去一看，才知道可能是前些天忙着摘油茶籽，也没有注意到家里的米缸里到底还有多少米。结果老婆下午煮饭时才发现，米缸里竟然只剩下不到10斤米，而我们一家8口人，一天就要吃到3、4斤米。这10斤米只能吃两、三天，如果老天继续下雪，那什么时候才能下山去买米呢？
这场大雪连续下了整整3天。根据以往的经验，大雪封山怎么也得十天半月的才能走动，看着米缸里越来越少的米，我一边嘱咐老婆尽量控制每天的用量，一边要她把家里能够填肚子的东西全部收拢来。结果发现除了20多斤红薯外，只有一些香菇、木耳什么的，都是不能当饭吃的东西，这可急坏了大家。
从第二天开始，我老婆开始做红薯丝稀饭。可到了10天后，这红薯丝煮饭也不能维持了。眼看着就要断粮，偏偏大雪把唯一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给封住了，根本就不可能下山去，全家老少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和老婆一夜没有歇落店。
第11天，我早上起来，到厨房里的米缸里一看，只剩下不足1斤的米，而红薯只剩下3、5个了，还不到3斤的样子。这样下去，一家人岂不是要饿死在这山上？打开门，看到门外的雪，没有一点要化的迹象。虽然天气好像在转晴，但没有3、5天，肯定不得化。我心里急得直冒火，野兽一般在屋里打转转。
怎么办，怎么办？我一急，把自己转到了屋外，我在屋前的院子里踱来踱去，一副狗急跳墙的样子，可就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我抓脑盖壳的时候，突然间，我的眼前一亮，我想起北面院墙上的几株佛手瓜结了不少果实，当时虽然被雪埋了，但不至于烂掉，瓜应该还在那里。我赶紧走到屋角，扒开积雪一看，我的老天爷，里头居然大大小小的结了3、4十个佛手瓜！
我心头大喜，赶忙大叫起来：老婆，我们有得救了！赶紧出来摘瓜吧！
老婆一听，从厨房里跑了出来，一看到这些瓜，也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飞快把这些瓜摘了下来，一古脑儿全搬进了灶下。
大雪在5天之后才开始化。这5、6天里，我一家8口人就靠那几十个佛手瓜，解决了肚子问题。如果没有那些佛手瓜，估计你们今天也见不到我们了，早饿得骨头打鼓了！
回忆起那段亲历的险情，50多岁的陈大发似乎很平静，然而，他眼睛的深处分明藏着几分后怕，那是人类对自然的恐惧。这种恐惧，对于山外的芸芸众生来说，因为有现代文明的庇护，已经很难得有感受的机会，而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山民来说，却如影随形，因为他们的生活与莫测的大自然息息相关，且无处可逃，衍生出几分敬畏与恐惧也就自然而然了！
2002年春天的泪水
2002年的春节刚过，江南大地还没有从寒冬中苏醒过来，江西省委副书记步正发便带着省委政研室主任黄鹤、省民政厅副厅长裘强、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郑宗文、省纪委常委徐必鸿，驱车前往修水县，从事下基层调研活动。
2月12日，修水县委、县政府召开汇报会，向步正发副书记汇报。汇报中，时任修水县县委书记的魏宏彬重点介绍了修水实行移民扶贫的做法，让步正发副书记感觉眼前一亮。
“你们怎么想到要搞移民扶贫？你把它的来龙去脉给我们讲一讲。”
“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魏宏彬放下原来准备好的汇报稿，开始讲起修水县的特殊情况。
“修水县扶贫，工作难度、扶贫成本，比起平原地区来，不知道要难多少倍。首先基础设施投入的成本，就远远高于平原地区。比如修一条路，平原地区只要10万，我们有可能就要40万乃至50万，有时候可能还不止。”
“所以，我们修水县在八五扶贫攻坚阶段被划为国家贫困县后，我们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扶贫，但是效果一点也不明显。特别是居住在深山区里的农民，你今天扶了贫，给了他一些钱，明天他又返贫了。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1991年到1993年，东津电站建设时搬迁出来的移民，他们被安置到了大山外的丘陵平原地区，结果他们富起来的速度很快。”
说到这，魏宏彬的脸上绽放出兴奋的表情。他抬起头，看了看步正发副书记，接着说：“我们就想，东津电站的移民能够脱贫致富，那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其他农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把他们搬出来，让他们逐步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呢？所以，从1998年开始，我们就在一个乡镇进行小范围的试点。县委、县政府在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东拼西凑，从县财政挤了几十万元钱，把位于蔸萝山深处的一个行政村分散在几十公里范围内的200多户农民搬迁出来，集中进行了安置。由政府统一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效果怎么样呢？”步正发副书记关切地问道。
“效果非常好！”魏宏彬大声地回答说，“我们做过一个测算，这种扶贫的方式跟以前相比，投资比例相比大概是1比7.1，也就是说，搬迁移民扶贫花1块钱产生的效益，相当于以前扶贫时使用7块钱产生的扶贫效益。”
“有这么大的差别？”步正发副书记听到这里也兴奋起来，声音不由得也高了几分。
“错不了，步书记，我们派统计局的人进行了科学测算，确实如此！不过……”说到这里，魏宏彬有点犹豫起来。
“不过什么？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步正发副书记见魏宏彬这个样子，估计修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难题，特意给他鼓劲。
“步书记，这种方法好是好，可就是，我们县里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啊！所以很难推广开来。”魏宏彬说。
“嗯，这倒也是！我知道，现在县一级的财政基本上都是吃饭财政，哪里有这么多钱拿出来。”步正发副书记听了后，点了点头，“不过，如果这种扶贫的效果确实有这么好的话，省委、省政府会考虑推广的！问题是，居住在山里的那些农民，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难以脱贫吗？”
“步书记，你是没有去看过啊！”魏宏彬痛心疾首的说，“如果您去了，您就知道，这些地方的农民家里的贫困状况，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啊！”
“情况这么严重？”步正发副书记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吩咐魏宏彬道：“既然这样，我们就找时间去看看吧！”
次日，在九江市、修水县领导的陪同下，众人乘坐越野车来到复原乡，又步行5公里，去湖洲村阮家岭小组调研。
阮家岭是一个位于大山深处的自然村。众人涉溪过圳，岔上了宽度不足1尺的山间小道，翻越了3座山岗，然后下山，又走了大约10华里的山道，这才来到这个阮家岭村，黄鹤计算了一下：光走路的时间就花了将近2个小时。
阮家岭全村有5户人家24口人，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山村。几栋土坯房零星地散落在一片山坡上，几乎很难找得到一块平地。全村仅有挂壁土不到1亩，坡度大多在60度以上，非常贫瘠，别说是耕作，光站在上面往下看，两腿都发软，有恐高症的人根本不敢正眼往下瞧。
因为土质薄、坡度大，影响作物根系生长，不能固水固肥，这里的农作物产量极低。阮家岭小组的这些农民主要靠在上面种点红薯维持生活，哪知山高林密，野猪侵害日趋严重，有时几亩红薯往往被野猪一夜吃光，一年到头所收无几，山民的汗水付之东流。最困难的是，山民连收红薯时必须先在山坡上挖个洞，把箩筐固定好，再小心翼翼地收，否则箩筐放不稳，一不小心连箩筐带红薯一下子就滚到100多米远的山脚下去了。
在一户村民家中，众人看到，这个5口之家住的是用土坯垒起来的茅草房，屋内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时隔近10年了，当笔者前往八一桥头的出版大厦采访现任江西新闻出版局的黄鹤局长时，说起那户人家的贫穷，他的眼圈里依然泛起了泪花：
他们住的房子啊，你们想象不到，一间卧室里只有两张床，一张破败不堪，还缺了一只脚，用砖头垫住，另一张床干脆就用砖头搭了一个架子，上面铺了几块木板；床上盖的棉絮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虽然春节刚过，门上还贴着鲜红的春联，但家里早已没有了过节的气氛。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实在心痛啊！
黄鹤记得，那天主人打开了他家储粮的地窖，只见3米见方的地窖里，满当当的全是红薯。他告诉领导们说，这是他们一家人今年上半年的口粮，去年田里打的一点大米，到过年的时候就吃完了，家里还剩下百十斤的谷子，要留下来吃半年，没有这一窖红薯，肯定是接济不上的。
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3个半大的孩子围在灶台前，嘴里唿噜唿噜地喝得正香。众人走近一看，才发现每人碗里盛的是红薯丝加零星的几粒米煮的红薯粥。灶台的锅边，倒是有几碗菜，不过都是青菜、萝卜之类。
看到这里，大家的眼睛禁不住都湿了，泪水夺眶而出……
嗣后，黄鹤接到省委副书记步正发的指示：就修水县实施移民搬迁扶贫工作做一个全面、深入的调查，将调查结果写成材料向省委报告！
心灵的炼狱之旅
出身于农家、早年当过新闻记者的黄鹤，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接受任务后，他和省移民办主任漆根顺，带着九江市、修水县扶贫办的几个同志，和修水报社、修水电视台的记者一起，一头钻进修水县的莽莽大山，跑遍了修水县的程坊、路口、复源、巷口等山区、林区和库区乡镇，行程近千公里。
回到南昌，黄鹤带回了整整15盘录像光碟，他还带着对山区、库区人民的深厚感情，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非常详细的调研报告《关于在修水实施移民搬迁扶贫试点的建设》。在报告中，他用深情的笔触这样写道：
我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在乡、村工作过，也跑过全省不少山区贫困县，但真正生存条件这么恶劣，生活这么贫困的群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处境可用“又少又差又分散，生产生活有五难”来概括：
少即耕地少，森林资源少，日照时间少，尤其是水田少。许多居住在深山的农民，本来就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水田，也被1998、1999年那两场大水引发的山洪冲成了沙石丘。有一点耕地也是坡度6、70度的“挂壁土”和斗笠大的“望天丘”。如复原乡的七里坝村、大椿乡的云坑村，全村没有一分水田；我们调查的复原乡坑口村，全村1001人，仅水田11.4亩；上杉乡谢园村8组108人，仅水田0.97亩。以前靠木材来换大米，现在木材资源逐渐枯竭，大径材几乎砍伐卖尽，小径材木质差，价格又低，且市场受阻。靠山吃山的生存模式被彻底打破了。
“差”即基础设施差。没有任何水利设施，抗自然灾害能力基本上没有，1998、1999年两场洪灾，不少群众房屋冲倒，田地淤埋。复原乡湖洲村五组原有11户人家，1998年的洪灾有5户人家的房屋被冲倒，其余的田土也基本没有了，只好背井离乡，到其他地方投亲靠友，现只剩下一个70多岁的老头在那里居住。有许多村、组因为地处边远深山，居住极为分散，搞基础设施投入太大，至今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电话、看不到电视。全县仍有113个村不通公路，有45个村不通电。
“分散”即群众居住十分分散。如程坊乡程段村，全村不到1000人，占地面积70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5人。复原乡78个村民小组，有37个村民小组零星分散在100多座崇山峻岭之中，隔着几山几岭，需要走几里路才有一户人家，真是“对门人家叫得应，见面却费半昼功”。
随后，在调研报告中，黄鹤用“五难”来概括修水县山区、库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即“耕作难、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和运输难”。他用充满感情的语言写道：“不深入到这些地方，很难想像在建国五十多年后，修水这样一个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老区，还有这么多的群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看了无不让人动容。”
然而，就在黄鹤把报告写好了，准备上报给步正发副书记时，步正发副书记突然调任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担任副部长，离开了江西。
接任的省委副书记是傅克诚。
这份报告要不要交给傅克诚副书记呢？黄鹤思前想后，怎么也放不下修水深山里的那些农民，傅克诚副书记走马上任后，黄鹤还是毫不犹豫地把调研报告《关于在修水实施移民搬迁扶贫试点的建议》呈报给了他。傅克诚很快在调研报告上做出批示，向分管农业的江西省政府副省长孙用和建议：
“用和省长：黄鹤同志的建议，我有同感。对深山区、库区缺乏生产、生活基本条件的贫困群众如何落实中央关于扶贫开发的要求，您在扶贫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采取移民搬迁的意见，我看完全符合我省的实际。建议能否组织有关部门就此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再向省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当否，请示下！”
2002年4月15日，副省长孙用和对傅克诚副书记的批示做出回应：
“同意克诚副书记批示。建议省委政研室牵头，会同省扶贫办、民政厅（移民办）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通过调查提出实施意见，再报省委、省政府决策。妥否，请克诚副书记示。”
4月25日，傅克诚副书记再次批示，同意孙用和副省长提出的意见，并要求黄鹤所在的省委政研窒，尽快与省扶贫办、省移民办协调，开展全省性的调研工作。接到指示后，黄鹤马上行动起来，5月21日，由省委政研窒牵头，成立了由省委政研室、省扶贫办、省移民办3家共同组成的江西省移民搬迁扶贫课题联合调研组。联合调研组由黄鹤亲自担任组长，省委政研室助理巡视员潘其兰、省扶贫办副主任饶耀明、省移民办主任漆根顺3位同志任副组长。省委政研室社会处的韦梓荣、祝剑锋、省扶贫办计财处勒系永、省移民办王萍等四位同志作为调研组工作人员。
从2002年5月28日开始，按照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黄鹤率领联合调研组人员，对江西全省7个库区和2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深山区贫困群众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
这次普查，对黄鹤来说，就象一次心灵的炼狱之旅。那一座座崇山峻岭里，发生了多少因贫而生的辛酸故事，那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多少因穷而来的岁月伤痕。那些辛酸与伤痛带来的巨大冲击，成为了黄鹤一辈子难以抹去的记忆！
这次普查的收获是：省委依据普查结果，在全省确立了移民搬迁的三个重点县：以深山区贫困户为主体的修水县；以库区移民为主体的万安县；以地质灾害发生最为频繁的遂川县，加上其他地方的极端贫困户，总移民人口在25万，占全省剩余贫困人口的30%！
亮剑行动
2002年7月，来江西上任不足一年的省委书记孟建柱，在大力推动江西人观念转变，推动江西经济发展的“中部崛起”战略的同时，深入到修水、万安、遂川等县的百姓家中访贫问苦。
在万安县的百里库区，孟建柱沿着山间小道，逐户走访村民。
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之中的村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领导，更没想到孟书记会如此平易亲切地与自己面对面一起说话。他们激动而又紧张，黧黑的面容上，浮现出略显僵硬的笑容，目光中多少有些茫然。
一位叫游道发的村民面对书记，哽咽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们靠打鱼、种田为生，最大的难处就是交通不便，种田难、走路难、就医难，千难万难伢子们上学更难。出门山顶头，抬脚水拦路，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搬出库区，拔掉穷根！”
孟建柱神情凝重地抓住老游的手，动情地说：“你们的日子不好过，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帮助你们早日富起来。这次来就是替你们解决实际困难的。像你们这样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库区、深山区的贫苦群众，我们要逐步实施异地移民搬迁工程，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贫困地区群众实现稳定脱贫。”
回到省城，省委立即布置召开全省扶贫工作会，在会上，孟建柱讲述了他在基层的亲身见闻，讲述了百姓的迫切期盼。他深情地说，那些贫困山区，过去大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地，那里的百姓用他们的汗水和泪水养育了革命；而库区的群众，为江西的水利建设作出了重大牺牲。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红色的历史，不能忘记那里生活的百姓。孟建柱郑重指出：实施移民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思路的完善和发展，是扶贫工作的一种创新与突破。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级干部，有责任、有义务把移民扶贫工程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要让山区的百姓也能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书记的话，引起了会场上一阵阵发自肺腑的热烈掌声。
在省委书记的建议下，江西省移民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组长由副省长危朝安担任。
按照省委要求，移民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编制了“江西省库区深山区和地质灾害频发区移民扶贫搬迁任务五年规划”，确立了“整村推进” +“移民扶贫”的战略，提出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全省21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个范围后来扩大到41个县）内缺乏生产、生活和生存基本条件的数十万贫困人口整体迁移，异地安置，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脱贫致富。
依照修水的做法，还确立了“有土安置为主，无土安置为辅”的原则和“整体搬得出、长期稳得住、逐步富得起”的目标以及“移民扶贫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与避害避灾相结合，与建设小康示范村相结合和与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相结合”等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要求。
领导干部的果断决策，无异于亮出了一把斩向贫困、斩断困难的利剑。一场扶贫搬迁的大幕正式拉开，一场堪比愚公移山的大戏正式上演，一场旨在向贫困宣战的战斗开始打响……
自此，推广修水模式，以移民搬迁方式帮助全省剩余的数十万贫困户摆脱贫困，走上小康之路，成为江西省经济和农村发展中战略性的环节之一，也成为贫困地区基层干部花费心血最多的工作之一。
重温一个神话原型
世界民族史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个民族的初始记忆，都是由神话组成的。
神话，是人类演化初期形成的关于历史、命运的事件或故事，它通过人类生活的典型情境（这些典型情境可以在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传达出原始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其中包含着他们的原始崇拜、哲学思维、审美心理、情感内涵，积淀了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按照专家的说法，“在每一个这些意象之中有着人类心理和命运的一些东西，一些在我们祖先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忧伤的残留”。 而且，“神话的象征符号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些符号不能定制、不能发明、也不能永远被抑制。它们是心灵的自然产物，每一个象征符号都含有心灵的完整无缺的萌芽力量。”
每一个单个神话，看起来都是那样离奇古怪、荒诞不经，但组合起来看，它们的价值则是丰富无比的。
中国，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度。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我们的祖先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明遗产，也传承下悠久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神话故事。
这些神话故事最初通过口口相传，在文字形成后，又通过文字记录下来，影响着后世和后人的情感与思维。
至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否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都或多或少能讲述出至少1至2个上古神话。
当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在他的《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创造出“原型批评”这个词汇后，关于神话原型的讲述便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个热点行为。
神话原型不是一个只具备当下意义的概念，它所包含的内容，可以用以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以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和以卡西尔为代表的象征哲学来进行解释。本书提出的神话原型，取自许多人所熟知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但作为一本反映现实问题的报告文学，本书并不打算过多地介入学术讨论，只准备通过整理、展现一系列的采访素材，来表述我们的观察、记录和思考，其中自然包括深深的叹息和感动。
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最早记录在先秦诸子散文《列子》当中，其作者列御寇，相传为战国前期人，是老、庄之外又一位重要的道家思想家。他先后著书二十篇，今存有《天瑞》、《仲尼》、《汤问》等八篇。这些著述中，共记有神话和寓言故事百余篇，如《夸父追日》、《杞人忧天》、《高山流水》等，后人评价为篇篇珠玉，妙趣横生，隽永味长，发人深思。《愚公移山》系《列子·汤问》中的一段。
下面我们把这一段文字转录于此，以飨读者。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山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馀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
“汝心不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这篇故事因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的一篇著名讲话中加以引用，因而家喻户晓，广为人知。
毛泽东引用该神话，恰当抗日战争即将夺取最后胜利、我国面临两个命运抉择的重要关头。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自此，愚公作为一个为了既定目标，持之以恒，“每日挖山不止”（毛泽东语）的典型，成为中国人民以坚苦卓绝的努力搬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象征；愚公精神也自然成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愚公这样一个神话原型，经过领袖人物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充满激情的改造，具备了全新的历史含义。
但是，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理一样，对于神话原型的解读或阐释，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取向。
到了20世纪后期，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在中国这个古老悠久而又长期封闭的国度汹涌奔腾的时候，有人对愚公移山的故事及其寓意发出了质疑。
这个质疑是：个人的力量在高山峻岭面前犹如蚂蚁之于大象、蚍蜉之于大树，是微不足道的。愚公别说举全家之力，即便举累世之力也不可能将大山搬开，既然如此，何不举家迁出大山，一定要采用一簸箕一簸箕地移山这样的笨办法呢？
从经济学的常识来看，这个质疑自有道理。背着行囊走出大山，比起搬走一座大山更可行，也更节省。有人甚至以此嘲笑愚公，责其保守愚昧，不知变通。
然而，神话的产生，并不是横空出世，毫无来由的。有关愚公的神话，也非空穴来风。
曾经广泛传扬的红旗渠的故事，还有央视播出的郭亮村的故事，与千万年前的愚公传说，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的——只不过一个是千万年前的上古版本，一个是二十世纪的现代版本。
红旗渠、郭亮村，这两个真实故事的发生地，与愚公神话一样，也恰恰发生在神州中原的太行山区，他们的事迹被当地人誉为“太行精神”！
太行精神——愚公精神，这其间究竟有着何种的联系？一个神话原型与现实生活究竟能否相互印证？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笔者认为，无论是愚公，或是红旗渠、郭亮村，它们所代表、所体现、所象征的，是一种死地求生的强烈欲望，一种坚苦卓绝的生存意志，一种知难而进的顽强勇气，一种感天动地的悲壮情怀。
它们的价值显然是不能以所谓的常规、常识来观测、衡量和比照的。它们具有的寓意也是那些习惯于理性思维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所无法参透的——学者们甚至可以用“不可理喻”来批判愚公精神、愚公行为，但在我们这块博大的土地上，这样一种精神不仅是寓言的，而且是现实的；它不仅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而且将继续长久地存在下去！
而江西移民扶贫事业中显示出来的智慧、意志和勇气，各级扶贫工作人员付出的努力、艰辛和汗水，正可用愚公精神来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