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这样的名言，略约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这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现在，大家通常将其简化为这样七个字——路是人走出来的！
这几个字很经琢磨，像腌制经年的梅子，越咂越有味，而且几近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将其放在移民搬迁扶贫事业上如何呢？也一样“皆准”！
他们走出来的路
说老实话，在采写这部报告文学之前，我知道“扶贫”是我们国家的一项政策，我所在的单位也有挂点的扶贫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为团员的我还曾随团委到单位对口的扶贫点南丰县某乡去慰问演出，至今仍有照片印证着我那时的青涩和在舞台上的认真。可是对于移民扶贫我却知之甚少。一则我孤陋寡闻，二来移民扶贫工作针对的主要是县乡以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干的虽然是扶贫济贫、功德无量的民生大事，但因缺少娱人眼球的卖点，所以从来都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江西省移民扶贫大军默默地为人做着嫁衣裳，并在这种令人感动的缄默与踏实中成就了一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速度不一，条件各异，在移民搬迁扶贫这件事情上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照搬，江西扶贫战线的同志便发挥实践出真知的求索精神，摸着石头过河，愣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这条路，与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分不开！是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的英明决策，才有了2003年修水、遂川和万安三个县的移民扶贫试点，为我省生活在深山区、库区几十万贫困群众带来了脱贫的曙光！
这条路，与江西省移民扶贫办公室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职工分不开！是他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的移民扶贫政策，是他们开拓创新的思想、深入实际的作风、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保证了全省移民扶贫工作扎实有效深入地开展！
2010年夏季的某天上午，当我在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采访主任刘永思先生时，他刚刚从下乡考察回来，端正的脸上残留着几许辛勤工作的风霜，可一提起移民扶贫事业，他的双眼就闪耀出夺目的光彩。对工作内容的熟悉及敏锐的洞见力使他的思路格外清晰，浑厚的声音透出一个成熟男人的自信与魅力。刘永思主任说，实行移民搬迁，把几十万生活在深山区、库区的贫困群众从大山里搬迁出来，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惠及数十万群众切身利益，解决江西加快发展的基础问题，建设平安和谐江西的伟大工程，省移民扶贫办历届领导班子坚决果断地执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把这个伟大的工程落实好、实施好，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党和政府、广大群众交给我们的一项沉甸甸的担子，我们必须把它做好，否则上对不起省委、省政府的重托，下对不起广大群众的期盼和信任。
庄严的承诺，让我肃然起敬！
正是为了这庄严的承诺，自2003年起，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开始落实省委、省政府组织开展移民搬迁扶贫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并于当年在修水、万安、遂川三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进行试点，分别探索深山区、水库库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移民搬迁扶贫工作思路。在试点的基础上，2004年至2007年，又开始在全省2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面实施移民搬迁扶贫。2008年，省委、省政府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将移民搬迁扶贫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到41个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县。
然而，当我采访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副主任张志豪时，他却告诉我，移民扶贫，在江西一路走来，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无论是对江西来说，还是在全国来说，都是一项创新性的工作，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也没有任何样板可以参照，完全是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调动全省各级各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开创性地进行工作，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指导着全省扶贫移民搬迁工作，使全省移民扶贫工作可以由点及面，从三个县慢慢推广到全省，从1.5万人扩大到30多万人，使江西移民扶贫工作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当然，成绩的背后，是全省移民和扶贫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工作。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甚至永久性的工作。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与持久性，所以我省扶贫系统的干部才养成了吃苦耐劳、务实肯干的作风。据了解，我省大多数基层县市的移民扶贫办主任，都当过乡镇党委书记或者是乡镇长，他们了解基层，知道群众的所思所想。有了这份“知彼”，再加上“知己”，工作才能做到点子上。与此同时，还得有踏实做事、不计得失的工作作风，否则很难在艰苦的扶贫一线坚持下来。
有了干好工作的决心、耐心，还要有得当的工作方法及相关的原则和措施。江西省移民和扶贫办公室副主任饶振华认为，江西的移民扶贫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与移民扶贫系统制订的“五项基本原则”有很大的关系。这五项原则中的第一项是坚持自愿的原则，采用阳光操作法，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第二项原则是坚持整体搬迁，真正让贫困户受益；第三是坚持资源整合，着力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第四项是后续扶持，着力提高移民户收入；第五项原则是坚持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各种安置方式。有了这几项原则，涉及面广、人数众多的移民搬迁扶贫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也正因如此，江西省移民扶贫工作才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
据统计，江西省从2003年开始试点，截至2010年，全省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9.25亿元，建设移民集中安置点2262个，完成移民搬迁37.01万人。全面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的安置点有1811个，占安置点总数的80.1%；为移民建住房7.1万栋、达968万平方米；建设社区活动场所10.6万平方米，修路3055公里，架设输电线路2733公里，30米以上的桥梁13座，安装自来水管道8千公里，建设沼气池1万多个，安装太阳能热水器1.2万个。以不足10亿元的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吸引了70多亿元的各类资金投入，从而使得贫困群众的脱贫步伐明显加快，贫困地区的社会文化事业明显进步；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城镇化进程明显推进；管理成本明显降低；抗灾减灾能力明显上升。在2010年12月召开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我省的经验材料在会上进行了交流，搬迁扶贫工作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范小建主任在会议讲话中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然而，在采访中最令我折服和震撼的是，涉及面如此之广的移民搬迁扶贫工程，所到之处群众个个交口称赞，对政府的关心和帮助表现出非常诚挚的情感。我在万安采访时，一个挑着尿桶前去浇菜的老妇追着我喊“政府万万岁！”
而当我在贵溪市的一个移民安置点采访时，一个从深山区搬迁出来的老汉挤上前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中含着泪花，一个劲地说谢谢政府把我们从山沟里搬出来了啊，以前一下雨我就怕山洪会把我们家给冲了，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现在我们搬到离墟镇很近的公路旁边，既方便又安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现在是一夜当做两夜困啊！老农这朴实的话语从一个侧面印证着江西省移民搬迁扶贫工作的成功。
然而，这成功来之却是如此不易！它是全省广大基层扶贫移民干部用10年辛勤劳动、10开拓创新、10年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
修水模式
黄梅如今是修水县政协主席，在修水移民扶贫的事业中，她是见证人、当事人，是参与者、推动者。
她生在修水、长在修水，她生命的根和事业的魂都在修水。
对于修水，她是太熟悉了。
修水，处于三省九县交界处，苍莽葱翠的幕阜山脉和九岭山脉，如两条游龙，在这里交汇。
修水历史之悠久，连不少地处平原地区的县市也无法比肩。据方志记载，早在商代，这里就是艾国的属地。春秋之时，曾分属吴、楚管辖，汉代设立艾县。
雄峻的幕阜山脉和九岭山脉之中，曾走出过不少传扬青史的文化名人，如宋代的黄庭坚和晚清至现代的陈门四杰（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但这里更多的故事却与打家劫舍、扯旗造反有关。明末李自成曾在九岭山脉的九宫山上被地主武装斩杀，石达开、李秀成曾在修水举起王师义旗——李自成的殉难地，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属于修水地界，故而他们一直对历史教科书上把李自成的死亡地写成湖北而忿忿不平、耿耿于怀。
20世纪，著名的秋收起义在这里首先爆发；这里还是红军时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所以，修水还是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深深印迹的地方。
农民起义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革命武装割据一方建立根据地，非依托深山密林不可，所以，修水是个典型的山区县。也恰是这样一个原因，修水成为地缘性贫困人口最多的县之一。
在修水采访时，黄梅给我们介绍：修水是全江西版图最大的一个县，共有4504万平方公里。这里的地形为“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比起江西全境的地形，山区面积十成里面多出一成。
直到2002年，修水的交通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那时候，全县的公路基本上都属于林区公路，连出县境的路也仅为三级、四级标准。黄梅是在南昌上的大学，她记得自己每次去学校，都得早上5点起床，吃了早餐立即上路，带上干粮在路上吃中餐，下午3、4点钟才能赶到学校。修水到南昌公路里程不过220公里，可汽车得跑6、7个小时。
为了让山区百姓摆脱延续了几千年的贫困，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过上幸福的日子，修水县委和县政府想了不少办法，动了许多脑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然而，2000年扶贫攻坚阶段过去后，这里仍然有50000山区民众处于穷困状态。
对于一个县来说，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
黄梅当时在渣津乡担任妇女主任，她说，整个县的干部都在为解决这部分贫困人口的问题而犯愁，却苦于一直找不到恰当的办法。
这一年，新来的县委书记魏宏彬下基层调研，到了渣津乡。就是在这儿，他意外地发现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
原来，这个乡在上世纪90年代修建了一项省里的重点工程：东津水库——这是一座主要供发电用的中一型水库。由于修水库要淹没一些村庄，涉及到10000多村民的搬迁。当时，由县里资助，有近2/3的村民采取投亲靠友的办法从山区迁出，迁出时间不过1、2年，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明显改善；还有4000多村民没有亲友投靠，则选择“后靠”——即从原地迁往更高的山上居住，结果由于生产生活条件越发恶劣，这部分人的生活越过越艰苦。
县里当初不过资助了几十万元迁移经费，就解决了7000多人的贫困问题。他测算了一下，要是以传统的扶贫方式解决贫困，政府的投入要增加7倍，还未必能达到如此效果，两相比较，孰是孰非，孰成孰败，不言自明！
这个调研结果让魏宏彬感到兴奋。他和当地干部商议后，决定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将剩下的4000人一并迁出。4000人乘以1000元，总共也就400万元，县政府尽管财力不足，但这笔钱多分两年拿，还是不成问题的。
果然，事实证明了这是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后来他向省委副书记步正发汇报的移民扶贫的经验，起初称为“东津模式”，后来又被称为“修水模式”。
当修水模式被确立为全省的扶贫战略之后，修水本身的工作压力骤然加大了起来。
渣津移民总共10000多人，修水剩下的山区人口还有8万多，其中贫困户还有50000多——这个数据的获得，来自修水县扶贫移民办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是在黄鹤同志率领的省委调查组所做调研基础上的深化调查。调查的项目很多，也很细，细到每个项目的个位数。例如交通，其中包括离最近的常年通汽车公路距离在3公里的自然村，计1180个，12179户，57426人；而超出5公里距离的有688个自然村，7609户，35841人。又如上学，离最近的完全小学在5公里以上的有744个自然村，7919户，37226人。再如就医，需到5公里之外的卫生院看病的有1244个自然村，12754户，60319人，其中有的村离卫生院远达20公里以上。这样的环境导致山区群众的现实悲剧，他们的人均收入比全县农民平均收入低55%左右，文盲率达18.2%，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仅有27.6%。尽管这8万多人有些已经摆脱了贫困，但山区群众的贫困比例高达6、70%，却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作出既符合省委省政府扶贫战略，又符合山区群众愿望的决策，修水县还就山区群众移民搬迁意愿专门进行了问卷调查。县里将调查问卷下发到82068位村民手里，这些村民分散在35个乡镇273个村委会的1737个自然村中，属于17208户人家。
经最后统计，表示赞同省里和县里政策，愿意搬迁的群众为71032人，占调查人数的87.49%，只有12.51%的人回答“无所谓”或“不愿意”。而且，统计数据显示，离公路越远的群众要求搬迁的比例越高，其中有超过2/3的群众希望在一年之内迁出深山。
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数字，它坚定了修水县委、县政府的决心。但是，将这么多人全部迁出，付出的精力将大大增加，而仅凭县里的财政力量，也无法承担。省委理解修水县的难处，孟建柱书记领着省里多个部门（包括省移民扶贫办、省农业综合开发办、财政厅、农业厅、交通厅、水利厅、民政厅……）的领导再次来到修水现场办公，帮助修水做好移民搬迁工作。移民搬迁点的饮用水通过水利项目加以解决；农业厅帮助解决沼气池的补助经费；交通厅给予道路建设经费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办则帮助各个移民点寻找、确立农业开发项目并给每个项目给予30——50万元的支持。另外，有土安置确保每个搬迁人口不少于5分地，无土安置保证每户有一个人就业。搬家时，给每个人口3500元（后来增加到5000元）的安置费，还允许从山区带一个立方米的木材下山，以便他们建设新居。
有了这么好的前提，移民搬迁应该很顺利了。可是，令黄梅想不到的是，当这项“战略”或者说“工程”真正实施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多、很多。
在渣津担任妇女主任的黄梅亲自参与了移民搬迁工作，对深山区贫困农民的深厚感情和真诚关切，使她对这项工作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由于具有第一手经验，她一直被县里赋予移民搬迁的责任，直到她担任乡长、乡党委书记、县妇联主席直至县政协主席，她与移民扶贫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梅很健谈，思路特别清晰，说起许多当时的事都很生动，并且记得不少移民的名字。她回忆，渣津模式尽管很成功，但范围毕竟较小，而且渣津的地理位置还不是最封闭的，一旦把移民搬迁范围扩大到全县范围，一些过去没有想到的情况又出现了。具体来说，这里面有农民安土重迁的问题，有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适应的问题，有极端贫困无力搬迁的问题，有村干部唯恐去了新的定居点失去权力的问题，也有不同村落居民的融合问题……
黄梅接着提到她从事移民搬迁的一个事例。
修水县程坊乡蓼坑村的刘祥花一家，是典型的因特别穷困而无力搬迁的农户。
2001年，正是省委省政府确定将移民搬迁作为江西省新的扶贫战略来实施的头一年，刘祥花的丈夫不幸去世，一副异常沉重的生活担子骤然加在了这位弱女子的肩上。
因患病而去世的丈夫留给刘祥花的家底是：
治病欠下的7000元债务；
刚满6岁的儿子；
年迈的公婆，公公还因经受不住老年丧子的打击，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
弱智的小叔子……
丈夫病重住院期间，刘祥花既要照顾病人，又要料理家务，仅仅10多天下来，人就瘦了整整20斤！
安葬了丈夫，年幼的儿子并不完全懂得丧父的痛苦，那天，他肚子饿了，哭闹着要母亲给买零食吃。刘祥花摸摸口袋，自己已是身无分文。她身子软软地倚在门框上，看着家徒四壁、冷清凄凉的屋子，鼻子一阵酸涩，险些当着儿子的面落下泪来。
儿子在哭，她何尝不想大哭一场？作为一个还没有尝够夫妻恩爱和家庭温馨就体验了生离死别痛苦的弱女子，刘祥花感到天塌了下来，她几乎没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一个女人能有什么选择？放弃责任，重新成家？有人这样劝过她。可是，一看到儿子那双可怜兮兮的眼神，她就不忍。再想到结婚初期自己和丈夫的恩爱情景，想到公婆对自己的怜爱，她也不能舍弃，更何况，小叔子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照顾，一旦离开，他恐怕无法生存……
她强忍悲痛，打起精神，下决心要撑起这个脆弱的家。
从在娘家就没下过田，嫁到蓼坑也没怎么做过农活的她，以难以想象的毅力，掀开了自己生命中新的一页。
她向邻居们请教，学会了插秧、耕田，一个人把家里的责任田种了下去。秋天，稻谷熟了，村里许多人为了赶进度，都花钱请人割稻子，刘祥花没有这个能力请帮手，只有自己咬着牙，把稻谷一担担地挑回家。
2亩田，当然远远不够一家人的开支，为了增加收入，刘祥花去给炭窑帮工，挑木炭下山去卖。这是一项非常重的苦力活，即使男人也难以承受。每天天不亮就要起身，挑起上百斤的担子下山，到另外一个叫石坳的集镇上卖，卖了木炭回来，往往天色已晚，。村里人常常看见一束手电光穿透浓浓的夜色折回到村庄，他们知道，这是孤独而又坚忍的寡妇刘祥花在默默地劳作，她在透支自己的体力乃至生命补贴这个贫寒的家。
2003年，移民工作在程坊各村推开，有人欣然参与，也有人犹豫不决，可对于刘祥花来说，她没有选择，因为，她的家一贫如洗，根本无力参加这场改变命运的行动。
刘祥花自己默默算了一笔账：国家对每个人补贴尽管有3500元，其中只有2500元补到个人名下，另外1000元是用于搬迁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办理宅基地、耕地调拨费以及三通一平的费用等。自己家里一共5口人，乘一下，总共能获得补贴12500元。而在新的地点盖房子，每个平方米即便只需500元，也须花费40000元左右（据测算，搬迁点平均新建住房的费用为44261元）。再加上添置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还相差好几万块钱。村里别的人家多多少少有些积蓄，而自己家欠下的钱还没还清，要再借钱，又到哪里去借？钱啊钱，对于刘祥花来说，真成了改变命运的拦路虎！当经过反复动员，邻居们大多准备报名参加移民搬迁时，刘祥花家却迟迟没有动静。
黄梅当时做过统计，像刘祥花这样的家庭，包括五保户、残疾户、特困户等等，占到山区人口的12%，比例不小。他们是移民搬迁中的难点。
除了刘祥花这样存在重大客观困难的家庭，还有一些客观条件具备，但主观上有严重抵触，不愿搬迁的人。
还是黄梅亲身遇到的例子。那时，她在竹坪乡当党委书记，乡里有两个村是全县的贫困村，其中一个叫羽岭的村子地理位置最为偏远。在乡三级干部动员会上，黄梅没有想到，偏偏是羽岭村的村主任挑头出来反对移民搬迁。这位村主任的反对理由振振有辞，他说，如果落后村都要移民，岂不是我们整个中国都要移到美国去？为什么村主任要带头反对搬迁？至今黄梅也不愿猜测他的意图，她只是说，移民搬迁，虽然是一项扶贫利民政策，但在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搬迁的村民心目中，其心理震动还是很大的。他们中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将自己祖先的根从土里拔起，迁移到新的地方，水土、气候能否适应？家庭和村庄的根能否重新扎下？都是严峻的未知数。宁愿累和苦，不愿离故土。一旦搬到外地他乡，人生地不熟，如果受人冷眼和歧视、遭到排斥或欺凌，哪怕搬进金窝窝，也不如自己的草窝窝。
有些村干部正是借助村民的这种心理，激化村民的情绪，反对这项政策的落实。村干部带头反对，村里的搬迁工作自然要难上许多。为了顺利将羽岭村整体迁移出去，黄梅费了很多很多的脑筋，直到她调离竹坪，升任县委常委后，她仍然把羽岭迁出的移民挂在心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
刘俊平的苦恼
托尔斯泰写下过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把这句话用到移民搬迁上，竟然也能成立。愿意搬迁的理由都是相似的，就是要走出封闭、摆脱贫困；不愿搬迁的人家尽管有相近的情形，却也有各自的疑虑。
遂川，位于江西省西南边境，与湖南省毗邻。罗霄山脉纵贯整个县境。其北边是著名的井冈山。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挂起了第一块“工农兵政府”的牌子，成立了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井冈山斗争鼎盛时期，这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遂川境内高山连绵，境内有江西，也是华东第二高峰——南风面，海拔在2120米，是罗霄山脉的最高峰。据说，南风面的得名源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神农氏。当年，炎帝在这一带的高山上采摘草药，发现有一座山一年四季刮的都是南风，炎帝把采摘的草药搁在这座山的南面晾晒，即使阴霾天气，天上不出太阳，草药也能被浩荡而来的南风吹干，因此把这座山峰命名南风面。南风面周围海拔2000米以上的姐妹峰有神农峰、湖洋顶、封官顶、猴头岗、火烧溪等，这些山峰环绕南风面，如同众星拱月，形成罗霄山脉最蔚为壮丽的景观。
连绵群山，路阻难行，自古就是交通闭塞之地。与其他地方比较，由于这里山势险峻，危崖堎嶒，一旦山体风化，极容易崩塌，形成泥石流。在本书前面的章节，已经多次提到过遂川县自然灾害给百姓带来困难和痛苦的情况。而在全省推广修水经验，实行移民搬迁的过程中，遂川既是移民搬迁的重点县，也是一个难点县。
遂川县扶贫办主任刘俊平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的故事。他说，山区有些地方的农民，他们的穷困遭遇，早已引起了县委的注意。尽管采取了不少扶助办法，但效果可以说等于零。
比如说，他们曾给类似村庄安装电线，可是把一台变压器抬进山里，请工花的价钱，竟然比变压器本身还高得多。好不容易把线路架起来，一年四季强劲的山风时常把电线刮断，由于山高路陡，维修工人很难及时抵达事故地点进行维修，因此，断电之后1、2个星期得不到修复是常事。有些地方即使不断电，但供电基础设施高昂的投入和维修管理费用摊到电费上，也让山里的村民“消费”不起。山区有的村一度电的电费要3元钱，有些村民的电费比外面贵了5倍！所以不少贫穷家庭宁可使用煤油灯，也不用电；还有的人家用的是山民们祖祖辈辈使用了几百年的青油（即菜油、茶油等植物油的统称）灯。
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这些城镇居民已经须臾不可离开的家用电器，对于许多山里百姓来说，显得那样遥不可及。
可是，一旦让这些常年居住在深山里的农民搬出故土，他们却显得顾虑重重。
牛岭村，读者已经熟悉了这个名字。这个坐落于海拔1200米高山上的村落，村民们对于外界的情况很是陌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于外面的世界便抱有一种莫名的疑惧。
为了牛岭村的搬迁，刘俊平多次到山上做思想工作。从山下的林区公路走上山，要整整四个小时。让刘俊平印象很深的是，即使炎炎夏季，山下的风热得烫人，上得山后，迎面吹来的山风仍让人感觉到阵阵凉意。一路上走得汗流浃背，可进了村子，却像进入了避暑胜地。尤其是一早一晚，村里人大都身着长衣长裤，如同在过春季。
冬天，刘俊平也经常到山上去。冬天村里的景象出乎他的意料。山上气温极低，山风整天吹个不停，脸上被风刮着，如同刀片划过一般。这个季节，他才看到了牛岭村日常生活的另一面。
冬天的高山之上，生活不仅是悠闲的，简直就是慵懒的。这里的百姓一般都睡到很晚才起床，起床之后，稍微活动一下就吃第一顿饭，吃过饭已经到了中午。这个节令，白天时间短，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农活嘛，只是干点既简单又轻松的事。天气一变，大家都不出门，窝在家里烤火。有点像北方农民的“猫冬”。山里流传着一句不无得意的顺口溜：“红薯饭，木炭火，老婆孩子热被窝，除了神仙就是我”，这句俗语，对于牛岭村来说，简直是活生生的写照。
尽管村民们自比“神仙”，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苦。夏季穿的是长衣长裤，冬天的衣裤也不见增添多少——不是不穿，而是没有钱添置。刘俊平看见他们烤火的状况：无论青年人还是老人，只穿一条单裤，外面系条围裙，里面放一个火炉，或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或一个人闷坐在屋里发呆，日子平稳而单调，就像停滞了一般……
这个村的贫穷与落后，在县扶贫办是挂了号的，但令刘俊平没想到的是，给村民们做搬迁动员的时候，竟然大部分村民都反对。他们有的说：搬迁地点离我们这儿有100多里路，我们一辈子都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啊！有的说，搬到山下，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早上7点钟吃早饭，哪来的胃口？有的说，山下夏天天气太热，连牛都受不了，何况人呢？有的说，我们的祖坟都埋在这山上，我们走了，难道把老祖宗丢在这里吗？还有的说，听说外面的人挺狡猾，我们山里人老老实实，搬到外面肯定受人家欺负……
都说山里人老实，可山里人也固执。县里从领导到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再到乡干部和村委会干部，不知来了多少趟，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几个月过去，响应者依旧寥寥。直到县委副书记程以金第3次上牛岭村，才做通了一部分村民的工作。
罗汉平与十八排的五兄弟
兴国，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耳熟能详、广为传诵的地名，留给人们的是有关它的红色记忆。这里是苏区模范县，是少共国际师的诞生地，是中华苏维埃的所在地，是著名的将军县……但其实，兴国的历史要久远丰富得多。
3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永丰马良的阳岗岭发掘出一片面积约7万平方米的古代遗址，采集到石器矢、斧、锛以及夹沙红陶、夹沙灰陶、泥灰硬陶残片和素面鼎足3种；遗址东部还有印纹陶窑一处，北部有半穴居遗址3处。经考证，系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西周遗址。这说明，兴国与中原地区的远古文明有着并行发展的脉络。兴国作为县名，源自宋太宗“太平兴国”的年号。
解放后的兴国，在经济建设上获得了国家不小的支持，毕竟这里是共和国的发源地，号称“共和国摇篮”嘛。而兴国历届主政者也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不轻，在发展经济方面动了许多脑筋，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江西全省平均水平。
但是，毕竟是老区县+山区县，千百年的贫困不可能一朝一夕间绝迹。尤其是深山里居住的农民，囿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他们没能体验到现代经济和文明带来的变化。
在兴国和吉安市的泰和县交界的均村乡，有个叫十八排的地方，居住着5户人家，他们是同姓5兄弟。
十八排，这个名字比较古怪，初听大多数人会以为它是某种军事建制的遗存，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形象化的称呼。
从兴国县城去泰和县，倘若走蜿蜒曲折的山路，需翻越18个山岽才能抵达，每个山岽就像一排障碍，18个山岽岂不是十八排障碍？所以，当地人便把那儿叫做十八排。
十八排真正是地无三尺平，不通公路不通电，耕地基本上属于斗笠坵，在里面谋生的确困难。原先，这里的居民靠山吃山，或以狩猎为业，或以伐木为生。后来，这两项生计都因禁伐禁猎政策而无以为继，山民只好改种水稻。可山高水冷，土地稀少（人均耕地只有0.1亩），仅靠水稻很难维持生计，全年缺粮时间长达8个月。于是脑筋开通一些的山民相继迁走，唯独5兄弟留在了十八排。
五兄弟住的地方离外面实在太远，他们的孩子上学，去最近的茶园乡小学需要走一个半小时，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当然受到影响。
2004年，移民搬迁工作在兴国推开，乡扶贫办主任罗汉平第一个就想到了居住在十八排的五兄弟。5月的一天，他翻山越岭，爬过十八道山梁，气喘吁吁地来到五兄弟居住的地方，跟他们报告移民搬迁的喜讯，没曾想遇到的却是五兄弟的冷脸。
日子穷，生活苦，罕与外界接触，五兄弟的脾气性格都比较孤僻。他们对外界的人和事抱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疑惧。
他们说，他们没有兴趣搬家。搬一次家，得花许多精神不说，还要耽误农活。他们在这山上住习惯了，清净惯了，一想到下山后要跟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他们的头皮就开始发麻。
再说了，他们连孩子上学的学费都缴不起，搬家可不是花一点点钱能够搬得了的。5兄弟家底尽管都不怎么样，可是家里的坛坛罐罐也是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要是搬不走，都得扔下。扔下了以后还要添置，哪里添置得起？
还有，这里土地虽然少，而且都是冷浆天，收成不高，毕竟是自己千辛万苦开垦出来的，而且种了这么多年，算是最值钱的家产。要是家搬走了，田能搬得走吗？田嘛，比不得坛坛罐罐，即便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听说外面的土地贵得不得了，叫做寸土寸金，就连墟上的土地也要卖到好几十万一亩。开发商花那么高的价买下土地，为的是盖楼房挣更多的钱。我们把土地丢了，不等于把命根子给丢了吗？
罗汉平一腔热血兴冲冲而来，心里说我这是给他们带喜讯来了，谁知他们既不领情更不买账，话里还带着挖苦的意思，罗汉平不免有些难堪。可一想到自己的责任，想到能把这五兄弟迁出深山，做个模样，或许一些“钉子户”便能跟样下来，今后扶贫的压力就小多了，他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耐着性子给他们做宣传，从省里的政策一直讲到县乡的安排；从搬出深山可以解决就医难、读书难讲到政府一定会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罗汉平还特意将新的移民安置点秋河坝的情形向他们做了介绍，包括秋河坝的地理位置、生活环境、发展前景等等，用尽量生动的语言激发他们的想象空间。然而，任凭他说破了嘴，这五兄弟就跟泥塑的菩萨似的，不再开口，他们似乎要跟人较劲，以满腹的疑虑和一脸的冷漠，给了罗汉平兜头一盆冷水。
在十八排做了多次工作，可等到夏季已经过去，秋天满山红叶的时候，五兄弟的工作还没有做通，罗汉平心里那份焦急和挫败感，是有生以来没有过的。
黄荔坑村民的想法
当然，也有出于满足现状不愿折腾不肯搬迁的，这部分人的情况与一般农民又有着区别。比如横峰县上坑源乡一个叫黄荔坑的村民小组。
这个小组的前身是一家国有林场，村民的身份原本是国家职工。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原先的国有林场经过改制，成为和农村一样的村级组织，职工也转换身份成为农民。但是一部分退休职工却进入了城镇社会保险系统，他们按照城镇退休职工的标准每月拿固定的养老保险，虽然数额不多，在山区里，自己种点菜，养点鸡呀猪什么的，吃水、烧柴都不用花钱，生活成本很低。山里空气清新，没有集镇的喧闹，也没有许多的人事纠葛，对于已经习惯了清净生活的退休老人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安享晚年的的伊甸园，他们甚至做好长眠于此的心理准备。当上级下达移民搬迁的通知时，大多数老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个字：摇头。
老人们当然不会像中青年人那样，对于乡村干部作出激烈的反应，说出过激的话来。他们长期的生命中，早已养成了对党和政府听从与服膺的习惯。但他们也会从自身的利益去权衡今后的命运。这不，当乡党委委员郑礼良来到黄荔坑小组做移民动员时，老人们说出的话都很客气，但他们的意志也同样很坚决。
郑礼良说，移民搬迁，是党和政府对山区百姓的关心，希望能帮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一个老林业工人说，郑主任，你说我们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需要什么日子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林场改制，我们享受了和城镇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每个月有500多块钱，不愁吃，不愁穿，每天安逸得很，我们知足了，满意了，我们不需要什么别的期待了。
郑礼良说，老人家，话不是这么说。虽然改革开放，我们山区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你们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这还不够啊。跟人家县城里比一比，跟山下的百姓比一比，这山区里毕竟还很落后，各个方面设施都不够完善……
没等他说完，老人们七嘴八舌反驳开了。他们说，郑领导（山里百姓对上面来的工作人员，无论什么身份，他们不是叫主任，就是叫领导，他们觉得，这样叫，反正不会叫错，不会因为职务叫不准而弄得人家不高兴），我们山里人，又都上了年纪，对于如今的变化知道得不多。可我们记得过去的老话。老话不是说吗，人比人，气死人。我们一辈子都住在山里，在山里砍树、栽树，在山里种田养猪。过去吃大锅饭的时候，山上也搞农业学大寨，把这山上树都砍光了，我们的生活也越过越苦。后来搞改革，多种经营，我们的收入增加了，我们已经很感谢党和政府了。现在我们拿着养老金，过着习惯而悠闲的日子，没必要去和什么县城啊，集镇啊的人比。他们有他们的好，我们有我们的好，他们能呼吸到我们这山上的空气吗？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蔬菜吗？听说城里人吃的肉叫什么“健美猪”、“闪光猪”，哎呀呀，那叫什么名堂嘛，那样的猪，不是怪物吗，那哪里敢让人吃呢？再说，设施，设施再好对我们老人家也没多大用……
郑良礼说，不对，怎么会没用呢？比如医院条件就比这山上好，万一你们身体不舒服了，要治疗甚至要抢救……
郑良礼也是急不择言，话说快了，这一句“要抢救”把老人们说得有些不高兴了，老人们说，哎呀呀，郑领导，你这话说得也太过了。你看我们这身体，都还健康得很呢，这都是每天走山路、劳动锻炼，还有呼吸新鲜空气的结果。我们要是搬到山下，山下这设施那设施，哪里比得上我们这里的环境？没有好环境，也就没有好心情，设施再好有什么益？万一我们身体不行了，要见马克思了，我们不会麻烦你郑领导的，我们还希望死了埋在这山上，守着这住了一辈子的青山，守着一帮老弟兄呢！
郑良礼长期做基层工作，与农民打交道时间不短，懂政策，也懂农民心理，很善于做说服、调解工作，可是，没想到却被这些老人围住，左一句右一句地噎得不好应对。当然，既然是上级统一的政策，这些老人的工作还要继续做，可是，怎样动员他们搬出深山，他一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还有就是，移民迁入地的百姓中也有阻力。在好几个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不肯让土地给移民，拒绝让移民搬迁的车辆进村甚至与外来移民发生纠纷、打斗的事件。还有的地方，已经迁出的移民又背着干部，偷偷搬回山区老家。他们觉得，在外面自己是一棵漂浮的草，回到家，哪怕家里再穷，好歹自己的根在这儿。即便家里的土很瘠薄，自己长不成参天大树，长成一根荆棘，也比在外漂浮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