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年秋天，老家兄弟又给我发来了电报：“母病危，速归。”我刚从兰州出席了一个中国西部文学讨论会回到银川，虽很累，却不得不再次马不停蹄地前往南方老家。妻子珊与我同行。
途经北京转车时，给老家发了个电报。列车抵达老家上饶车站时，我却并不指望真有亲人来接。因为我老家地处偏远封闭的山村，我估计电报到达家人手里少说也得在我们到家一两天后，才想起北京的那个电报发了也是白发。
我们在站台上伸长脖子像个鹅似地茫然看了一会儿。虽说是故乡，“相顾无相识”，只好自己拖了行车随着旅客长长的队列往出口处缓缓挪步。就在这时，我没想到竟有个英俊的青年笑眯眯地迎上前来。他笑笑说，伯父、伯母，你们怕是不认识我了吧？
那是个沙哑的正在发育的公鸭声，南腔北调。我猛一看确实不认识了。他，西装革履，白色镂空尖头皮鞋，还打领带，戴皮尔？卡丹墨镜，尤其是那黑亮的大背头，我以为是遇上了拦路讨好的“牛仔”。我老家弟妹多，侄儿外甥也多。由于弟妹们遗传密码的酷似，在那个遭难的“文革”岁月，我又一门心思地在外谋生活，他们新生儿女哪个是哪个呀，何况这小子又是这等模样，同老家乡里人的形象不符，我顿时还真的对不上号。妻看看我，眨眨眼，她也感到莫名其妙，困惑不解。
小伙子挺机灵，也麻利，他笑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三五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他自己嘴上也叼了一根，又从容地摸出一个手雷式火机把我的烟燃着。他说，我是老二来福的儿子路路呀，我匆匆忙忙把个电报给弄丢了。怎么，伯父，你不记得我了吗？
啊，是路路呀！那么，你还有个哥叫道道，是吗？我们都惊叫了。记忆中的道道、路路，是一对特淘的调皮精儿。他们人小鬼大，常能把我们家几个女孩弄得直哭，他们的母亲洁茹为此常打骂这个路路。我那时就说过这孩子不一般，长大后准有出息。
路路给提了皮箱、背包，领我们去搭乘公共汽车。但我一路都在揣摸，这几年我也常回家，我怎么就从未见他，并且也没人说起他呢，我总感到纳闷，下意识地感到有些惶惑不安。
我说，路路，我看你这副派头，一定在哪个高等院校上学吧，学啥专业？他惭愧地笑笑，唉叹道：我们家哪有伯父家我那些姐姐妹妹的条件呀，我父母不中用，他们能供我上学吗？
话可不能那么说，那你一定在哪个好单位工作啊？如今年月，有个好单位也一样。工作？啥好事能轮上咱呀。
那么，你到底在干什么呢？他沉默地咧咧嘴。你爸妈好吗？
好！
奶奶呢，她真又犯病了吗？
有点，她总还那么神经兮兮的，死不了。叔叔姑姑姨妈舅爹他们家呢？
好，好！
……
谈话不投机，犹如进入法庭式的审讯。看来，这娃心事重重。母亲还是像以前那样在一把捆绑了红布条的破藤椅上坐着，略显苍老消瘦，银丝白发，牙齿多半脱落，但精神也还矍铄。她见我和肖珊进屋就想下地，我抢前一步握住她的双手。她却激动得哭了。她耳朵特聋，只知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们，凭口形知道我们在喊妈妈。她笑，她乐，便唠唠叨叨地一直说，可她口齿不清，更不如前两年了。当时围观的亲人们便抢着给我们翻译，说妈、奶奶、外婆在问你们路上是否好走。她说她就是想看看你，看看肖珊，看看你们一家。她说她没有病，又一次欺骗你们了。
母亲的话引得在场者都哈哈大笑。
秋天在南方农村是个繁忙的季节。几乎所有的人都忙得双脚打脊背，只有个路路闲着，陪伴着我们两个走来走去，领我们到山上去看祖坟，给父亲烧纸扫墓，到亲人家去串门，陪吃喝……我们要回银川的前夕，她们姑嫂几个约好要走县城购物，肖珊想到的是要给母亲买一些营养食品，预购火车票。于是便去找洁茹要皮箱开箱拿钱。就在打开箱子的刹那间，肖珊和洁茹都瞪大眼睛愣住了——她们妯娌俩共同点数的1000元，倏忽间却变成了150元了。看看皮箱的拉链锁头又没个开启的痕迹，箱子也没刀伤裂缝，这钞票怎么就消遁去许多呢？她们便都惊叫开了。肖珊自然很焦急，洁茹更是焦急。她翻箱倒柜，以为记忆有错，把提包也翻了，衣柜里的东西全掏出来了，也还是没有。我也感到奇怪。我想这贼没把1000元全拿走，还丢下150元，刚够我俩回银川的车费，说明这贼还是个挺有良心的好贼，我倏地想起母亲要我把皮箱拿给洁茹保管更保险的话，又想到这天天一直伴着我们形影不离的路路，我便觉得他的行为最为可疑，便想立即找来路路谈谈，而路路却突然不知了去向。
我的大妹子有气无力地说，这还能是谁呢，还用找吗？别费神了。洁茹倏地脸色蜡黄淌冷汗，坐在地上叫天叫地哭喊起来。我让大妹子赶紧去关上大门。大妹说，哥，这路路是挂了号的“伟人”，前些日我看他伴着你玩，我还以为你在做他的思想政治工作，便未向你明说注意防范。还用关什么门，地方上还有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蒙在鼓里的就只有你们两个外方人了。
夜里，二弟来福从学校回来。他羞涩惭愧，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泪汪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才断断续续地说，他没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他说路路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参军体检上了，我却让他哥道道走了部队。我以为他小，以后还有机会。招工据说上面给咱下了个指标，可哪能轮上咱呀。我们家吃的是皇粮，可居住在山村，却又不能分享村上的一分土地。过去还有个下放的去处，而他却连个劳动的地方也没有。他便觉得家乡没有他生存立足之地。从16岁起就外出流浪了，从此再也不可收拾……他从学校借来850元给了我。他和洁茹都说一定是路路拿了，不会有错。我临走时，又把钱悄悄地放在他床头的抽屉里。
从那时起，我就对来福洁茹说，你们要把心放宽泛一些。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至于路路嘛，我们大家都来关心一下，只要他不继续犯案变坏，在合适的时候，如有可能，我将会帮助他找个事做。人总得吃饭，我相信他只要有个饭碗，就会变好的吧。
直至今日，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似乎还能看见他们送我上车时那期盼的目光和依依不舍的泪花。
二
散会后，作家们在宾馆里聚餐我也没能参加。我匆匆赶回家里，看见肖珊不去做饭，而忙着坚壁清野，整理我的书桌。
我问她，人呢？他们出去了。他们，还有谁？
一个小妖精，说是未婚妻，谁如道她是个啥玩意儿。
过不一会儿，那个服饰很派的“大伟人”提着大包小包，携着他的未婚妻亲亲热热地进屋来了。
他见我点了点头，说：伯父，我们走时行迹匆匆，没能带上礼物，很不好意思。我给伯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未婚妻Sonme……他把她推到我的面前，我一看又不是个外国女孩怎么还拗着舌根叫“丧母”呢。姑娘大约有二十四五，比他大许多，披肩长发，小个，有点像很会唱歌的那个韦唯，尖下颌，凹眼睛，肤色黑得油亮油亮的，挺有那么点气质。我想起年前的偷儿倏地又变成这等模样，还带来个Sonme，感到了这生活的诙谐和幽默，便不吭声。
路路似看出我心里的芥蒂，给我双手递上一根香烟，招呼那小姐，让她先出去一下，说是有几句私房话要同伯父私下里谈谈。他笑眯眯地向Sonme 解释，刚才我不是同你说过吗，我伯父是位作家，他喜欢个别谈话。肯定的，他也会找你个别谈话。作家、记者都这样的，喜欢私下里采访。伯父，你说，是吗？
这个混小子，你看他有多机灵，灵得就像猞猁耳尖上的那几撮毛。他就抢在我将要严厉质询他的前一秒，他当然得要把小姐支开，否则，他将如何面对我的提问，又将如何收拾他与她那种不知如何建立的微妙关系呢？
Sonme 挎着个精美的小提包向我们招呼了声出去了。为预防窃听，这贼又在前后晾台寻视，他大约是看到她已经下楼了，才回到沙发上同我说话。伯父，现在，你随便审问吧。
审问，我不是法官，我没有审问他人的权力。我只想问问你，去年在老家，我皮箱里的1000元，后来变成150元，你知不知道，那到底是咋回事？
我凝视着他，我不知道该怎样说，边措辞边看着他脸部表情的变化。我都为他感到害羞。
可他却没有因为我提出这样棘手的问题惊讶。反而很镇静地回答我说，是的，那只是事先未能与你们商量挪用了一下罢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叠百元票子，点出10张轻轻地放在茶几上。他说，现在我可以连本带利地归还失主了。我实在对不住伯父伯母了。
怎么讲？
他告诉我说，他就是拿了这笔钱去闯天下走广州的。他说他本来是要去香港的，因在罗湖桥码头受阻，才只好停留在广州、深圳一带。
行窃吗？
哪里，偷鸡摸狗的把戏我确实做过，那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偶尔为之。我那次是去谋生。伯父不是也在十八九岁走北京闯荡的吗？你那是50年代。而到了80年代，我觉得广州、海南、珠海、深圳，那才是今天中国年轻人该去闯荡的好地方。
你去后都干些什么呢？
他没有及时回答我的提问。他站起来去开电冰箱，用手势向我比画，那意思是找饮料，很可惜，我们家还没具备享受软包装的资格，我只好到厨房去沏了一壶红茶。拿了杯子，给他倒上一杯放在他的面前，把他提来的点心打开一包也放在那里。我说，你随便用吧，我牙不好，我不吃这些东西。
他抿了一口茶说他不饿。
是这样，伯父。我相信你能记得，我们老家有句老话，叫做：“在家一条虫，出外一条龙。”我相信你我都是这种虫龙合一的人。我们在老家能待下去吗？据老爸介绍，伯父走北京有个主要原因是因爷爷划为地主。你作为长子那就是地主家庭的二号人物。你感到了危机才走了北京。你走对了，当了一个比县太爷厅长还要荣耀的作家，这很了不起。家乡年轻人都把你视为光辉的榜样。而我呢？情况可能我老爸跟你说了，我吃的是皇粮，居住在山村却享受不到起码的社员待遇，参军是我检查上的，老爹偏心却让道道去。招工，根本轮不上我。现如今的乡干部就是地头蛇、土皇帝，即使有指标也不知咋的就卡了壳，给哪位乡长的姑奶奶占了。那么，我还能在那里干什么？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三者的就要去踏倒它。我能去踏倒谁呀，是生存的本能促使我外出闯荡。我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论语文、作文比赛，我历来是全班全校第一，但我们的教育制度，选择人才的标准是全面衡量。考不上学就受父母歧视，是母亲的饿饭政策和老爸的棍棒政策的双结合造就了我。为了对付父亲的棒打脚踢，我首先想到的是少林寺，我去了，苦苦哀求了一位高僧，拜他为师练了两年功。我没想到这功夫在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也还很管用！
你会武功？
你是不是又不相信，要我现场表演几手？不，你说你说。
我到广州市体校干过一段时间。学生们都喜欢我。我担任的是助理教练。可广州体校的老教授林长波老先生却说我的拳路邪乎，登不了国际拳术比赛的大雅之堂。可在广州就这点好，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一次武术比赛中，我却得到一位深圳食品公司经理的赏识。以后我就应聘到他那里去了，月薪为1200元，任务是每天凌晨押运一车糕点到九龙一码头去交割。那大概是要转运到香港去的，后半截的事我不太清楚。那工作不算辛苦，但有时却要忍饥挨饿，遭码头警察的刁难和唾骂。有一次，我在等待老板来接货，等等不见人来。司机吃饭去了，车上只有我一人，不能走开，我肚子又饿，便随手掀开帐篷的一角拿出一盒点心受用。我发现这点心特重，翻开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火柴匣大小的金砖。激动得我心都快跳出来了。我连忙翻了两箱又翻出两块。真是欣喜若狂。原来这食品公司老板是暗地里倒腾黄金买卖。估计是收购国内土金矿的廉价黄金经加工后转运到国外。尽管司机去吃早点未回，我也管不了许多，扔下汽车，带着金砖没命地逃跑了。我知道我若在那里再待下去，不管散装在糕点里的有多少块，金砖总是有块数的，肯定会查出，那我就有生命的危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