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呢，当然也有我自己更内在更隐秘的心事。当时公司的所谓收回工作，说到底就是为我解决个饭碗。而饭碗，说真的，即便在极“左”路线那样的高压下，凭着自己一向闲不住的秉性和在农村学到的多种生存手艺，我真还不为饭碗犯愁。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以后估算，我在农村的总收入接近或超过我当干部时的工资收入，否则我一家六口咋活呢。我记得当时就敢向妻子吹这样的大牛：我说我有养活一个班排娃娃的能力。我喜欢娃娃，你就给我好好地生吧。最好是男娃娃，因为要在农村生活就得有男劳力。诚然，我有时也在装穷叫苦，也乔装过叫化子模样，但那是为了适应当时我们这个国度特殊的生存环境需要。那是变色龙、甲壳虫、斑鸠、雷鸟都会的把戏。达尔文早在《物种起源》一文中就指出过了，那叫做生物的生存本能，那是人们都要为之的“小儿科”。然而，我既然有幸重新回到队伍里来，我就想到自己几十年来一直关切和做着的文学梦。那才是我的真正本行，归到文学队伍中去才是我真正要去达到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却没法说。因为它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干什么工作也是党的工作”的观念相背离。且这个文学工作几乎从建国以来就与好高骛远、狂妄自大、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情调等一系列帽子罪过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便把这一潜在的目标隐蔽起来了。慢说妻子、领导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个潜在的秘密，有时候隐瞒得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这是十分离奇古怪的怪事，这只有我们国家的文化人才爱跟自己开这种莫名的苦不堪言的玩笑。这比有了妻子又另外爱着一个女人的味儿还更要难受。
我一直就想着这些在落实政策后遗留下来的几个疑难问题。我已想好了怎样解决妻子工作和解决房子问题的具体步骤和细节，但一定要等到归队问题有了眉目方可见机运作，以缓解我施计行事后可能会引发的副作用。
冯雪峰同志于1976年1月31日在北京病逝，不知何故，他的追悼会却推迟到1979年的隆冬季节才得以召开。北京给我发来了赴会的请柬。那是文艺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追悼盛会，与会者据说有2000人，我是去了，但很遗憾，我现在已记不起是我弄错了时间还是追悼会临时提前。列车在到达南口车站时，我即听到了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说是已经开过的报道。我蔫蔫巴巴地赶到雪峰家里，看见雪峰慈祥的遗像便与他的两个儿子夏熊、夏森抱头痛哭。事后，夏森陪同我到八宝山殡仪馆去瞻仰雪峰的骨灰盒。我向他老人家献上我的一束鲜花。我对他说，1973年路过北京时，本来是想去看你的。因当时很落魄、很狼狈，不愿以自己落魄的形象与你见面，怕你心里难过。谁知这一机会错过竟然是与你的永别。我也没想到落实政策会是这样的艰难。我询问雪峰，你在世时我不想打搅你。你现在还能助我一臂之力吗？我淌着泪花哽着咽喉诉说自己。我只是定定地凝视着雪峰的遗像。我竟然看见了雪峰看着我微笑。我不信人死后会有心灵感应，但我却相信雪峰依然在关心着我的境况我的命运。追悼会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便专门派了两位女同志来宁夏为我平反昭雪。
1980年暮春的一天深夜，我在半失眠状态中让一阵浓郁的农药气味呛醒。我下地开灯，发觉妻躺在外间的单人床上口吐白沫，瞪着红眼向我呛道：“这回你松爽了，再不用为我的事犯愁了。”一个装敌敌畏的空瓶扔在地上，那是从仓库里带回家药苍蝇用的，怎么就让她喝了呢。我随即打开门窗呼喊救命，救命！孩子们也在哭喊着妈妈，妈妈！海豹狂吠，哭喊声惊动了附近的左邻右舍，是他们的热心帮忙才把妻背到铁路医院急诊室抢救。我气愤莫名，当即便给庄熊家挂电话，我告诉他说，我爱人现已服毒自杀，其原因你应该完全明白，我也不想活了。我现在唯一要解决的是我四个女儿的去处，我明天就给你送去。请你把她们抚养长大。因为是你的刁难才使她自尽，所以，你应该对她的自杀负完全责任。随之，我啪的一下挂了电话。
庄让我的几句话吓得哆哆嗦嗦，当夜驱车赶到医院，叮嘱医生全力抢救。他这回才感到问题的严重。在这之前为妻的转正问题我不知给他磨了多少嘴舌，他是一律拒绝受理。理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类问题不能解决。怪的是自从妻的自杀事件发生之后，他很快就给妻转正了。
现在我可以向世人公布这个自杀的秘密。那全是我设计的司马懿哄骗曹爽的把戏，是我在万般无奈中想到的对庄偶尔一用的办法，我说服妻必须按我的计谋办事，医院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都是报社记者的妻子和女儿，我已亲自登门把事情的原委说透她们不会真的给她灌肠洗胃，不会承受什么了不得的痛苦。我要妻表演好这一幕关系着她自己命运的喜剧。我责怪自己无能，如果丈夫当官也不用她这么费劲。我对妻一再表示了我的歉意。幸好，这一招真还真灵验，那一晚确实就把个庄熊吓得屁滚尿流。不出三个月，就下达了吸收妻为公司正式工的文件。很可能直至今日庄熊还以为她真的轻生自杀，至今想起我还觉得非常的幽默！
1981年夏天，在区党委宣传部决定将我调往宁夏文联归队的前夕，我还破天荒作出了一个完全违反公司意愿的决定——抢房子。这是当时惊动了新闻界、文艺界和商界的一个特大新闻。
那是个大雾弥漫的一个礼拜天的早晨。我突然向妻和孩子们宣布，环境污染给我们一家带来的人为祸害到此就要结束，我们就要搬家了。果真橡胶厂便开来了一辆解放卡车，来了3位工人朋友，继之，便把家里所有的一切包括院里的砖头也搬了个精光，把海豹也领上了车。车到北门新楼占上那栋两室一厅的住宅以后，我才告诉家人我们是在强占一套住宅。原因是没有人关心我们，只好自己关心自己。事实就是如此，在橡胶厂忍辱求生坚持请示报告5年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别的解决问题的新招。是为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和灵魂健康而战，只好出此下策。至于后果嘛，我相信自己和公司上下多数职工的认知，它不可能对我们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这又是怎么回事？
1979年从北京开完追悼会回公司以后，庄熊发现我与北京的大人物有关系便故作姿态，将我借调给公司的上级单位搞一本改善经营管理的书，以示他也要重用知识分子。我因从新城西花园往老城来回跑的疲劳，再次向公司要求搬迁老城，这是我的第三十八次请求，我渴望他们能够认真研究解决。我也同Hiv 公司的上级领导李局长谈到过自己住房的现状和艰难，李还亲自给庄打电话要他一定解决。也不知道是我的报告太多，还是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情况挫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让一位牛科长领我到北门去看那一套新宅时便流露出非一般的烦躁和勉强。他说经理说了，可以借给这一间供中午休息使用，但有条件：一、只供你暂时午休使用，只一间而不是两间、三间；二、不准许你带孩子家属在这里过夜，更不允许你擅自搬家；三、公司若另有安排需要你退出这一间住房时你就必须退出，而不允许有其他种种借口。
面对这位科长，任谁都会觉得他是代表着公司对我进行人身侮辱。也不知他生的是哪门子气，他就像对待劳改释放犯人那样对我训话。直至今日当我忆起他当时的那副容颜、那个说话的语气，我浑身都要颤抖，凡人的任何涵养与文化素养至此都将化为乌有。我当时真想哭，但哭便意味着自己的彻底失败；打一架，于事无补；辩理，无理可辩啊。在他向我提出这些侮辱性的条件以后，我的脑子里便有了一场爆炸，仿佛患了高血压脑血栓差一点便要站立不住，但我终于咬住了自己的舌尖，将舌尖咬出血后答应了，他才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我。我至今不明白那敌意的由来。是的，在我拿到钥匙后就下定了要强占那一套房子的决心。我平素还从未犯过违纪的错误，但那一次我却下决心要冒天下的大不韪。我的耐性再好，毕竟是个血肉之躯，我不是机器人，我也有着人性的限度呵！
我为何要作出此下策，当然也有文联贫困没有房子的原因，我若不在归队之前把家搬离那个“鬼窝”，以后便难得再有机会。
“天若有情天亦老”，为这个强占房子问题我也像伍子胥那样长出了白发。庄下令一定要我搬回那个“鬼窝”，否则不办调离。我却要求给予惩处，宁愿劳改判刑也不会撤退。后来是宁夏文联秘书长陈良友告诉了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准备找我采访作为一个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典型进行报道。又是妻子的作梗告饶，说是万万采访报道不得，文联没法安排她的工作，她还得在公司仓库讨口饭吃。以文联向上级打报告拨款专门为我买了一套住宅作罢。因为其时庄也骑虎难下，说是如果不把吴丹驱逐出去，他的面子没地方搁。如此抢房成风岂不使公司的威风扫地。看来上级单位在对待棘手问题时也不去判断是非，而是主张调和。也许，生活就是如此，否则，今日世界怎么会出“土地换和平”这样的高参，也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倡导的和为贵，中庸之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灵活运用吧。
我从迫害下放的1965年到落实政策归队的1982年，一共历经18个年头。娃娃们并不真懂人世沧桑许多奥秘的事理。她们一个个都长大了，她们有时竟还责怪父亲的软弱无力，埋怨父亲不懂马列不能好好斗争。说真的，在我活到耳顺之年的今天，确实也还不懂如何把握斗争的分寸。我当然也想杀人，杀掉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害人精，但我想，怕是没有这种可能。即便是历代的帝王将相英雄好汉加在一起也办不到。我想我斗狠了，怕是十个吴丹的脑袋也会斗成个碗大的疤。哪会有我今天这个安乐幸福的家，更何谈要把她们培养成一个个对国家有用的大学生？这幸福来之不易呵！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我家的大学生们，请你们都记着荀子的这点遗训吧。人是绝对没有一样的，正的、邪的、白的、黑的、美的、丑的，什么样儿的都有，地球本来就是一个共存的生物圈，斗争能使人类文明进步，但大家都互相残害却消灭不了，还是彼此都让着点吧。因此，至今我还愿意和庄熊那样的人和平共处。
人不单是需要忍耐，而且更需要坚韧呵！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可以看得见的平凡人生。让我们都珍惜它吧！
（原载《贺兰山》1995年第一、二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