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自己一生写过那么多的剧本，居然大多数都是没有歌颂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自己写《雷雨》是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宣扬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毒害人民的宿命论；自己写《日出》为什么不写共产党的诞生？只有共产党的出现中国才有希望，才是真正的“日出”啊；自己写《北京人》其实就是为那些腐朽的、没落的、不值得一提的遗老遗少们大唱挽歌；自己写《原野》是在写一个年轻农民，一种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复仇主义思想和感情。
曹禺老师独自一人不止一次地站在毛主席像前，无限忏悔地流着眼泪说：“我的罪孽深重。我要老老实实向您请罪！向您请罪啊！”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曹禺老师不止一次走到和他朝夕共处的、相亲相爱的，又是惟一的精神支柱的妻子方瑞面前，一声不响地跪了下来。
方瑞师母痛苦而又不解地看着丈夫。
曹禺老师缓缓地说：“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I’方瑞师母摇着头郑重地说：“不，你先帮助我死好不好？”于是，曹禺老师不吭声了，又慢慢地站了起来。已经有过多少次了，每当曹禺老师痛不欲生的时候，总能从方瑞师母那里得到有力的告慰。方瑞师母虽然身体纤弱却总有一股倔强劲儿，镇静劲儿，正是这样一点足以使曹禺老师安定下来。
在方瑞师母的帮助下，曹禺老师为了老岳母，为了妻子，为了孩子，又勉强地、痛苦地活了下来。
曹禺老师说过：“难为了方瑞，伴着我一起受苦。她依然是那样默默地把爱都贡献给孩子，贡献给我。她内心当然是痛苦的，但她外表上却很镇静。”
一九七四年，曹禺老师从南口农场劳动改造回来，老岳母已经过世，万方到东北农村插队去了，家里只剩下方瑞和小女儿万欢，冷冷清清的没有一点点生气。
曹禺老师一直是不吃很多的安眠药就不能人睡；现在方瑞师母也同样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两个人不但精神上都崩溃了，身体也越来越糟。他们经常病倒在床上，一间房间里躺着一个人，景象凄惨得很。：
一天的夜晚，方瑞师母突然死去了。在她的床上散落着许多安眠药片，真不知道是糊里糊涂地吃多了药，还是清醒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直是一个谜，一个至今也无法解开的谜。
方瑞师母恨恨地死去以后，曹禺老师心情坏到了极点，仿佛自己也失去了灵魂。因为他完全知道，方瑞师母把青春、爱情、心血和生命全部给了自己，就如同《北京人》里的愫方那样，“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她不声不响地支撑着自己，点燃着自己，把所有痛苦都埋在心底，用倔强、镇静、告慰鼓励别人度过最困难的、最难熬、最凶险的日子。曹禺老师沉痛地说：“在‘四人帮’横行时，她经常不断地探视我，在相对无言中，曾给我多大的勇气与耐力啊！但是她身体太衰弱了，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来，终于过早地离开我和孩子们。”
大约在一九七三年的下半年，进驻剧院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根据上边下达的“精神”，提出要“解放”曹禺老师，但是必须写出一个像样的、深刻的认罪检查。
当时，曹禺老师已经回到了群众当中，并且和笔者编在一个班里。他为了得到“解放”不分昼夜地、煞费苦心地赶写认罪检查，没有想到竟然被“军宣队”的政委，一次又一次以“不深刻”和“上纲上线不够”为名打了回来。我看着老师那忧心如焚的样子非常不安，决定偷偷地帮他写检查，争取早日过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把握呢？因为我揣摩到了“军宣队”政委的想法——只要是能够狠狠地把自己臭骂一顿，而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纲”上得高高的，这就叫做深刻的检查，这就叫做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感情，这就叫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否则叙述和分析得再中肯，再充分，再有道理也无济于事。
对于代写检查，老师当然求之不得。我们讲好要绝对保密。在我代写的过程中，发现资料不全，很影响进展。比如说，“造反派”揭发老师曾经写过一篇要求提高稿费的文章，必须深刻检查，狠挖“三名三高”的名利思想，可是这篇发表的文章被抄家时拿走了，没有了检查的依据。我问老师能不能找到，老师含含糊糊地回答不好找了。再也想不到，在那以后他几乎每天从家里来上班时都能说出文章的一些段落来。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后来他说得太具体太完整了，我才问他是不是家里还有一份文章，他想了想，不好意思地小声说：
“是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是抄家的时候藏在方瑞用的箱子里留下来的。我真怕再被什么人拿走，那可就真说不清楚了。”他停了一下又说：“我本来就胆子小，现在真是让抄家给抄怕了。”我面对着老师那一脸的愁苦和惊恐，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暗暗地在问：“一个正直又善良的人，一个有着非凡的艺术才华和卓越的剧作建树的人，怎么可以硬是被扭曲成这样一个样子呢？”第二天，老师就悄悄地把文章的底稿拿了来，嘱咐我要妥为保存，也不要对任何人讲。我默默地点着头，赶快把文章的底稿收了起来。
这时曹禺老师的心情是有所好转的，因为毕竟“解放”有望了。记得，剧院有一位曾经在江安“剧专”作过老师学生的，并且很有成就的老演员，当时的处境很坏——自己不到年龄就被强迫“退休”，丈夫在山西劳动改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身边只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这位演员对生活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准备找个地方一死了之。老师得知这个情况以后，马上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上面说：“雄心不取决于年岁，正如同青春不限于黑夜，也不忍随着白发而消失。”老演员含着眼泪读完这封信，并且从此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她回忆说：“曹禺老师的赠言，使我振作，在那人妖颠倒的岁月，我能怎样？只要我健在，我还可以做些其它事情，哪怕是从头学起。我拿起了笔，断断续续写了散文、报导、回忆等几十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报章杂志上。如今，这些成为我的精神寄托了。”
我代笔写的检查很快就出来了，上面基本用的都是“两报一刊”社论的语言。老师看了以后，显然有的地方不大同意，比如说承认“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他总觉得承认了“反革命”三个字就承认了是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分子，那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然而，他也知道不这样写是无论如何也过不了关的。认罪检查送上去以后，“军宣队”政委表示还可以，没有打回来。可是，从此也就没了下文，或许是上边什么人从中作梗又说了什么话，曹禺老师的“解放”问题，便又形成了“可以解放但还定不下来”的特殊状态。
曹禺老师本来已经好起来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复到方瑞师母刚刚死去时的情形。他欲哭无泪，仿佛眼泪都已经渐渐流尽。他再也想不到妻子会这样凄凉、悲伤、孤独地死去。他深深知道，妻子为自己和孩子受了许多的苦难，他真不知道自己在暮年怎么能经受住这种不可形容的煎熬。
曹禺老师像是瘫痪了一样，嘴里喃喃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一个人孤单单地躺在冷清的家里。
一九七五年的秋天，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张颖女士，突然登门来看曹禺老师。
曹禺老师完全没有想到，握着老朋友的手，心里有着许多的话又说不出来。
张颖说：“前几天总理见外宾，我看到了他。”曹禺老师连连点头，等着对方说下去。“总理问我——曹禺近来怎么样。”
曹禺老师的眼睛里一下子涌满了泪水。
“我说，曹禺的夫人去世了，他的心情和身体都不大好。”“总理怎么说？”“总理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该去看看他才是。并请代表我和邓大姐向他问好。请他多多保重。”
曹禺老师口齿不大清楚地说着：“谢谢，谢谢。”
张颖继续说：“您要振作起来，好好保养身体，国家需要您作出贡献。”
第二天，张颖便把曹禺老师的情况专门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周总理听了以后，许久没有吭声，最后说：“这些同志都是中国的国宝，得想个办法让他们过关：”
张颖点着头。
周总理又说：“这样，过几天，你给安排一下，先让曹禺出来接待一次外宾，亮亮相，看看社会反映再说。”张颖心里很清楚，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情形下，周总理虽然是政府总理也不便直接干预文艺界的事情，更不能立即让曹禺“解放”。于是，她出面安排曹禺老师与正在我国访问的日本话剧界老艺术家千田是也见了一次面，并且进行了公开的报道。
就这样，已经在中国社会上“失踪”了七年之久的曹禺老师，又出来亮相了。国外的许多媒体也纷纷报道“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复出了！”
又过了不长的时间，曹禺老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表示愿把有生之年贡献给人民，希望能得到一份适当的工作。周总理为此作了批示，表示同意。这时，曹禺老师才正式得以“解放”。
一九七五年初，曹禺老师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亲自见到了周总理，并听到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此刻，他已经知道周总理身患重病，心里不止一次暗暗地祝福着，祈祷着。
七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北京城显得阴森肃杀，格外寒冷。
这一天，已经很少走出家门的曹禺老师，被大女儿万黛和二女儿万昭，拉到天坛公园来散散心。
女儿们通过回音壁向父亲传诵着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欲悲闻鬼神，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曹禺老师听到了，这正是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诗。他忍不住地让女JL：l赶快到小树林的石凳上坐下，再念一首诗给他听。
女儿们会心地笑了，又念了一首用谐音影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打油诗——“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曹禺老师听到以后，脸上露出了多年不见的笑容，并且挥着手连声说：“写得妙，好诗，骂得痛快！”不久以后，就发生了下边的一幕情景。
这是选自曹禺老师在一九八六年，发表于报刊上一篇题为《应该记住》的文章里。
“十年前的一天，我的小女儿很晚回到家里。
她一进门，径直走到我床前。她的脸因为激动而变得异样，目光闪闪，声音也有些颤抖，她说：‘爸爸，咱们有救啦！’她告诉我‘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出声，我喊道：天哪！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
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
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北京市文化局正式发出文件，并且召开会议宣布，给曹禺老师平反落实政策。如果从一九六六年六月算起，他整整在“地狱”里过了十二个年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老舍先生平反追悼会，会上曹禺老师有着很特殊的表现。
当时，曹禺老师身体仍然很虚弱并且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首先，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会场，走进门后一声不吭，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便径直走到遗像前，旁若无人地鞠了三个深深的躬；接着，等到追悼会结束以后，吊唁的人陆续走出会场，他也跟着走出会场，可是很快便走了回来，在空空的会场里，他又向着遗像鞠了深深的三个躬；再次，他第二次走出会场以后，竟然还是没有离开，当胡累青先生和舒乙捧着遗像走出来的时候，他又拦住了去路，第三次向着遗像鞠了深深的三个躬。
老舍先生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经过曹禺老师写信邀请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祖国新文化建设的，而且成就显赫，有目共睹，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尽了身心的摧残和屈辱，最后愤愤地投下太平湖含恨而去。曹禺老师这九个深深的躬，不正是向着老舍先生表示自己由衷的痛惜、歉意和愤慨吗？
“四人帮”倒台以后，著名美籍华裔学者赵浩生先生特意采访了曹禺老师。
曹禺老师说了这样一段惊心动魄又引人深思的话——“(他们说我的罪状是)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入……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大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要厉害。”
曹禺老师说过——“人何曾见过灵魂，但人的一进一退、一言一行之间往往使人感到它的存在。”
“一切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
是的，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灵魂。由于有了灵魂，人才比所有其它的生物都要高尚得多，珍贵得多，神圣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只要有了灵魂就可以吞掉整个宇宙。
曹禺老师是一位敢于又善于在戏剧舞台上“摄魂”的大艺术家，如今他竟然被别人“摄魂”，而且是使用了最原始的、最野蛮的、最粗暴的、最荒谬的和任意蹂躏人格权的方法。对此，他怎么能不感到要比失去生命更加可怕，更加悲痛，更加不能容忍呢？
曹禺老师仙逝已经两年了，真不知道对于这段刻骨铭心的地狱生活，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遗忘，或者根本就再也遗忘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