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恐怖事件以现场直播的方式通过一家全国有线电视台和至少五家洛杉矶当地的电视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很多电视台中断了卡通片以及其他儿童节目，对这一场景进行现场直播。新闻播报员很快就因为未经提示插播如此令人震惊的画面，而向观众致歉，但是他们的道歉丝毫不能减少随之而来的公众对其的批评。
事实上，公众对传媒暴力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儿童的负面影响的关注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在传媒暴力问题中，新闻报道中的暴力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然而，大量研究表明，观看电视中的暴力镜头会引发攻击性行为。成人和儿童都是这些试验和研究的对象。
一个能较好地反映电视对观众影响的例子是，当普通观众被问到他们坐飞机失事的可能性和他们成为恐怖行动受害者的可能性时，绝大多数观众尤其是电视痴迷者会高估这种可能性。虽然这些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发生，但由于在电视节目中经常看到，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许多年来，大多数关于传媒效果的研究已经指出，由于借鉴他人经验的心理因素而导致了传媒的负效应，例如观众模仿学习影视节目中的暴力行为。而最恶劣的负面效应是，强奸、谋杀等残暴的犯罪行为与这种盲目仿效相关联。
正因为模仿犯罪行为骇人听闻的特性吸引着许多印刷和电子传媒的关注，所以在公众的记忆中充斥着这种犯罪的例子。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模仿犯罪只是一种极端现象。成千上万的观众并不去模仿这些暴力行为。这说明个人因素，如性情（或对暴力行为的敏感）、思想状态、情绪的稳定性、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对于一个人看过暴力行为之后是否实施暴力行为起决定性作用。
此外，对于真实性节目或非虚构性节目的研究显示，这些节目的内容与电视剧更为相似，并不是对真实世界中的暴力的准确描写。这些真实性节目包括全国或当地的新闻报道、警察新闻节目、纪录片、公共事务宣传、小报新闻等等。就因果关系来看，在这些节目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很少受到惩罚，也很少揭示暴力的负面影响。
1999年4月科罗拉多州Littleton市Columbine中学发生枪击案后，公众再次直接感受到了传媒暴力与谋杀行为之间存在的联系。出于对无知凶杀案的恐惧，国会开始采取行动，美国卫生局长根据总统克林顿的指示随后出具了一份关于暴力的报告。《年轻人暴力现象：来自卫生局长的调查报告》找到了接触传媒暴力与短期攻击性行为之间很强的相关性，但这些攻击性行为一般不致于达到伤害肢体或谋杀的地步。
最近的研究则表明，儿童对电视新闻和虚构的电视剧具有同样的恐惧反应。在一次随机调查中，Cantor和Nathanson发现，根据对家长的调查，大约有40%的儿童曾因看到新闻报道中的某些画面而受到惊吓。最容易引发恐惧反应的，是那些对陌生人、国外的战争和饥荒、自然灾害中所出现的暴力场面的报道。年幼的孩子很容易因为武器、死亡等令人心烦意乱的镜头而产生情绪波动，而年纪稍大的儿童则更容易受到抽象事件的困扰，例如对核战争、轰炸、死亡的恐惧。
6."诱因效应"研究
近年来，除了传媒暴力外，诱因效应也是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西方学者认为，对传媒内容真实性的感知可以强化诱因效应。研究显示，当观众认为他们看到的是真实故事而并非虚构时，诱因效应最强。1983年，一项对五六年级学生的调查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第一组学生看新闻报道中真实的战斗；第二组学生观看娱乐节目中表演的对抗；第三组观看一部普通的商业电影。据测试，第一组学生在有关攻击性指标方面得分特别高。
此外，1995年，一项关于电视新闻广播后政治家在观众心目中印象的研究，分析了电视在选民评价候选人中所起的作用。还有一些研究将总统受欢迎程度与传媒对一些重要问题如海湾战争或经济状况的报道相联系。
7."说服过程"研究
多年来，许多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式来解释说服过程。
Petty和Cacioppo拓展了"认知反应理论"，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精心可能性模式"，以解释一个人屈从于说服讯息时的认知过程。该模式通过对认知可能性的精心识别或对说服讯息的深思熟虑，对说服过程进行了解释。它包括两条不同的说服路径，按达成说服结果的次序分为中央路径和边缘路径。其中，前者的着重点在受众成员的认知方面，以判断倡导的立场或者有说服力的讯息价值。当讯息接收者仔细倾听讯息内容后，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先前的知识对信息作出评价。在这个过程中，接收者对讯息形成自己的意见——赞同或者不赞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说服讯息是否能成功发挥作用。
例如，对国内和国际重要问题的争论所做的新闻报道，通常需要观众或读者对其进行认知处理。新闻发言人是否能就某个问题说服观众或读者，以使他们拥护自己的立场，主要取决于信息处理的中央路径。
边缘路径能以任何方式存在，但均不涉及受众在认知方面的努力。一般而言，讯息所包含的简单暗示对于改变的作用，要大于带有目的地处理和理解讯息所付出的努力。比如商业电视广告节目里出现的场景。
8."电视问题新闻"的影响
（1）对认知和决策的影响
1994年，Gibson和Zillmann发现，报道中一些特殊要素影响了人们对新闻的理解。研究参与者在看到一篇关于汽车抢劫问题的报道时，如果里面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有人被杀死了，他们会认为问题很严重；如果事情没那么糟糕，仅仅是有人受伤或者安全逃离了的话，他们的反应就不太强烈了。
另外，还有关于媒体审判前报道及其对陪审团的影响的研究。调查结果一致表明，对案件的披露确实会影响最终审判结果，尤其是强奸、谋杀一类的轰动案件。陪审团成员在审判前看到类似案件的报道也会对判决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在实验室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2）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由于新闻可以通过电信设施和电视进行跨地域传播，媒体也就被公认为对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具有一定影响力。Harris划定了新闻影响外交事务的几个领域：外交协商、传媒关注的特殊形象以及传媒对政府信息资源的依赖。他指出：国家间的外事协商很难秘密进行，这是因为新闻媒体的介入而使其变得高度公开化。"尽管在公众的舆论监督下，腐败和非法欺诈行为得到有效控制，但是一些合法的秘密协商也因人们感兴趣而难以保密。"
新闻对外交事务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新闻的选择要考虑到与之相伴的视觉形象。能用照片表现或者用镜头表述的事件往往被过度报道，那些不适合拍摄的选题很容易被忽略。
再者，新闻媒体对政府特殊资源的依赖也影响了它对外交事务的报道。除了提供背景资料和谈论未来趋势，记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特殊人物身上，比如政府首脑、发言人、政策制定者。Harris说，媒体有时甚至能够直接参与到外交政策中去，因为它们为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直接渠道。在危机情况下，媒体可能比政府知道更多真相，因此改变了通常的由政府到媒体的信息流动模式。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总统布什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候赛因都按时收看CNN来了解战争的最新消息。
9."政治传播"研究
政治性的或带有政治后果的大众传媒讯息或符号的传播效果研究，仅仅是领域广泛的政治传播效果研究的一部分。在这个特定的调查领域，存在不同的研究层次，包括对社会中个体的效果研究（称为微观效果研究）以及对政治系统、组织机构和整个社会的效果研究（称为宏观效果研究）。其效果可能是周期性的，比如选举；也可能是连续性的，比如美国传媒的监督功能，总统和当选的官员都处于持续监督之下。
事实上，研究人员对政治传播效果的兴趣贯穿媒介研究史。目前，他们的兴趣开始转向负面政治广告、负面竞选活动以及登记选民数量下降等课题。
（1）新闻内容与政治传播效果
与政治传播内容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广告和新闻故事上。就后者而言，新闻内容的数个方面可能影响政治传播效果，其中，写作手法、新闻瑕疵是两个常见的因素。
写作手法是指传媒专业人员如何用特定的方法撰写新闻故事。Gamson和Lasch把写作手法定义成"关于如何报道与议程有关事件的核心概念"。比如，政治传播经常用比喻和警语来报道竞选运动，将其描绘成赛马一类的比赛，最终将以"黑马"和"领跑者"结束。这些手法经常影响受众的理解和表达。
Bennett则指出了新闻报道的四种瑕疵：个人化、琐碎化、戏剧化、标准化。个人化是指，在报道大型政治运动时，新闻故事倾向于把笔墨集中在个人身上。琐碎化是指用不连续的、便捷的简讯传送新闻。戏剧化是指，不是以问题的重要性，而是以是否有趣、是否有戏剧性来选择新闻。当讨论在现在的政治体制下如何解决一个问题时，新闻故事就会犯标准化的错误。这些瑕疵都会干扰政治传播效果。
（2）诱导效应与政治传播效果
由于媒体信息的披露而导致受众的相关思考的现象被称为诱导效应，这种诱因会影响政治决策和投票。Iyengar和Kinder发现，传媒的大量报道影响受众对总统的评价。总统处理被广泛报道事件的方法，不合理地影响了受众对总统的总体评价。1980年，传媒对伊朗人质案的持续报道，被指责为诱导选民重视国际事务，从而导致吉米·卡特较低得票率和罗纳德·里根的更多选票。
其他研究发现，虽然受众或许并不能被大众传媒政治传播劝服，但他们经常从中获取信息。关于政治议题、候选人、会议的报道或多或少向受众提供了一些知识。
研究进一步揭示，新闻报道，尤其是电视新闻报道，可能诱导选民感觉是个人而不是社会应该为贫困和犯罪等问题负责。换言之，面对贫困、无家可归、犯罪这些问题，许多人倾向于责备个人而不是认为这是社会的责任。Iyengar划分了两种电视新闻手法：事件性的——通过案例或具体的事件报道议题；理论性的——用一种更加抽象、普遍的视角看待议题。控制性实验发现，理论性的新闻使受众把问题和社会责任挂钩，而不是和个人挂钩。而CBS的新闻80%是事件性的，这种报道手法导致了公众对社会责任问题的淡化。
（3）宏观层面的效果研究
大众传媒不仅影响政客和政策制定者，而且对系统层面也有影响。一项研究发现，在许多地区，调查性报道导致市政改革。这些新闻并没有激发受众接触当选的官员，并要求改革；反而是记者、特殊利益集团和公共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动起了关键作用。
当然，大众传媒在很多方面影响政策制定。本地媒体通常支持本地的或其他提高形象的工程，虽然有的成本很高。同时，媒体的宣传能帮助立法者实现目的，为谋求连任者募集资金。
10."种族歧视"研究
20世纪70年代，Baran和Roberts分别考察了电视新闻中展示的黑人形象。他们发现，黑人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百分比分别是23%和25%。那正是民权问题在民众中很受关注的时候，大部分的内容是关于民族隔离的话题。
在一个社区，一份关于西班牙裔在不同传媒中角色问题的研究揭示，电视和新闻报纸报道西班牙裔内容是根据他们在社区的人数比例来确定的，但是广播传媒并不是这样。在广播中，报道的西班牙名字往往出现在犯罪新闻中。而在报纸传媒和电视传媒中，报道西班牙裔内容的新闻将近一半与犯罪相关。
还有一项调查1989～1990年间芝加哥电视新闻的研究显示，在描述白人政治家和黑人政治家的时候存在着差别。Entman发现，当地电视新闻故事在报道白人政治家的时候，他们代表的常常是所有州和议会的利益，而在报道黑人政治家的时候，更倾向于报道黑人政治家关注着黑人社区的利益而非全局的利益。
此外，研究同样建议记者们应该有职业道德，注意避免使用任何偏见和诋毁性质的词语，避免用一些对男女同性恋有蔑视性的断言。
综上所述，西方理论对于拓展我们的视野，进一步深入研究"电视问题新闻"报道效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为防止媒介效果中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这一政策既有其合理性更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在督促我们对现实中某些问题予以反思的过程中，可以实现提高报道质量、优化报道效果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