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诗经》
一、《诗经》概说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诗歌的开源之作。全书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又分为十五国风，“雅”又分为《大雅》、《小雅》，“颂”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风”、“雅”、“颂”的划分最早是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区分开的，《诗经》中的文字内容则是与音乐相伴的歌词。所谓“风”是指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曲调，十五国风就是选自15个不同地区的歌谣曲调。但《国风》的名称并非出自15个并列的诸侯国，其中《周南》、《shào召南》可能是从周文王分封其子的故地采集的曲调，而《王风》则是从王畿地区，即周朝的东都洛邑采集的曲调；《bèi邶风》、《yōng鄘风》、《卫风》则均言卫国之事，这是因为“邶”、“鄘”二地后来都并入了卫国。风诗共160篇，其中大部分诗歌产生于周王朝东迁以后的东周时期。“雅”则是周王朝朝会、宴会所用的“正乐”。宋代苏辙《诗集传》云：“小雅，言政治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大雅》中的作品多数产生于西周初年，《小雅》及《大雅》中的少部分作品产生于西周末年。雅诗共有目录111篇，其中6篇有目无诗，今存诗105篇。“颂”是用于庙堂祭祀的乐歌，《周颂》是西周的作品，产生于西周首都hào镐京(今西安)；《鲁颂》产生于东周春秋时代鲁国的首都，即今天的山东曲阜；《商颂》是宋国的作品，因为春秋时的宋国是殷商的后代，所以歌颂宋襄公的作品就没有用《宋颂》，而用“商颂”的名称了。颂诗共40篇。
《诗经》最初的名称只称为“诗”或“诗三百”，由于孔子将其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材使用，遂被后代人奉为经典。从汉代开始，一些学者将其直接称为“诗经”，这一名称才逐渐固定下来，沿用至今。
《诗经》的产生众说纷纭。就诗歌内容来说，所反映的地域遍及今天长江以北六省，包括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和湖北的广大地区；时间跨度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初年一直到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中叶，前后达500多年；题材反映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形式来说，主要为四言体诗。全书韵律和谐、语言统一(基本用北方官话)，再加上全书305篇作品按风、雅、颂分类，又再以国名标其产地，体例庞大而有序，内容精微而严谨。如此浩大的工程，在那样久远的年代，将众多杂乱无章的诗歌结集成书，绝非一人之力，亦非一时之功。后人对此提出了“王官采诗，孔子删诗”的说法，但并无可靠的文献根据。千余年来，“孔子删诗”问题成为《诗经》研究中争论不休的疑案之一。但《诗经》的出现确实经过认真的搜集、整理、加工、删改、分类和编订，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如郭沫若所说：“古人说孔子删《诗》，虽然不一定就是孔子，也不一定就是孔子一个人，但《诗》是经过删改的东西。”(《沫若文集》十七卷)。
不久前在上海博物馆发现的战国时期竹简《竹书孔子诗论》中对《诗经》的说法与今天流行的版本有很大差异，不仅一些诗歌篇章是今本没有的，而且对《国风》的称谓是“邦风”，对《大雅》、《小雅》的称谓是“大夏”、“小夏”，“颂”则称为“讼”。研究表明，我们今天的说法是汉代儒家修改的结果：“讼”与“颂”、“夏”与“雅”在古字中相通，而“邦风”或许是因避讳汉高祖刘邦的名字遂改为“国风”。可见今天的《诗经》确曾经过后人的加工整理。《诗经》因有人整理结集才得以保留并延续到今天，整理《诗经》的人虽不能确知，但功劳莫大。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学者对文学艺术的重视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从而使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诗经》正是这一成就的充分体现，是中华文化灿烂的瑰宝。
《诗经》中的诗歌，最晚期的作品距今也有2500多年了。时间的久远，语言的变迁，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使《诗经》中的作品与今天的读者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使今人读《诗经》感到非常困难。但《诗经》却不可不读、不可不讲，因为它是中国诗歌的鼻祖，更是形象鲜活的古代史书。虽然多数诗歌的作者已无法确定，但可以看出它们或来自民间，或来自王公贵族，或出自文人手笔。无论作者是谁，诗歌中那精湛准确的语言、感人至深的内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都为我们展现出中国古代历史那神秘多彩的画卷。
二、《诗经》的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广泛，立足社会现实，其中很少虚妄怪诞的想像或超越自然的神话，多数都是直接地表述作者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表达了诗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关注。诗中有对政治制度的关心、对社会时弊的针砭、对痛苦生活的哀号、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感情直露而强烈，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主要内容可归结为如下方面。
1.反映了古代周朝部落发展的历史过程
《诗经》中的《周颂》以及《大雅》中有不少西周初年或稍后年代的作品，大部分是采自宗庙礼仪的乐章。在祭祀、乐舞和祈福过程中表达了对先人的追怀和思念，叙述了周室祖先的创业历程和王朝的兴衰，记录了殷周时期古老中国土地上的国之大事。《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人的文功武业，描述了周朝开国的历史，反映了周人部落从产生到强大，最后灭商，实现了社会从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度转化的过程。这些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被人称为“周族史诗”。
2.揭露阶级压迫，反映人民痛苦生活
《诗经》中此类内容的诗歌比比皆是，特别是《国风》中收集的大量民歌毫不掩饰地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沉重的剥削压迫，述说劳动过程的艰苦，发出对社会不平等的强烈抗议。
《硕鼠》篇把统治阶级比做仓库中白吃粮食的大老鼠。《伐檀》篇则直接质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七月》直叙了一年到头的劳动，而劳动者不仅无衣、无食、无住房，连身体生命也属于奴隶主所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七月》的控诉使今天的读者仍然非常容易地就可从诗中体会到作者的愤懑和哀怨。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诗经》内容的精华所在。
3.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状况和生产力水平
华夏民族的农业生产有悠久的历史，周朝时中国已经成为发达的农业国家，所以《诗经》中有着鲜明的农业文明的印记。《臣工》、《噫嘻》、《丰年》、《载shān芟》、《良lǚ稆》、《七月》等作品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周人与农业的关系。从种田、养殖、纺织、印染、酿酒、射猎、筑宫室等方面的劳作，可以看到周朝农业的发达程度以及与农业相关的宗教制度和民风民俗。
4.表达了对战争的不同态度
《诗经》中的战争诗歌为数不少，但态度不同。一些诗歌，如《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等，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充满了自豪、乐观、威武的阳刚之气；《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虽然是写兵士，也表现了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此类战争诗不注重描写战争的厮杀场面，而重在体现军威声势，注重文德教化，体现德政的布施使敌人不战而降的政治理想，开启了中国自古以来直到今天的崇尚道德、广施仁义、以理服人的战争理念。正如《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一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战争观念完全不同。例如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达》中都有浓墨重彩的战争场面的描述，悲哀惨烈，鲜血淋漓。当然，任何时候战争都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无尽的苦难，所以《诗经》中更有大量的诗歌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厌倦和反对，对敌人的憎恨，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战死者的哀伤。《王风》中的《君子于役》通过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服役在外丈夫的担忧和怀念。《小雅·采薇》和《bīn豳风·东山》则是用征夫的语言直接表达了对战争的不满。战争和无尽的徭役使田园荒芜、房屋破败、民无衣食、子无父母，人民对战争怨恨之极时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这些感情在《诗经》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和反映。
5.反映了当时社会爱情和婚姻的状况
《诗经》中婚姻爱情内容的诗篇占有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国风》中有关内容更多。《诗经》中对爱情的表达直率大胆、热烈纯真、健康自然，毫无拘泥作态。305篇的第一篇《周南·关雎》就是一首朴实真挚的爱情诗。《诗经》编者将其置于全书首位，足见对其重视的程度。其他如《周南·卷耳》、《邶风·静女》、《郑风·出其东门》等各有所长。此类诗歌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间相恋相爱的真实情景和细腻感情。另一类诗歌则描写了婚嫁的场面以及不幸婚姻的痛苦，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婚姻制度和礼俗。《鄘风·柏舟》中的女子追求婚姻的自由遭到父母干涉，她宁愿以死徇情，其情感的激烈和内心的痛苦至今令人感动。《卫风·氓》和《邶风·谷风》二诗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反映了当时妇女地位的低下。《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歌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6.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习俗和制度
《诗经》的时代距今已十分遥远，了解那时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是不容易的。《诗经》中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如《小雅·鹿鸣》写天子大宴群臣嘉宾，《民劳》、《板》、《荡》、《桑柔》、《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等诗反映了赋税的沉重、政治的黑暗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黄鸟》写用活人殉葬的残酷制度等。这些诗歌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宏大画面，其全面、真实、生动可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古代诗歌相媲美，所以称《诗经》为史诗当之无愧。
总之，《诗经》的内容丰富而生动，尤其是《国风》中收集的大量民歌，歌颂纯真的爱情，表达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述说艰苦的劳动过程，哀叹人民生活的艰难与不幸，表现战争的痛苦和亲人分离的思念，也有对爱国正义战争的颂扬和为国捐躯的慷慨，其思想深刻、感情强烈，开启和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传统风格。
认真学习和研究《诗经》是后世人永远的责任，我们应该珍爱它，并从中挖掘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
三、《诗经》的语言表现手法和艺术成就
1.赋、比、兴手法
《诗经》语言的主要表现手法被归结为“赋、比、兴”。古人、今人以及不同流派对其解释各有不同。依大多数人的看法认为：所谓“赋”即铺陈叙述、客观描写、抒情写景；所谓“比”即比喻、比较，托此物而言他，以具体比抽象，以浅说喻深义；所谓“兴”即触物生感，触景生情，托物兴辞，提起话头。
“赋”的例子不可胜数，因为是叙述，所以在长篇诗歌中“赋”的使用最为典型，如《七月》对劳动过程的描写，《硕人》对女子美好体态的描写，《无衣》对战士出征慷慨心情的表达都使用了“赋”的手法。
《诗经》第一篇《关雎》则是“兴”的最好例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河边沙洲上歌唱的水鸟引发出诗歌的主题内容。原本水鸟与诗中的青年恋人并无瓜葛，但作者触目生情，以此提起话头，引出一篇好诗。提起话头的“兴”初看起来似乎与诗歌内容毫无关系，仔细体会却又使人联想到什么。水鸟歌唱也许并无特殊意义，但也可理解为正在求偶，这使诗歌有了更浓郁的爱情气氛，令人浮想联翩。有人全面研究和分析了《诗经》中所有“起兴”的用法后发现，“兴”并非是随意使用的，例如，以“山”起兴多言君子之德，《小雅·南山有台》、《齐风·南山》、《秦风·终南》等可为示例；以“树”起兴多言宗族之亲，如《唐风·椒聊》、《邶风·旌丘》等可为示例。研究者认为，“兴”乃是人心对外物的自然感发与冲动，带有一种生命现象的自然共感。
“比”的使用比“赋”和“兴”更复杂。《魏风·硕鼠》是“比”的好例子，通篇用“比”，把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比喻成仓库中偷吃粮食而体硕膘肥的大老鼠。比喻也可以部分地用在某一句中，如《邶风·柏舟》一诗的“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说明自己的心地坚定刚正，不能像席片那样随意压弯卷曲。比喻还有“明喻”和“暗喻”之分。《魏风·硕鼠》为“暗喻”，而《鄘风·相鼠》为明喻。前者通篇说老鼠，实际上暗指剥削者；后者则明确指出“人不如鼠”。“兴”与“比”似乎都有比喻的意义在其间。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无意识、非自觉、自然而然的感发与相通，而后者则是有意识、有安排、有理智地以明确的自然物作比喻和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