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着者与至友王义、鲁忠翔两先生深觉中国回教文化思想有发展之必要，乃共同商议具体办法，曾作下列各项主张之宣言：
（1）以逻辑方法整理回教经典并予以新解释，以发展为一种精密之理论系统；
（2）介绍世界思潮，使教徒明了现代思想趋势及认识历来各大思想家之平生及其理论，以为研究宗教问题之参考；
（3）以回教精神贯彻一切社会事业，宗教家之眼光不应关闭于宗教范围之内，而应插足于整个社会之中；
（4）中国回教徒为中国之国民，而中国人自有中国人之风俗礼节，如此种风俗礼节不违教规者则中国回教徒应从其国俗。吾人不愿以阿拉伯或波斯风俗代替中国风俗，但愿真正之回教精神改善中国原有不合理之俗习；
（5）灌输中国回教有志青年以最新之知识，以最有效之教育方法，造成将来领导回教徒之师资；
（6）统一全国回教团体，订定整个回教经济之具体计划，以辅助中国一切回教社会文化事业之发展；
（7）宗教家应富于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即免除固执之心理，保持宽容之态度，以接受一切合理之见解。回教应培植科学人材，以为发展一切宗教事业之基础；
（8）以优美之文艺辅助宗教情绪。
总之，吾等欲于真美善三方面发扬中国回教之文化思想，惟当时虽有少数有识之士认此为当前急务，然以时机尚早，未得一般教友之同情，卒至事与愿违，无能为力。孰意于三年后之今日，教外学者如顾颉刚先生，教内学者如白寿彝先生等，先后为中国回教之文化事业呼吁。顾先生认为中国回教文化运动已至一新阶段，惟此新阶段应包括下列四点：
（1）对于回教根本教义及重要教法，须有理论上之阐发；
（2）凡回教历史上关于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媒合，以及回教徒与非回教徒之无真正种族区别，须予以事实之说明，使教内外人士均有普遍之认识；
（3）须大量而精细地翻译及整理回文典籍，予中国学术界以一新鲜之刺激；
（4）对于西亚细亚诸回教国家须有密切之联络及切实之了解，使其彼此文化之关系而成为保持我国西陲国防之重要因素。
顾先生又指出回教在此运动之过程中有三种缺陷：
（1）各方努力之不集中——如小型刊物虽多，然无一规模较大，人力财力较厚，内容较充实之杂志；各地回教小学无一集中之统属机关；高级学校共同研究之组织；
（2）各种活动之缺乏现代性——回教徒发表之文字与言论中学术研究与宗教情绪每易牵混一起；在高级学校之课程编制与将来计划中所列课业似未能融化于世界知识之领域中；
（3）回教三十年文化运动以来犹无精细而具体之理论系统，又未曾培养出优秀之文学家，使教义有广大宣扬。
上述所谓中国回教文化应有之四大特点，即着者与三数同志于三年前梦寐以求之者；又所谓三大缺陷，亦即吾等早欲奋起以弥补之者，然事实予吾等之教训，此愿望颇非短时间所克实现，亦非少数有识之回教徒所能为力。诚如白寿彝先生所云，吾等当联合开明沉思之回教徒与认识回教文化之非回教学者，在政府辅持之下设立一回教文化研究机关，以推动此项运动。然以吾人所知，其尤为重要者则为获得全国一般回教同胞之同情与赞助，俾此理想得有顺利之实现耳。
本年二月中旬王云五先生为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事，嘱写中国回教史一书。着者以非所擅长，未敢率尔操觚，乃就商于哈德成阿衡、沙善余先生。二君均以商务印书馆之重视中国回教引为欣幸，力促子任此工作，并允供给材料，担任校对。着者亦为贯彻数年来发展中国回教文化之素志计乃毅然草成此书，欲随诸君子提倡之后，对于振兴回教文化之理想，作一具体表现之开端，愿全国教友勉促其成。
本书完全以客观之态度根据正史及可靠之材料按代编制。就事论事而不加以批评。惟其间尚有数点须特别声明者：（一）关于中国回教徒人数向无确实之统计，有谓七千万者，有谓五千万者，有谓一千余万者，然均无确实之根据。本书所采用者，系本年度《中国年鉴》所载明者，因其有较为详细之字数，将来得有正确之调查后当予修正也；（二）全国清真寺之调查，北平《月华》旬刊已有详细之统计，惜尚未完备，本书所根据者，亦系采自《中国年鉴》者，然较之《月华》调查结果颇多出入，仍使人难知其确数；（三）现代回教中有名军事家马福祥、白崇禧、马麟等，学者如哈麐、金世和、马邻翼等均系知名之士，本拟为之立传，详述其对于国家宗教之贡献，奈为篇幅所限，未能论及。
日人桑原骘藏之《蒲寿庚考》，新会陈援庵之《元西域人华化考》，通县金吉堂之《中国回教史研究》，均予本书不少之暗示与参考，未能于文中一一注明，统此向三先生深致谢意。又承马松亭、薛子明两阿衡，蒋苏盒、马醒东、王义三先生供给材料，以及国立暨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惠借珍贵参考，均至感谢。
哈德成教长、沙善余先生于盛暑代为审定原稿，并予以各种意见，特此声明，谨申谢忱。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一日统先识于语梅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