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叙事结构的匀称和工整。一位研究者盛赞《酒国》拥有“艺术上的完美性”（见小说封底语录）。在我看来，把这样的称誉给予文本的叙事结构或许更有意义。莫言一贯的叙事策略，即是对于结构的把握采取一种信马由缰、无为而治的态度。即如他的成名作《红高粱》，用系列小说的形式串联一方土地的生活史，结构上的松散随意已初露端倪；到了《丰乳肥臀》，以上官金童的特定视角展现高密东北乡大栏镇近百年“‘丰乳肥臀’们”（上官家三代女性）的生活史，前半部的血肉丰满和后半部仓促草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上的缺憾一览无余——就像一个丰乳肥臀的女子长了一双令人恶心的罗圈腿。相比之下，《酒国》的结构不可同日而语：小说以三个相对独立的文本系统构建起一个叙事空间，展现酒国市的表层、深层和精神三个生活面；让两条情节线穿起相关人物事件，每一个时间单元搭载一个生活片断，两线分头演进、环环相扣，最后双线合一，从容煞尾——如此精致地“打磨”结构，在莫言小说创作过程中几乎绝无仅有。
从叙事模式考察，莫言小说的创新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时空背景的多元化，用情节线替代叙事人的叙事策略和叙事结构的精心设计，无一不是作者的首次尝试。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或许代表了莫言所苦苦追求的那种“崭新的把握方式”。
三、《酒国》的形象设置：寄托“现在的思想感情”
就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而言，将来的文学史无疑应该记下莫言笔下那些“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作为一群“被历史主流排斥在外”的“野蛮族群”（张闳：《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莫言对他们生命意志的开掘和生存方式的描写，显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应该看到，莫言小说的人物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历史人物，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相距甚远。如果说历史的距离感和模糊感确实提供给了莫言“虚构历史”（《在写作中发现检讨自我——莫言访谈录》）的方便和机会，那么我相信，随着莫言对当下生活表现的贴近，如何塑造人物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酒国》中以丁钩儿和李一斗为首的形象群体，是值得玩味的。丁钩儿的形象出现在小说的第一文本系统中，作者通过丁钩儿的破案经过，让他完成了自己言行心理的“表演”。“大名鼎鼎”的“王牌侦察员”丁钩儿接上级命令，离开省城赴酒国市调查杀食婴儿的重大案件。他搭乘一辆运煤卡车来到位于酒国市郊的罗山煤矿：他先是遭到一个有着“狗毛一样粗硬黑发”的看门人的凶恶阻拦，随后被煤矿保卫部一个会“含着眼泪”劝酒的秘书连灌三杯，及至终于见到长得像“孪生兄弟”的党委书记和矿长，却又被他们“慈祥”而“宽厚”的微笑打消了“冲进门时的勃然浩气”，几乎来不及争辩“就被推进了宴席”，丰盛的酒席、热情的款待和高档的服务很快让丁钩儿酩酊大醉。等到主凶金刚钻——酒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入席，惊人的酒量和周到的礼仪使丁钩儿跌入一种“富有诗意的感情”，他“无法抵御这个人的魅力”，再次举杯痛饮起来。
酒醉朦胧中，“红烧婴儿”端上来了，但意识的反抗已经抵挡不了食欲的进攻，掏枪开火的举动在金刚钻的哄骗面前显得那样可笑；他吞下一段胳膊，“舌头上的味蕾齐声欢呼”。王牌侦察员终于喝得不省人事，住进了罗山煤矿高级招待所；在招待所，他竟被一个惯偷洗劫一空。最后，一无所获的丁钩儿狼狈不堪地离开了罗山煤矿。
然而丁钩儿的厄运才刚刚开始。虽然他在迷迷糊糊中认定发生在罗山煤矿的一切“多是巧妙的骗局”，但在离矿进城的路上，他“巧遇”前番搭车相识的女司机，又被她“生动活泼的脸蛋”迷倒，鬼使神差地跟到了她家；苟且之中，被金刚钻当场拍下了风流照片——在精心布置的陷阱中，丁钩儿被这个酒量无边的对手再次灌醉。酒后醒来，他咬牙切齿，试图离开这个当了金刚钻肉弹的堕落女人，可面对女司机满眼“晶莹的泪水”、在“悲恸欲绝”中悔恨不已的姿态，丁钩儿开始怜香惜玉，感到“温暖的感情在肚子里回旋”；在“发誓”相爱之后，这对“好搭档”一起到酒国市驴街的“一尺酒店”侦查。在酒店，丁钩儿吃惊地发现：让他心动不已的女司机竟然是店中侏儒总经理余一尺的“第九号情妇”。怒不可遏的丁钩儿无法想象漂亮动人的女司机和一个侏儒同床共枕的情景，竟然“像一个热恋中的青年一样”痛苦不堪，甚至不得不用流氓无赖的办法才摆脱女司机的纠缠，逃出灯红酒绿的一尺餐厅。又饿又冷、爱恨交加的丁钩儿游荡在酒国街头，先是被两个巡警严厉盘问，狼狈不堪；随后为一碗馄饨“瘫倒”在小贩面前，尊严扫地；继而挨了一个“老革命”一顿痛骂，终于明白“这世界上谁也救不了谁”的道理。在酒醉后的极端妒忌中，他返回一尺酒店，开枪打死了女司机和她的情夫。但丁钩儿因此被惊恐、痛苦和悔恨压垮，陷入疯狂而难于自拔，跌进“一个露天的大茅坑”——“几秒钟后，理想、正义、尊严、荣誉、爱情等等诸多神圣的东西，伴随着饱受苦难的高级侦察员，沉入了茅坑的最底层”。
丁钩儿的“不幸”显然来自他个人性格中的致命弱点。贪杯、好色和刚愎自用，本来被“王牌侦察员”的特殊身份以及在“省城”立下的赫赫功绩所掩盖，来到远离体制外的酒国后，终于不可抑制地暴露出来并且迅速使他变得不堪一击。显然，在酒气冲天、色欲横流的酒国为他设下的“酒肉计”和“美人计”面前，丁钩儿这方面的“功夫”简直不值一提：酒量齐天的金刚钻略施小计，他已经醉得连端上桌的罪证也识别不出；一个甘做肉弹的荡妇稍稍勾引，便足以让他妒忌杀人。至此不难看出，丁钩儿的形象，蕴含了双重的“反讽”；从表层看，通过“高级侦察员”的失败直接暴露了“酒国”官员的腐败；从深层看，通过“高级侦察员”的堕落寄托了对于所谓体制化生存的某些忧虑。如果说丁钩儿的形象因其个人性格的致命弱点尚显得“有案可据”，那么出现在小说第二文本系统中的李一斗形象，可谓深藏不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