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的“马王之争”中，也是人情文化盛行，没有对错与是非观念。人们与媒体的关注点既不在王金平是否关说，关说是否是对的上，而是在马英九处理王金平的做法、程序及是否顾及了人情等细节上，包括在王金平去马来西亚参加女儿的婚礼，马英九在这样的时刻做处理也被人所诟病。真的不知道是媒体等故意强调细节而忽视核心问题，还是这就是台湾政治社会的人情文化。因为在台湾政坛，“马英九没有朋友，王金平没有敌人”是普遍的共识，所以，“马王之争”，不再是“是”与“非”的争议，而变成是人脉之争、人情之争。王金平平日的广结善缘，在短期内得到情义相挺及舆论支持而暂时居于优势，民进党桃园县党部主委郑文灿就认为：“从一个角度看，他（王金平）是和稀泥的代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政治协商艺术的代表”，理由在“因为台湾的制度还不成熟，现处于转型期”，“立法院能够在冲突中完成这些法案或政策，王金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王金平也算是台湾政治协商文化的代表。”
（三）马英九个人与执政团队问题
1.马英九领导风格“重细节无方向”
马英九重视细节，凡事亲历亲为，动辄打电话给“部长”、局长甚至科长，提醒应该做什么。其结果是行政团队人员凡事等候马英九指示再做事。对此，苏起就暗喻马英九应是“最被期待替台湾建立外部宏观的稳定环境”，但马英九“却长期深陷国内微观事务的泥淖中”。目前因为骂马英九成为当前台湾“显学”，而马英九则是忙于挨骂和辩解。
2.同构性高的“少数人决策模式”
马英九团队决策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决策者人数少；二是决策者同构性高。纵观马英九和国民党执政所遭遇危机，几乎都遵循同一个模式：在酝酿政策和出台政策时，都是由马英九本人或马决策团队少数几人处理和决定，事先并未知会党、政、军、情系统高层。待起争议，马指示低阶官员对外说明，内容完全围着技术性问题打转，至于高层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马又噤声不语，导致事件如野火燎原，最后则往往是马英九亲上火线说明决策过程。类似场景，从“八八水灾”到“牛肉进口”、商签ECFA、“核四”议题不断地被复制，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种决策模式存在弊端在：一是其出发点隐含着对其他决策参与人和普通民众不信任；二是基于马英九或少数精英“有限理性”做出的政策判断，出台政策往往不具备良好社会效应，效益较低；三是与“立法院”决策模式形成巨大反差，“立法院”决策模式都是反复磋商，要求最大限度满足多元利益方。所以，有人批评：“主要是决策和施政过程错估形势、低估民意、高估党意所致。马英九个人或专断或反复的决策风格，应负主要责任。”
3.马英九是“机械式法治主义”
马英九被称作“法匠”，他具备法律人性格，学法、知法、守法，一贯是个守法好官员，马英九“温、良、恭、俭、让”的好人性格，讲究正派经营，不会以邪对邪，包括对所掌握政权机器不会运用，也包括对司法体系上丧失主导权。所以，国民党空有执政权力和资源，而背负执政包袱，难以发挥执政优势，其因在“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马英九不能充分盘活手中资源，不得不说是一个固执于清廉的‘机械的法治主义’者”。最根本的还是马英九政治性格——瞻前顾后，导致马英九团队当前政治困境。此外，马英九在人情世故上缺乏“人情味”，这是与马英九熟识者的普遍认知，被称作“马无情”。所以，台湾媒体评论认为：在各种“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下，马英九对于新时代的脉动缺乏洞见，对新议题的挑战拙于面对，对于基层小民的心声感情难以体察，无法呼应。这样的政治领袖，或许在个人操守与作为上能够达到‘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标准，或许也可以成为盛世守成的明君，但却断难成为乱世中开拓新局、振衰起敝的中兴英主”。
4.马英九出身的“历史原罪性”
由于出生于“外省人”家庭，马英九背负有“出身不正确”的“历史原罪感”。遇到民进党“爱台湾”诉求，马英九就害怕；碰见民进党谈出身，马英九就低人一等；对反对党，马英九的抗压性明显不足，斗争性不强，往往遇到反对就改变，不敢坚持正确的政策。
5.马英九的改革过于理想化
马英九的改革不仅过于理想化，与现实脱节，引不起社会共鸣，而且远离群众，包括公务员年金制度改革，是出力不讨好的“蜂窝”，所伤害的是国民党铁票支持力量——军公教人员利益，包括选举中基于提升国民党政党形象“刺客牌”，往往忽视了地方派系与在地利益而被抵制。
（四）党政运作长期不畅的后遗症
长久以来存在的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不畅问题，是“马王之争”的重要导火索。作为党主席的马英九不能有效领导“立法院”党团，双方矛盾尖锐。马英九曾提出“党优政强”口号，坚持连任党主席也体现了马英九对党政关系重要性有认识，2013年6月10日，马英九接受采访时提出：“当了总统后发现，党政一定要合一”，“一定要以党辅政，施政才会顺利”，党政应该合一，因为“党政同步有利于政治稳定，也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常态与特色”。但党政关系不畅依然是影响国民党执政的最大困扰。行政团队每一项重大施政举措，在国民党内部鲜少获得一致支持，例如“美牛”在“立法院”意见相左，证所税、油电双涨，党内意见也不统一；军公教福利待遇改革，就遭到党内强烈反弹。其中症结：
1.党主席无领导权威
马英九不善于运用党组织资源，也不会发挥党组织作用，既导致行政、立法关系失衡，也进一步削弱马英九作为党主席驾驭全党的能力与权威。其实，李登辉能在12年中高度集中权力，靠的就是国民党主席职位。
2.党政缺少事前沟通机制
“政”不尊重“党”，“党”不理睬“政”。马英九所强调党政关系——“以党辅政”，其实是“政优党弱”，甚至“政府”替代“政党”。所以，国民党有“立委”认为，马英九及行政团队在推出政策时，往往缺少事先沟通，决策不透明，“只有告知，没有协商”，决策过程太粗糙。马英九极少出席党团会议，而却只在“美牛”过关受挫、意识到问题严重后，才会“亲临督军”。因为对“立法院”掌控力道变弱，党主席不得不多次在重大决策时“御驾亲征”。作为基层实力派“立委”甚至认为与党中央的互动不是“从属关系”，要寻求更多独立性和自主性，加之民意压力和“监督行政”角色，导致无法或不愿“辅政”。
3.党的纪律不彰
国民党严格的党团制度对“以党辅政”做了充分的制度保证，国民党出台“党团组织暨运作规格”及惩罚条款，规定投票时“跑票”现象一旦发生，国民党中央考纪会以“停权”、“申诫”处理党籍“立委”。但由于党中央权威不足，党纪防线不能奏效。如NCC（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人事案等法案是无记名投票，无法得知投票人，党纪已非控制党籍“立委”万灵丹。
4.利益博奕不顺
这是深层次的机制性原因，由于将国民党定位为“选举机器”，实质是取消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政”的权力结构已出现微妙变化，虽有理念结合，但更多的是利益关系，并非单纯党员对党中央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包括在“立法院”中，由于不少“立委”都是利益团体代表，从而行政团队推出的“证所税”方案就被蓝委改得“四不像”，其结果是“既伤股市，又失改革民心”，“最后是两头落空”，“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公平正义”的“改革大梦”成为笑谈，成为“烟花一梦”。王金平利用“立法院”的政治生态，透过利益交换广结善缘，左右议案的进度，不完全配合马英九施政的需求，更是凸显了深层次的利益博奕。
5.上（中央）下（地方）权责不明
在中央层面，国民党表面上是执政党，控制“中央政府”，而国民党地方党部对地方政府则没有这种权力。正是由于这种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马英九团队与国民党组织始终无法形成合力。
四、“马王之争”的影响深刻而长远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马英九最初希望通过对司法和“民主”的价值表达，解决王金平的“关说”问题。然而由于处理过程中确实存在手法粗糙问题，加之民进党的介入和利用、国民党大佬们近乎“选边”的表态，使得原本的所谓“价值坚持之争”逐渐转变为马、王的权力之争、“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对抗、程序是否合法的法律考量、过程是否过于粗糙的情义考量，等等。随着事件发展方向的转移，“王金平关说案”几乎被“马王之争”所代替，在愈演愈烈的复杂态势中，原本的关于司法公信力等问题被掩盖起来，演变为一场国民党的分裂危机。据《联合报》的调查显示：67%民众认为国民党撤销王金平党籍的处分过重，仅19%认为该处分恰当。此外，还有48%的人认为民进党应该党纪处分柯建铭；虽有33%民众认为王金平意在“关说”，但认为他只是“关心”的却有41%；调查还发现，马英九虽然一再强调“挥泪斩王”是为了“扞卫司法正义”，不过，高达66%的民众认为此事是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仅19%认为马英九是为了司法而战。马英九自己身陷在野党罢免及弹劾的风暴，全民指责的焦点，民调屡创新低，这是马英九始料未及的。
长远来说，旷日持久的政治争议将会进一步造成政治效率的低落，甚至对2014年“七合一”选举和2016年“大选”产生影响，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事件恰好发生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订、“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及“大陆地区处理两岸人民往来事务机构在台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条例草案”这三大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相关性极高的法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之计，因此，“马王之争”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可能具有比一般政争更直接、更深远的影响。“马王之争”后续的发展，不同的结果对两岸关系也会有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乐观的角度，如果这次争议能够带来台湾政党政治与“立法院”政治改革的契机，则不失为台湾政坛的一次重大转折。
其次，从司法层面来看，“马王之争”进入新一回合的法律战。根据台湾地区法律，民事庭三审判决可耗时4年，一旦进入这个司法程序，将会沦为一场诉讼游戏，而其过程中的人情、特权、利益交换盘根错节，将可能再次成为政治的潜规则。此外，司法与宪政的关系到底如何划分是台湾司法界未来将要面对的重要议题，批评者认为，台北司法机关判决王金平“假处分”，实际上是以“民事利益”的视野处理“宪政”层次的争议，显然存在适用性的问题，司法裁判的聚焦重点，应在检视双方提出的法律论述是否完整，是否有充分的判例、解释、学说支持。而民进党“立委”的相关言论，攻击行政体制的违“宪”、毁“宪”、违法乱政，但至于违了哪条法、毁了什么“宪”却没有实质性的法律依据，这也反映了司法与“宪政”的微妙关系，也无怪乎人民忧心未来台湾会出现“政治胜、法律败”的倒置现象。
第三，从社会层面看，此案发展至政治、法律和“宪政”交相纠缠的地步，经由此次政争所带给台湾民众的观感，将会更加复杂和多元。支持马英九者认为马英九掌握到了道德和法理上的优势，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没有和稀泥的空间；而“反对者则批评操作的手法不够细腻，程序正当性有瑕疵，不可能回避法律执行中人的因素”等等。在社会的评判标准上，坚持“清廉政治”还是承认政治上存在某种“灰色地带”，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将会加剧台湾社会的裂痕。
简而言之，无论在哪一层面，都不应小视此次“马王之争”。“马王之争”只是一个符号，其背后反映了各种本质的问题。政争的热度虽然只会是短期的、一时的，在冗长的司法环节之后，马、王二人的胜负已经不再重要，而是就台湾地区长远影响去思辨其中分寸，才是根本。如果此次争议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没有带来任何制度的变革，那么即使事件落幕，一切又回归原点，对台湾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态没有根本上的改变，那么未来必然再次发生类似的“某某之争”也将是制度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