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作为“经略”的“修好”(14)

该使换约之次日复来敝署畅谈半晌，其关系交涉要件约有数端：

一谓西洋各国，此国商民至彼国悉尊该国规矩、禁令，遇有争讼案件，即由地方官持平审办，领事等官不得擅专。中国、日本与西国换约之初，多因勉强成交，又不深悉欧洲习俗，致受诓骗，约已换定，无可如何。每见领事馆作威作福，心实不甘。该国派岩仓赴西更议，现在意大里等，尚可允行。惟英法诸国，多方诿延，能否议改，尚不可知。鸿章极力怂恿，如可改定，属其随时照录新约知会，皆当逐渐设法更定，庶可各保无事。

一谓秘鲁派使至日本，求与立约。该使告以和约须另立新样，所有来日本之商民，应遵日本法令，否则不与立约。秘鲁必欲照西国一律并浼英美各使代为说项，各使尚未来说，惟美使有密函奉恳，副岛坚未允行，乃俟该使回国再办。秘鲁声称在日本定约后，即往中国议约，请问中国如何办理？鸿章答以秘鲁商船专以拐贩粤闽良民为事，上年蒙贵国扣留之案，是其证据。前在京与王大臣议及，均未便准与议约。如贵国能执令悉尊本国禁令，则有犯可以必惩。俟有成议，务请届时照录约本，俾扩见闻。

一谓该国外务卿从前办不得法，驻京各使遇有事件，动辄令其至该寓面商。又稍有疑难，各国公使会齐扛帮固结不解。副岛接办后，先正体制，遇有公事，必令该使至外务省面商。既系公署，不迎不送。某国交涉事件，专要该国公使来商，不准他国干预。即有公众交涉事件，各使各办自可各出意见，如必要会同共议，须索看各该国君主训条信凭。以此难之，遂不敢大众出头。各使动称万国公法，我即以公法治之。此等议论，似亦可备采择。

一谓该国主谕令到京后酌派公使留驻，拟即派柳原前光为三等公使，料理租寓及交涉事件。鸿章答以派使驻京经费浩大，现甫开办事简，似暂不必派人。该使谓：日本于西洋各国均已派有驻京公使，中国密迩，未可惜此小费。又答以柳原前光叠充议约随员，人固妥当，惟职小年轻，我总署王大臣均系头等钦差职分，必不愿与照会。平行换约之初，贵国诸宜审慎。鄙意暂可勿派，或酌留委员在京筹租公馆，随时禀商要事，亦属两便。该使云：极承之教，荣当遵办。又问该国与朝鲜已和好否。该使谓：朝鲜世与本国对马岛诸侯通商，自国主临政，诸侯撤藩，朝鲜使问遂绝。屡次派人往说，该国置之不理，书词颇多傲慢。现乃遣使劝喻，冀得永好无嫌，实无侵陵用武之意。鸿章告以近邻尤要和睦，朝鲜能拒西洋，国小而完，法美皆志不在此。贵国既与西洋通商，若有事于朝鲜，人将谓挟大欺小，殊非美名，况与中国约章不合。该使深以为然。

复将进呈国书稿译录送阅，并未提及是否面递、如何礼节。鸿章因副岛熟悉外洋体例，此来换约，是鸿章应办之事。觐奉国书则非与鸿章应议之事，设纠以礼节而彼不能遵，即或勉应，而西洋各使已先不能遵，转露轻藐伊国之意。是以仅于换约筵宴时，泛论各国交涉公事。谓既欲请觐，则中国使臣在外国，已行外国之礼；外国使臣在中国，亦应行中国之礼，方为从宜从俗。该使沉吟许久，姑答曰是，而不复置辩一词。其隐衷亦窥见矣。

昨奉三月杪直字一百三十一号密函钞示，各件均谨聆悉。承谕以非西洋而事事效法西洋，现在议论必与西洋各国同。当日礼节实与西洋不同，彼此来往，究竟能否与西洋各国同属早筹及等因，窃维日本君臣向有拜跪之礼，闻自今年改用西洋冠服，此礼逐废。见其国君亦不跪拜，彼既勇于舍己从人，恐未必舍彼从我。其不敢向鸿章询及朝觐者，或虑就事论理，致著色相。该使抵京后，操纵迎拒之机权自在尊处。副岛自谓头等钦差，是以敬礼中国，目下西洋驻京各使皆系二三等名位，尚在其下，倘准随班入觐，似无异样礼节可议，若非适逢其会，尽可婉谕无庸面觐，照案代收。惟闻该使带有庆贺礼物，由水路运京。以小事大，可谓恭谨。然则以大字小，亦必有道以处之。想高明定有权衡矣。

江海关沈道，前禀送新闻纸，有日本欲为琉球申理台湾生番劫杀之说，副岛绝未论及。查此事闽中督抚早经奏奉批旨，著督饬该镇道认真查办，外人何至藉口？其顾问美国人李仙得，曾充厦门领事，偕副岛来见数次，默无一言。合并奉闻各国换约后向无适馆就餐之例，副岛人生地疏，欲求照应而未便启口，鸿章允为派弁护送，并属孙道士达暗为照料，以答其前次优待江苏委员商办拐案之厚谊。彼意颇深感戢。（史料②）5月14日（农历4月18日），副岛大使派柳原等到总理衙门商量大使谒帝日期，展示国书副本。日期未定之际，副岛与各国公使及总理衙门联络交流，就觐见礼节及日本使节头班觐见问题，其中5月25日副岛一行在总理衙门与大臣文祥等会晤，交谈内容《大日本外交文书》第6卷，第147—153页。有详细的记录，颇见副岛的“风采”。6月17日，副岛再度到总理衙门与文祥等会晤，仍然未得到头班觐见的许可。18日，副岛访问美国公使，谈及清政府与朝鲜的关系问题。同上书，第175—176页。19日，副岛决定放弃觐见，即日归国。20日副岛致函总署并让柳原前光将副岛的决定告知总署。21日副岛派柳原到总署，说明台湾生番事件之事。《大日本外交文书》第6卷，第177—179页。又见《副岛大使适清概略》，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2卷，慧文社，2004年，第162—164页。当天晚上，孙士达招来郑永宁就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询问。同上书，第208—209页。23日，文祥派孙士达向副岛致意劝慰，24日文祥等来说明觐见仪式同意副岛首班进行。25日，副岛派郑永宁到总理衙门，同意觐见。但是总署要求副岛在约书上画押。26日，副岛叫来孙士达，斥责画押的做法。同上书，第181页。29日，终于觐见。即日副岛给三条实美太政大臣报告这次觐见及台湾事件等交涉经过。同上书，第160页。之后到天津，7月7日，与李鸿章会晤，有详细的谈话交流。同上书，第192—195页。7月9日，李鸿章给总署致函《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6册，第2935—2936页。7月27日，副岛以“换约谒帝及生蕃问罪之事悉遂成功”而向明治天皇面奏其概略，此事乃告结束。

5月25日副岛大使一行在总理衙门与文祥等的交流，文献记载如下：大使曰：余在天津换约期间，多承李中堂厚待，今至京师，亦复如是，贵政府之接待远使，殊见优渥，感谢不尽。

文祥曰：李中堂每致书本署，盛称贵大臣之英敏文亮，甚为感服。且昨秋贵国政府秉大义救护我国被秘鲁拐载之难民，为招收之而派出上海之陈丞，被贵国接入东京，蒙贵大臣之格外优待，对此，我政府与人民深为感戴。今使之外，尤当报德。我中国不周到之事尚多，方愧于简慢，何敢当称谢。

我曰：日前遣柳原大丞等呈国书副本于贵中堂，请谒见大皇帝之期已经旬余，未得贵答，本大臣奉使有限，不可虚度时日，故不得不亲来催问。不知谒见之事已为我奏请乎？

彼曰：恭王日来卧病，故未能奏请。

我曰：贵中堂有代奏之权乎？

彼曰：执掌军机之事，皆由余宣奏，但至外务，由恭王总裁。就中谒见之仪，典礼非轻。本年正月以来，各国公使虽再三再四会晤于本署，其议今尚在半推半就之间。然贵国同文同理，俱是孔门之教，故非他外之比。今贵大臣奉国书而来，殊属善邻之好意，岂不欢迎敬接哉？惟因与各公使签订决议，以谒见之奏案而请旨为将来之典例，故贵大臣之事尚未奏请也。

我曰：异哉！贵国之予外使谒见必与之签订决议乎！夫一国有一国之礼，不可自废。彼以彼之礼来，我以我之礼接，何议之有？且友国通使，为交际之根本，故不得不接。然如何接待其使，由我君国之权。何议之有？如我国，先自定接使之礼节以待来使，故凡国使今日到京，明日遂得觐谒，亦不容异议，以昭我君权也。本大臣所见如此。打开手中之扇，以示自作之文。其文曰：

人有五伦，曰父子、曰君臣、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今夫诸国之遣使接使，是即朋友之交，固当信爱。其权其利，讵容侵越。故其觐见也，立礼跪礼，宜由遣使者之权。其延见也，公朝便殿，一听接使者之意。若纷纷然，互争礼数，是岂朋友之道哉？予恐祸乱之或从此生矣。种臣（作此文之缘由，从略）

文祥等看毕问曰：贵国开谒见之例，已经几年？

我曰：已五六年矣。

彼曰：开例之始，朝中之官能不言语乎？

我曰：当时讨厌外人入内者言论如沸。有元老故臣谏死于驾前者，亦有草莽之死士于途中伏击外使参朝者。从来以忠愤而死者，虽多有折轴，我皇尚申三诰，辅臣勉力安排，事渐得治。

彼曰：如此之死者，定为忧国之士，良可惜也。

我曰：然予所痛惜者，乃其忠勇有余而智虑不足。幸而我皇圣运龙兴之际，各自考虑时势之变迁，近辅佐之心力，不思使我君与天下万国相轩轾，徒捐躯不亦谬乎？

彼曰：敢问贵大臣高庚？

我曰：虚度四十六岁。

彼曰：贵国政府中专司外务之大臣有几位？

我曰：专任唯有种臣以对万国。

诸大臣相顾曰：我总署合计十人，年龄皆自五十至八十。

文祥曰：闻贵国之阁堂大臣年龄概自四十余下二十余。

我曰：朝中非无老臣，但今日当路而不达时务、胶执于古法者尚多。故我政府一年一度不断扫除官员，以是若此。

诸大臣默然而笑。

大使曰：贵国舆地之形势，南自安南接粤闽，北自盛京连出席满洲之地，而安南有法兰西之领地，广东有英葡之领地，朝鲜之图们江以北满洲之地，沿黑龙江方圆数千里割让给俄罗斯。我国独立于东海之中，首尾与此两边对峙，日夜忧虑将来外人盘踞此处而渐渐跋扈，此即如现在我北虾之地也。因思尔我两国之间，或强或弱皆有关系，不可稍现疏虞之秋也。是故我皇上委种臣以外事，最重与贵国亲善。昨年救回秘鲁国之船拐载贵国人民，又闻贵国皇上之大婚亲政，于外务百忙之中奉使而来，亦无不体现我皇上之望与贵国深接恳亲之至意。况我皇上假种臣以全权而派头等钦差，为敬重贵国之至也。种臣辞朝乘舰，国中之官民皆以余身为代君使清，所过之处人民无不尽其敬礼。不仅如此，现在和清两国所有之外国官民固不待言，万国舟车所至之各政府，亦无不知日本外务大臣奉头等钦差入清。使命在身，其重如此。而今至京，既呈国书之副本，及伺候谒见之期，贵衙即不奏请，何耶？夫各国驻京公使坐值皇上亲政，作为本国政府之代表为表达其意而请廷参，是谓临时之私谒。如虽有国书而亦属上任告身之类，我皇上之专致国书贺仪以伸庆悃，不可以头等钦差同伍谒见。而贵中堂必与彼等决议，以奏案为典例，故本大臣之事尚未奏请云云，岂将本大臣置于驻京公使之列乎？

彼曰：本衙既接贵大臣赉来国书副本，固知使命重大，孰不欲以格外之敬礼而接待贵大臣？唯我中国从来不讲究西洋之道理，无分公使之等级之事。但有国书统称为钦差全权大臣，一体同视而已。当今亲政以来，各公使请求觐见，因始开其议。不用中国之礼典，或出不逊之言；且如允此一事，彼又说起二事，大逞得陇望蜀之意，是以本衙不敢即奏。讨论已阅四月，昨今才成一体之议，将于办理奏闻，然需言明，其如何裁夺之处，非得钦旨，未为可知。我国开设此例，以今为始，故未知有公谒私谒之别，亦本非有意置贵大臣于驻京公使之列。假令设置特别之礼，欲使贵大臣得见，亦涉及其他，不免更生碍难，实未便易举也。如本衙私自为贵大臣之到达敬备粗略馆舍，以安顿一行，外人即有问难：副岛氏为贵国某大官乎？不然何得如此优待？此言指有违于于条约面上有自备公馆之事。凡事如此也，请贵大臣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