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曰：本大臣奉命聘问贵国，因乐与贵中堂晤谈之所以者无他，种臣在国忝承宠任，亲履外务，愈精于外事愈知两国紧邻之谊不可不厚，欲以此番倾心剖胆为表平生也。本来，我国起初疏于外情，以仿照贵国之例而与西人结约。后得以自行研究欧西各国互相交通之理，观之而知贵国不明西洋之事情。以堂堂中华而受彼之欺侮不少，欧人之视贵国，简直如同土耳其埃及之类耳。夫土耳其之一国跨东南西三大洲，古称强大为欧西所畏。而其俗顽固，竟然为欧人所征服，至而今为可怜之极者也。我国知之，不得已万分悔悟自怨。遂求欧西之法，幡然改变国俗，要剔正其约例，在于将来更张我国之主权。兹种臣任外务以来，于交通上，读彼国公法内政等书，虽处事亦揆情度理，未有如贵国经史之明白快通者。今也日月所照，殆知孔子之言，无不以为圣人。苟为政者，中外同一理也。种臣读汉籍一万五千余卷，本此而施外务、而治外事，外人不从其妙契，焉能到此？现在承我皇上之信任弥深，各国之所倚望弥重，谏则听，言则行。比之昔日，大有改观。是以外人视余，谓日本为文明之机器。种臣内承圣恩，外荷知望，从事至此，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试请（让我）评论贵国之往事。文王西夷之人也，其后武成而君临中国。若周公早倡率诸侯开发西域，则土耳其以东以南之地，尽属中华。同为君子之国，且亦有抚欧西之势。而乃矜华鄙夷，独谓君子之国，以至今日与欧人交，反而与其所鄙之土耳其以东之蛮种视为同类。事之相反何其如此之甚哉！昔日遽伯玉耻于独为君子，何故以中华教化夷狄，亦不能为君子？自古以来于兹数千百岁，自夷出迁夏而为君子之国者多，用夏变夷而为君子之国者少。予由是以知夷之于中华常耻勉故强而能兴，中华之于夷自矜怠故弱而必亡。
彼皆色变。
我曰：是真话也。诸公莫怪。夫夷亦人国也。以君子待之则为君子，以蛮夷待之则为蛮夷，皆由我为之也。今天下之列国皆有伦常，以其御家邦，推施于蛮夷，唯恐不及。是亦尧舜禹汤文武之新有其道也。此时如我儒不苏，必有难对古圣之事。而贵政府既与各国交通，独不讲究西洋之事，其可乎？贵国不究洋理之说，盍诒予者乎？座上董大人所序之万国公法，于贵署之同文馆所翻译刊刻，钦使各等之品乃至款待之制，判然无不明白。而尚得谓中国未知公使之等级乎？本大臣始至天津，于与李中堂会晤前，曾论如宾有礼，主则以选之也。今我皇上既敬贵国如此，则本大臣固信必以贵国皇上之有所选，冀贵中堂三思之。
彼曰：闻贵大臣之高论，句句针砭，殊为佩服。顾我中国从来与各国交，未尝不推诚致敬。然有所嫌者，西人之弊在甲国请得其一，则乙国又望其二。营营其来，惟利是图。揆之情实由各为本国而贪奏奇特，故我中国务杜无餍之求，以至于不得已而仅执公平，约略容之而已。如近日商定觐见之仪，亦为防止他日彼等别开生面也。是以今日如为贵大臣更制款待之礼，甚有碍难，奈之何耶？
我曰：现在驻京各国公使皆二等以下也，独本大臣以头等而来，而贵国以头等接待，何碍难之有？昔春秋之时，列国互遣使者，以会盟聘问而通两君之好，若接之而无等级，何以别上文夫中大夫乎？本大臣当外务，常拟之以春秋，尤觉得当。方今天下万国之诸君，结义同心，以事上帝。比之周时，上帝天王也；万国之君，诸侯也。故各国当遣其大夫会盟聘问。贵国自为诸侯之国，接之则可；若欲以天王自居，则不可也。扇上所作，此意具在，惟贵中堂察之，速奏定谒见之期。
彼曰：必俟王爷上署商议之，而可回复。
我曰：本国外务之事猬集于我一身，现在虽有代任之人，遇有大事则必来关会本大臣。惟海路往复甚远，每多不便，是以促余早归，无事不可久留。如贵中堂且与王爷议，请转致余向贵中堂所陈之言，速为奏定。且望贵国皇上能体认接待日本国使头等全权大臣，以答我君敬礼聘问贵国之谊。
彼曰：且容王爷之议定回答。《大日本外交文书》第6卷，第147—153页。（史料③）6月21日，副岛派柳原前光、郑永宁到总署说明台湾生番事件，总理大臣毛昶熙、董恂及孙士达接话。柳原曰：我副岛大臣谒见贵国皇上之议于昨日已谢绝，即促归装。然我大臣愈益冀望两国和好之巩固，特命某等报告贵政府也。
彼曰：愿闻其旨。
柳曰：贵国广东省玛港之地，闻今为葡萄牙人占据，不知果然乎？
彼曰：葡人自明末假寓此地，我国初仍其旧贯未改，至咸丰末年，照各国结约之例，议立条约，因揭以葡人纳地租之事，是以彼国至今物议纷延不决，本约互换未遂。
柳曰：现今自葡国派遣官吏专自督民行政，然此地为彼国之属领者乎？
彼曰：否。所谓久借不归者，焉得为彼之所有哉！
柳曰：然于玛港发生有关我人民之事件时，贵国能够承诺为我政府会同办理否？
彼曰：此非我政府所能办理，彼尚借未归故也。
柳曰：玛港之事既得闻命。兹朝鲜介立于贵国与我国之间，两国往来已久。前年，美国驻京公使将有事于彼国之前，托书信于贵衙门，请求寄与朝鲜之时，贵国有答曰：虽称彼为属国，至于内政教令皆不干预。由是亦果然乎？6月18日，副岛率平井访美国公使。美国公使为其出示1871年清政府就朝鲜问题致美国方面的一封信，全文如下：“迳启者。本年正月十七日准贵大臣照会称本大臣，今年派充出使朝鲜之公使，往议交涉事宜，拟先致函于朝鲜，请待寄至该国等语，本衙门以朝鲜虽系属国，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此信。即由本衙门奏，交礼部转达该国，有无回音，难以预度。已与贵大臣言明，当于正月二十二日具奏，请由礼部备文，将原函转交朝鲜，并知照礼部去后兹准礼部覆，称已于二月初二日具奏，将原函封固，送交兵部由驿转递，并声明中国于所属各邦礼部旧章，实无待递书函之事，现虽奏请办理，乃一时权宜之计，通融格外，以后不能再递等因，相应奉闻。专此佈泐，顺颂日祉。二月初八日。”《大日本外交文书》第6卷，第175—176页。
彼曰：称属国，为循守旧例，存册封献贡之典而已，故如此回答也。
柳曰：然如彼国之和战权利，自贵国亦绝不干与乎？
彼曰：然。
柳曰：以彼国亦我近邻，我大臣现望与彼交友，故于此最为注意也。又贵国台湾之地，往昔为我国人及荷兰人、郑成功等占据，而归贵朝之版图。而贵国仅治岛之半偏，其东部土蕃之地，全然为政权所未施及，蕃人自为独立之姿。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泊于彼地而遭掠杀，故我政府将欲出使而问其罪。惟蕃域与贵国之政府犬牙接壤，我大臣以为未告知贵国而兴此役，万一聊有波及贵辖之事而无端受其猜疑，忧虑两国自此伤和，故预先说明也。
彼曰：本大臣等只闻生蕃掠杀琉球国民，未知系贵国人之事。本来琉球国是我藩属，彼时琉民自生蕃脱出者，由我官吏救恤而渡福建，由总督加以仁爱，送还本国。
柳曰：我朝抚字琉球尤久，中叶以降附属萨摩。况今大政日新，以一民亦莫非其臣而弥务抚恤，见以野蛮而害我王臣，我君不得不用保民之权专伸其冤。而谓琉人为我国人何妨？且问贵国官吏既云救恤琉民，不知其如何处置其行暴杀之生蕃？
彼曰：此岛民有生熟两种。此前谓服我王化者为熟蕃，置府县以治之；谓其未服者为生蕃，置之化外，不甚为理。
柳曰：此说我国人皆知。彼蕃掠杀他国漂民之事凡有多次，贵国一直未曾处分，蕃日益暴横，故今若他国征之，岂惟蕃地，即便置有府县，亦或不为贵国所有。此后以杀人之故而此岛为外国占据，如自安南之法领、广东玛港香港及俄之所得黑龙江一带，波及我国北虾，而我南海中复滋一患害，导致诸岛之危，因此我政府谋直往征之。然我大臣为保重两国之友好姑且控制众诤，因此奉使之便，明告贵政府以避免猜疑。然复理外化之地，完全不干涉贵国，可无优越之忧。此事我政府本不欲告知贵国，惟我大臣以外务之重任，若因惩一小丑而至失邻国之和，何以对天下？且我国勇敢胆略之士，闻琉民遭害之事，皆为之切齿而愤懑填胸，策动政府问罪，若不令此气消散，势必引起滔滔激乱而不能防。越境为寇，日不可待。是亦为两国无端伤和之源，其断不可不防。万一至此而伤两国之和，则我皇帝今日遣我大臣聘问贵国皇帝而换约缔好，究竟何用？是发自我大臣公心而来之一团好意也，请谅察之。
彼曰：未制止生蕃之横暴，虽为我政教之所不逮，然生蕃杀琉民时，福建之总督救护难民，因有报奏之文书，再检查以待他日答复。
柳曰：贵大臣既云生蕃之地为政教所不及之处，又有旧来其证迹，为外化孤立之蕃夷，则只归我独立国之处置而已。福建总督奏报之书，已据贵国之京报等知晓，故今不愿再见。今我大臣归心似箭，惟思两国之好而以一言告明而已。故今日自我等之报告及贵大臣之答议，归馆后须一一复命于我大臣。话毕乃别。《大日本外交文书》第6卷，第177—179页。又见《副岛大使适清概略》，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2卷，慧文社，2004年，第162—164页。（史料④）当天晚上，孙士达于其舍下招来郑永宁，史料记载如下：（孙士达）问曰：柳原氏言论峻烈，使人愕然。生蕃之事日来不曾说及，今日突出此言，故老衰之大臣等率尔答话，甚为迂阔。我颇为伤心也。且问如玛港朝鲜之问，究竟何意？
郑曰：奉我副岛大臣之命某等向贵政府示谈，故柳原之言，即副岛大臣之言。出自一团好意，何峻烈之有？今日所有之质问，终究为我大臣爱国爱民推己及人之实也。质以贵国干与朝鲜内政与否，亦因我国屡次遣使致书以求友好，事已及五六年，然而彼不仅未曾接答，反加谩骂，若更逞鹅骄，我政府之义务乃不得已修正之。只因彼地与贵国毗连，故有此问。
孙曰：贵国将有事于台湾，早已阅新闻纸而知之。抑生蕃舌狼性，常居深山之中，有据险负隅之势，见人即杀，以为快事。美国前年讨之而不胜，此其覆辙，岂不可鉴。
郑曰：我国之士闻生蕃嗜杀之事，一为悯恻，一为惧虑。其悯者为教化之不施而不知人道也，其惧虑者以杀人之故而他日被外国占据彼地，则我南海中滋一患害，恐致诸岛之危也。故勇敢胆略之士，闻琉民遭害之事，皆为切齿，问罪之议日夜不措，其公愤义气虽曰可励可劝，政府若失统圉调济之方，则势必激乱越境，迹寇涉扰。政府忧之，新闻之说诚然有之。我副岛大臣秉总理外务之全权，之所以欲将此事据两国之好谊加以镇抚者，无他，因舌之野蕃以言谕不能化，故假威武尤为切要。今用我济济男士而行问罪，则皆得其平，非仅以乐于开导野蕃也。若徒以压抑为事，则士气一旦至于激发，则滔滔乎不可防，越境为寇，日不可待，是两国无端伤和之源。副岛大臣之畏固不在生蕃，在我国之士气，此乃发自爱国爱民之公心。我想生蕃虽据险负隅，然天兵一下，则石卵难敌，谁能御之？
孙曰：今日柳原氏归后，总署诸大臣之会议曰：日本使节起此论，由觐见之议不成熟欤？若成满足其意之仪，遂为谒见，则生蕃问罪之说或为可寝。然不好谒见，若断然归国，则不可不奏闻此事。
郑曰：我副岛大使为成两国之好而来，何有不好谒见之事？但以贵国接见之式不合，不得已而不敢辱命也。假令觐见之仪满意而遂拜谒，今日对贵政府表明之事，岂可废耶？归后必有问罪之举，何拘于谒见之有无？其表明之各条奏闻与否，责在总理大臣，非为使节所知。《大日本外交文书》第6卷，第208—209页。（史料⑤）6月23日，文祥派孙士达来致意副岛，说明日亲自来请改议觐见事宜，孙士达进行婉转劝慰。其详细情况如下：大使曰：大臣言出必行，否则不能以统外务。今既催促归装，不可再留。孙曰：士达以不才而忝承李中堂之知遇，行走于总理衙门，襄办外国事务。前年伊达大臣在天津议约后欲入京城，李中堂为此自江南呼士达上，令陪随之，今年又在京城，因阁下襄办使务，皆李中堂敬重贵国，深望以厚交谊而有所委也。阁下前月以来，每与总理大臣议觐见之事，士达必将消息通于李府，而李中堂窃为阁下再三封事上疏，今文中堂闻阁下之归装，悔悟而不知所措。转托士达仰祈劝解阁下，即允文中堂之请，成全两国之好，以遂李中堂之志。大使曰：余固深信李中堂爱君国，好念贵道之诚志，明日接待文中堂。然而前日对贵政府说明伐蕃一事，即便遂得觐见，亦不可废也。贵道必致此意于中堂。孙唯唯而去。同上书，第179—180页。（史料⑥）6月29日，觐见之后，副岛即致函三条太政大臣，报告谒帝及台湾事件等相关交涉结果。其中关于谒见说到分三班进行，自己为单独谒见，排在首班。接着报告说：“台湾生蕃处置一件，本约廿日遣柳原大丞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谈判，清朝大臣以土蕃之地，政教政令不相及，为化外之民相答。别无他辞，情况克相济。其时问及清政府之政权是否推及朝鲜，其确答以止于循封册叡贡之旧例，更无国政关系。如前件，成就了奉命之用意。”《大日本外交文书》第6卷，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