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论“支那经书的文明与支那现今的文明之差”。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割裂开来加以区别对待，这是日本人中国认识中的一种常用定式，竹越与三郎也不例外。他说：说到支那，人们会直接联想到孔子，但现今支那的国民思想中，正经中庸的孔子之道德全然无存。支那国民的组织，大抵以朝廷将有学识的绅士（君子）收用，而将无学之野民（小人）放诸野为要点。这是因为将有文化的放诸野，会成为争乱的萌芽。所谓野无遗贤，这是支那历代的政策。因此孔子之教，只是在被收用的朝官县吏这些少数的绅士之间被倡导，在国民之间绝无根据。而即便在少数绅士之间，也没有进入其实际的生活，只不过是在诗文之间发挥的一种空想而已。如此，至于一般野民，则迷信、野蛮成风。……总之，其思想依然是阴阳五行说、佞鬼神而求福、求幻术；至于进德修身的思想，绝非国民的思想。因此，支那国民之间，所争唯利而已。如果人性中没有由于长期接触而产生的情愫，支那社会不久将要土崩瓦解。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90—92页。以上就是从历史上中国的国民思想加以分解并丑化，预示着中国社会将要土崩瓦解的悲惨命运。那么现实是中国又是如何呢？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开放五十年，但国民依然没有变化，迷信薄俗，“住在黑暗之中”而不能接受文明的恩光。政治上也很腐败，总督之治，专制、收敛，无所不至，也不知道改革。不仅如此，而且看到民众在迷信与淫欲之间醉生梦死，不但不能使之振作，还想愚弄他们。他感叹：曾纪泽曾在其支那论中明言：圆明园的兵火觉醒了支那政府之惰眠。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长夜之眠至今未醒，文明依然，心灵依然，迷信依然，人权之不被认识依然，正义之不能伸张依然，将君主比作神明的独尊的习气依然，社会的人道依然。唯一不同的是，山贼般无情冷酷的士兵，挖掘泰西之利器，拥有坚固的炮台，仅此而已！泰西的利器愈骄其心，坚固的炮台变成了防止文明进入的利器。文明的利器到了野蛮人的手里，反而成了妨碍文明的利器。吾国民已经不能踌躇了。为了大日本的建设，为了对山贼般的国民的自卫，我们要以正义之名、人道之名、文明之名，在上帝面前、在万国之视听面前，堂堂地拿起剑来，运用攻击清国的权利，以兵火使其惰眠觉醒，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同上书，第96—97页。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没有自觉醒悟的能力，任其发展下去，只能自取灭亡。又一次为日本“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找到了漂亮的借口：正义、人道、文明等等。
第四，对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进行了总结。他是这样总结的：轻侮清国是明治初年以来我国民之常情。吾人见彼等不解文明，吾人见彼等受欧人之屈辱，吾人见彼等不备国防，吾人见彼等保守旧物且洋洋得意。于此想来只是清国极易对付，可直接斩其豚尾，踢其顶骨。此时我国民眼中几乎没有清国。然北京之政治家，比吾人想象的更拥有政治家之能力。彼等不仅知积财，也能散财，于此他们便是世界上无以匹敌之人种。吾人由文明、由进步、由独立而承蒙世界万民之认可。吾锐意进取之时，彼等却以金钱向世界通告清国之势力。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78—79页。在这里，他用“轻侮”两个字来概括明治初年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的一般特征，即所谓“国民之常情”。可见，至此，蔑视中国已经普及到日本国民的潜意识之中。他注意到日本人虽然这样看，但是西方并不这样想，甚至相反。他说：“为得到进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的日本得不到世界之认可。”而“在欧洲列国的眼中，明显地是以恶政的支那、野蛮的支那、非文明的支那认作东亚的霸主”。同上书，第79、82页。他认识到：“清国许久以前就被视为东亚之霸主。若无法撼动清国，就绝不能撼动东亚。”同上书，第89页。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呢？他主张：“先必须使欧洲列国了解我实力实权如何伟大、如何强烈。而为使欧洲列国了解我实权实力岂有别的办法？除非是惩治他们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而将其作为世界一大国民的清国，使之顿首再拜降伏于我之面前！”同上书，第86页。
“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竹越这样概括欧洲列国的中国认识。如上所述，这可以说是包括竹越本人在内的许多日本人中国认识的一种典型的写照。为了彻底打消这种恐惧与忧虑，也为了在欧美列强面前证明日本才是东亚的霸主，只有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一战。这也是当时许多日本人的想法。如竹越所言：“吾人既已对清国派出惩伐之师，早已不应蛰居于亚细亚，而应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与欧洲列国联袂周旋于世界之中。如此才能实现将亚细亚中之日本变为世界之‘大日本’之大业。”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107页。
2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
甲午战争对德富苏峰（1863—1957）思想重心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刊出的其《大日本膨胀论》一书，是其思想重心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日本膨胀论》收入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明治文学全集34），筑摩书房，1974年。植手通有在《解题》中指出：“所谓苏峰的转向，在思想上，我认为基本上由本书完成了。”见该书第394页。关于德富苏峰的思想及其变化，笔者曾稍有论及参见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19—121、135—139、331—337页。这里不再赘述。也有人以甲午战争为中心对德富苏峰的中国观进行过研究参见杉井六郎《徳富蘇峰の中国観——とくに日清戦争を中心とし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30号（明治时期的日本与中国），1970年3月。这里结合上述竹越的《支那论》，以《大日本膨胀论》为中心对德富苏峰的中国认识作一简单的介绍。
与《支那论》的开篇以“大日本”为主题一样，《大日本膨胀论》的全部意见几乎都收录在卷首《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刊于1894年6月3日《国民之友》）一文之中，德富苏峰说其他文章都是根据这一篇的意思演绎而成的，旨在论述日本国民须膨胀的命运、不得不膨胀的必然大势、须战胜阻遏日本膨胀前途之敌人以及膨胀的真正意义。德富苏峰：《大日本膨胀论·序》，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45页。可见《大日本膨胀论》与《支那论》在立论主旨上具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中国是阻碍日本膨胀的大敌。他说：我国民在向世界各处膨胀之际，不要忘记其大敌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支那人种在一定意义上，与我国民同样，甚至比我国民还要忍受更多的气候的袭击，在抱持其固有性格的同时还具有适应环境的长处。今天在布哇（夏威夷）、在桑港（旧金山）、在浦盐斯德（海参崴）、在濠洲（澳大利亚），支那人不都是我国民强劲的好敌手吗？在萨哈林岛（库页岛），支那人甚至为了一条鲑鱼而于日本的渔业者相争；在濠洲，支那人甚至为了一箱火柴而与日本的销售者相争。我国将来的历史，无疑就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详细地说，就像十七到十九世纪英法在邻国或在世界各地膨胀格斗一样。日清两国民，毋宁说是两人种，也许会在世界各地形成膨胀上的冲突史。膨胀的冲突史固然可以，希望在此冲突史上使日本胜利清国失败！要铭记，此悬案是由我国民的坚信、大胆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决定的！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49页。第二，与中国开战的意义，除了具有“使日本从收缩的日本变成膨胀的日本的转折、飞跃”的意义之外，通过战争提高日本及日本人在欧美列强眼中的地位，这种想法也是与《支那论》一致的。关于中国和日本在欧美人的眼中的地位，他觉得“欧美人士不仅不将我邦放在与其对等的地位，而且甚至与清国也不放在对等的地位”。对此，他对中国和欧美人都极为不满，特别是对中国的蔑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说：支那人在世界各地被视为贱恶，被侮蔑、被虐待。彼等如牛马被驱使，同时，如猛兽毒蛇，而被驱逐。然而在总体上，他们毋宁说是畏惮他们。对他们憎恨而又恐惧，对我等亲切而又轻侮。这不仅在日常交际上如此，政治上的权衡也固然如此。
在浅薄的欧美人的眼中，看到视金钱比生命还重要的四亿万人种，看到在亚细亚沃土上虎踞龙盘的大帝国，看到先于希腊罗马文明出现而具有五千年文明之魁的旧国；在卑屈方面，看到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固陋方面，看到顽固而意志刚硬；在迟钝方面，看到坚忍厚重的风气。他们只是畏惧支那人，对日本人及日本国狎侮，势难止也。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52页。他认为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为卑贱可恶的人。对欧美人将日本人置于“世界上最为卑贱可恶的支那人之下”，表示极大的愤慨。如何消除西方人对日本的误解呢？他认为这次中日战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说：“日清战争不能不说实际上是我国运消长之大机会。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在暗室中战斗，而是立于世界的面前决战。”因为“决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此一举！”他强调：“万言不如一行，如果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将涣然冰释。”同上书，第253页。他甚至口出狂言：“我们用同胞的血洗刷世界的误解。”“我们战胜清国的同时也就是战胜世界！我们被了解了，才能被尊敬，才能感到畏惧，才能享受到适当的待遇。”同上书，第265页。
对这次中日战争的意义，德富苏峰比竹越与三郎要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这表现在他从历史的眼光来强调这场战争“不仅是在世界面前决战，也是对祖先的威灵决战”、“不仅是对祖先的威灵决战，也是为百世的子孙决战。因为如果今日作成失败的历史，百世子孙将永远抬不起头来。”因此他大声疾呼：如果战胜了面积是我十五倍、人口是我十倍的清国，不仅可以光前耀后、在世界上永远占据我们的地位，而且可以永远巩固占据此地位的自信力。因此，我们不仅为在世界上建设膨胀的日本而战，也必须要有为建设膨胀的日本的自信力而战的自觉。
决战吧！大决战！举国而决战！同上书，第254页。《大日本膨胀论》与《支那论》相比，对中国的警戒和恐惧心理大大减弱，而代之以对中国的蔑视与对中国毫不留情的打击。他鼓吹“我们为了布大义于四海而不断流血。我们作为文明的向导、人道的扩张者、光明的使者，不断教化清国。因此，每一次胜利即进行一次教化。”当然这样的战争在他看来是属于“义战”，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对己而言，是为了日本的开放解脱；对他而言，是为了给予世界上的顽固主义一大打击，将文明的恩光注射到野蛮的社会”。因此，他告诫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调子要定得“更加清深高尚”一些，“不要眩惑于兽力的现象，而要掌握道义上的、心灵上的因果”。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55页。
他不仅认为这是“义战”，而且主张对中国进行无情地打击。他说：“为了永久的和平，必须要十二分地膺惩清国。而今还只是给予其二三分的打击，其顽冥驽钝，至今尚在醉梦昏昏之中。”他想好了具体的“膺惩”之策，他说：“要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洋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即物质上的牵制和精神上的牵制。”物质上的牵制就是要让清政府割地赔款，“使之在他日不能搅乱和平”；“精神上的牵制就是要使之从心里折服我国的威武，就像诸葛亮七擒孟获，使之发誓再不背叛一样，要杜绝其再逞野心的想法。”要做到这一点，他强调必须进行连续的更大的打击。“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使之永远归于我之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向其神经进行痛击。”同上书，第259页。他认为中国之挨打，无论从中国自身原因还是从日本发展的历史看，都完全是咎由自取。他说：彼之清国者顽冥不灵，大日本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清国阻碍其按道理应该发展的前途，还临之以暴慢无理。清国今日之非运、今日之屈辱，无非是咎由自取。
我们并非因为是清国，就与之为敌。不管是什么国家，只要盘踞在我们的前途上，妨碍我国应该享受的权利与利益，我们都不惜与之为敌。而与清国作战，是清国喜欢与我们正当的国权保护、国运振作、国民膨胀为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