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征清一举为维新开国史的一节。此前有许多脉络，此后也有许多关节。我们作为对手而开战的虽然是清国，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对手是世界！我们所投入战斗的是海陆军队，但是不要忘记的举国全民而战！战场不限于平壤、旅顺、威海卫、台湾，必须觉悟到所有的国民发动的周边，都是战场！在征清的同时，我们在物质上可以扩大版图，然而建设精神上大帝国，是我们决不可忽视的责任。精神上的大帝国，是就国民的志气、元气、活力而言，如清国，虽然是一庞然大国，但是在精神上可以说无非是半死的侏儒。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71页。这里将甲午战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中国方面，不仅颠倒黑白，而且极尽嘲弄之能事，说中国与日本开战是中国咎由自取、自讨苦吃。他将这次战争的意义放大为对世界而战，与他要通过征服中国来洗涮日本开国的耻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开国是正理，然而日本是由于外国的强迫而开国，这是屈辱，是难以拂去的日本国史上的污点。到今天与世界诸强国对立，我们的膝盖还站不直，就是因为此污点的缘故。”如何洗刷这一历史污点？他认为“在今日征清之大战中，五十年来郁积磅礴的元气才得以大大地发泄”同上书，第261页。。他是有意识地将对西方列强的积怨发泄到同样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头上，以此获得与列强为伍、同列强周旋的资本。他已经被帝国主义的思想所同化，他的所谓“理外之理”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
德富苏峰自觉地鼓吹帝国主义思想，并引以为荣。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明治二十七年年底，早就出版了《大日本膨胀论》，提倡帝国主义，当时谁都为此而将我视为变节者，世间的主要论客，即便不说是敢于与之附和，议论也几乎如出一辙。而我因为固执此主义而被称为变节者，彼等如进步派诸氏，因为能够随世间推移，而博得正人君子之名。我虽然觉得对这种特别的现象有诉苦的价值，但是因为舆论的颠倒太甚，不禁因此失笑。”《致山路爱山》（收入1899年出版的《世間と人間》），见《苏峰文选》，民友社，1915年，第514—515页。与竹越与三郎的自觉地“代表日本国民”而立言一样，德富苏峰也是自觉到“作为公众人物而立于世上，顺应大势、引领大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以笔代刀，无愧于他所自许的甲午战争“急先锋”《苏峰自传》，中央公论社，1935年版，第294页。之称号。而他们上述的中国认识为日本蔑视中国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二）：荒尾精的《对清意见》与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
1荒尾精的《对清意见》
荒尾精（1858—1896），在中国被看作是“企图通过侵略、控制中国以称霸世界”的军国主义者戚其章：《论荒尾精》，《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甚至将其一生称为“罪恶的一生”金桂昌：《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荒尾精》，《日本研究》1989年第3期。。同时也注意到“荒尾又与一般的军事行动派不同，有其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在于他的活动，首先主要是通过在华谍报活动，为日本制订侵华战争的作战方案提供依据，其次是为日本培养了相当一批干练的间谍，直接参与日本的侵略战争并立下了汗马功劳。戚其章：《论荒尾精》，《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除了真正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无私地援助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1870—1922）看清荒尾精一派为“支那占领主义者”便有意地远离此派之外宫崎滔天：《三十三年の夢》（宫崎龙介、卫藤沈吉校注），平凡社，1967年，第41页。宫崎滔天晚年这样自省：“然日本如何伟大，亦终无推动世界之力量，而若使支那转而为理想国家之实可成，则其力量足以号令宇内，道化万邦。在此判断之下，委吾一生，寻踪于自己夸大妄想之路径，其结果，即今日我之境遇也。”野村浩一引用这段话，将宫崎滔天的思想结构概括为“脱日入华”（脱离日本，进入“支那”）。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张学锋译，该书第二部第一章为“走向亚洲的航踪——宫崎滔天的思想与行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7、158页。宫崎滔天的中国认识受其二哥宫崎弥藏的影响很大，《三十三年之梦》中这样记述宫崎弥藏的中国观：“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强者逞暴，日甚一日，弱者的权利自由，一天天地丧失殆尽。这种现象，岂容轻轻放过。假使有人重人权、尊自由，就必须速谋恢复之策。现在如不设法防止，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之压迫。而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中国目前虽然衰弱，但地广人多，如果能扫除政弊，统一治理，并能善加利用，不仅可以恢复黄种人的权利，更足以号令宇内，行道于万邦，关键只在于能有堪当大任的英雄奋然而起。因此，我决意亲自进入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此人，我愿效犬马之劳来帮助他，否则，我将挺身自任。”（《三十三年の夢》，第22—23页。译文见林启彦译注《三十三年之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25页。）其中还记述道：“他（即宫崎弥藏）说：‘人人都说中国国民是尊古的国民，所以不进步。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们是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的理想。三代之治的确是政治的最高标准，同我们的思想相近。他们之所以怀古，不正是为了大步前进吗？但是这个掌握政权已达三百年的朝廷，以愚民政策为治世的要诀，以致民困国危，终于自受其祸害，势将不能支持下去。这岂不是革命的大好时机吗？空谈理论究竟于世无益。愿我们能为共同的事业贡献此生，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揽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至于法国、美国那些稍重理想，希望建立某种主义的国家或不一定与我们为敌。我认为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宇宙中建立一个新纪元的方策，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听罢为之雀跃。这一席话解决了我一向的疑问，从而确立了我一生的根本方针。”《三十三年の夢》，第36—37页；林启彦译注《三十三年之梦》，第40—41页。荒尾式的兴亚方略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和民间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886年春，他受参谋本部之命脱去军装潜入中国，在武汉以开办“乐善堂支店”为名纠合日本浪人不畏艰险深入中国各地搜集情报，这些资料成为其后以他所创办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名义编纂的《清国通商总览》的基础。在甲午战争中他的同志与门下百余人作为翻译等直接投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他在战争爆发之后，倾其平生蕴蓄而发表《对清意见》等，并未得到当局的采纳。1902年，近卫笃麿（1863—1904）所撰《东方斋荒尾精君之碑》文中提到：“凡其所谋虽不尽行于当时，而其所虑无一不验于后日焉。”近卫笃麿：《东方斋荒尾精君之碑》（汉文），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东京：左久良书房，1910年，第9页。可见荒尾精的中国观与日本当局并不完全一致，这也正是“其独特之处”。
荒尾精的《对清意见》
1894年10月，东京的博文馆出版了荒尾精的《对清意见》，该书再版之际，博文馆为此书所作的广告，可以窥见该书在当时的影响之一斑：“作为清国国势之先觉者、东方问题之先忧者，多年见知于朝野之间的荒尾精君，于此著《对清意见》一篇公诸于世。此书实能充今日世人之切望而释疑问者，而全篇主旨在于建国家百年之长计，行兴亚之大经纶。其议论简明切实，其说清国实势，提纲挈领，如快刀斩乱麻。著者慨叹我邦之人历来疏于彼，因而深入其内地，备尝艰辛，十数年如一日，已经为日清兴业养人以备国家之不虞，所作许多工作已广为人知。今于危机一发之际，不惜向我同胞倾多年蕴蓄，一翻此书，清国之形势了如指掌，不仅可知其实相，从来的疑问也一时冰释，心中得以豁然开朗。实为今日吾人须熟读之珍书也。”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1895年1月博文馆发行）卷末书籍广告，第2页。
《对清意见》由“叙论”、“清国之现势”、“论东方之大势述对清问题之重要以及我国百年之长计”、“战后缔盟上不可缺之三大要件”四篇组成，其中“清国之现势”为重点，占全篇的三分之二。在叙论中荒尾精表述了对中、日的基本观点：“我日本虽称为一小岛，而夙以东方文明之先觉者自任。而立于防势中的清国，虽未脱固陋之积习，然而土广、民众，实为宇内无比之大邦。”如果这次战争日本取得完全的胜利，日本将以何种态度对待中国？他主张要“救清国于未亡，澄清弊政之本源使之实行一大革新，振兴清国以强我唇、固我辅，可构筑成就兴亚大业之基础”。而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清韩两国的诱掖者，由此则常执东方之牛耳”。他也想象了万一战争的终局是日本失败中国取胜的结果。他说：“清国从来就将我视同琉球高丽，意外地由我向彼宣战，不揣其力而最终为中国天戈所征服，轻侮加上怨恨，其对我之自尊骄傲之念将更甚于从前，以至于不得不忍受陆梁不逊。鹬蚌之争，最终将加速共同衰亡。”他认为如果日本一蹶不振，清国也不能独恣其雄。即便这次战争中国胜利了，“清国也将土崩瓦解，或者必然为外国所吞噬。我之翼先折，我之唇亦亡，东亚之事复不可为。”以上见荒尾精《对清意见》，东京：博文馆，1894年，第1—9页。可见，荒尾精虽然有要让日本“执东方之牛耳”的意思，但并非纯粹地将中国看成是与日本势不两立的敌人，而是具有比较浓厚的中日联盟、提携的色彩。这也是出自他对中国的认识。
荒尾精批判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多审此而疏彼，或是说到枝叶而未及根干”，“徒计其弱而不计其强，或恃其弱而不取其所以强之术，或取其强之之术而不讲究我之所以对应之方法”。并指出“日本国民不明白决定东方各国特别是东亚的命运将来就在于西邻大陆清国的现势，这实在是一大缺点。因此要弥补这一大缺点，研究我国将来如何应对清国，从而树立在亚洲各国兴废继绝，一变欧亚之趋势的大策，无论是和是战都以此为依据，所有经纶计策都以此大策为本，以此而开成就千百年之后之鸿基，这才是我帝国国民的当务之急。”荒尾精：《对清意见》，第16、17、18—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