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梓都美前言
1871年，66名宫古岛居民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这一事被称为“牡丹社事件”。此事件当时虽并未引起很大重视，但由于有美利坚合众国总领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的提倡，最终发展成日本于1874年出兵台湾的事件。截至当时，日本的台湾认识与江户时代并无变化，但通过这一连串的事件，各种关于台湾的信息传入进来，结果① 近世以来继承下来的台湾认识、② 新增加的台湾认识，二者相融合，形成了与近世不同的、新的台湾认识。这样由于近代初期日本人的台湾认识与近世的台湾认识密切相关，因此本论文拟分为两大部分，就近世、近代日本人的台湾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展开论述。
第一部从台湾信息到台湾认识
——江户幕府收集的台湾情报和人们的台湾认识江户时代初期，通过朱印船贸易，幕府本与海外进行着活跃的通商活动永机洋子：《朱印船》（吉川弘文馆，2001年）；岩生成一：《朱印船贸易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但到宽永16（1639）年，禁止葡萄牙商船来航，从而全面禁止日本人出航海外。尽管如此，其后仍限定四处口岸继续进行贸易活动。这一事实近年来已广为人知。例如：鹤天启《近世日本の四つの「口」》（纸屋敦之·木村直也编《海禁与锁国》东京堂出版，2002年）、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东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四处口岸（松前口岸、对马口岸、长崎口岸、萨摩口岸）中，带有特别任务的是长崎。
与萨摩的岛津氏、对马的宗氏、北海道的松前氏不同，长崎一直是幕府的直辖领地。自宽永16年后，信息窗口不再局限于中国、荷兰，通过东亚各地的来日人士，抑或书籍流入、船只漂流往来事件，日本更多地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情况。中村质：《近世における日本、中国、东南アジア间の三角贸易とムスリム》（前引《海禁与锁国》，2002年）。
关于台湾，我们都知道“滨田弥兵卫事件”滨田弥兵卫事件又称“台湾事件”。滨田弥兵卫是长崎代官末次平藏的朱印船船长。宽永2（1625）年，渡海前往台湾南部的安平之际，因拒绝缴纳关税，而被荷兰人禁止贸易，不得已而于当地过冬，由此发端的日荷两国人的纷争就是滨田弥兵卫事件。该事件被视为侵犯将军颁发的渡海朱印状，结果导致幕府终止朱印船的航海。（《国史大辞典》11卷，吉川弘文馆，667页。）、郑氏抗清斗争、郑氏海外贸易川胜守：《日本近世と东アジア世界》（吉川弘文馆，2000年）、前引，岩生，1985年。以及后来的台湾汉人叛乱。这段历史经过《国性—爷合战》等军记物语的演绎，催生了许多以滨田弥兵卫、郑氏家族、汉人叛乱为主题的论著。而在近世时期，人们对台湾的认识来源于滨田弥兵卫、郑成功等人的形象。例如：松永正义《台湾领有论の系谱—1874（明治7）年の台湾出兵を中心に》（《台湾近现代史研究 创刊号》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编 龙溪书舍，1978年）。实际上，幕府编纂的史籍很少记载台湾原有的风土和民族，幕府了解的台湾情报极其复杂。
另外，在近世时期出版的地理、历史书籍中，介绍台湾的文章撷取了时人从国外书籍中读到和在长崎听到的信息，结果形成了不同的台湾面貌。在这个意义上，普通民众所认识的台湾是极其复杂的，不能仅用“滨田弥兵卫”或“郑成功”概括。
所以在第一部中，笔者援用幕府主持编纂的《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中的台湾情报，① 调查这些情报中有多少记述当时台湾实情的内容的同时，② 对比中国文献，论述这些信息是以怎样的视点收集的，③ 这些情报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④ 比较、分析这些作为速报传入的情报与《华夷通商考》等出版物中的台湾情报，进而展望近世社会对台湾的认识，从而测量其与明治维新后以至日本的“台湾占领期”形成的台湾认识之间的距离。
§§§第一章《华夷变态》、《通航一览》中的台湾情报
整个江户时代，幕府始终积极收集、编纂海外情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二书。
《华夷变态》是林鹅峰、凤冈父子受幕府之命，收集整理自正保元（1644）年的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定鼎至享保9（1724）年间，往来于长崎的福州、漳州、泉州商船带入的唐船风说书而成。风说书是唐通事从所有入港唐船收集海外情报，并详加注意以防谬误，监督而写成的，《华夷变态》的记载由于以风说书为基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即使在现在也受到很高的评价。包括一部分《阿兰陀风说书》（《荷兰风说书》）和从萨摩藩、对马藩传入的内容，此外，除对于延宝2（1674）年以前的部分显著事例加以调整、完善外，其余部分全部从入港唐船收集而得。（前引，浦廉一，1958年）而《通航一览》是根据江户幕府的命令，林复斋等根据永禄9（1566）年至文政8（1825）年的资料编纂而成的对外关系资料集，其以国别、年代为序记述，并利用了极为客观的史料，因此可说是非常可信的史料。木崎弘美《〈通航一览〉》の编纂と传来に关する考察》（《海事史研究》47号，1991年）、同《〈通航一览〉の书志学的考察》（《海事史研究》49号，1992年）。
本章拟将上述二书中的台湾情报分析整理为数个条目，并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加以对比，通过分析两者间的异同、产生异同的原因、正确度的判定、特例等，来达到研究幕府中枢所把握的台湾像的目的。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华夷变态》一书如书名所示，是以明（华）清（夷）交替为主题的书籍，因此，书中关于明清交替期台湾发生的战乱的记载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前引，川胜，2000年，中村质《近世对外交涉史论》（吉川弘文馆，2000年）。但是，如前所述，本论文的主题在于传入日本的台湾情报，而不是活跃台湾的郑氏一族。因之，本章将这一时期除外，而专以天和2（1683）年郑克爽降清以后的风说书为考察对象。
1台湾名称的演变与台湾船的出航地
《华夷变态》记载的有关台湾的情报中，首先想要考察的是台湾名称的演变与台湾船的出航地。贞享4（1687年）年的30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上册，第689页。，是这样描述的：“所谓‘台湾’之岛屿，原称‘东宁’。国姓森官、锦舍、秦舍三代之内，称‘东宁’；所谓‘台湾’者，古来之名称也，至为大清之领地、秦舍降参之后，复称元‘台湾’之名。”可见“台湾”的名称经郑氏政权发生了“台湾→东宁→台湾”的变化。
同年的48号台湾船同上书，第704页。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况：“锦舍居城之时节，称‘东宁’；……大清复用原名。”由此可见，“东宁”不是从森官（郑成功）开始，而是从锦舍（郑经）开始使用的。而实际上，郑成功于宽文元（1661）年命名台湾为“东都”，其子郑经于宽文4（1664）年改“台湾”名称为“东宁”。因此，上述两种说法，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情况。“成功就台湾土城居之，该台湾为安平镇，赤嵌为承天府，总名东都；设府曰承天府，设县曰天兴县、万年县。未几，成功死。子经居鹭江（即进厦门），成功弟世袭阴有窃拒意；经攻逐之，世袭渡海归诚。经嗣立，改东都为东宁，改二县为二州。”（台湾文献丛刊65《台湾府志》卷一，封域志，沿革，4页。）延不宝2（1674）年的《通航一览》中介绍到，漂流至台湾的日本人对台湾，“前称‘台湾’，近又称‘东宁’”《通航一览》卷二一五，唐国福建省台湾府部11，漂流，第443页。。另外，台湾称为“东都”的时期很短，不过3年左右，由此可见，“东都”之名，应该渗透得并不很深。
但是，关于“东都”的情报之外，有关台湾名称的极为正确的情报确实曾传入日本，贞享4（1687）年以后来航的所有台湾船都称出航地为“台湾”这一事实即为佐证。
关于贞享4（1687）年以前赴日台湾船的出航地，史籍上都有“鸡笼”这个地名。例如，贞享元（1684）年的1号广南船“罢渡东宁鸡笼之冲”《华夷变态》上册，第414页。，同年的20号暹罗船“来自东宁之鸡笼（以下略）”同上书，第437页。，延宝9（1681）年成书的《通航一览》中也有“驶至东宁之上鹤笼近处”的记载。《通航一览》卷二一五，唐国福建省台湾府部11，漂着，第440页。“鸡笼”指的是现在的基隆，这点已为《裨海纪游》确证。台湾文献丛刊44《裨海纪游》，第1、16、29、55、61、72页。另据《台海使槎录》记载，“东西洋通贩诸国，西洋则交趾、占城、暹罗、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东洋则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啴、美洛居、文莱、鸡笼、澹水”台湾文献丛刊4《台海使槎录》卷二，赤嵌笔谈，商贩，第45页。，“鸡笼”作为贸易中转站繁荣一时。从幕府编纂的资料来看，在台湾名为“东宁”的时期，“鸡笼”是一个繁荣的贸易港。
2行政机构的变迁
关于行政机构的变迁，贞享2（1685）年的一号福州船记述道《华夷变态》上册，第449页。：“去年没落之后，鞑靼人总兵官杨氏者，升任为镇守，代之为总兵官者二人，一人马氏，一人陈氏，致镇守，改东宁为一府二县，府称台湾府，府官蒋氏，为总镇守，二县之官，亦为二人，其名不存，镇守之军兵，二万左右。”
风说书所载“杨氏”为清代台湾总兵杨文魁杨文魁为清代台湾总兵，康熙23（1684）至康熙26（1687）年在职。（许雪姬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附录》，远流出版，A140页。台湾文献丛刊65《台湾府志》卷四，武备志，历官，第76页。），而“蒋氏”，居贞享4（1687）年的30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上册，第689页。所述，被认为是指清代台湾历任知府蒋毓英。蒋毓英为清代台湾历任知府，康熙23（1684）至康熙28（1689）年在职。（前引《台湾历史辞典附录》A088）另一方面，元禄3（1690）年的43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218页。记述了“改东宁为一府二县，府称台湾府”的情况。这与“府之外有县三，台湾县、凤山县、朱罗县，皆属台湾府，守护之兵卒三万余”，台湾府设“县三处”的记载不一致。关于台湾设置的府县，《台湾府志》有“克爽心胆坠地，识天命之有归，遂纳款归诚。于是廷议设府一：曰台湾；县三：附郭曰台湾，外曰凤山、诸罗”台湾文献丛刊65《台湾府志》卷一，沿革，第1页。的记载。其他多数史志也可确认同样的记载。实际，郑克爽降清是在天和3（1683）年8月18日，贞享元（1684）年4月14日行政制度变更为一府三县张之杰编：《台湾全记录》，锦绣出版，1900年，第57页。，据此可说，1号福州船并未获得关于台湾行政制度的准确情报便来航日本。
此外，贞享2（1685）年12号福州船《华夷变态》上册，第467页。记述了“秦舍所领之时，府名称承天府，属大清后，改府名，称台湾府”的情况，可知台湾府只是承天府变更名称的机构而已。元禄3（1690）年的43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218页。记述“台湾之仪，前廉为福建八府之外，属漳州支配之所，而今成一府之地方，为福建之属府，府名称台湾府”；同年的56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233页。记述“福建之一省，原为八府，而今台湾成一府，则为福建九府”。据此可确认这一时期台湾编入福建省的事实。这一事实，从中国方面的文献也可明确得知，如除元禄4（1691）年的52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254页。称“我等乃出自漳州之内台湾”以外，其他唐船都称自“福建”出航。例如：“康熙二十二年讨平之，改置台湾府，属福建省，领县三。”（台湾方志68，《清一统志台湾府》建置沿革，第1页）
总体而言，关于初期的行政制度的变迁，可说传入了大致正确的情报。换言之，幕府正确而详细地把握“领台初期”的事实，如承天府改称台湾府，其下设三县，属福建省管辖等。
另一方面，除领台初期外，清朝的行政机构变迁的情报传入日本的情况，出关于发生于台湾的动乱的情报（后述）外，仅由享保年间的两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