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保3（1718）年的22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下册，第2803页。记述说：台湾总兵官姚氏，五月晋升广东惠州提督，速越广东。右台湾之新总兵，至我等出航之时尚未确定。且又去年禁止西洋来航以后，两广总督奏闻，东京广南次两地，与广东内行水陆相接，依之赦免往来禁令之议，去年九月以上奏，而今未闻敕许。还有，享保5（1720）年的台湾船同上书，第2868页。记述“且有前台湾总兵姚氏，前年三月晋升广东提督，新总兵欧阳氏继任”。文中“姚氏”与“欧阳”应各指姚堂姚堂，清代台湾总兵，1712至1718年3月24日（前引《台湾历史辞典附录》A140）。与欧阳凯欧阳凯，清代台湾总兵，1718至1721年5、6月（前引《台湾历史辞典附录》A140）。。但三年一度更替的清代台湾总兵，上述二船如何可得之其名字呢？
对于这一疑问，值得注意的是“且又去年禁止西洋来航以后”的记述。其实，22号台湾船来日本的前一年，享保2（1717）年，康熙帝发布南洋禁海令。南洋禁海令虽并未对日台贸易构成直接威胁，但台湾船可能担心其间接影响，而将情报向日本传达。柳泽明：《康煕五六年の南洋海禁の背景—清朝における中国世界と非中国世界の问题に寄せて》（《史观》140号，1999年3月）。不管怎样，幕府的确得知了享保3（1718）年清代台湾总兵发生更替的情况。
3台湾发生的叛乱
清代台湾发生多次叛乱，从中可得出关于当时台湾状况的许多信息。下面就这些信息进行论述。
清代的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民众叛乱频繁发生。这一系列叛乱中，刘却之乱和朱一贵之乱发生的时期，正是《华夷变态》编纂成书的年代，因此有关这两次叛乱的比较详细的情况都曾传入日本。
关于刘却之乱，元禄15（1702）年来日的三艘台湾船传达了其经过。特别是37号台湾船提供了详细的情报。《华夷变态》下册，第2276页。此外，同年的38号、45号、48号台湾船也提供了关于刘却之乱的信息。风说书中记载：福建刘却居于台湾深山中数年，此人去年冬季十二月勾结党徒，流露可夺取台湾之意。因之台湾总兵官派出兵卒，四月彼党徒之首刘却及其党羽尽数捕获诛杀。近来彼地安定，众人安心。刘却的阴谋与元禄15年12月暴露，翌年4月被捕伏诛。而中国方面的资料则显示，刘却于元禄16年2月被捕，叛乱完全平息。可见，虽然关于叛乱平息的时间有些许误差，但关于叛乱的经纬过程，幕府还是成功获得了确切的信息。关于记载刘却之乱的风说书的内容，松浦章氏有详细的研究，本节也有特别参照。（松浦章《海外情报からみる东アジア—唐船风说书の世界》清文堂，2009年，第231页。）
一方面，关于朱一贵之乱，发展成为清代台湾三大反乱之一的大规模动乱清国统治下的台湾三大反乱，此外还有天明6（1786）年的林爽文之役，文久2（1862）年的戴潮春之役。，因此风说书中对其有非常详尽丰富的记载关于朱一贵之乱，松浦章氏也有比较分析风说书的内容与中国文献记述的研究。关于该动乱，他得出结论：“传于日本的风说书中朱一贵叛乱的情况，除日期上有若干差错外，相关清官军武官人名等都是正确的。”（前引松浦，2009年），从中可窥知当时台湾社会的情况。
最初提供朱一贵之乱的详细信息的，是享保6年的20号宁波船《华夷变态》下册，第2905页。，“四月廿七日夜，于福建省辖台湾，数名不明身分者，鼓动台湾本地野人及其他百余人等，冲击台湾南路营之地，至于彼地参将官苗景龙之官署。”这条信息既表明当时存在相互间关系密切的“野人”和“华人”，也显示当时“南路营之地”的“参将”是“苗景龙”。关于“苗景龙”，《福建通志台湾府》的《南路营（驻凤山县）》项中记载“苗景龙，五十八年人，有传”台湾方志84《福建通志台湾府·职官》卷一二○，南路营参将，第690页。，可知这一信息是正确的。
另外，风说书继续记载：“夫迅疾至于安平镇总兵欧阳氏之官所。”据此记述，可知享保3（1718）年就任台湾总兵的欧阳凯，于朱一贵之乱发生时尚在任，该动乱发生的情况很快就传到了安平镇。
风说书进一步记载，“继之安平镇副将许氏引兵出战，此亦几颗为敌所攻破，台湾道台梁氏逃亡厦门之地，……五月朔日台湾之地三县悉为敌所破。……安平镇南路营北路营乃台湾要害之地也。”“安平镇副将许氏”，据《台湾通志》，是指台湾水师副将许云“许云，字复旦，海澄人。台湾水师副将。朱一贵乱，南路陷寇，云率兵五百，援总兵欧阳凯，于春牛埔迎贼。”（台湾方志130《台湾通志》列传，忠义，许云，第578页。）；“台湾道台梁氏”是指清代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梁文煊。梁文煊，享保3（1718）年至享保7（1722）年2月3号就任清代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一职。（《台湾历史辞典》A083。台湾方志130《台湾通志》职官，文职，分巡台厦道，第348页。）梁文煊“逃亡厦门之地”，可知当时台湾发生反乱的情报是如何传入厦门的。而且，从“台湾之地三县”的记述，可判断当时台湾的行政区划与清朝领有初期相同。一府三县的行政制度，至享保8（1723）年始变更为一府四县二厅。（《台湾历史辞典》A079）据最后的“安平镇南路营北路营”的记录，可知当时该地除安平镇和南路营外，还设置了北路营。
此外关于朱一贵之乱的详细情况，来自于享保6年的23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下册，第2908页。该船提供了朱一贵之乱发生后，到清朝胜利为止的详细经过的情况。在这部风说书的开头部分，“同月廿一日，攻至台湾之统领营，参将官周氏被杀文中“周氏”认为是指周应龙。（“朱一贵倡乱，元率师同本标右营游击周应龙于南路冈山御贼；奋勇扼击，贼败走。”（台湾方志121《续修台湾府志》卷一一，武备，列传，第447页）。同月廿七日乱贼攻入台湾城下。”反乱发生于比20号宁波船提供的日期更早的“廿一日”。而且，关于27日后的经过，“厦门水师提督施氏，与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相联络……并及台湾近处澎湖，其后召集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官兵数万骑”，可以说一旦台湾发生不测事态，“台湾→厦门水师→闽浙总督”相互联络，呼应的体制，当时已经形成。
朱一贵之乱的准确情报，通过上述二船传入日本。此外，享保6年的24号南京船《华夷变态》下册，第2911页。有“台湾分南路北路中路三处”的记录，可知当时台湾并非仅仅南路北路，还设置了中路。另外据“兵船一同驶入台湾鹿耳门……台湾城下安平镇相距甚近”的记录，可知联结台湾和澎湖的港口的名称是鹿耳门，且与台湾城下和安平镇都相距很近。
最后，享保7年的10号台湾船同上书，第2936页。记载，“台湾去年秋恢复平安，归于平静，去年逗留于厦门的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当年三月还归福州城”，台湾恢复了和平。此后关于该动乱的记载就没有见到了。
4汉人
关于汉人，贞享5（1688）年的134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968页。有如下记载：“台湾，前甚繁昌，居住之唐人有数万人。大清一统以来，居住之唐人逐年徙居泉州漳州厦门，而今唐人仅有数千人居之。因之砂糖、鹿皮十无其一。”指出砂糖和鹿皮供给量的锐减，反映了华人人口的减少。但是，翌年元禄2年的39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110页。却记载“而今人们有四五万居住”，翌年的43号、56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218、1233页。也记载人民“十万人余”，似乎居民已返回台湾。还有，元禄5年的26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435页。记载：“台湾，而今人民自内地移入者甚多，今已别成繁昌之地。”而到了元禄6年，32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535页。则记载：“近年，泉州、漳州等处渴求台湾住宅者甚多，纷纷移入，已然成繁昌之地，住宅亦可安心。”反映了台湾人口显著增加的情形。这些风说书的记载显示，郑克爽降清后，清朝立即将10数万人民强制迁徙至内地，并禁止归国者再次进入台湾。但是东南沿海各省人口过剩，居民偷渡台湾的情况不断增加。伊藤洁《台湾》（中央公论社，1993年，第41页）、若林正丈《台湾—变容し踌躇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ちくま新书，2001年，第29页。
134号台湾船也反映了砂糖和鹿皮的产量受到汉人人口变动直接影响的情况。有关鹿皮，元禄7（1694）年31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639页。记载：“鹿皮类，乃台湾土产，累年大量产出。去年，深山之野人出产鹿皮累甚少，故皮类格外少。因此我等虽往年大量运回，此次却运量渐少，此外别无土产品。”反映出鹿皮是华人通过与原住民交易获得，而不是华人自己生产。《台湾使槎录》《台海使槎录》是康熙60（1722）年左右，黄叔敬所记。包括《赤嵌笔谈》、《番俗六考》、《番俗杂记》等八卷。书中涉及多方面内容，而且由于详细记载了关于台湾原住民的丰富内容，作为理解清朝领有初期的台湾情况的重要文献，广为后世史志编纂者所参考。（《台湾文献丛刊提要》，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7年。）中也有类似记载：“日本之人多用皮以为衣服、包裹及墙壁之饰，岁必需之；红夷以来，即以鹿皮与贩。有鹿皮，有牯皮，有母皮，有獐皮，有末皮；鹿皮大而重，郑氏照斛给价；其下四种，俱按大小分价贵贱。一年所得，亦无定数。伪册所云，捕鹿多则皮张多、捕鹿少，则皮张少；盖以鹿生山谷，采捕不能预计也。”台湾文献丛刊4《台海使槎录》卷八，番俗杂记，社饷，第164页。另外，《海国见闻录》也记载了原住民采集鹿皮，通过荷兰人输入日本的情况，“教习土番耕作，令学西洋文字，取鹿皮以通日本；役使劳瘁，番不聊生。”（台湾文献丛刊26《海国见闻录》，东南洋记，第11页）可见，从荷兰时代起，鹿皮就是原住民的重要交易品。清代，鹿皮是原住民向政府所交的税赋之一。“平埔诸社，至此烧埔入山，捕捉獐鹿，剥取鹿皮，煎角为胶，渍肉为脯及鹿茸筋舌等物，交付贌社，运赴郡中，鬻以完饷。”（台湾文献丛刊4《台湾使槎录》，赤嵌笔谈，第52页。）
关于其他产物，除了元禄3（1690）年的43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218页。介绍了苏芳这种台湾土产以外，其他的台湾船都只介绍了砂糖、鹿皮、米这三种台湾物产。同年的56号船同上书，第1233页。则说“无大商卖”，没有其他特别的物产。关于台湾的物产，《重修台湾府志》记录有“盐（有煮法，有晒法；台只用晒法）、糖（有黑砂糖、有白砂糖）、冰糖（用糖煮成，如坚冰）、油（有芝麻油、有蓖麻油）、藤（有大藤、有科藤）、菁靛（可以作染）、菁子（产于台者最佳），苧、麻、薯榔（皮黑、肉红，可以染皂），鹿、獐鹿等皮台湾方志66《重修台湾府志》卷七，土产，货之属，第252页。。”但出口日本的以砂糖和鹿皮为主，也许因此风说书中没有记载其他物产。山肋悌二郎：《长崎的唐人贸易》，吉川弘文馆，1964年。岩生成一著：《新版朱印船贸易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
5台湾原住民
《华夷变态》关于台湾原住民的记载极少。明清交替之际，幕府所需要的是明清交替的战乱情况、战乱终结后台湾的情况和产业等，而与其无关的台湾原住民的情况则不是很必要。除了台湾漂流民和漂流至台湾的日本人带来的信息外，记载有原住民情况的风说书，能确定的只有贞享4（1687）年的30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上册，第689页。和元禄5（1692）年的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435页。两件。
贞享4年的风说书记载“深山中有很多种类之野人居住，亦不为妨碍，甚安全。台湾城附近野人，古不相贸易，取鹿皮为交易物”。此风说书关于原住民的称呼很值得注目。清代的史志类书籍中，称呼原住民为“土番”、“番社”、“番众”、“番妇”等，都使用带有野蛮意思的“番”字。参见《台湾府志》番社风俗等。而唐通事则将原住民的称呼翻译为“野人”。其中称呼的变化，很可能包含了日本自古以来的异域、异人观念。笔者认为这一点对于理解日本人关于异民族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将在其他文章中另作论述。关于日本人的异域、异人观念，有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Ⅳ地域と民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村井章介《日本中世の境界と领域》（《历史学最前线》，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