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对我说：“我现在心绪很坏，没有办法画画，你还是另找工作做吧。”原定好的谋生计划又“吹”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正在这时，我生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出现了。
我与威利的开始
威利·苏考普是奥地利人，1907年生。他四岁开始在石板上画画，画了一棵树，她母亲将画拿给相关的老师看。老师看后甚感惊讶，四岁的孩子能画出这样的画，实在有些异乎寻常！这说明他很有艺术天赋。他父亲是个制鞋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人民生活很艰苦，威利家吃饭都成了问题。苦难的生活使他很早就自食其力，他找到一份工作——雕刻雨伞头和象牙盒子，白天在艺术学校学习，晚上工作，一天的时间总是紧绷绷的。后来，他开始在所在的艺术学校教雕塑课。1934年的一天，达亭顿学校主任的秘书来参观，看了他的课，便邀请他去达亭顿访问三个月，从事雕塑创作，还可以出售一些作品。他带上自己的作品和雕塑工具来了。我认识威利，是在参观他的工作室的时候。当时正面临着两星期“真空”的恐惧。
他是单身汉，自己不“开伙”，只在学校的餐厅就餐，我们也在那里时常碰面。汉斯·哈克洛斯是他的好友，我们因此而彼此熟悉了。当汉斯表明他不能请我替他工作的“立场”时，正好我们三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听完汉斯的话，威利马上接过来说：“我很羡慕汉斯，他有经济条件请你，我很想为你雕塑，但我是穷艺术家。”我说：“我不是为了赚钱做事情的，只要有地方住、能自己做饭，就满足了。”在英国，餐厅的价格不菲，长时间在那里吃绝对承受不起，达亭顿也不例外。我在伦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的。我对威利说：“如果你的钱能够应付两个人的生活，我可以为你做饭，保证你吃饱！”他说：“没问题。可我没有地方给你住，我的工作室里倒是有个垫子，如果你能将就，不怕睡地板，就可以在那里住。”“没关系的！”我年轻，当然不怕这个，所以就一口答应了。
威利·苏考普的性格温柔友善，可工作起来却异常勤奋。我每天都仔细观察他是怎么工作的。我觉得这个人虽然是一个艺术家，但又像一个工人，每天耐心地和泥巴打交道，捏来捏去地没有终结。一天，他正在创作时突然皱起了眉头，我于是问他怎么了。他说：“世界大战开始了，我的未婚妻西蒙在法国过暑假，我怕她困在法国回不来了！”那个时候，我特别敬重他，希望他好，就尽量安慰他。我说：“你知道吗？世界上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有开始，就会有结束。战争虽然开始了，但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听了我的话后，他的眉头舒展开了。没过两天，他的眉头又皱起来了。我问他：“你还有什么事情？”他说：“我妈妈（她家在奥地利维也纳）本来每两年来英国看我一次，帮我补衣服。可是现在打仗了，她恐怕来不成了。”我说：“这没有关系嘛！我可以给你补衣服。”我在特立尼达时上的是女子学校，学过补袜子、补衣服，还学过绣花，所以我会一些针线活。我给他补衣服的时候，他还穿上试一试，很滑稽地看着衣服破的地方。
星期天，我陪他到森林里散步。遇到路上有水的地方，他怕我踩着水，就把我抱过去。走着，走着，他忽然问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回答是1916年5月10日，他告诉我他的未婚妻西蒙的生日是1917年5月10日。他已经订婚，因而对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也知道我们是相见恨晚了！
一天，他告诉我每天正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总有人来参观，于是思路就被打断了，只好停下来。当时，我想了一个办法：天不亮时，我就起床给他准备早饭，吃完早饭天刚刚亮，他就马上开始工作，一直到有人来参观的时候，他就去休息。他同意了。就这样，我给他做饭，不要他的钱，他也没有钱；他给我饭吃，给我地方住。我们配合得也很好，他也工作得很顺利。四十年后我们重逢时共同回忆了当年的情景，他说当时我们像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
我们是用煤油炉子做饭，可是有一次炉子出了毛病，他又正好出去了。
饭做不成，我就在花园里一边采花，一边张望着他回来的路。他回来了，看见我叫了起来：“你穿得那么漂亮，但我不会接受你的（是指谈恋爱）！”我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没有事情干！我没有那么滑头，不是为了讨你喜欢，你放心吧。”
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什么东西都能修理；为人又好，我喜欢美术，跟他在一起只有两周的时间，但我感到非常舒畅，我不知道他对我的感受如何？反正我认识了这个人，也真的爱上了这个人！我们两人的思想、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威利出生在贫困家庭，父亲是鞋匠。他告诉我自己曾想去苏联，后来应邀到英国工作。虽然我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开始比较富裕，但父亲破产后，我的生活也是贫困的，因此我们有共同语言。另外我们所受的天主教教育也相似，我们也都不去教堂做礼拜。当时我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我有阶级意识，认为自己是无产者。于是对威利说：“我感到西蒙对你不合适，她来自资产阶级家庭。”无奈威利已经承诺和西蒙结婚了，他要遵守诺言。
学校开学后，我就回去了。西蒙开学后好多天才赶来上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当时威利在别的中学兼课，其他人不知道。西蒙没找到他，可能经别人指点，就来找我了。不久，威利和西蒙相会了。平常他都是穿工作服的，可是他的未婚妻来了，自然要打扮一番，穿上奥地利山区的民族服装，帽子上还插着羽毛。他的未婚妻家里是在法国开银行的，很有钱。看见他们两个衣装笔挺地并排走过，我怒火中烧，忌妒得要命！因为我已经爱上这个人了！可是我怎么办？他们有钱，我没有钱，他们又已经订了婚！哎！我知道我没有希望了，也就不跟他说什么了！当时我就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忘了他。
这段恋情发生在短短的两周中，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在努力忘记。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爱上过别人，一旦分手就忘了。所以当我爱上威利的时候，我想以后也会照样忘了他。然而我没有忘记，我的悲剧也就在于此：我很想忘了他，但却总也忘不了！
因为威利是奥地利人，当时奥地利已同德国合并，属于法西斯帝国。他申请加入英国籍，没有被批准，所以他被送到加拿大去了。到了圣诞节前，尤斯告诉我因为英国已在9月3日向德国宣战，学校只能坚持到12月。
他说：“学校要关门，我无法对你的未来负责。既然你来自东方，我写信介绍你去找着名印度舞蹈家Rad Gopal，他的舞团在英国巡回演出，目前他在南汉浦顿。”
我知道我必须离开达亭顿，于是我坐大轿车去伦敦，途经南汉浦顿时，我去拜访这位舞蹈家。他告诉我他的舞团初办，只能负担六位演员。因此我继续前往伦敦，从那回到了祖国。临走前，我去信告诉威利：我要走了。后来我又从香港给他去信，希望能保持联系。
我在香港逗留不到一年时，收到他们的来信。这时西蒙全家已从法国逃往美国。西蒙曾想去加拿大找他，没有得到批准。他去加拿大九个月后，拿到了英国国籍，因此被召回英国。威利写信说他不再等西蒙，并抱怨我不该走得那么快！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如果我不离开，我的生活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威利很多地方与我相通，他不是中国人，但他有适应能力。即使我当时不回国，在英国与他结婚，同样还要带他到中国来，我不可能在英国待一辈子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我需要“认祖归宗”。
其实，他本质上也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管在哪里，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生活条件如何，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的生活特别困难，威利的父亲自杀了，后来他本想到苏联去的，可是没有去成。他又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经常在退潮后到海滩上捡东西吃，甚至要找鸟窝、捡鸟蛋充饥。这个人很善良，他捡食了鸟蛋，心中总有一种恐惧，好像自己是个扼杀生命的罪犯似的。他认为一个生命给破坏了是天大的罪孽！他后来有一件雕塑作品，专门表现了鸟蛋和小鸟的内容：作品是一个蛋壳，里面有一只小鸟。这个雕塑面积很大，放在英国伦敦市中心利津公园的一个动物园里。我有这个雕塑的照片，是他送给我的。
有一次他给我写信，说是生活状况极差，向我求援。我当时已回国，并已结婚，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可是我还是很想帮助他。我想：如果他这样的艺术家来中国生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给他写信，说：“如果你有路费就来中国吧！我会帮你找个工作，解决生活问题。”可是他没有来，可能是没有路费吧。其实，如果他真的来了，我也有很多困难，因为我已经结婚了。
后来有一次他又给我写信说：“我现在很悲痛！”他正在刻一个石碑，题材是个会唱歌的姑娘，她只有一条腿，可能是英国伦敦遭轰炸的时候被炸掉的。
他为她的遭遇而心恸，并打算与她结婚。他就是这样一个既善良又有同情心的人！
1949年，北京解放了，我想：我的新生活也开始了！以往的岁月应该画一个“句号”了。我应该完全忘掉这个人，让这个人从我的心里走开！因为就在那年，他给我寄来一张照片，他们夫妇和一个一岁多的儿子，我一看，就感觉到他们很幸福！这倒使我释然了，放心了很多。同年，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就想一定要找个英国代表，给威利一家捎点儿小礼物，但是英国人没有找到，正好遇到一个要回国的奥地利代表，于是托他把东西带给威利的妈妈，我有他妈妈的地址。我想以后他们母子见面时，威利会收到我的东西。后来，他真的收到了。
我与威利的结束
“文革”时，我总在想，威利现在生活得怎样？父亲和姐姐情况又如何（当时母亲已经过世了）？头脑中翻来覆去竟然总是这些内容。我“半解放”的时候，很多人让我去找周恩来总理帮忙解决问题，我总觉得不能麻烦总理，他已经够难的了，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去给他“添乱”！我倒是去找过廖承志，因为我回国时，廖梦醒是我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至今，我与廖家的友谊已持续了五代人，我问廖承志：“我能不能给在海外的家人写信？”他说：“你可以写家信，这没什么错误。”于是，我写信到特立尼达岛和英国。过了好长时间，我了解到二姐已仙逝，大姐不知去向（很久以后才联系上），威利也无音信。一直到1978年，有一位苏格兰朋友帕特里夏·威尔逊要回国休假（她当时在华教英文），问我有无亲友需要找寻？我开了名单给他。其中包括安东·道林、埃瓦·盖斯特（他夫人——安·赫钦森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舞谱专家，我回国后她一直与我保持联系，对中国“拉班舞谱学会”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我大姐和威利。很幸运，帕特里夏找到了威利。在他的工作室，她看到了威利为我雕的头像的照片，她对威利说：“这个东西非常好，还有没有，我很想买一件。”威利告诉他：“东西还有，只是我这里太乱，那个头像在仓库里储存着。”帕特里夏说：“哎呀，那么好的艺术品，放在仓库里，不让人欣赏，太可惜了！”于是，她花五百英镑买了一尊我的头像。她很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雕塑作品，所以就和当时的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总监埃瓦·盖斯特商量，埃瓦决定将我的头像安置在学院大厅里，帕特里夏把头像长期借给该学院，并写明自己去世后送给学院。我六十五岁生日时参加了头像隆重的安置仪式，那个头像是混凝土复制品。
第一个是赤土陶的，还有三个复制品是用松香纤维或制型纸或石膏做的。帕特里夏给我带回许多威利的工作照片，后面写着这样的字：“爱莲，你的耳朵一定在发烧了，因为我们老在谈论关于你的一切！”1978年，英国独立电视台导演查理·耐恩从老邻居帕特里夏那里听说了中国的事情，也听说我这个人，这引起了他的兴趣，表示一定要拍摄一部关于我的电影。他很快来到中国，到中央芭蕾舞团采访、拍摄，回去制作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内容反映的是中国芭蕾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央芭蕾舞团在停演《天鹅湖》十五年之后，把它再次展现在舞台上的过程，其中有很大篇幅在写我。我只允许他拍我的工作，他也不希望我们特意为他准备什么，因为他要看到真实的中国。影片是在这种情况下摄制完成的。1979年夏，我首次返回英国时，他请我住在他家中，并请我到电视台帮助剪辑片子。
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中国》。开始我认为过大，可看过样片后，我感到非常合适，因为它从中央芭蕾舞团的变迁，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发展轨迹，体现了共性的东西，所以我同意了。这部纪录片曾在美国的国际电影节获奖，很多老师、同学、朋友、同仁，都从电视节目中看了这部片子，反响强烈。中央芭蕾舞团1986年去英国演出时，电视台重播了这部影片，查理曾自豪地对我说：“多少年了，这部片子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1979年在英国伦敦举办了“拉班百年诞辰纪念”的国际会议。西蒙作为拉班中心的高级教师，最先邀请我去英国参加会议，那时我们刚刚“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