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幕那天，我们晚到了一点儿，走进会议厅我见到了两位老师西格·雷德和莉莎·乌尔曼和许多老同学，所有的人都非常激动。那天我在会上介绍了我如何在中国运用拉班的理论，与会者对此反应非常强烈。令我尤为高兴的是，我和威利在会场见面了。虽然远隔四十载，一切仿佛昨日一般。几天后，西蒙请两位老师和我们到她家中吃晚饭。当时威利兴奋不已。雷德对威利说：“今天晚上，你太活跃了，说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威利说：“因为我有好朋友来啦！”后来，威利到我的住所来看我，他那天身穿白色西装，非常潇洒。
我们坐在房后的花园里长谈了我们分离后的四十年。查理在一旁不停地为我们拍照……我对威利说：“多少年了，我一直无法忘记你！”他说：“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事实上你已经结过两次婚，你的两个丈夫又都抛弃你了，这是怎么回事？”
威利的话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两次婚姻。当年我认识叶浅予，首先是我看到了他的速写作品，感觉他很有才华、很了不起。在香港，我们相处了一年的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是知名画家（到重庆后，我才明白他的地位），只是凭直觉感到他这个人的画不一般，崇拜他的才华和能力。另外，他这个人形象很好，长得很漂亮，而且又是进步人士、《今日中国》杂志的负责人，与“保卫中国同盟”联系紧密……我觉得，这个人有那么多的优点，我一定会爱上他！若能真正爱上他，我就能忘了以往的一切。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既然有了这样的抉择，我就要付出努力。首先应该让他了解我的过去，这样他才可能更好地帮助我。但每当我提到威利的事情，叶浅予都不要听，他认为那是我个人过去的私事。
在与叶浅予共同生活的十年中，我总感到他不理解我。虽然他非常爱我，但我却没有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深深爱上他。所以婚后，我一直无法忘却威利，我心里依然爱着威利。
在工作中，叶浅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为我设计服装和广告画，在演出中处处为我服务。对此我很感激。然而，我们的心不能贴得很紧，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真正理解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我耐心等了十年，最终还是失望，我决定提出离婚。
提出离婚时我有思想准备，叶浅予一定会很难受的，然而我不愿再这样和他共同生活下去了。但是每当想到他的母亲时，我心中很不好受。老太太很喜欢我，一直对我很好。我们离婚时，家里人没有告诉老太太，把这件事瞒了很久。后来，叶浅予和王人美（中国着名电影演员）结婚。王人美人很好，但身体不太好。每当王人美生病时，老太太就说：“还是爱莲好，还是爱莲好。”
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从十岁起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很内向，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很喜欢她，当我和叶浅予的感情不太融洽时，我就把心中的爱倾注在明明身上，但却没有意识到明明对我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过了许多年，明明结婚后到云南办训练班，她从昆明写信来说非常想念我。直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之间的母女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叶浅予的儿子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甚至没有见过他。建国初期，他来北京找我，因为他喜欢绘画，我介绍他到华北大学三部（后来美术队并入美术学院）学习美术。我未曾抚养过他，也不认为离婚会影响到这个儿子。但当他得知我和叶浅予离婚的消息时，大哭大喊：“我没有妈妈了！我没有妈妈了！”
虽然我是后来才了解到孩子们对我的感情的，但这种感情却让我铭记至今。
叶浅予的许多老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和叶浅予离婚。我们曾一起经历抗战、逃难的艰苦生活。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他对我的舞蹈事业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因此，朋友们认为我提出离婚是不近人情的，是他们理解不了的。朋友们和叶浅予的女儿明明多次劝我和叶浅予复婚，但当时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我想，现在也许这些老朋友们会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和叶浅予复婚，因为我的心、我的感情一直在威利的身上。
我因感到自己的家庭生活不幸福而离婚。此时的威利却拥有自己的幸福家庭，我也希望自己有幸福的家庭生活。这导致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为了忘却威利，我想找个伴侣。我在排演《和平鸽》时和同事丁宁合作得很融洽，他比我年轻得多。当时我认为嫁个同行，在工作中能相互合作，生活也会幸福。于是1956年，我和丁宁结婚了。然而婚后不久，我就后悔了：我对他的性格和为人缺乏了解。1957年“反右”时，我想借故提出离婚，当时领导没有同意。“文革”时，丁宁提出离婚，这回我不怪他，他是和我“划清界限”。
我这一生，结婚两次，又离婚两次。回想起来，叶浅予是值得尊重的，是永远的朋友。但丁宁这个人，我已当他不存在了。
从1979年起，我从事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几乎每年都去英国或途经英国，有机会就去拜访威利和西蒙。在英国期间，我曾陪威利看雕塑展览，一起散步。和威利会面，我总是感到幸福和愉快。我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和聊不完的事。
20世纪80年代，我请威利夫妇来中国。因为他的夫人西蒙是我在英国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后来一直做舞蹈编导教学工作，并且是从拉班系统入手的。当时，我认为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编导的模式比较死板。如果能请西蒙来，也许能用其他方法刺激一下我们的舞蹈创作，这对我们是大有裨益的。我希望他们夫妇同来，因为威利应该来中国看看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敦煌莫高窟，我请美协给他发了个邀请。
他们一同到了，住在北京饭店。西蒙的费用由北京舞蹈学院负担，威利的餐费准备由舞蹈学院的曲皓老师解决，所以看来情况会一切顺利。西蒙上课时，我陪威利去中央美术学院交流、参观、拜访知名画家和雕塑家，如刘开渠、吴作人、叶浅予（他本人不在，是女儿叶明明接待的）等。有时中午我自费陪他们吃饭，了解他和西蒙各方面的情况。教学结束后，我请他们去了敦煌。
在兰州，西蒙病了，不能走远，我们就在兰州待了四天，由我带威利参观、散步。一次，在大街上，威利遇到一位年纪很大的中国老太太，两人互相点头笑笑，便开始对话。这一幕非常有趣：一个英国老头和一个中国老太太，一个说英语，一个讲陕西方言，各说各的，又似乎能相互理解，最后还握手互道再见，感觉相当美好、和谐！还有一次散步，我看到一只旧的马蹄铁，这在国外是吉利的象征，表明你运气好。我拣起来，送给威利。他说：“不不，运气是你得到的，应该归你！”我说：“我的运气已经够好的了，这东西你一定要拿上。”
他推辞不过，就带上了。这只马蹄铁一直挂在他的工作室中。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把它又还给了我。
因为行程较紧，西蒙要赶回去开学，所以就打消了去敦煌的念头，转道去了西安。我们去了西安美术学院，参观了兵马俑的部分修复工作，他提了很多问题。整个过程，他特别兴奋，一回到旅馆，他就把我抬了起来，高兴地要和我跳舞！只可惜，那一次没有去成敦煌，直到今天为止，我也未能如愿。
1993年，西蒙去世了，当时我在伦敦。
1994年，威利独居时轻度中风。其实，他在80年代也曾轻度中风。这次，威利问我：“你能留下来陪伴我吗？”我当时心中没有把握，问他：“你的子女会同意吗？我不愿做出令你的家属不悦之事。”他说：“他们肯定会同意的。”正像威利所说的，他的儿女确实非常希望我能陪伴他们的父亲。他们都知道威利在中国有个好朋友。威利的儿子在英格兰，工作很忙；女儿在美国，也有工作。我能陪伴威利的话，对他们是一种安慰。儿子米歇尔告诉我，他们曾试图为父亲找保姆、管家，威利都不同意，他只希望我能和他做伴。
从这个时候起，我公开地和威利相处，照顾他的生活。到1995年威利去世时，我一直都在他的身边。“你真像天使一般好！”米歇尔对我说：“你们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如今，米歇尔是我的干儿子，他的孩子们都叫我奶奶。
感悟芭蕾舞艺术
我常对人讲，我有两个“爷爷”，我是他们的徒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