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共财政教育资源配置的新模式：长兴教育券制度
所谓“教育券”（school voucher），就是政府发放给学生的具有固定面额的有价凭证，学生可以据此选择政府所认可的各种学校就读。教育券可以冲销部分学费，学校凭券到政府部门换取教育经费。“教育券”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其主要意义在于通过改变政府对公立学校教育拨款的方式，增加学校之间的竞争性来提高教学质量。但是，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思想主要侧重点是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较少考虑教育券对社会公平所产生的影响。后来有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发展了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思想，主张将教育券发给那些贫困家庭的学生，以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克服上学困难，让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同等的享受教育的权利，以促进社会公平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
长兴县的教育券制度是2000年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国加州考察时，受到当地教育券制度的启发而提出的。并于2001年，在全国率先实行“教育券”制度，引起了教育界和理论界的巨大反响。
长兴县最初推行的教育券制度主要以扶持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和职业类学校为主，如向报读中职的学生发放一张教育券，学生凭券抵交300元的学费；对报读民办学校的学生发放价值500元的教育券。自推行教育券制度以后，长兴县的职业学校、民办学校都有了长足发展。初中毕业生升高中段比例大幅度上升，由2000年的68.26%提升到2005年的89.63%。对民办学校实行教育券制度无疑是教育券制度改革中最具有创新意识的一点。
它打破了公办学校对财政教育经费的垄断，对公共教育经费的占有权做了新的划分，使得原本不能获得公共教育经费的民办学校取得了获取经费的平等权利，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民办教育的重视和对其“合法性”的认可。
从2002年秋季起，长兴教育券的功能进一步扩展到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上，开始发放扶贫教育券。从全县初中和小学阶段的部分贫困生，逐步推广到高中段的贫困生，并加大对弱势群体子女教育的帮扶，每年发放的扶贫教育券范围不断扩大，从2002学年的300余张，发展到2007学年的15000余张，扶贫力度大幅提高。
长兴县是国内首先实施教育券的地区，开创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先河。特别是以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为目标的扶贫教育券的发放，为全省范围内推行扶贫教育券制度和全国其他地区推行的教育券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但是，长兴的教育券制度以及浙江和全国各地实行的教育券制度，只是对教育经费拨款方式的一个增量改革，教育券金额在学生学费中所占的比例太低，资金都在财政对学校的拨款计划以外筹集，经费来源主要是党政领导、离退休老干部的“一对一”救助活动，团县委的“希望工程”，县妇联的“春蕾计划”，社会捐资、企业捐资等，不足部分才考虑适当动用财政资金。因此，教育券经费在整个教育经费中的比例很低，并没有对公办学校是否能获得稳定的公共财政资金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与扶贫目标相对应，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机会的公平，但对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学校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当然，如何使教育券制度更加完善，使其能够体现促进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的双重目标，就需要在下一步的制度改革中充分考虑与教育券制度有关的其他各项制度和政策的相应变化。教育券制度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制度，它是一项系统工程。
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向民生倾斜的浙江公共财政支出
随着浙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浙江财政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有了一定的改善，在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一）义务教育实现了从“有书读”的外延扩张到“读好书”的内涵
建设的两大跨越，义务教育机会均等目标已基本完成，资源配置的均等化程度逐步提高。在教育机会、危房改造、师资合格率等基本办学软硬件条件方面处于全国前列义务教育的实质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对适龄儿童实施的有一定年限的强迫教育的制度。义务教育作为面向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儿童的基础性教育，是一种覆盖全民的平等教育。义务教育的这一本质决定了义务教育均等化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把义务教育及其均等化作为教育工作的重点来抓。通过加大教育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完善管理机制等，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省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基本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在人口比较密集的省份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作中始终走在前列。2005年，全省小学、初中入学率分别达99.99%、99.4%，“三残”儿童和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比例均超过97%，学前三年幼儿教育毛入学率达86%，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已接近“教育强省”的要求，并居全国领先水平。重点加强对农村、落后地区的投入和支持，城乡生均经费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学历合格率差距逐渐缩小。通过“食宿改造工程”以及“万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农村小学的办学条件与城市学校差距进一步缩小。
在各项促进义务教育均等化政策的实施下，浙江省义务教育完成率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显着上升。1994年，浙江省义务教育完成率仅为73.74%；2003年上升到94.21%；2007年，在全国各省区中率先达到了义务教育高标准100%的完成率。
（二）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保健制度，城乡社区卫生已成为公共卫生服务运行的重要平台
早在2001年，浙江率先在全国实施并完成了卫生监督执法体制和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非典”之后，加快建成了公共卫生“五大体系”（应急指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公共卫生信息报告体系）。
依托这些体系的支撑，一个网络化、高效率的公共卫生体系已初步建成。全省共建立了省、市、县三级，102家卫生监督机构；以县为单位“四苗”和乙肝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5%以上；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以及霍乱、鼠疫、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得到了有效控制。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网底建设成效显着，截至2007年12月底，浙江省已有72个县级卫生监督所共设立了297个乡镇派出机构，占全省县级卫生监督机构总数的80.9%，覆盖了全省近2700万农村人口，基本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卫生监督执法网。实施“农民健康工程”，直接面向农民提供3个方面、12个项目的公共卫生服务，保证农民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保证农村重点人群享有重点服务、保证农村基本卫生安全。
城乡社区卫生已成为公共卫生服务运行的重要平台。在城市，一般以街道为单位设置一个社区服务中心；1.5万-2万人口设置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每1000～2000个居民配备一个全科医生，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连续、综合的卫生保健服务。在农村，整合农村卫生工作中的关键要素，将全科医生、合作医疗、乡村一体化管理有机结合，完善服务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行双向转诊、农民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设立家庭病床，采取“住村医生”、“联村医生”和“责任医生”等形式，已初步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送医院，健康进家庭”的社区卫生服务新格局。
（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均等化程度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率先在全国打破城乡分割与户籍壁垒，构建了一个涵盖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养老救助、就业援助和法律援助等在内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做到了“应保尽保、应补尽补、应退尽退”。失业保险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全面并轨。初步建立了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一些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延伸到乡村，社会保险待遇与支付能力持续增强。通过推行“低门槛准入、低标准享受”的“双低”模式，把社保“扩面”的重点转移到非公企业和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全省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2007年底参保人数分别达1076万人、855万人、585万人、1003万人和505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发放水平居全国前列。土地被征用人员近几年采用“即征即保”的政策，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目前参保者为291万人。2007年底，全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89%，参合农民享有每人每两年一次的健康体检，有2416万参合农民享受了免费体检。破除农民进城就业的户籍门槛和限制性政策，统筹城乡就业。正因为如此，浙江省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民生目标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日益得到了体现。
七、结束语
我们可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不同方法探索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公共财政建设的历史趋势与演变规律。以时间为主线，可将浙江公共财政建设相对地划分为尝试探索、初步确立和全面推进等三个时期。可以说，在尝试探索时期（1978-1991），浙江公共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源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初步确立时期（1992-2000），浙江公共财政之路正式开启并加强了自身能力建设；在全面创新时期（2001年至今），浙江公共财政建设则呈现改革加速、全面推进的态势。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哺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公共财政及其许多具有全国首创性的制度改革在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功不可没。浙江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催生了浙江公共财政的不断改革，浙江公共财政的不断改革又引领和加快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两者形成良性互动。比较来看，浙江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许多做法、模式和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都往往是先走一步、敢为人先的，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前瞻性，有些后来甚至成为中国财政改革的方向。这种“先走一步”的浙江创新精神正是浙江在全面诸多领域“走在前列”的重要保障。
在浙江，公共财政改革由“摸着石头过河”正逐渐走向“深水区”，改革本身具有改革内容的全面性、改革路径的渐进性、改革思维的超前性等鲜明特征。本文对浙江公共财政的实践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但难免挂一漏万。
总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而立”之年，浙江财政和浙江经济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伟大转变。同时，作为浙江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排头兵”，浙江公共财政及其改革一直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承担着一定程度的“铺路搭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