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阶段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因为参与国际制度而对中国外交产生的革命性影响。过去中国更多是以被动的姿态参与并接受既有的多边国际制度，而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则以更为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多边制度的建设中，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围绕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非正式的博鳌亚洲论坛的建立以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另外，在与多边国际制度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地区与全球责任意识在提高。2004年9月，世界银行发展门户基金会中国捐赠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中国政府以创始国身份加入该基金会，并向这一组织提供100万美元的现金捐款以及折合400万美元的非现金项目。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邹加怡在项目启动仪式上说，中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并向基金会提供捐助，标志着中国已经从单纯接受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同时向国际社会提供资金和技术捐赠的国家。此外，应联合国要求，中国向海地派出一支由125人组成的维和警察防暴队，这是中国第一支成建制赴国外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防暴警察部队，标志着中国对联合国国际维和行动的认同度达到了新的高度。
这一阶段中国多边实践活动的特点突出表现在：首先，从被动回应转向积极参与甚至提出倡议，这使多边外交日益成为对外政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是中国外交活动的普遍特征，而且在其地区外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次，不再将安全方面的多边主义视为禁区，而是逐渐认识到多边方式在解决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中的合理性，并开始积极探索多边主义的新形式以处理与他国的安全关系。最后，中国开展多边外交并不仅仅满足于外部制衡或产生效用这样的传统功能，人们渐渐发现中国正对建立一个更多地以规则和规范为基础而较少工具性的国际秩序产生愈发浓厚的兴趣，尤其在其周边地区更是如此。
二、中国外交理念转变的国际国内因素
无论是双边外交还是多边外交，都是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处境和自身经历有密切关系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认为，中国外交理念的悄然转变，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认识逐渐发生调整的结果，也是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迁以及全球化浪潮掀起的必然产物。
（一）国内环境的变化
1840年之后的100年，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核心内容是成为独立的被认可的主权国家。对于摆脱外来侵略取得政治独立以及刚习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规则的中国来说，排他性的绝对主权从消极意义上被认为是维护独立的根本保障，从积极意义上被视为在国际关系中保持自由行动与选择的法理依据。因此，尽管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之后中美关系改善以后，中国在主权国家体系中的身份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但是对于带有强制性约束力、当时主要体现大国意志的多边国际制度，中国从根本上持疑虑和排斥态度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从经济上说，中国经济长期保持10%左右的高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473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66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飙升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贸易大国和强国。在政治上，中国告别了先前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提倡和实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推进依法治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的内政外交决策也逐渐告别个人色彩浓厚的决策体制，强调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在一些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上，社会舆情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或指南，使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国内社会的互动更加密切。在社会结构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分化，打破了先前单一、凝固的社会结构，形成诸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阶层。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显著增强。众多私营企业的崛起及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表明新的社会阶层正在生成。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社会生活状况的改善、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以及与世界联系的加强，中国的自信心和国际地位随之显著地提高，中国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认识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中国逐渐摆脱曾困扰中国人百余年的“受害者”心态，而是日益“像大国那样思考”，并像大国那样行动[43]。1997年中国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重新界定了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身份。对当前国际秩序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认为，尽管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是西方主导的、存在种种不平等因素，但实际上，改革开放后中国与现存既定国际秩序的交往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和愉快的，从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和利益，使自己成为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同时也逐渐认识到，这些国际制度并非全然是西方的“圈套”，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成为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只有加入这些制度里，才能以建设性的姿态去循序渐进地改造它，使之向公正、合理和民主的方向发展。这样，中国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角色转变为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二）国际环境的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体系进入深刻的调整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第一，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在这一进程中，国际经济交往日益扩大，一些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不断涌现，它带动了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与融合。全球化的巨大力量使各国日益相互依赖，世界政治的性质正发生变化，人们已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
不仅是国家间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加深使得国家间协调的重要性增强，而且随着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开始涌现出来。例如人口、粮食、能源安全、生态环境、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与毒品走私、人权的国际保护、贸易一体化、跨国金融风险等，这些问题在议题领域上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在范围上涉及全球、地区与周边，更多地需要在全球或者地区层次而不是在国家层次上，依靠多边而不是双边途径才能得以解决。
第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体系运行的支配因素。二战结束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在逐渐消逝。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使得各国以战争手段解决矛盾的倾向大大削弱。与此同时，以经济为中心、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因此，世界各国都把致力于增强本国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作为基本国策，把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总之，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要潮流，国际间的多边协调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
正是基于对上述国际形势变化的观察和分析，中国在对待国际关系、国际制度上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90年代以来各重要的官方文件可以看出，在这些文件中一方面并未放弃使用一些传统词汇描述国际政治——如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霸权和大国政治，但另一方面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新的词语进行分析——如相互依存、全球化、双赢外交、合作安全、共同利益和协作等。有学者认为，这些分析术语表明，至少在规范层面，中国国际思维中传统的纯粹现实主义范式已经被某种思想所转化，这一思想更接近于自由主义与合作性的国际关系理论[43]。
第三，对中国而言，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西方，特别是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压力，中国的战略地位及安全环境极大地恶化。外部环境的巨变又与国内“89风波”几乎同时发生，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急剧滑落，给西方围堵中国提供了借口。为走出外交困境，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外交孤立，中国开始将目光投向东南亚等周边邻国。以周边为突破口，中国逐渐在90年代初走出了西方的外交围堵和困境，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的外交体验，使得中国加大了对东盟等周边邻国的外交力度，彼此间的经济、政治乃至安全对话和交往日益增多和密切。中国开始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地区多边机制中，逐渐改变了先前对于多边机制的怀疑和顾忌，并渐渐成为多边外交的积极拥护者。
第四，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继续存在以及中国经济在90年代后的继续高速增长，“中国威胁论”开始在国际上泛滥。多年以来，日本、美国等西方大国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林林总总，涉及中国国力、意识形态、军事以及环境、能源等诸多层面。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别有用心的图谋，也包含了一些国家和学者对中国发展可能产生的问题的实际的担心和疑虑，即担心中国会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所阐述的那样，走一些后发国家的武力崛起之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带来国际社会的破坏和动荡。
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以及地区层面不断开展的多边外交的实践和理念，除了国内需要外，在颇大程度上是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和平意愿的明确信号。它表明中国无意于挑战或推翻现存秩序，而是要在现存秩序下和平发展。正如中国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表示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存秩序，中国不会做体系的挑战者，而是要做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即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决不会称霸。一些国际观点也认为，中国愿意将自己置于各种多边机制的影响和约束之下，这有利于改变中国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形象，使之不再被视为不安守现状的国家。目前在东亚地区，“对中国新的、更温和的看法正在出现”。
三、总结
中国在将多边外交纳入自己的对外政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一开始的疑虑和抵触，到回应、采纳、加入乃至倡导，其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学习过程。在全球层面，中国已经成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政治、经济和安全机制中的一个完全合格的成员。对于地区层面的多边主义，中国的观念和行为上的变化更值得我们注意。可以说，多边外交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的主要趋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特定领域，中国甚至起到了领导作用。
就中国自身而言，多边主义外交对中国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工具性而言，一方面，多边主义外交可以作为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制衡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更为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多边外交已成为中国在世界和地区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一种吸引力较大而威胁性较小的形式。多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尤其是那些真正善意的国际担心。中国应当正视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许多合理关切，更进一步地坚定融入国际制度和国际体制中，以此缓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一些担心。第二，从观念上而言，一方面，多边主义外交与中国提出的世界秩序观有关。我们主张多极化的世界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反对搞单极霸权，多边主义与上述世界秩序主张之间非常相符。另一方面，多边主义与中国提出的地区秩序观有关。多边主义为中国处理与亚洲各国关系提供了一种途径。地区主义是新的亚洲秩序，这种秩序也许要经历长期的探索和谈判，但却能使亚洲结束霸权的交替和权力平衡的历史从而进入一个真正的“和平与发展”时代。
注释：
[1]. 程又中、徐秀军：《与世界三十年互动中的中国对外战略转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
[2]. 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3]. 郑启荣、孙洁琬：《论世纪之交的中国多边外交》，《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6）
[4]. Samuel·S·Kim，China，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M]，Princeton：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1979，P209
[5]. “新安全观”是江泽民1999年3月26日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讲话时第一次明确阐述的。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3月27日。
[6]. 韦宗友：《中国新外交：国内变迁、外部环境与国际秩序》，《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
[7]. 王建伟：《中国多边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演变》，《多边治理与国际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我国与OECD国家R&D现状比较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廖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