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充分发挥嘉宾、主持的作用。对于文化专题类的直播节目来说，嘉宾、主持的作用十分重要，他们的解说、点评是电视节目内容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独特的经历、学识与风采的挖掘与呈现，将对电视节目的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比如阎崇年是明清史的专家，《百家讲坛》标志性的特殊符号，这样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学者、知名专家，怎么根据他的特点、特色及所讲内容与直播节目对接十分重要；如能将他们的经历、情感、体验，尤其是在文化遗产方面独特的经历和故事与直播节目对接，也就是说，在节目当中不仅要呈现一些理性的内容，还应该加入一些感性的东西，即把明星主持人、嘉宾这种个性化的风采和节目有机地对接，这样会使节目更具可视性，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
4.增加批判反思的内容。电视媒体影响社会既需要正面的宣传也需要提供必要的监督。如果不发出对社会干预的声音和带有反思性的声音，那么就说明它所站的高度还不够，说明还没有形成媒体独特的立场。如果在正面宣传的同时审慎地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为社会提供电视媒体反思的内容，将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彰显出更强的传播力量。例如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还有什么问题，政府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社会团体在这方面存在有什么问题，每个个人还存在什么问题，等等，如果在节目中能够进行这样的反思、批判，有一点不同声音，有一点监督，有一点干预，有一点超前性的反思，有站在公益立场上的秉公的独立媒体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就能够较为容易地引起社会的关注。
5.重视观众多渠道的参与。目前，无论在网络还是其他各种媒体中，重视受众的互动作用已经达成共识。《中国记忆》在这方面也做了自己的探索，但在与观众互动的力度上还有待加强，应当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多个渠道，让更多的观众参与到节目直播中，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问题。我们相信，观众多渠道地参与将带来更丰富的草根的智慧，才会推动《中国记忆》走得更远。
（本文发表于《电视研究》2009年第8期）
《齐鲁开讲》有话“直”说
《齐鲁开讲》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话题选择的亲民性和贴近性，嘉宾选择的差异性和针对性，主持人的张弛有度、成熟稳健等等，但是最核心的因素在于直播方式和CALL IN系统的采用。
同为电视谈话节目，《齐鲁开讲》与《实话实说》的区别除了前者采用辩论形式，后者采用讨论形式外，更大的区别在于播出方式：前者是现场播出，必须是有话“直”说；后者则是录制播出，可能实话“假”说。“实话假说”听上去多少有些刺耳，但是不妨来个简要的分析。电视与生俱来具有强大的过滤功能，抛开话题的选择之外，采用先录制再编辑播出的《实话实说》，把关人有机会在后期编辑的过程中发挥“蒙太奇”的功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组合、剪裁录制内容，因此，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实话实说》可能面临这样的危险：经过改头换面的节目，虽然还是主持人和那些嘉宾在说，但传达的却可能是把关人的声音，现场录制时演播室里那些真实的对话可能悄无声息地走了样。
而采用直播的《齐鲁开讲》，把谈话（辩论）现场最大限度地呈现给了观众，节目中可能出现的失误甚至“事故”，在充满悬念的同时，真诚地面对着参与选择、判断的千万观众。因此，《齐鲁开讲》追求的是原生态的“真实”，着力于为公众提供真正的“观点的公开市场”（弥尔顿语）。与之相比，有剪辑和加工空间的《实话实说》，其录制现场只不过是提供了“素材”，它努力的目标在于完成一场具有“真实感”的“脱口秀”。
两相对比，我们无意中触及了电视传播中一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重要命题：以电视媒介为载体的电视节目从来就不应当被看成是独立的、静态的文本，播出方式是其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节目的形态以及传播效果。以电视谈话节目为例，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观点的碰撞，是真诚的交流，但是真正实现这二者有赖于信息的完整和忠实的传播。因此，尽管《实话实说》有许多他人无出其右的成功元素，但是《齐鲁开讲》以有话“直”说的勇气，颠覆了《实话实说》作为谈话节目的标杆地位。不仅如此，《齐鲁开讲》还率先引进了CALL IN技术——实时电话投票系统，从而使电视荧屏前的观众能够同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直接参与节目，实现场内外的互动，进一步延展了电视的时空范畴。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采用直播和CALL IN系统的《齐鲁开讲》取得了自己的突破。
其一，真正实现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融合。
电视谈话节目既包含演播室内谈话对象之间的人际传播，同时节目的播出又是影响力更为广泛的大众传播。但是，在录播状态下二者是割裂的。《齐鲁开讲》采用现场直播，同时辅以CALL IN系统使二者很好地融合起来。辩论过程中人物原生态的语言、表情、姿态、心态、情绪，借助现场直播把场内人际互动的氛围同步传送给观众。与此同时，获得同步信息的观众，可以通过拨打电话选择按键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直接介入节目，实现与现场观众、嘉宾的双向交流，使两种传播方式互相推进。无疑，同步的反馈不断使电视节目从单向的线性信息流动向双向的循环互动发展，实现了电视谈话节目的一种革新。
其二，真正实现了现代传播观念的核心思想：受众的真正参与。
从枪弹论、有限效果论到受众中心论，受众的地位尽管在理论上得到了提升，但是在具体的电视实践中表现并不充分。以往的“观众参与”，大多是指演播室内的观众，而以“观点”为中心的电视辩论节目——《齐鲁开讲》，由于直播和CALL IN，使得荧屏前的观众的意见能够直接显示在辩论现场的大屏幕上，随时影响着现场辩论人员的情绪、策略、话语等，真正成为影响节目的重要要素。这些场外观众尽管面目不清，但是每一个跳动着的数字却真切地代表着一名实体的观众，他们的实时参与，淋漓尽致地发挥出观众最大程度参与的作用。正如大众传播学者施拉姆所说，最佳的传播效果是由受众参与而最终完成的。
现场直播，是最能发挥、展现电视传播优势的一种最迅速、最直接的播出方式，这一点电视界早已熟知，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在现实的电视运行中很少得以实现。《齐鲁开讲》最大的意义，在于使用直播方式去除了播出的过滤环节，真正让现场的嘉宾说话，CALL IN的引入，又使场外的观众拥有了表达观点的权利。它不再是利用电视谈话“秀”出的好看的电视快餐，而是通过受众参与，凸显民意并具有一定理性深度的谈话场。《齐鲁开讲》的成功，说明电视改革不仅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更需要一定的智慧，这种智慧表现在认真研究现实媒介环境，把握好分寸和尺度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争取改进和创新的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齐鲁开讲》同样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CALL IN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是先进的，但目前观众还局限于“好与不好”的选择上，只是实现了初步的反馈，观众在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上还有待提高。同时，辩论涉及的大多是社会“软”话题，节目要立得更高，需要在“开讲”的“开”字上有所突破：采取更加开放、开阔的视野，开掘、开拓、开创出更大的谈话空间，真正实现“激情齐鲁·开讲天下”的目标，用事实说话，用辩论呈现，给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齐鲁开讲》提供的舞台、彰显的勇气最大限度地诠释了今日中国民众和电视说话的内容、方式、水准与可能性。受制于媒介责任、播出效应、社会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齐鲁开讲》，毕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不仅意味着电视的创新，而且生动地昭示着和谐社会构建征程中民主、开放程度的提高。这也让我们有理由期盼：有话“直”说的《齐鲁开讲》借助电视媒介这个强大的传播工具，不仅应该摒弃陈旧的宣传思想和模式化的新闻观念，唤醒公众拒绝电视节目中的假话、空话、套话的意识，洞开真实讲话的风气，而且有责任将实话实说的理念蔓延到整个社会。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充满着矛盾，谈话节目本身也同样如此。那么，《齐鲁开讲》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做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对电视本身来说，是工具潜力的一次突破性发挥；对电视人来说，是找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即“鼓励人们说话和说自己想说的话”；对电视观众来说，先是有了一个说话和说真话的地方，其次是锻炼和培养了说话的能力和思维。但是，一个有责任心和时代感的电视人应当思考，《齐鲁开讲》是为了建立一个道德论坛还是着力培养受众的理性精神；是鼓励人们追求某种终极目标，还是强调为现行制度提供保障？中央电视台制片人时间在创办《实话实说》时曾说：“人的说话依赖于他所生存环境的健康和开放，那么同样，健康和开放的生存环境更有赖于人的说话。”改变环境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实话实说需要社会责任和人文意识的不断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给出“说什么话”和“怎样说话”的答案，作为接受者的观众和作为传播者的电视人同样责无旁贷！
（本文与顾亚奇合作，发表于《南方电视学刊》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