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怡
晚清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1808-1856）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主张通过学术论辩来维护孔孟程朱之道，“于异学辨之尤严”。在罗泽南看来，程朱理学是孔孟之学的嫡传，是天下的唯一“正学”，除此以外的学问，不是“俗学”，就是“异学”。这些“俗学”、“异学”对世道人心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后世之所以无法比拟三代，就是因为“管、商之功利，佛、老之虚无，俗学之训诂、词章，陆、王之阳儒阴释又从而摇之，乱之，阻抑之，陷溺之”。因此辨学是关系到世运兴衰、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俗学不黜，异学不熄，欲求立乎其极，是欲之闽、越而趋陇、蜀也，安望其能至也哉！”基于以上理由，罗泽南主张排斥一切“俗学”、“异学”，特别是对王阳明心学拒斥尤力。
一、尊朱
罗泽南批判异端不是凭空而发，而是建立在明了“正学”的基础之上的。所谓辨学卫道，辨学是为了卫道，所卫的“道”就是辨学的前提与准则。那么，罗泽南所卫的“道”指的是什么呢？要清楚这一点，不能不首先辨明罗氏学术的归属。
从罗泽南的道统说中，对罗氏学术的取向即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自唐时韩愈为了辟佛反老，仿照《佛祖统纪》的传法世系，提出儒家的道统说后，出于维护道统的使命感，后世理学家如程颐、朱熹等对此都津津乐道。程颐将自己的兄长程颢作为道统的继承人，直承孟子。朱熹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将尧、舜、孔子、孟子、程颢、程颐作为传道统者。随着理学的发展，越到后来，儒家的道统说越完善，同时也越纷杂，涉及的学者越来越多，而千歧万变，莫衷一是。从一位学者的道统说中，往往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倾向。比如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将陆九渊、王阳明与二程、朱熹并列为道统的传人，即被宗程朱者指责为淆乱道统。关于儒家的道统传承，罗泽南的看法是：
唐、虞以降，传道统者数圣人，而此数圣人者，亦不过尽一身当然之则。尧、舜性之也，全此身之道者也；汤、武反之也，体此身之道者也；禹、皋、伊、旦、孔、曾、颜、孟，存此身之道者也。
他认为古往今来存在着一个所谓唐尧、虞舜、皋陶、夏禹、商汤、伊尹、周公、孔子、曾参、颜回、孟子等圣贤一脉相承的传道之统系。
不过，与大多数理学家一样，罗泽南虽然尊崇先秦诸儒，但实际上更为推重有宋诸儒。他认为“有宋诸儒，发尧、舜之薪传，续孔、孟之微脉，圣贤之道，益以大明于天下”，因此治学要“以四子之书为宗旨，以六经为菽粟，以宋五子之言为尺度”。这里的“四子”指的是孔子、孟子、曾参、子思。由于二程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的孔子之言，“传”的部分是曾参的门徒所记述的曾参对孔子之言的阐发，《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经孔子的孙子子思记载下来传给孟子的，所以《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又被称作“四子之书”或“四书”。朱熹穷毕生精力为“四书”作了注释，元朝延祐年间，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自此成为最通行的“四书”读本。所以，与其说“以四子之书为宗旨”，不如说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为宗旨。再加上“以宋五子之言为尺度”，即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这五子的著述衡量一切学说，作为“别诐邪之失”的标准，就更确认了这一点。至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过是以备采择的思想养料罢了。
对于宋儒，罗泽南也非一视同仁，他最为尊崇的显然是朱熹。《石鼓书院怀朱子》一诗即是罗泽南为怀念朱熹而作，诗云：
天不生尼父，万古矇其视。
天不生紫阳，百代聋其耳。
元气会南宋，哲人应运起。
上探邹鲁奥，下契濂洛旨。
天人辨危微，理欲融渣滓。
著述垂古今，名言发至理。
恳恳开群蒙，孤诣百世俟。
落寞七百年，谁人继芳趾。
嗟彼小儒辈，纷纷肆谤毁。
浮云自朦胧，日月自光炜。
我来石鼓滨，残碑耸湘沚。
读罢意瞿然，猎猎秋风起。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州石鼓山，始建于北宋太宗时，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仁宗时一度荒废，南宋孝宗时利用旧址加以扩建，规模益增，朱熹特为之作记以叙其事。1853年（清咸丰三年）秋，罗泽南驻军衡州，出资重修了石鼓书院。面对刻有朱记的残碑，他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因作是诗。该诗将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推崇备至，将朱熹的学说比作永放光芒的日月，以为“朱子之道，不以有人言而或损”，那些诋毁朱熹的“小儒”，根本无法动摇朱熹理学集大成者的地位，并且隐隐寓有继朱熹起衰振弊、辨学卫道之意，无怪乎方宗诚将罗泽南划入朱子一派。当然，仅凭诗作是无法断定一位学者的为学宗旨的，罗氏学术著作的取向才是关键所在。通过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出罗氏学术与朱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上述罗泽南的每一部著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朱学印记。可以说，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罗泽南形成了自己的学说。在理气论上，罗泽南主要继承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说和“理一分殊”思想。与朱熹稍有不同的是，他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在心性论上，基于朱熹的心性学说，罗泽南对气质之性的定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认为气质之性是能够改变的。在知行论上，罗泽南则全面继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与尊朱相联系，明、清两代的宗朱学者也是罗泽南称许的对象，尤其是明代的罗钦顺和清代的陆陇其。
罗钦顺在理气观上与朱熹有较大的差异，但在心性论和工夫论上与朱熹并无二致，故当时与后世学者普遍将他视为“朱学后劲”。他自己也以尊信朱熹者自居，称：“舍程、朱之说而欲求至于孔、孟，与希升堂而闭之门者有以异乎！”为了维护朱学，他对儒学外部的禅学和儒学内部的心学都有所批判，并将心学系统中的杨简、王阳明、湛若水的学说都归入禅学，力图将它们逐出儒学的门墙。正是在这一点上，罗泽南对罗钦顺赞赏有加，再加上二人都姓罗，据传同为豫章罗氏的后裔，不免加强了这种思想上的认同感。1853年（清咸丰三年）夏，罗泽南到罗钦顺的家乡江西泰和征剿天地会起义，还特别拜谒了罗整庵先生祠，并赋诗铭记，诗云：邪说喧豗遍九区，困知一卷辟荒芜。
千秋道脉延濂洛，一代醇儒继薛胡。
南赣江头风浪险，西昌城外月轮孤。
吾宗原自豫章衍，细认渊源守旧模。
诗中盛称罗钦顺为醇儒，对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罗钦顺著《困知记》在辨学上的意义，表示了自己对罗钦顺的景仰之情。
陆陇其之学以朱熹为宗，以为“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尊奉朱熹也就是尊奉孔子。对于王阳明心学，他极为不满，特作《学术辨》以辟之，称“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而王学便是罪魁祸首，故极力主张“尊朱子而黜阳明”。陆陇其的学术虽无甚创新之处，但因尊朱黜王，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为清代第一位入祀孔庙的学者。清代程朱派的理学家对他都十分称道，唐鉴在《国朝学案小识》中便奉陆陇其为道统的传人，称“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陆先生也”。罗泽南也特别推崇陆陇其，称赞他“能辨众说之支离，发章句之蕴奥，且一一鞭紧到学者身上也”，并影响到自己的学生。罗泽南的得意弟子贺兴范在所有清代的理学著作中，就“最喜读陆稼书先生《松阳讲义》”，因此得到他的特别赏识。
可以说，朱熹、罗钦顺、陆陇其等人讲究学术上的正邪、是非之辨，对各种异学杂说辩难不遗余力，显然对罗泽南具有一定的示范与引导作用。罗氏之黜王，除了出于维持学术纯正的责任感，也不免带有一些效仿先贤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