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
当北方在直奉大战前，南方则正由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布置北伐，不幸中间发生了广州商团事变，1924年10月15日商团事变平定，这时直奉战争已在激烈进行，迨直系失败后，北京城换了主人，所谓的孙、段、张三角同盟自然发生了作用。
冯玉祥集团在政变后曾联名电请孙中山北上，电云：
“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勘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续桐溪、刘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岳维峻、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邓宝珊……叩。”
10月27日，孙中山在韶关电复冯玉祥等，答应北上，另一相同之电致段祺瑞，电云：
“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10月30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在大元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亲自北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发出秘密通告第八十六号，对同志指示：
“为通告事：此次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诸将联合共倒曹、吴，于扫除革命障碍，关系非细。胡、孙为党员，冯部亦多党员在内。总理此次北上，乃应北方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轻与各派讲求妥协。盖关于建国北伐之举，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并建国大纲廿条之颁布，本党复有北伐目的之宣布，方针已定，决不游移，惟当悉力以求贯彻。但目前本党势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权，贯彻党纲，尚须有待。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于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万不可以时局小变，致摇素志，尤当随时留心总理之言论行动，得所师承，并随时遵依党令，为主义而奋斗，毋蹈纷歧零乱之习，是为至要。”
11月4日，孙中山命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令谭延闿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并电张作霖告以即日北上。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如下：
“……故辛亥之后，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吾人于此，更可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11月13日10时20分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黄昌谷、朱和中、马超俊等20余人乘永丰舰起程，汪兆铭则先一天赴港，在港等候。胡汉民、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乘江固舰送至黄埔，由于珠江水浅阻碍航行，下午3时始抵黄埔，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率全体官兵登永丰舰迎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军校师生告别，这时黄埔一二期学生正在对岸的鱼珠炮台一带实施战术演习，并作筑城工作，蒋中正陪孙中山前往校阅。
孙中山在黄埔和军校师生会晤，对于黄埔军校的卓越成就赞勉备至，不知这时是有预感，还是下意识，在离别前竟黯然对校长蒋中正说：“我这次去北京，明知很危险，祸福难以逆料，将来能不能回来，实在不敢预测，不过北上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虽有危险亦何所惧？何况我已五十九岁，死也可以瞑目了。”蒋中正听了孙中山这番话，非常惊讶，因为孙中山平常最乐观，如今却作此语，深为不解，乃问：“先生为何今天这样说？”孙中山答：“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时，倘在二三年前，我就不能死，现在有了这么多好学生，可以完成革命工作，我死亦无憾了。”说着不胜凄恻。随后由蒋中正在校中为孙中山饯行，下午5时50分孙中山即再登舰向香港航行。
14日晨2时孙中山所乘永丰舰抵香港，晨6时转登日本邮船春阳丸，12时启碇去上海，到春阳丸送行的有300余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达吴淞口三来水停泊，17日晨9时25分乘褒尔登号小火轮在法租界公司码头上岸，有于右任、石青阳、戴传贤、杨庶堪、居正、宋子文、蒋作宾、叶楚伧和段祺瑞代表光云锦，齐燮元代表凌铁庵等20余人搭小火轮到吴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则有一万多人在码头欢迎。孙中山登岸后就坐汽车到莫利爱路29号寓邸休息，并在草坪上由新大陆影片公司摄制新闻影片。
19日下午3时，孙中山在寓邸举行茶话会，招待上海新闻记者陈布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知识真治等30人。由汪兆铭、邵元冲、叶楚伧、戴传贤担任招待。孙演说一个半钟头，宣布时局主张，说明北上的目的，和对中国前途的展望，大意云：
中国当今祸乱的根本，乃在军阀与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这次北上，有二个目的：一为召集国民会议，这是为了对付军阀；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者。唯有打倒这两个祸害，中国才能和平统一，才能长治久安。我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奋斗，处境固然非常危险，但我决不畏惧。希望全国人民能够彻底了解。各位是新闻记者，也就是国民发言的领袖，盼望各位领导舆论，以为赞助，并且负起指导和唤醒民众的责任。
这时，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由于军事影响，极为困难，津浦铁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轮船，搭客拥挤，两个星期内的头等船位全部预定完毕，孙中山为了要赶赴北京，乃决定由日本绕道转赴天津，只偕宋庆龄、戴传贤、黄昌谷，其他随员则分别乘船以天津为会集地。11月22日，孙中山偕随员搭日轮上海丸赴日本，离沪前日本记者采访，孙中山对日本记者说：
“中日两国就当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余纯然以国民资格赴天津之善后会议。”
23日抵长崎，在船上接见记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国学生，24日下午抵神户，欢迎人士达5000人，登岸下榻神户东方饭店，各界慕名造访的络绎不绝，前后演讲十余次。30日离神户，登北岭丸前往天津。
12月4日，孙中山乘日轮北岭丸抵大沽口，天气很冷。孙中山随员自上海分途北上，有汪兆铭等已先抵津，此刻乘小火轮在大沽口迎候，并登北岭丸向孙中山报告北方政情。午12时船抵天津码头，在码头欢迎的约计2万余人，段祺瑞和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后乘马车至日租界张园行馆下榻，这个张园是天津一所有名的住宅，他的主人是清末的武昌提督军门张彪。
这天下午张作霖派代表到张园向孙中山致候，3时，孙中山即驱军往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两人倾谈了一个多钟头。事后张作霖曾对汪兆铭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今天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国公使都反对他，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国公使和孙先生要好的。”
张作霖本是个老粗，并不通洋务，由于东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运用国际关系，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评孙中山却错了，孙中山对国际环境和外交，当然比北洋军阀懂得太多，张作霖说外国公使不喜欢孙中山也是事实，只因孙中山北上前即一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话对于所有的外国人都不中听。因此孙中山的北上，在当时的外交团中，就表示不愉快的态度。段祺瑞、张作霖等这时正盼望外交团承认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外交团则要执政府先公开表示尊重过去一切条约。这些条约就是孙中山所反对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情势下外交团当然对孙中山是不友好了。
孙中山生长南方，对于北方严寒天气颇不习惯，到天津时，由于在船上脱帽站立太久，到张园后，又在门外照相，一再脱帽，加上长途旅行，长年辛劳，因此在拜访张作霖后回到张园，即发冷发热，感冒大作，肝亦觉痛，来势甚猛。因此当晚各界在张园举行的欢迎会就临时取消，同时延请德国医生石密德诊治，当时医生对于今天大家所注意的癌症尚不留心，所以只专对感冒医治，没有检查肝部的毛病，孙中山服药后，经数日调养，热度渐退，医生嘱咐勿劳动多休息，而孙中山颇觉肝部作痛不止。6日起，病况有进步，孙中山就打算强作精神赴各地演讲，经医生劝阻才作罢。那几天来见孙中山的人士均由孙科、汪兆铭、戴传贤分别代见。至8日，孙中山乃抱病见客。
北方报纸对这位手创民国的伟人，倍极称赞，且寄予莫大的企望。
孙中山在天津，对于政治情势的发展密切重视，由于他坚决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使得列强对他颇不满意。他到天津时，法国领事竟不许他通过租界，也反对他在法租界居住。过去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期间力争关余，所以列强早怀不满，现在他来北方路上一再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当然更加嫉视。北方执政府急切希望能获得国际间的承认，而外交团则要挟北京新政府要尊重一切条约，不能任意变更。段祺瑞向现实低了头，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列强承认中国的新政府。
孙、段、张三角同盟现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孙、段之间，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的政府承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段祺瑞则宣布在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两位巨头的政见距离越来越远。
12月18日，段祺瑞特派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来欢迎孙中山赴京，并探望孙中山的病况，两人见到孙中山先代达段氏的问候，就在病榻前报告北京的政情，孙中山询及有关外交方面，叶恭绰说：“段执政已正式向外交团承诺，临时执政府外崇国信。”孙中山听了非常不快，乃问：“外崇国信，信守什么？我们和外国之间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外交团要求尊重这些条约，听说执政府已照会答允，有无其事？”叶、许两人答称确有其事，不过照会还没有送出。孙勃然大怒，厉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简直太不对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尊重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为何你们又要来欢迎我呢？”叶恭绰和许世英挨了孙这么一顿大骂，为之哑口无言，不知所对，于是很狼狈地退出。在病中的孙中山，经此一怒后，肝病大发，肿痛不已，脉搏增加到120以上，石密德医生也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善后会议条例公布，这是段祺瑞决心和孙中山不合作的明证，孙北上的救国抱负因之落空，加上又在病中，真是进退两难。由于孙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国民党同志认为与其住在天津，既不适宜养病，又于国事无补，倒不如到北京疗养为宜，因此娓婉地向孙报告，孙欣然应允，于是积极部署移京安排，决定以北京饭店为行辕，准备专车一辆，于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当天下午4时车抵北京前门车站。
孙中山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北京市民集聚往迎的，约有30万人，车站前人山人海，争睹民国伟人。孙中山虽抱重病，可是面对这个动人的场面，精神为之一爽，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学校校长、各团体代表、各机关首长都在车站欢迎，为了顾及孙病体，乃由欢迎人群推举总代表一人登车欢迎。
孙中山下专车后就乘汽车出站，直赴北京饭店，各报记者再麇集北京饭店，孙由汪兆铭代表，与各记者见面，分发书面谈话一份，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1925年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孙中山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经医生会商结果，认为有立即移住医院施手术的必要，因此向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由宋庆龄往劝他入院开刀，孙允诺。遂于下午3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下午6时施行开刀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已经坚硬得像木头，证实是肝癌，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亦证明是癌症的末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确实无药可治，虽可以镭锭放射法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经过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
2月初旬仍使用镭锭治疗，但效果不大。
2月12日，张静江建议改服中药，中药有时对于很多奇怪的病状发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人们在绝望时便寄希望于万一。宋庆龄和孙科及侍疾同志都请孙中山准予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须用中药，唯有迁出医院。18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2月20日，孙中山病笃，医生认为挽救的希望很微，不如趁他还清醒的时候，请示遗言，于是随孙的同志遂推汪兆铭、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代表，面恳孙。这时孙虽然一息奄奄，可是神智很清楚，见到汪等四同志在病榻旁欲言又止，乃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汪兆铭委婉地说：“当一月二十六日先生进住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痊，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然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正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孙中山听了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目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的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你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四同志复请，并强调国民党正遭遇一个变局，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听了默然良久说：“我现在要说的话很多，本党周围都是敌人，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说完这话似乎很吃力，这时汪兆铭贴近孙病塌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不畏惧危险，也从不让敌人软化。凡是革命同志都能遵从先生的教训，不会逃避危险和死亡。先生教导我们这么多年，定能信任我们。”孙中山闭目听，并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汪答：“我们还是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些什么？你们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如果不合您的意思，就请您指示数语，我可笔记。”孙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汪兆铭就把已草就的稿子念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遗嘱，孙听完极为满意。汪等又拿出第二稿，是留给家人的，由宋子文向孙报告，并由汪兆铭念：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亦感满意，汪兆铭本想开门出取笔墨请孙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了哭声，乃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孙中山在服中药期间，神志颇清楚，不过病状并没有减轻，3月1日，曾请留日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天注射一次。
当孙中山最后弥留期间，神志并不模糊，体温也照旧，每睡醒，就垂询东江讨逆战事进展情况，侍病的同志向孙报告说黄埔学生军已加入右翼作战，每战皆捷，已配合粤军进向潮汕。孙闻之大喜，命令致电嘉奖。3月10日停止注射针药水，11日病危。中午孙忽然张目遍视床前的家属和各同志，并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要签字。”汪兆铭遵谕将二遗嘱稿并墨水笔呈上，孙伸出了病弱的手臂，执笔在遗嘱稿上逐一签名。随后由侍疾的家属和同志：宋庆龄、孙科、张人杰、吴敬恒、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兆铭则署笔记者。
病室中空气肃穆而沉静，孙中山虽然病弱，眼中仍然有神，以安静温煦的口吻做最后的遗言，孙说：
“我这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了谋求全国的和平统一。统一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现在一病不起，将和你们永诀，生死本无所惜，不过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革命的目标和主义不能完全实现，深为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能早日实现，则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孙说至此处，感情激动，而呼吸则益感困难，由于说话太多，精神不继，以致下面的话便说不清楚，只听到微弱的声音：“和平、奋斗、救中国。”
医生认为病人太辛苦，不宜再消耗精力，乃请侍疾人士退出，让孙中山静默安眠，至晚6时半，孙中山又苏醒一次，手足已经变冷，且已不能讲话。医生按脉后认为脉已散，行将去世，须时注意。这时孙似乎又作欲语状，宋庆龄听出来是呼唤汪兆铭，乃叫汪到床前，汪靠近孙病榻，发现孙的脉搏已如游丝，只见嘴动，不能言语了。
第二天早晨3时，孙中山再苏醒一次，仍不能言语，8时许克利医生临床诊视，认为已至最后关头，延至9时30分，遂告逝世。一代伟人，手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终于民国14年3月12日上午9时半与世长辞，留下一个纷乱的中国等待统一。
北京政府于3月12日下令云：
“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兴中夏。辛亥之役，功成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谋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亟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愍，遽夺元勋！轸念艰虞，弥深怆悼。所有饰终典礼，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此令。”r/>执政府的内务部并议决予以国葬，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北京公使团亦下半旗，全国各地闻知孙中山去世，自动举哀，万民雨泣。
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孙中山行辕内，国民党留京同志含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孙的家属遵照遗示，遗体施以防腐剂，用科学方法保存。
12日12时30分，孙中山遗体移至协和医院施用防腐手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委员开会，决议葬仪用国民体制以示平等，并拒绝临时政府的国葬令，同时遵孙中山遗命，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至15日防腐手术完竣，遂举行大殓，家属及追随他多年的同志均亲视含殓。灵堂内外哭声震天。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这天清晨群众已纷集协和医院门外，至10时许灵榇出发，举枢者为追随孙日久的同志24人，分三组，每组八人前后舁挽，沿途民众及青年护灵致哀者约计12万人，均步行送灵榇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安放，择日开吊。
4月2日上午，孙中山灵柩安置于北京西山碧云寺。
孙中山之丧，海内外致送挽联极多，不及备录，只是孙的叛徒陈炯明有一挽联，颇可一读，联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赤心知。
陈炯明在1933年（民国22年）8月22日以肠炎病死香港，终年55岁，死后家无长物，贫难为殓。陈在孙中山病逝前已痛悔反叛孙中山，曾请吴稚晖代作悔过书，未及送达，孙去世。陈死后，吴稚晖有挽联追述其事：
一身外竟无长物，青史留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这时候唯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一向标榜信仰中山的冯玉祥未能参加中山先生的葬礼。
说起来其中的尴尬无奈只有冯玉祥自己最清楚。当初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心一意想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收拾残局。但是他的政治手段实在是太幼稚，而且立场也是摇摆不定，不客气的说就是太自私。一味先考虑自身团体的利益，关键时刻不能从大处着眼，与挂在口头上的爱国爱民有着巨大的差距。
开始见奉军势大，权宜之计乃推出段祺瑞来平衡各方，岂不知段祺瑞是官场老手，善于把握时机，一顿迷魂汤把冯玉祥就给拿下了。当然老段还是有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力，他的上台最起码能抑制住仍然强大的直系势力，奉系对他也不失恭敬。然而问题是孙中山已经答应北上共商国是，接下来怎么办？成了冯玉祥最头痛的事。
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冯玉祥不得不采用辞职的手段，一方面给老段、奉张加点儿压力，一方面他也没有面目去见已到天津的孙中山。只好硬着头皮派出一位代表熊斌，聊胜于无。然而12月31日孙中山毅然抱病进京，冯玉祥此时正在京西天台山上倦勤。他只好安排时任北京警备司令的鹿钟麟以最隆重最热情的方式欢迎孙中山先生，并且嘱咐鹿，国民军就是中山先生的部队，一切为先生马首是瞻，其实又有什么用？真的假如此刻孙中山命令十万国民军驱逐奉系，向军阀开战，冯玉祥会甘心听命吗？
还是鹿钟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作了解释：“冯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变刚开始时，从国民军的行动上看，雷厉风行，真像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先生到北京时，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祺瑞的天下。段对孙先生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感觉到如果与孙先生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很明白，孙先生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先生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孙先生，又将如何谈起呢？以致冯一直没有和孙先生晤面。后来冯每与我谈及此事，总是耿耿在怀，似有不胜愧对孙先生之感。”
当孙中山先生病危时，冯玉祥已经到张家口就任了西北边防督办，每天都用长途电话询问病情，关怀备至，其内心真是无限怅悔。指示鹿钟麟要“尽一切办法，挽救孙先生的生命”，并派夫人李德全持亲笔函抵京探视。冯在信中说：“兹闻尊体违和，至深系念，久拟躬亲趋候，籍聆大教，并慰下怀。祗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私衷报歉，莫可言宜。兹嘱内子赴京代俱起居，务乞为国珍重，善自调摄，以期早占勿药，是所至祷。”其对孙中山的尊敬与关怀，情真意切溢于言表。孙中山感慰之余，将《三民主义》六千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各一千册赠给冯。
3月1日，又谴夫人抵京看望孙中山。3日，派参谋长刘骥为代表，将家人手绣之匾“你们是世上的光”奉献孙中山，表达对革命家孙中山的爱戴。12日，孙中山不幸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冯大恸失色，伤痛不已。他在打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唁电中说：“惊悉孙中山先生仙逝之耗，哲人其萎、曷胜悲痛。兹奉侵电，知先生临终之际，犹汲汲于中国独立、自由、平等为念，先哲爱国，极堪佩仰，我辈自应力促进行，人竟宏愿。”当天下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左臂缠黑沙、服丧一星期，以志哀悼，并主张在北京中央公园为孙中山铸铜像，以供中外缅怀瞻仰。并提出葬孙中山于天安门广场的建议。
然而，伟人已逝，终于留下一段千古遗憾。
附：孙中山遗嘱
一：国事篇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於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笔记者：汪精卫
证明者：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吴敬□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邹鲁
二：家事篇
余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付吾妻宋庆龄，以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孙文
三月十一补签
三：俄帝篇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於你们，转向於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於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基础之国际制度上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达到此专案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