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坚强后盾是什么？用最通俗的话回答就是一个字：钱！
很多军事家都曾言道，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以什么维护后勤保障？还是一个字：钱。
广东国民政府在准备北伐前期，财政是相当拮据的。财政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民党领袖们心中的魔影。军队与政府财源紧张，入不敷出，税收减少，一直是造成政局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以1925年为例，广东省十万军队，“每日应支各军之费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元，而每日定收之数一万五千七百元，每日不敷之数八千四百八十三元，如此计算每月军费总数尚需八十四万五千四百九十元，只能强凑发四十七万一千元，尚差欠二十五万三千一百四十元。”说明军费问题相当严重。而国民政府财政部虽四处借贷，绞尽脑汁，还是缺乏足够的响源，只能指令“军需每月收支相差过巨，拟自本月七日起，除有防地各军队令其自行维持给养外，其他无防地各军队，一律按照现在收入，尽数支配”。国民政府让无防地军队自找门路，就为军队放任自流、截留夺收、设卡征税、走私贩烟、设局招赌，大开方便之门。搞得民怨沸腾、军生嫌隙。例如滇军第一师师长将“广州八十字有奖义会批准宝恒公司商人承办，因此一师伙食依赖该公司接济。因为有利可图，湘军第一军、第五军第十六旅亦先后批准利源、天利公司商人承办，造成了“一捐三公司，”竞相滋扰，造成“原商束手，伙食断绝”的局面。广东省筹饷总局不得不通令“所有各军今后批准广州八十字有奖义会承办宝恒、利源、天利各公司，着即一律撤销。”另有宏益公司愿每日缴纳正饷三千三百元，要求承办八十字有奖义会，因此，广东省筹饷总局批准宏益公司承办。除筹饷局留一部分外，再由财政委员会支配分拨。僧多粥少，只能如此。
此外，广州老新城之东、南、北关等处杂赌公司亦招商承办，以便征收军晌。裕成公可承办了省会河北及河面防务经费，希望政府加以保护，“别商不得加饷搀夺”。该公司为取得专营权，‘情愿“加认巨饷，继续承办”，但“负担实为重大”，因此筹饷局请政府严令“无论各军，各机关均不得向商公司强借勒索。其前时河面饷及一切津贴、保护伙食、伤兵费等，种种名目，亦概请尽行革除，以免负担。倘仍有人胆敢到商公司藉词讹索者，准随时指名密控，立予拘捕严惩”。
从以上诸例子可以说明国民政府为获得军响来源是不择手段的。这里的‘防务经费”实际上是赌捐。据李宗仁回忆“两广人民嗜赌成习，官府禁之无效，乃课以重税。这两种税收都是由政府招商投标，组织公司承包税收。大公司再招较小公司投标承包”。而驻广东的客军为了生存、各自为政，互相夺利，刻肉补疮的现象亦非常严重。国民政府下了一道道严令，只成一纸空文。各部队要维持下去，只有采取弊政扰民之法。但是也有的军队的军响较充裕。如许崇智的粤军，“原拥有西江之地，刘杨既平之后，更得广三（指广州到三水的铁路及沿线收入），近复进占东莞，以至宝安增城，综计税收，潮汕百五十万，东莞十万，广三二个月约四五十万”，“最低限度，亦不下二百七十多万也。即不斯之计，西江月可收入七十五至八十万之数，加以东莞石龙一带十余万，共计约在八十五至九十万以上。即以官兵每人廿二元统计，亦不过四十一万一千余元，纵再加十万为总部交际及一切开支，最多亦不过五十一万一千元耳”。
粤军的这种优裕待遇与各军“乏食鹑衣”的状况，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蒋介石正是利用客军对粤军的不满，抓住军费间题大作文章，攻汗许崇智的第一条罪状为“把持财政，妨害大局”，蒋打出的军费问题，为客军请命，逼迫许交出军权，故能获得各军的响应。
蒋介石攻击许崇智的第二条罪状是图谋推例中央银行，自立银行。广州中央银行是孙中山创立的，是维护革命政府与广东军队军政费用的主要支柱。该行的保证金是广东的印花税、土丝税、盐税、火油稽核各税。许祟智“犹恐该行接济各军，不克达到??制死各军之谋，”于是“复思霸占该行基本金担保之印花税、土丝税、盐荚、煤油等税”。
许祟智把持军费财政大权，是其被赶下台的主要原因，“廖案”只是借口。因此，蒋介石说“军响军额，为革命军之根本间题。”
蒋介石“逼宫”后，立那逮捕许崇智的广东财政局长兼军需部长廖鸿基。同时，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蒋介石还致函政治委员会委员，维持中央银行，将被许崇智截夺的火油等捐，仍划归该行为基金。
蒋介石至所以采取以上措施，其目的不外乎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获得各军的拥护，以树立其在军队中的威信，巩固其地位，以便进行北伐。
“粤政府军事委员会，预算北伐经费，所须甚巨，拟核减官俸，百元以上者九折，一百元以上者八折，三百元以上者三折。”1926年5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了广东国民政府为准备北伐，行政人员开始扣减薪水的消息。
当时的北洋军阀各系正忙于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对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来说，南方叫喊着北伐已有时日，但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习惯了“电报战”的军阀们认为，双方在报纸上进行沙盘演绎是最理想的战争。但蒋介石并不这么想，这一年的6月3日，在幕僚的协助下，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一项“军队改革方案”。
这份长达数千字的“方案”，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其实应该是“北伐预算方案”。蒋介石分析认为：以全国之局势、敌军之情况观之，北伐准备之期，应以三个月为限，不能复缓。他分析当时情势称“距今一月之前，如能出师北伐，则三万兵数，正可占领武汉。今吴佩孚既占鄂、豫二省，虽其内部未能统一，尚待整理，但归其管辖者，现在确有兵额五万之数，三月之后，其势更厚，可以知矣。故本军出师北伐，至少须准备四万至五万之枪，方得与敌相敌也。”
该方案进一步指出，广东通过征税，每年能增加3500～4500万元财政收入。按照合理推算，如果拨出2000万元给军队，就可供养65000人的军队。因此蒋介石提出，要乘吴佩孚的势力未至十分充足之时，动员兵力8万人，筹足两个月军饷500万元，于3个月内占领武汉。按照这一方案，军事行动将在一个月后启动，而此时计划中的军费尚短缺多半。对于广东国民政府来说，当务之急是筹到第一笔款项。2天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箭在弦上。
借钱“北伐”
“政府筹措北伐军费，约分三项。(一)预收各县钱粮一年。(二)厘税征预饷一年。(三)各县分摊军费。约共得二百万。”1926年5月29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了国民革命军的筹饷进展，此时距离蒋介石提出的北伐时间只剩一个多月，而所缺军饷多达300万。
一个月内，要凑齐北伐之军费，其难度超乎想象。国民政府财政部采用的急救办法是：发行公债。
6月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首次发行有奖公债500万元。这一国债公告其用途为兴办士敏土厂、皮革厂、造币厂及其他实业，但同时也略为羞涩地宣称中央军政费用支出将搭发公债两成；并决定粤汉路车费加五征收。为了刺激销售，财政部还设置了特别大奖，以此噱头来吸引商民认购。但连年征战、苛捐杂税暴增都使广东民间对北伐之事深怀忧虑，民众对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并不买账，公债几乎无人问津。
一边开源，一边节流，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遂将目光转向加征税收。
6月11日，国闻社发自香港的报道称，“粤筹北伐费甚忙，拟规复番摊，日可得万四千元，同时实行加征各路运脚，各机关薪自本月起，搭放债票两成。”一个月前，薪水打折，一个月后，打折薪水里还包含两成债券，行政人员的工资实际减发近半。
“番摊”系粤语赌局之隐称，陈炯明主政广东时力主禁烟禁赌，而此时恢复赌局征税自然引发诸多争议和抨击，但为财政带来的收入的确可观。
财政部对苛捐杂税的增收引起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农会之强烈抗议，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曾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决议案》，向当时的国民政府请愿。案中所列出的各项税收之名目繁多，令人咋舌。女儿出嫁要交税，打个麻将要交税，就连逛个妓院都会有“花捐”，此时广州民间已有“国民党万税！”之戏语。
“苛细已极，已至无物不捐，无物不税的地步。实际上已更无物可捐可税了。”其时曾在广东省政府任职的财经专家秦庆钧曾评析道，在无物可捐的情况下，财政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翻倍。“于是财政厅下令由本年起各项捐税加五（即加50%）征收。”
但是征税解款尚需时日，至蒋介石在黄埔誓师北伐，军饷仍未全部到账。是以蒋介石统率之军迟迟未能启程，而李宗仁所带领的第七军已一路攻城拔寨，逼近武汉。到7月13日，广州总商会决定由各商行筹款50万元为北伐费用，而国外华侨所捐近50万军费亦已到账，加上此前预征的200万军费，蒋介石首月军饷基本无虞。次日，国民党中央才正式发表了出师宣言，号召各地“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
一个月后，为了缓解蒋介石逼饷之压力，宋子文另辟蹊径，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启动财政“抽水机”。
8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第二次有奖公债1000万元，这次声称是为开辟黄埔商港。但所采取的方法却是按屋分摊，即便租客亦不例外。“凡省外城镇、商埠、撼市、村落之商店住户，依照一个月租额，分三个月匀缴，认购债票。先由租客垫支，在租金内扣除，即以此项债票交还业主抵租。如属自居产业，应照产价百分之一认购。其租金不及五元，产价不及五百元者，准予豁免。”
这项公债的偿还，则明确表示以北伐战争征服的地区和因此得到的收入作担保。
如此从民间“抽血”，网罗甚细。广东米业首富黄显芝之前带头领销金库券五万元，在第二次购买公债时，只得抛售存米，套取现金上缴以完成任务。黄显芝全盛时有12家米糠店、1家米机厂，其营业额几占全行业的三分之一。因为连年购买债券导致资金链紧张，而债券偿还遥遥无期，最终严重亏损，几乎全线倒闭。
之后的8月份，国民政府还发行了第三期公债，这次仍声明其用途是津贴罢工委员会及维持伙食，事实上亦全数移作军费。宋子文在年末的财政报告显示，发行公债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财源之一，在其时的财政收入中，公债高居首位，占收入总额的30%。
时任第七军军长的李宗仁在广东目睹宋氏理财法后，颇感惊心，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与宋子文的一番对话：“他（宋子文）在广东的理财政策，本是竭泽而渔。为着替政府和各军筹经费，简直是不顾一切的‘横征暴敛‘。我在谈话中，也批评过他，那种干法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事实上，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论定了。”
北伐前期的军费，主要依靠宋子文高明的“搜金术”。公开资料显示，从1926年开始北伐，到1927年国民中央政府迁到武汉，财政部共发行了4次公债。发行定额共4900万元，实发3648万余元。这一年高达6100万元的军事开支，几乎把税收、公债所汲取的财富消耗殆尽，连内政、司法、教育，或促进工贸的资金亦全部吞噬。宋子文在1927年末的财政报告显示，其时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已达2000万元以上。连他自己都颇为担心地说，“此非俟军事告竣，兵费减少，国家已达于和平建设时期，未由使所有用途皆能增进国家之福利。”
一路打“白条”
北伐军由广东出发，至湖南而形成一个“Y”字形的分叉，向湖北与江西展开。国民军先以四、七、八军消灭两湖吴佩孚主力，10月克武昌。以二、三、六、七军进攻江西，击败孙传芳五省联军。以第一军为主力进攻福建、浙江。
三路出击，战线由此不断拉长，而后方补给则面临严峻考验。
“所有出发各路部队，饷需浩繁，汇拨款项全用现银，携带不便，而行军所至湘、赣、桂三省，本行纸币尚未通行。兹为接济饷需，便利携带起见，特由本行呈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暨财政部核准，发行湘赣桂三省中行通用纸币200万元，以裕金融。”1926年7月，国民政府革命军总司令部核准发行湘、赣、桂等省军用地名券的布告，随北伐军胜利而一路北上，贴遍各地。
现银既然不便携带，正式的纸币又未通行，军用券遂流行一时。
1926年7月27日，蒋介石离开广州，8月11日晚到达长沙。第三天他就发电国民政府，要求准许他这个司令部代发中央银行兑换券以维持军事进行。
“窃计军事进行，不日即可达到武汉，局面既已扩大，所有军饷专恃广州运输接济，实多困难。除电呈钧府及商财政部从速准备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外，兹为维持目的起见，拟准职部财政委员会议决，由财政部委托总司令部政务局，发行中央银行兑换券五百万元。”
半个月后，这一兑换券即在长沙开印发行，之后则成为北伐中最大的财政黑洞，官方统计数据称发行有365万，实际数字则远超其上。
上行下效，唐生智的第八军在加入革命军序列后，效法广东的“先进办法”大发公债。在进驻长沙后，就专设募债委员陶铸、吴绍，会同长沙县县长调查，按商民家资多寡，派募国民公债。“以5000元为起点，凡五千以上派50元；一万元以上派150元；二万元以上，每万元派160元；五万元以上，每万元派200元；10万元以上，每万元派300元；20万元以上，每万元派400元，30万元以上，每万元派500元。”
此后购买军粮，亦同样打“白条”，如令长沙县长筹办军米，规定每石军米用10。8元向民间收购，而“其米价洋21600元，即以该县长所募公债项下拨付”。在募集公债的同时，唐部还向长沙总商会借款40万元，以省会警察厅地皮作为抵押。
为筹措北伐军之军需财用，蒋介石更组织“江西财政委员会”专负筹款。被派为赣北财政处长的周雍能发现，江西此前已被历任军阀搜刮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北伐军更逼停了江西地方银行所发纸币，因北伐军之财政困难，初时两折行使，终至变成废纸。“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周雍能后来颇感内疚地说，“这是江西人民为北伐所作的第一大牺牲。”
在随后出任江西财政厅长时，周雍能最痛苦的事就是处理军用钞票。广东中央银行在发行三省兑换券时，曾声明称百元一种仅搭发少数，以占十分之一为度，此外系一元、五元，以便行使。但实际上要以此券拨发各军粮饷，军队皆以大票下发，是以周雍能回忆说，“军用券都是百元大钞，并无小额钞票，购物极不方便。江西市面又无其他纸币肯兑换，因此发生有持百元大钞购买几分钱一盒的火柴的笑话。”
就连蒋介石亦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才在9月20日致电宋子文称：“但湘、鄂皆以大元为本位，所发毫票，无法活动，现在总部尚有二百万元兑换券，在长沙印者，不过五百万元，顷拟向汉口商会筹借二百万元，似此以二百万而兑五百万，当不虞竭蹶。此外每月税收，至少尚有二百万，不足，尚有不动产二千一百万元，如果中行大元票能速运鄂，兑换券尚可暂留不发，否则前敌军需将成麻木。总之，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如何尚希速复，并速派人至湘、鄂筹备分行为盼。”
此时北伐军直入南昌，而广州中央银行所发行纸币及兑换券均无法跟上军队脚步，令蒋心忧不已。从广东运送印刷钞票，颇费时日，蒋介石在此期间已数度与宋子文发生摩擦。当日蒋介石再度致电宋子文，已有责问之意：“本日抵萍乡，明日即向袁州南昌前进。经济困难已极，大洋票及公债券何不整数寄来，必欲如此零星分寄，致不能有计划之使用，且失信用，岂兄至今犹未能深信，而必欲如此迟延耶？如何？盼复。”
为了解决眼前困局，蒋介石除了自己司令部印发“中央银行兑换券”，财政部亦提供了不同的军用券。仅从现有档案及资料显示，至少有七种“白条”曾经大规模发行：中央银行湘赣桂通用券、中央银行湘赣桂三省通用券、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中央银行鄂湘赣三省大洋券、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直鲁豫陕四省通用国库券（武汉国民政府发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小洋辅币券（南京国民政府发行）。
如此滥发纸币，无异于“打白条”，通货膨胀自然发生，国民党元老张知本回忆南昌围城时说：“原来的纸币不适用，金银又找换不开，只有铜元流通，身价百倍。”作为北伐中最主要的一个阵地，江西流通各种军券最多。1927年2月，江西财政委员会主任俞飞鹏报告说，江西发现了中央银行兑换券的伪钞，并称“此项临时兑换券系在长沙行营临时印制，经我军携带来赣行使者，究竟其数若干，无案可稽。”
之后的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江西特派员陈述情况时，就毫不客气地说“兑换券已经用得同白纸一样”。并指此兑换券：“第一批是在湖南印的，印得非常之坏，据说当时印了750万，但有账可查的只有365万，真的假的也分不清楚。到高安之后又印了一批，数目大概是从500万到1000万左右，带到浙江、江西去用的。到浙江就公布可以兑现，但一面开兑，一面还是续发。”
军用票引发的混乱持续一年之久，实际数目则不止于此，据近代货币史研究者戴建兵教授测算，仅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就发行了1000万元左右，加上军需券及其他各种军用票的发行，各种军用票的发行总额当不下于2000万元。
蒋介石所需军饷迟迟未发，之前送到前线的百元大票因无法使用，又退回广州中央银行进行小额兑换，但是90多万军饷，3个月内只拨了37万。当时确定的军队服装费270万元，也只发了69万。11月25日，广州军需处朱孔阳向蒋介石汇报称，“财政部应发北伐军三省通用券一百余万，中央银行现有贴款，乃向领，坚称须待部长回粤，始能照发。”
蒋介石接报后相当恼火，他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说：“时当冬令，长江一带，早已严寒，前方无款制发，后方领款不到，不能制解前来，使前方兵士，冒霜雪而蹈白刃。总之，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他因而严辞质问宋：“前方军需万急，似此刁难，有意延误，前方何以维持，希即限日拨清，请电广州速发。”
宋子文北上本以“筹款”为目的，但在宁汉之争中他倾向于迁都武汉，便扣军饷不发。他曾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1926年12月31日，蒋又致电宋：“各军闹饷，皆系伙食不能发足，欠饷又未发清。兄将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承认发给，以致各军长为难，此非我政府中人所应言者，殊失威信，请兄勿以对中正个人态度及语意而对各军，惟中正能谅解兄苦衷，而各军官兵决不能相谅也。”
蒋进一步说：“现在政府移设武汉，吾辈言行态度，均不能如在粤中，专为一部打算，亦不能如昔日作赖，可以度日也，请兄注意之。希将上月与本月欠款，务速发清，以维大局。”
尽管牢骚满腹，为了拿到军饷，蒋最终还是派其理财官员徐桴赴武汉找宋子文催饷。
1月29日，徐桴到达武汉，当日密电蒋介石云：“桴因在浔待船，至今早始抵汉，当见宋部长，商以后领款办法。不料宋部长谓，现已辞职，不能负责。桴谓：军费前经说定，每月现洋一千万，库券三百万，辞职如何，非桴所知，在未准以前，须照此发款。如有错误，军心立涣，大局可危。彼又谓无论如何不能负责，只可收入若干，发给若干，不能照前定负责。经过再三面恳，彼又谓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宋子文话里有话，先是辞职推托，又称“筹款本易”，隐含促蒋迁都武汉之意。
2月3日，徐桴再次与宋子文见面，但催款仍无着落。徐桴再次密电蒋介石，称：“宋部长不发款显系赌气，故意刁难。然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
有此曲折，蒋介石遂觉财政问题不能操于人手。军饷危机直接影响着前线，他没有时间等下去，也不敢拖延时间。此刻上海克复在即，上海金融界已频频向蒋介石发出示好之声，蒋于是转而寻找新的金主。
1927年3月，中国银行总文书吴荣鬯以处理南昌支行的放款业务为名，到南昌和蒋介石商洽贷款100万元事宜。吴荣鬯和蒋的结拜兄弟黄郛关系密切，并一度和蒋共事。蒋初到南昌时，中国银行即先接济30万元，蒋吴商洽后又垫借20万元，合共50万元。
但是此款仍属杯水车薪，蒋介石在这一年3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吐槽”时宣称，所缺军费达1300万元。是故3月下旬，国民革命军一旦克复上海，总司令部军需处就向上海中国银行提借100万元，沪行经理宋汉章照循例索取担保品，被憋了一肚子气的蒋介石拿来开刀，由借款100万升至500万元。
蒋随后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2000万元整，后又把发行定额改为3000万元，并限于5、6两个月交足。随后并委任上海商行总经理陈光甫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为其筹款。
这一年6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出席财政会议时说到“理财有如带兵，须大公无私，任劳任怨，以非常的手段，达成非常的任务”。并更进一步对各省财政厅长说：“办得怨声载道，不能安身，才算是真尽力！”
放出“以非常手段，达成非常的任务”之口令后，筹款专员们开始有恃无恐地逼迫上海资本家们。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又如中国银行至1927年3月底对北伐经费的赞助已达549万元，一旦拒绝借款给蒋，就会收到赤裸裸的威胁：“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美国记者欧文·查普曼当时从上海发回的报道更称，“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
为蒋氏奔走筹钱，在一个月内筹集上千万资金后，陈光甫对蒋介石已颇多微辞。在1927年6月11日的日记里，他写道：“蒋之政府成立时间虽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一是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1000万元；二是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是引用一班无政府之信徒扰乱政治。”
而蒋之催逼甚紧，是因为计算“各省军政费，每月至少要二千万，按现在各省支配，至多能够筹到一千二百万，相差的尚有八百万”，因此即使“二五附加税支出四千万，算来到年终还是要有一万万四千万，才可补救”。正是依靠不断从上海银行界“提款”，面临财政困境的蒋介石才得以将北伐进行到底。
北伐“后遗症”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厅举行了成立典礼。
出师十个月，即抵定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北伐的军事攻击至此似可划一逗号，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此前他以军事统帅的身份为人瞩目，此后他将作为主政者的身份开始操持政府事务。
“不论负担如何重大，只好忍耐下去，今日的苦痛，决有偿还的一天；换句话说，就是将来快乐的代价。”在之后的财政会议上，蒋介石给各财政官员鼓气说。
胜利的代价事实上相当沉重，北伐后遗症之一是旧军阀未除，新军阀已成尾大不掉。北伐之初，广西、湖南各省部队纷纷出击，国民革命军迅速膨胀，军需供应不及，各军饷械多由各军自行筹措，由此造成的“公债”滥发，其后果自然由新的国民政府买单。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为蒋辩解称：“在旁人看来，则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收买部队，自发津贴，尚且自向军队行经各处之商民”商借“，难能避免破坏财政统一指摘……而站在蒋之立场看，则战场上之机缘稍纵即逝，部队欠饷则将士哗变。此时北伐军不仅与对方兵戎相见，而财政上之斗争尤属重要，如国民革命军与军阀均在争取尚存观望心态之海军，事关生死。”
但凡此种种，均为后来政府理财埋下诸多隐患。军饷各筹所需，使地方与军队关系再度扭结，庞大军费以国债替代，又直接掏空国库。
1928年北伐完成，当年战事并不激烈，但所耗军费仍占了1927年6月至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总收入的88%。财政负重之下，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急于编遣部队，但蒋私心偏袒中央军，遂引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不满，引发后来之中原大战。
北伐后遗症之二，当初“临时抱佛脚”之公债，成为了国民政府“发财”的捷径。从1926年开始北伐，到1927年国民中央政府迁到武汉，财政部共发行了4次公债。发行定额共4900万元，实发3648万余元。
到第四次发行公债时，因政府迁往武汉，筹款困难，实在没有什么好名目可以用来忽悠民众，于是只好以“庆祝北伐胜利”的名义，发行有奖债券500万。
为了刺激商民购买，财政部更拿出十万现洋作为奖金。孙科在国民党内部的讨论中说：“用观金的理由，就是一种奖励的办法。但也不一定发现金，发钞票也可以。现在不但入不敷出，而且连钞票都不够用，中央银行一千多万的钞票，都发完了，要以少数的现金来吸收。”主政的汪精卫则试图掩耳盗铃：“前方将士因为没有现金买小米，只好吃白饭，而我们却用现金来充奖。他们听了这个消息，一定要负气，应当解释他们的疑惑，对他们说明是想以十万现金，收回一百万纸币，并不是不把现金给他们用。”
临时救急的“公债”，最终成为国民政府再也扔不掉的“拐杖”。
在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1927-1937）年间，除1932年外，每年发行公债，共发行约25亿元内债。倘若行之有效，如蒋介石自己所言，“现在多出一个钱，就是换取将来更有希望的建设”，则未尝不可。但事实上，“公债”只成为政府提款之工具，此前广州国民政府在北伐期间所发债券2700多万元，直至1941年尚欠1900多万元没有偿还，致使70%公债成为呆账。在战乱中汲取的民间财富最终空掷其中，就此消失。而广东省发行省公债比之国债，更不守信用，广东省当时发行的省公债，偿还只有3%，有97%成为呆账。富如广东犹然如此，其余各省更是一塌糊涂。
北伐最大的后遗症，尚不在经济层面的“暗坑”，而在于社会层面的断裂。1927年尚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的鲁迅，在一片欢呼声中，不无忧虑地说：“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在他看来，革命的人多起来以后，“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一场以“革命”与“统一”为旗的正义之战，在其筹备、行进、完成过程中，采取了层层加税、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等诸多不正常的手段，一路上军队、政治、人事的扩招则不断稀释其“革命”资源。国共分裂后，北伐赖以联系底层之政治动员亦彻底中断。后来的二次北伐，就不得不完全靠“金钱政治”来支撑完成。
寅吃卯粮带来的经济危机之外，其社会影响的后果更逐渐显现。就连蒋介石亦曾忍不住说道：“不正当的鸦片烟税、赌税、厘金、和预征钱粮等等，最好都能设法免除，”不过他自己也承认“收入不增加，便什么都谈不到”。
为蒋介石统一中国之举作合理历史分析的黄仁宇，则分析称：“1926年初，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众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如在西方，此事已无庸置疑。四百年前马基维利早已明白宣告。注重前者，忽视后者：‘因为不做坏事，甚难救护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