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休勒特·约翰逊，有“红色主教”之称，他见到周恩来甚至比斯诺还早：周先生的面孔，见过一次，永生难忘。这机警而又慈祥的面孔，显得年轻，甚至带几分稚气。满头黑发，一双黑眼睛在浓黑的眉毛下发射光芒。这当然是中国人的面孔，但他那特别深陷的眼睛在一般中国人中不寻常。十分和蔼可亲的面孔，眼睛正视着你的眼睛。
美国人——罗斯·特里尔是以写《毛泽东传》而为中国人所知的，在他的书中也有对周恩来的描写：他目光炯炯，但也能随心所欲使之带有笑意……他的眼神坚强如钢，可是有时候笑起来就闪闪发光。
日本人——前外相小坂善太郎见到周恩来是在１９６６年９月：我当时想，这就是他的魅力啊！可是，他有时闪烁出炯炯的目光，表露了他在革命的风暴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小坂说对了。
是的，这是一双政治家、外交家的眼睛，它总是透出一种冷静，一种稳健，一种历史的眼光。他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长。也许人们还不太注意他目光中的另一种成分：那就是他的军事才能。可能，他的这种才能一半来自天赋：机警，聪慧，指挥若定；一半来自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身先士卒的实战锻炼。所以，在南昌起义之前，他是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１９２６年底，他来到上海中央局时，还不满２９周岁，的确是风华正茂。也是个刚刚要做孩子爸爸的年龄——周恩来接到调令时，邓颖超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留在广州。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这以后他们间连音讯都不通。
周恩来这次调来中央，名义虽是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他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他去看望住在医院的陈独秀。陈独秀显得苍老，但还是靠在病榻上掌管着党的主要工作，组织部长的职务却基本停顿下来。他将国际决议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条文指给周恩来看。那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群众。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已经有很广阔及稳固的组织形式。最近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大进了一步，扩大了许多党员，且多为工人分子。共产党的农民分子不多，但共产党在农民中，现在已经有继续不断的日益增长的工作。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扩大、加紧、改进并增强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
陈独秀和周恩来都清楚，到１９２６年底，党员已由同年７月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时的约１２万人增加到１８５万多人。党员中，工人占大多数，约６０％；农民占１１７５％；知识分子及其他成分占２７３５％。其中，妇女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１／１０。
党的组织遍及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但是仍远远不能适应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陈独秀感叹：如果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
他问周恩来：“黄埔军校现在到底有多少党员？”
周恩来对数字有一种天生的强识：“因为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员大都退出了国民党，也离开了黄埔。据我的估算，黄埔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２０００人，包括一部分共青团员。北伐开始之后，党派到黄埔军校学习的人就少了。”
陈独秀点头：“是的。我要求这些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运农运工作前去。”
“湖南、湖北和江西的许多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中夺得了不少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我熟悉的一些国民革命军军官，他们也想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
“不可。”陈独秀打断周恩来的话，态度坚决地说，“我提醒你注意的正是这一点。党中央要求在国民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陈独秀说完一段话，低首垂目，默然无语，浑身透射出一种决绝冷凝的森然之气。稍息一下，陈独秀像是向全党作指示一般：
“我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周恩来似有不解，又不好问。
但他知道陈独秀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中国革命最好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在９月陈独秀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已说得明明白白了。
这是陈独秀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失策。
悲剧的导火索已在吱吱地冒烟了。
周恩来在组织部工作的时间很短。过了两个来月，他又被调去负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工作。
起义不仅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也是为迎接北伐军入沪的。工人的鲜血织就了红地毯，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踏上了欢呼的上海滩，而一夜之间，这里又成了屠杀场！
阴谋揣在心中，虽说只隔着一层肚囊皮，可谁人能看透？！——此之谓包藏祸心。而从微笑到狰狞，只需一眨眼。悲剧不正是这样酿成的么？！
周恩来的办公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霞飞路２５号。
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周恩来那时还在广东，没有参加。第二次是１９２７年２月，周恩来没有参与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临时被派去指挥南市区的行动。到那里后，没有见到群众，只找到几个负责人。整个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在南市区没有能行动起来。眼下（１９２７年３月）正在积极筹措的是第三次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的开始准备同第二次起义的停止是紧密衔接的，中间没有间隙。２月２３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一方面停止今天的暴动，由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同时也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新的暴动。前两次起义是由上海区委领导的，由区委书记罗亦农、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负责指挥。这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何松林（即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这个军委同时也是上海区委的军委，以周恩来为书记，又确定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这样，他就担负起这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英国汉学家詹姆士·麦克唐纳研究了周恩来早期的革命活动后，认为“周有两个角色扮演得胜过别人，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而两者都是起的‘公仆’的作用”。而在当时，周恩来这种缜密的工作方式，却被一些“大男子汉”们愚蠢地称之为“女人干的工作”，殊不知女人有时比男人更有力。
周恩来像风火轮似的转着。鉴于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认为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所以这一次，一开始他就抓住两点：
一是起义前的周密准备；二是起义时机，一旦条件成熟，果断起义，决不拖延一分钟！
于是起义前几天，当事者们的心情——如同怀里揣着个定时炸弹，滴答滴答的读秒声清晰可闻，心惊肉跳。事不过三，要是再失败了，恐怕就没了工人武装起义的历史……
不。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但历史也是用失败写成的。
２３日夜间成立了特委和军委后，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就参加上海各区书记会议，详细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下午，他同各区的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当晚，在特委会上，他作军事工作报告，重点说明起义的依靠力量有三支：（一）纠察队，目标是５０００人，先组织３０００人；（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３００人，目标是５００人；（三）特别队。
他越说越细，说到关键处突然停下了。听讲的人也意识到这位年纪轻轻的军委书记有重要的话要说，都把椅子挪近些；窗口的望哨也神经紧张地再次巡视了周遭。周恩来的确讲到了机密处：“要加强敌军工作，在我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每天和我接洽一次。除了添买新枪外，第五个问题，就是情报工作。现在，北伐军正沿南京和杭州这两个方向进逼上海。因此情报工作先分三路：
（一）写信给杭州；（二）派人到上海和杭州间的松江、龙华一带；（三）到南京和无锡……”
策反工作在秘密进行。
策动对象是军阀驻上海兵力总头目。此项工作须有国民党方面的配合。国民党方面也同意，派出特派员做李宝章和毕庶澄的投诚工作。
直鲁联军第五路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与驻沪军李宝章有着种种矛盾。毕接替李驻军，李去见毕，毕避而不见，但传出话来，要李让出吴淞炮台，李不允，毕就擅自命令一部分军队开往吴淞，逼李宝章将军队调至江北，李不愿意，但又无法。在双方僵持状态下，倒是策反的好机会。国民党特派员跟李宝章一说，李稍思片刻，便答应下来，只是提出条件，事成之后要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国民党特派员同意这个条件。毕庶澄也答应投诚，但条件可就多了：上海及无锡到松江的地盘给他；暂时的灰色投降，不悬国民党旗；投蒋介石不投国民政府；除军长之职外再加司令或指挥等职衔。显然条件较高，国民党特派员没有同意。
驻沪海军司令杨树庄经做工作，于３月１２日率部分海军舰艇正式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归附国民革命军。周恩来对此事非常高兴，立即以军委的名义写信给海军军舰将士，劝他们拥护杨树庄。周恩来跟军委的同事们说，这叫“草船借箭”，是诸葛亮的妙招。共产党派出的策反人员，主要在军阀内部士兵中做工作。有的士兵答应：
你们发动起义时，我们可以怠工或毁坏机器以做内应。
周恩来又从黄埔军校调回一些共产党员毕业生，帮助训练纠察队。
当时上海的军阀和资本家办有保卫团，有枪，有弹药。军委派没有公开身份的纠察队员去参加。
被派的人也有想不通的，工人任其祥便是其中之一。他问：“我们参加保卫团？
难道去保卫资本家？”
周恩来笑了，问：“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
“当然是枪支弹药了。”
“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打进去，不是可以有枪吗？还可以利用它的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呢。这不是‘草船借箭’吗？”这几天，周恩来脑子里肯定时常转着《三国演义》，新“三国”应该是共产党、国民党和军阀了。
经周恩来这一提醒，不但任其祥开了窍，有四十多名工人都转过了弯，当即参加了保卫团，有的人还当了班、排长；穿起保卫团的制服，利用这种合法身份运送枪支弹药就方便多了。同时国民党左派也在保卫团活动，一旦有行动，他们可以调动兵力，为起义服务。
各有各的心思
国民党方面不赞同起义。
以当时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钮永建和吴稚晖为例：
他俩是北伐开始后由广东政府派到上海的。钮永建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吴稚晖也是中央委员，他们移驻上海的名义是江苏特务委员。他们初来上海的目的是要组织暴动，配合北伐军里应外合夺取上海。但他们在上海并无势力，是想依靠工人和学生打头阵的，另外就想策动孙传芳所属海军的一艘军舰参加暴动，再有就是青洪帮里的３６００个流氓。
没有起义的经验，也没有什么准备，结果自然是失败。
一而再，再而三，当共产党代表与钮永建协商时，他再也不像当初那样口出狂言了，说话拖腔拿调：“李宝章已退南通，毕庶澄退苏州，松江已下，这样暴动就无对象了嘛。且说工人武装是应当的，但不要徒然牺牲啦。”
杨杏佛也在一旁帮腔：“工人武器很弱，如牺牲，则将来北伐军一来，元气消损，就无事可做了。”
“你们不参加可以，但原先答应支持暴动的经费……”共产党代表向钮永建提出要求。
“哎呀上海党部是个靠别人吃饭的穷摊子，我们最多也只能给铁路工人罢工５０００元帮助，至于其他……实在难啊。”钮永建拍拍口袋，好像钱装在他的空口袋里。
吴稚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你们不要搞那个什么民选市民政府，这是脱离国民政府嘛。你们ＣＰ提出召开市民代表会议，是表现造反，这个不行的。以党治国，即是政府嘛，就要由国民政府委任，不应民选。”
钮永建也说：“现为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所以不能实行代表会议。”
共产党代表将国民党的态度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听后心情有些沉重。他知道钮永建的态度不纯粹是个人的，这个人善于随风转舵，谁有势力就依附谁。对此可以置之不理，共产党可以独立地领导上海第三武装起义。他担心的是北伐军的态度。
军委对北伐军的力量相当重视，已要求过配合。可是蒋介石打下浙江后，不进兵上海，持观望态度。特委会上，周恩来提议派工人代表团去见北伐军，促其早日来沪。
会上决定派白崇禧的谍报处长之弟章郁庵前去，向北伐军陈述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促其速速进兵。
钮永建又说了三个字：“不赞成。”他果然是代表蒋介石的。
蒋介石还是以南昌为他的大本营。当时被困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们开始悄悄地自行设法去武汉。２月２日，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密逃出南昌，顾孟余跟着也跑了。顾问铁罗尼当天向鲍罗廷报告：所有的中央执委都想走，我劝他们一个一个地走。顾孟余离开南昌后曾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声明：“我再也不可能信任蒋介石了，每一次我信任他，他都欺骗了我。”
群众运动的高涨对于在武汉的那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的立场是有影响的。尽管一般的左派多是用唇舌来“耀武扬威”，并不准备进行坚决的战斗，毕竟还是牵制了蒋介石。２月２５日，举行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２５名委员的会议。会上还通过了致蒋介石的呼吁书，吁请他不要反对迁都，同时反对把经费集中在总司令和个别军阀手中，反对蒋同帝国主义分子单独建立关系，并敦请与中国共产党实行革命统一，召开两党联席会议等。
部分国民党左派确实还是真诚革命的。邓演达将军反映了部队的情绪。２、３月间，他发表了革命的国民党人一些带纲领性的文章：反对个人独裁，主张建立坚强的革命党，拥护工农运动。他也向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寻求过合作，可是没有引起重视，那时陈独秀等人还把眼光放在另一位所谓的“左派”汪精卫身上。许多左派国民党人对汪精卫的归来望眼欲穿，以为汪氏一回来处境就能大大改善。２月末他们给汪发了一份电报：“三二”事件（即“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尚在，军阀们在摧毁党，现在我们一事无成。请回来领导政府和党！
面对上海即将发生的起义，南昌行营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首先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字眼：失败。不要说前两次的教训了，就是现在，胜利也没有把握。这可能导致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右派的毁灭性打击，而使上海群众陷入流血的恐怖。他坐立不安，有时还要张臂高喊几句，以平稳情绪。２５名中执委员开会的那天，他给进兵上海的北伐军发出一封电报，电文指出：
（１）预料在我军到达上海时，已宣布进行总罢工，准备发动起义。进军上海的迟缓有使工人受到镇压的危险。我们务必加紧进攻上海。
（２）要向白崇禧和其他将军说明，必须乘敌人混乱之机，立即开始进攻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