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总的作战计划将于两天后下达总司令部，今天决定：白将军各部队占领上海，同时派部分兵力占领苏州。何应钦各部队从杭州地区进攻镇江和南京。
白崇禧接到加伦的电报，什么也没说，继续办他的公。部队仍停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那意图很明显，就是待上海工人与军阀两败俱伤时，再进兵上海，坐收渔利。
现在，他只执行总司令蒋介石的命令。
蒋介石终于撕下面具
虽然北伐军在江浙一带按兵不动，总司令蒋介石却在忙个不停。
蒋介石已经“成熟”起来。当左派们还处于摇摆不定，时而做出非常革命的决定，时而毫无理由地拱手让出阵地时，蒋介石已经能够自如地一面进行伪装以蛊惑人心，一面玩弄把一切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和镇压左派力量的手段。当这两手倒换的时候，他可以不露痕迹，变幻于瞬息之间。
与蒋介石的脸色相反，中国的政治气候，在攻克南昌前，革命地区政治风云多变；现在，乌云遮住了一切。
——胜利前，蒋介石在江西更多地依靠了革命力量，现在他又可以充当“三二”思想的积极传播者了。蒋的态度反映了被奋起的群众吓破了胆的反动人物的情绪和企图。
早在１９２６年１１月，湖南的一些营长就袭击农会，宣布农民领导人是土匪，而加以杀害。群众运动使得很多军官和将领——昨天的军阀向右转了，它也使蒋介石把桂系以及亲日派、反动分子拉到了自己帐下。所有军阀都认识到他们与土地革命不是一路的，他们逐渐集中到了蒋的周围。
蒋首先想到江西和广东巩固其可靠的势力。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初，蒋介石和李济深通电，商定必须镇压广东革命运动。
蒋介石懂得，要镇压群众首先必须使他们群龙无首，因此他希望撤销国民党党部，因为那里有共产党员和左派。蒋在１２月下旬同程潜的谈话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意图。
南昌是程潜率六军攻占的。但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其中原因有三：第一，第六军是由共产党员林伯渠参加领导的，共产党员在各级军官中的领导力量甚强；第二，程潜虽是一军之长，但在国民党里的资历比蒋介石还长，已孚众望，蒋介石不希望把头功的光环戴在别人头上；第三，蒋介石早已默许朱培德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程若固守南昌，蒋担心难以遂其许诺。所以蒋在程潜孤军深入急待援兵之时，有意迟缓第二、第三两军的行动，使得程潜孤立无援，被迫退出南昌，失守之中，连军部都散了摊；程潜因身体太胖，寸步难行，幸得一农民相助，急忙剪掉胡须，脱掉长袍，换上便服，化装成赶牛车的，才捡得一条性命。后来白崇禧谈及程潜当时的狼狈之相，大笑其恰似“三国”中曹孟德潼关遇马超，割须换袍而逃之状。
蒋介石不谈这些，当面他好像在向老前辈请教：“我获悉广东省党部提出了反对新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口号，新军阀是指谁？”他明知故问，不等回答又愤愤不平：
“在湖南由于省党部的错误，在农民组织中出现了很多土匪。”
听说林伯渠又回到了六军，蒋介石更是不停地发泄：“国民党是个空架子。迄今为止国民党的工作不是国民党员在做，而是共产党员做的。现在，农民运动是在不符合国民党行动路线的各种口号下进行的。”
程潜本想听听蒋介石对将来有什么打算，可是听到的还是口是心非的抱怨：
“你不知道，同共产党一起工作有多么难呀！你还没有同他们共过事，还不知道种种难处。”
程潜与林伯渠共事也有些时日，共产党人那套深入艰苦的政治工作很令他喜之不胜，还谈什么难处。他不禁愤然：“要知道，一方面联共，另一方面联俄，这是我们领袖孙中山的政策，而你提倡的是什么呢？”
两人不欢而散。
直到１１月，蒋介石还在军阀阵营里进行试探。那时，他实际上是以个人名义同奉系军阀谈判的，只是一开始提了一下国民政府。在第二年１月初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政府成员会议上，蒋实际上欺骗了左派，他提出的两个主要目的：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把政府暂时设在南昌，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而他为此又做出了多少让步呢？
左派们对汪精卫回来期望极高。尽管蒋介石对这件事充满敌意，但他已经意识到，汪的返回不可能对他构成任何威胁。所以他表态同意汪精卫回国。但他又声明，应该根本取消国民党主席的职位，汪回来就让他任政府主席好了。蒋介石做的表面文章真是一箭双雕：一是表明他做了让步，同时又确信，矛盾重重的国民党领导今后将成为协商的团体，也就是说以后他不会有真正的对手了。
左派们依然相信法律的力量。他们认为，主席的职位是早已确定的，不是哪个人能改变的。至于汪，并没有撤销他政府首脑的职务。现在还不知汪在何处，蒋介石提出的其他问题也只有等３月１日的中央执委会上再说了。就这样，蒋介石在做了虚假的让步之后，有机会来扑灭江西的群众运动了。
蒋的应声虫陈果夫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了言。正是他提出鉴于“省党部的不正常现象”，要求讨论各省党部的状况问题。江西省党部应以广东为榜样进行改组。
这在会后立即实行了。
选举是按照完全保障蒋在江西培植亲信的办法进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原省党部各提出了２４名候选人，江西代表大会从中选出２７人，然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又经过审查，从中选出９人。这种“民主”的结果是：省党部里７名是一贯的右派，１名是“半左派”，只有１名是共产党员。这个共产党员仿佛是由某个部门的负责人开玩笑似的指定去同商界打交道。也就是说，江西从１９２７年１月起就进入了反动统治时期。
蒋介石兴致勃勃地走向权力的顶峰。在会后的宴席上，他用他那与生俱来的浙江官话，情绪激动地鼓吹：“军队和群众之间存在着裂痕，这种裂痕在扩大，这是因为领导工人组织的并非本党党员，他们把群众引向邪路。这样就会在国民党与群众之间造成分歧。”
这个讲话令加伦不安。
大体来说，当时苏联来华的顾问品质都很优良，诚实刻苦，不大说话；日常生活规规矩矩，稍有不慎，立刻奉调回国。所以他们谨言慎行，较一般中国人更守规矩，受到中国军队的颇多欢迎。苏联顾问的这种作风适和美国顾问成一对照。美国顾问管束较松，平时言行也随便。加之他们大半有一种优越感，随心所欲，以己为主，使得一般中国人对他们敬而远之。
加伦将军身躯修长，多沉默寡言。对于战略战术他常有独到见解，不愧为一卓越军事家。但他对政治上的问题极少涉及，除非万不得已。
１月４日，他致电鲍罗廷：最近关于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消息，特别是在广东，使很多人感到惊慌。人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祸首。多少由于这个原因，正在举行将共产党从国民党除名的秘密谈判……局势需要您来，否则，蒋介石将为自己的利益而说服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这些无原则的左派。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开始加紧推行他东进的计划，加速进攻浙江，他想占领沿海一带。值得注意的是，他再也不像北伐刚开始时那样，将作战命令告知加伦顾问。
同时，他利用总司令的权力，个人任命了各军军长。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军长都愿听从蒋介石的指挥。李宗仁就担心他的一个军被调到鄂东，这个桂系军人就担心，莫非他也要卷入自己所不需要的浙江战争之中？
蒋介石更加热衷于玩弄阴谋了。１月８日，他驱车前往牯岭，在那里白费口舌地说服程潜，谩骂鲍罗廷，并威胁说，他要辞职，他要自杀，为了不使谭延去武汉，他像演员一样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蒋在这段时间里加紧讨好唐生智，努力使唐和左派力量断绝来往。蒋介石允许唐指挥三个军，许诺给他津贴，吸收他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的工作，答应在国民党的例会上使他成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
当然，那时蒋的最大努力是花在如何摆脱鲍罗廷上。他把鲍罗廷看作是他为控制革命势力所进行的斗争中最严重的绊脚石。１月下旬，他借口要准确反映中国的局势，提出让鲍罗廷去莫斯科的主张。他信誓旦旦：“此事只有鲍罗廷合适。”此计不行又生一计，２月初，他甚至要求免去鲍罗廷的职务，作为他再次赴武汉的先决条件。２月２日，顾问铁罗尼向鲍罗廷报告：“现在蒋介石的主要任务是摆脱您，因为您只会妨碍他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向程潜和谭延提出请苏联派拉杰克或加拉罕代替您。总之，别人谁都行，唯有您不行。蒋介石给您打了电报（不知您收到没有），要您来南昌，他打算让您从南昌经广州去苏联。程潜、谭延、邓演达拍了电报来告知此事。”
虽然蒋介石耍尽了权术，但远远没有马上达到目的。除了其他原因外，军阀之间的尖锐矛盾也起了阻碍作用。他们谁都不愿为蒋个人及其集团的成功牺牲自己的利益。
２月底，蒋介石处在了最困难的境地。他的参谋长、左右手白崇禧在浙江吃了败仗，第二军和第六军还没有来得及靠近前线。在这种情况下，蒋认为在３月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的决定对他是十分不利的。为了争取时间，他不得不换了一副面孔，变得十分谦和，在２月底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自己犯了很多错误，表示为了党的统一和国民革命日后的成功，接受中央执委会让他去武汉的建议及其他建议，就是说干什么都行，但有一条，就是把全会推迟到东线战争结束之后再举行。
安抚好国民党员，蒋介石又调转头来消灭革命力量。他认为这样做的时机已经来到。３月１６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解散了由革命者组成的南昌市党部。次日，南昌人召开非常会议，要求支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最近作出的各项决定，联合各党各派，集中领导机关，提高国民党的威信。
蒋出席了党部会议。他发表了激昂的讲话：我不能允许，也不允许这样的口号把我们的队伍搞乱！国民党市党部应该付诸行动的唯一口号是无条件支持、服从省党部这一领导机关的决议。不论是谁反对省党部的决定，我都毫不犹豫地采取各种相应措施对付他！
大家听着蒋对国民党的纪律十二万分地充满敬意的冗长的讲话，才知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并没有批准江西省党部，所以它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
蒋介石才不理那一套。他把他的威胁付诸行动了。
３月１７日，蒋介石动身去九江。３月１８日，九江的大批流氓手持刀棍向市党部、工会理事会、第六军政治部发起攻击，三名委员、一名工会干部被打死。当纠察队包围了行凶的流氓时，军队干预了，并放走了流氓。蒋对来找他告状的代表团说：我毫无办法，这是人民的愿望。
当天，南昌市党部全体委员，以及党部的会计主任、南昌学生运动的领袖、国民党左派报纸《贯彻日报》的编辑遭到逮捕。江西省党部下令没收所有从汉口来的《汉口民国日报》和《楚光报》。
为了把自己的阴谋和罪行的证据隐藏起来，蒋介石命令手下抢劫了已经发往武汉的国民党档案，把重要的文件都抓在自己手里。他派士兵在九江闯入装运这些文件的轮船，殴打护送档案的人员，并没收了船只。
蒋介石在南昌开始了反革命活动，并且尝到了甜头。从九江到上海，他的身后血迹斑斑。蒋还捣毁了安庆、芜湖、南京和其他城市的国民党市党部。
这就是以国民党左翼和武汉革命运动的中心为一方，以蒋介石和他南昌的拥护者们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矛盾发展的简单历史。不消说，左派所依靠的首先是席卷数省的革命高潮，当然他们也同样企图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如同当年孙中山在广东最后阶段为了革命利益竭力利用不同省份的将军的互相倾轧一样，“武汉派”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了蒋介石和唐生智之间的互相仇恨。
周恩来初尝胜果
３月２日，上海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孙传芳的联军与张宗昌的鲁军新旧交替。
北伐军五路出兵攻打孙、张二部。同时，分三路向上海进攻：一、进攻松江；二、由宜兴包抄苏州；三、由宁波夺浦东。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出了一个强音：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准备马上大罢工、大暴动！
还是这一天，已经摆脱病魔困扰的陈独秀，还是习惯地痛苦地沉着脸，他在特委会议上提出：为加紧准备工作起见，应规定６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
军事方面已做好起义的准备。
３月５日，特委会又集中讨论了起义的时机问题。周恩来汇报：“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了。力量集中在闸北，分五个区，引翔港管靶子场以东，杨树浦管靶子路以上，闸北管五区湖州会馆等，小沙渡管四区，防止警署从麦根路来。所有参加起义的人员，都要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做破坏铁路运动。”
“依你看，指挥人员应处于何地呢？”陈独秀问。
“应分南市和闸北两地。”
“让我们来确定一下各区的负责人吧。”经陈独秀提议，特委会决定，闸北由赵世炎和顾顺章负责；南市由周恩来和徐梅坤负责。如南市不重要，周恩来调闸北，徐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另有三人负责。
起义时机还是由陈独秀来定，最初他提出：“不要太早。”其标准有两个：一是上海已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的龙华。
周恩来不同意，他主张：“假使松江攻下，必可动，因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
若苏州攻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
陈独秀想了一下，自己并无大的把握，转而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一、如果松江打下；二、或者苏州被北伐军攻下；三、麦根路与北站的敌兵开始向苏州退，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会上对起义的指挥机构进行了讨论，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情况下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四人负责。
会议还决定，仍要积极争取钮永建，希望他同意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当天罗亦农就去找钮永建。罗亦农身材魁梧，生性活泼，极富口才，有争取人的本领，他见了钮永建，寒暄一番，便婉转提出：工人暴动，是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这个时候，市区最容易混乱不堪，难免没有趁火打劫之徒。为防止抢劫，很需要工人来治安。
现在工人的情绪很高，我看对此不便抑遏。
钮永建沉默了好一阵，最后才说：“既然你说罢工是欢迎北伐军，又能维持上海治安，还可以防止抢劫，那就同意工人举行总罢工吧。”
当然，钮永建有钮永建的算盘。
在北伐军向上海方面进军的同时，国民党钮永建与鲁军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的谈判也在进行。钮永建企图说服毕庶澄投诚国民革命军。为此，北伐军向上海的进军非常缓慢。
起义的日程在一天天挨近，可北伐军还在上海周围蜗行。陈独秀心里也火急火燎。在３月１０日的政治分会上，他耐不住性子，直接向钮永建提出：“你要催北伐军，对松江和苏州、常州的进攻要积极一些，不然鲁军防署完密或安全退却，南京方面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而不好对付。”
“我是在积极工作，可这个事情是急不起来的，欲速则不达。”钮永建说着他自己的考虑，“打通关系需要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