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新时代来了。播种机、微耕机、收割机、打捆机各个村子里都有，租用很方便；煤气灶、热水器、洗衣机、电热机、空调、冰箱这些家用电器，基本上家家都有。播种收割的农业耕作因为科技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村里人做饭洗衣的日常生活也因为科技节省了很多体力。加上近年来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上大力建设，外商采购、农货交易、本地人日用采购都很便捷。早些年那种春天未来就破土耕地、盛夏烈日下锄草采摘、秋天冒雨拉车收割、冬天凌晨排队浇地的苦日子，算是彻底翻篇了。不可否认，农业耕作已经实现了半自动化，农民的生活也好过以往的任何朝代，按理说，这样的农村应该大繁荣才对。
现实很复杂。就算现在的农村水电方便、来往快捷，有网络也有快递，有池塘也有广场，有医生也有清洁工，有饭店也有澡堂，但依然无法避免“空心化”趋势。艾瑞克的这种担忧不是毫无来由，那些地理环境很差劲的村子演变成空心化还能理解，但像薛家园这样地广人稀的村子突然空心就很奇怪。薛家园在方圆上是大村子，东西北三面的平地、坡地约莫两千亩，整个南面的梯田约莫数百亩，这么多地养薛家园上的一千来号人绰绰有余。可偏偏，村里的人口以“断代式”的特点急速递减，如今留守在村里的，都是没本事出去只能种地的，以及上养老人下供学生出不去的。人口的“断代式”骤减，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村里的小学几年前关闭了。早些年回家时听同族里的虎子哥说，他的小孩上一年级时班上只有五个孩子。很明显如今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一届比一届少，根本撑不动一所小学的师资。
薛家垣这种地方地处高处，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村子四周全是沟坡，四面八方大大小小的凑起来有十来条沟，小时候无论是去上会还是走亲戚，去其它地方都要下个大长坡。那时候人们以种地为生，就算是十米长两米宽的崖边小平地都有人抢着种。因为特殊的地势，所以家家都养牛，耕种和收割全靠黄牛拉东西。现在可好，薛家垣被十几条荒沟、野坡包围了。说到牛，这几年能在村里见一头黄牛，大人小孩都要稀罕个好半天。
薛家垣最先是薛姓人家聚在一块的村子，有六七个生产队，是方圆几十里人口最多的村子。这些年迁出去的人没有一半也有五分之二，年轻人考上大学转移户口、打工的在城市落户、外嫁及转移户口至镇上或县城，这三类是薛家垣户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还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要么常年在外打工过年都不回村，要么儿女有出息他们撂下地去城里跟儿女生活，这些人虽然户口还在村里，但人很少回来，村里有社火、选举这样的大事儿他们都不清楚。留守农村单纯种地的人，很少，大部分人都是农忙时忙农，农闲时在周边打零工。
农村人口断代式分布的分界线大概是四十岁。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村里四十岁以下依然专门务农的青壮年，屈指可数。农村人口的断代式骤减，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实，恐怖在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失，恐怖在农村没有维系生机的新生代。
四十岁出头的这一小撮人，生在七十年代，他们大都生活紧张。有本事的早就在城市立足了，没本事的只能留在村里，上有老小有小，儿女要花钱上学，老人已无力耕作还需要医药开支，家庭的重担都在他们身上，而农业收入又不足以支撑家庭支出。这一撮中年人，一些在周边的县城打工赚钱，一些边务农边打工，一些是夫妻分工，一个在城市打工一个在农村务农顺带照顾老小。
五十岁前后的——父母尚在、儿女还未站稳脚跟——这一拨人，他们是村子里的主要劳动力。在农村活了大半辈子，他们大多没有外出的意愿，而且也没有在城市谋生的技能，所以只能留下来。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承包了一些地，农忙时他们在村子里守着地，农闲时那些身体好的会在附近的村子做泥水匠挣些钱。村委会里的干部基本集中在这一年龄段。
村里人数最多的是六十多岁这一拨人，他们的儿女无一例外都在外打工，他们的父母如果不是生活不能自理，就是有一方或双方已亡故。儿女但凡混得有出息的都在城里买房了，混的一般的也成家立业自立门面，他们人生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务农养家转移到帮衬儿女和照料父母上。家里就算有好地、有果园也无心搭理，守着八十多岁的老父母和照看虎头虎脑的孙子女，是他们的头等大事。这些人大多数两头跑，在村里的很清闲，在城里的很操劳。
再有，就是七老八十的人。这些人不少见，要么靠着儿女生活，要么儿女孙子们在外他们独自生活。艾瑞克家族里的一个爷爷，儿女在外务工，孙子辈的都在城里上学，家里的十几亩地他一个人照看，都已快八十岁了，整天骑着个小自行车在田间地头忙活。村里像他这样的老头子并不稀罕。
这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在渐渐地消失，这是一种绝对的消失，薛家园避免不了。也许外国农业的发展和走向会给中国提供一个参照，或着给这种空心化一个合理的安慰，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传统的大家庭生活习俗，这些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城市吸走了聪慧能干、愿意钻研且富有激情的年轻人，留在村里的大都年过半百。大量的田地等着他们，能够完成每一年漫长又繁重的播种和收割工作，已经是了不起了，还要他们再去优化耕作、钻研土质、提升效率，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他们多半还有老父母或儿孙要照顾。很明显，当前农村的劳动主力在精进农务上已经失去了动力和能力。
农村人口的变动有没有逆城市化的趋势？那些出去了的年轻人会不会再回来？
事实上，有不少人在城里混出了名堂然后声张着要回乡养老，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现实的。人老了最怕有病，但凡有个大小病着急的，村子里的医生都应付不了，哪比得上在城里的大医院可随时挂号、随时看急诊来得方便可行。在农村养老，想得美，不可行，令人堪忧的就医条件几乎堵死了逆城市化的这一可能性。
村里糟糕的教育环境也是催人离乡的一大原因。见证过计划生育这一强力政策的八零后，现在到了婚育年龄普遍地只生一个最多两个，这捧在手心里的宝宝，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不错的教育。如今薛家垣周边很多村子的小学都关闭了，艾瑞克堂兄弟的小孩上幼儿园都要去镇上，中学更少了，乡里中学的师资如何能跟城里的比。为了照看读小学或初中的孩子，不少中年人在镇上或城里寻一份工作，一举两得。
再有，就是娶亲问题，这是最尴尬的。听小姑说，现在村里大龄未婚的男青年没有二三十个也有十来个，有些都拖到了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而且这些大龄男青年并不是条件很差，要学历有学历，要工作有工作，家里环境也不赖，为什么娶亲变得如此困难？最根本的原因是，薛家垣连同周边的十来个村子清一色的青年人少，在这鲜少的青年人中，清一色的男多女少。男多女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当年的计划生育导致的，在只准生一个的前提下很多家庭选择了要男不要女。现在的女孩子不比旧时候的姑娘，她们也都接受过义务教育甚至本科教育，她们的格局不比男子小，能嫁进城里自然更好。男孩子在村里找不到对象，定然也不会留在村里，外出工作自己谈对象然后结婚供房，这几乎是出身农村的青年男子的唯一出路。说到将来回乡养老，就算男方想回自己的老家养老，女方对男方的故乡完全不了解，自然也不会同意轻易离开城市。
山河无恙、桑梓依然的故乡早已不复存在，那些想着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他乡客，恐怕要大失所望了。
放眼广场，好个气派。广场四周是一圈数米宽的连贯花池，花池中红黄青绿婉转起伏，似波浪如彩虹，十分艳丽！北边望去，朱蕉、一叶兰、三角梅，褐红、青绿、蓝紫，合伙组成一条花带。正前方，万寿菊、鸡冠花、矮牵牛，黄、红、粉，好一条数十米长的明艳花带。再看南边，小黄婵、一品红、扶桑花，黄、红、粉，又一个狭长的花带……所有初来深圳的人，见到这样的景象恐怕无一不被惊艳到。大大小小各色形状的花池坐落在广场之中，花池中高大的是凤凰木、合欢树，矮小的是冬青、杜鹃，陪衬的小花是矮牵牛、粉鸡冠、石竹之类，华丽丽的这里一片那里一片，愣是将原本干巴巴的水泥地装饰得悦目雅观，漫步其中好像节日一般。
回首旧日的故乡，春天一来，枣园的枣花，一沟青黄羞涩；柿子沟里柿花开，黄花隐约半坡；李子坡上，一地纯白，满坡飞雪；北坡上，三月梨花开，数百亩雪白，四月桃花开，数百亩飘红；五月一来菜花齐开，千里金黄一色，那是收获神维尔图诺斯的惊鸿一瞥。整个春季，麦绿如海、麦浪似涛，青坟底下数百亩青波荡漾，太和庄子数百亩碧水起伏，大瓜地上数百亩葱茏无疆……整个薛家垣被一望无际的绿麦包裹，那是丰收的地方。春有花，秋有果，夏季万物火热，冬来大地裹雪，薛家垣的天赐之美，城市远不能及。天堂再美，不如故乡。
薛家园上的土地，如今大片荒芜，可惜，太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留守的农民年龄会越来越大，等到有一天他们也退出了农耕，那曾经百里菜花、千里麦浪的故乡还会在吗？没有精干的年轻人，农村便失去延续繁盛的人力，农业也失去了优化发展、多元化发展的动力，那所谓的“振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到最后不过是喊喊口号罢了。没有人，就没有村。引人过来，这是繁荣和建设的第一步，中国的城市深谙此道。现代化设施掩盖不了乡村萎缩的趋势或事实，一场大变革正在走向结局。
当然，薛家垣只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它远不能代表整个的中国农村。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与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一些地方人多地寡外出务工是必然趋势，一些地方村子小的在发展中悄默默地消失了，一些地方毗邻城市发展出了第三产业，一些地方水足地肥早已实现集约化耕作，一些地方得天独厚可以种植稀有水果留住了不少青中年……只是薛家垣，常令他担忧，担忧突然有一天生养自己的故乡凭空地在地球上消失了——被整合、被搬迁、被占用、被消失。
人朝高处走，这自古以来的趋势，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度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强烈且集中。中国的城市化毫无疑问是激进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基于政治驱动的人口大迁移，威力都很大。
生在乡野的人，是大地上的精灵，而活在城市的人，是地球上的社会动物。原本，人是自由的独立的，像松鼠跟着四季的脚步生活一样地农耕，像老虎在丛林中独自觅食一样地狩猎，像老鹰在高远处巡视一样地放牧，像鲨鱼张开大嘴网罗一样地捕鱼。原本，人是狮子、是狐狸、是兔子、是蚯蚓，现在，人是猩猩、是蜜蜂、是蚂蚁、是蝗虫。城市贬低了人，政治降格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