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曹植上身穿红色长衣，宽衣大袖，坐在洛水边上，身后有三名侍者手持宫扇，二名侍者手捧诗书，这些都表明了曹植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头顶的宫扇说明了曹植陈思王的身份，而二名侍者手捧诗书说明曹植是——位热衷文学的诗人，他有着贵族诗人的优雅风度。在休息时，曹植恍惚中看到了美丽的洛神。洛神“奇服旷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她多次出现在水面上，高梳云髻，手持麈尾，衣带飘飘，动态委婉从容。她“进止难期，若往若还”，含情脉脉，表现出——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无限惆怅的意境。曹植和洛神互赠礼物，共登云车，畅叙衷情和遗恨。待洛神离去，只剩懊恼思慕的曹植，坐着——叶轻舟，面对两支残烛，通宵不眠，浮在洛水上不肯离去。回到岸上，曹植带着沮丧的心情和无穷的依恋乘上四马盖车，怅怅惘地返回自己的封地。
顾恺之的创作注重对文学作品原作中所蕴含的真挚情感的刻画，因此，这幅画不仅仅是描绘了——个人神相恋的故事，文学中所描绘的洛神种种美妙之态在绘画中得到了清晰化，“秣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显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勾，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轴承权。瑰经艳逸，仪静休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作者对洛神完美无缺的容貌的刻画“薄染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洛神外貌的描绘上，而是更进——步突出作品的主题，对洛神神情意态、思想情感的描绘才是最主要的。主人公洛神与曹植深情款款而又怅然若失的心理活动，再现了爱情的失落与哀伤，体现了文学作品和绘画的共同主旨。
画中理想与现实交织，充满了神奇瑰丽的想象，通过对环境的描绘加强了理想化的神话梦幻色彩。画面上高飞的鸿雁、腾空的游龙、云中的明月、初升的朝霞和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都具有梦幻般的色彩；还有传说中收风的风神和歌唱的女娲使得画卷的神话色彩更加突出。可以说，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与曹植的《洛神赋》——样精彩，——样彪炳史册。
要留意的是曹植的《洛神赋》虽然竭力写洛神之美，但是主要是写“形”和“态”，很少触及身体，而洛神的美也是飘忽迷离，如镜中花、水中月，可远观而不可靠近。顾恺之的描绘也基本上符合曹植的描写，关注更多的还是人物的“情”和“态”。但是齐梁之后，对女性欣赏的重点就不——样了。
齐梁之后，由于统治者的竭力提倡，文艺之风——变而为艳丽绮靡，六朝前期品评人物注重品性、注重内在的品评标准也已是时过境迁，对人物美的评价，也已不再是直指心灵的林下之风，而代之以声色感官之惑。梁元帝萧绎的《采莲赋》可代表此时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
紫茎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于时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鹋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故以水溅兰桡，芦侵罗褚。菊泽未反，梧台迥见，荇湿沾衫，菱长绕钏。泛柏舟而容与，歌釆莲于江渚。歌曰：“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英蓉裳。”
还有六朝时的——首乐府诗《双行缠》：
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
这种观赏不再是通过仪态之美赞扬美德、突出身份，而是实实在在地描绘女子的可爱之处，真切而具体，近可观，远可闻，这些女性已经从曹植营造的仙境中走了出来。受此风影响，仕女画也以愉悦感官的声色形貌的艳丽和人物外在的怡情悦意的情调为标准，因此，彰显女德的令妃顺后、才女烈妇题材逐渐消隐，靡丽华艳的仕女画粉墨登场，以张僧繇为代表，掀起了仕女画中的“面短而艳”之风，这——时期此类题材的代表作有梁·张僧繇的《梁宫人射雉图》，孙尚子的《美人诗意图》，还有再早——点的陆探微的《蔡姬荡舟图》，这类题材的仕女画娴熟于女性的服饰、妆扮、姿态，从积极意义上说，突破了“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范畴，走出了女德的局限，开始关注女性外在的美感，这是此时仕女画的——大变化。
可以用——句话评价六朝的女性风气————保守中不掩风雅，仕女画则是宣扬女德的同时对外在的美有所关注。
（第二节）自由的张扬人性的复归
一、开放的社会风气
如果说六朝的社会风气是保守中见开化，隋唐五代的社会风气则是开化中有保守，尤其是唐代，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隋唐五代的开化风气与当时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有莫大的关系。隋代荒淫无耻当属隋炀帝杨广。他在其父隋文帝病重时，逼辱文帝的宠姬陈夫人，事败，遂害文帝。杨广即帝位后，按《礼记·昏义》所云，置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御妻，共计——百二十人。《礼记·昏义》关于妃嫔的设置只是古人设想，并未真正实施过，隋炀帝此举可谓旷古未有。此外，隋炀帝从民间广拔秀女充斥后宫，唐太宗即位之初，先后出宫女六千人，可见隋代后宫人数之众。
隋炀帝的纵情淫乐、穷奢极欲最终导致亡国。唐初的统治者汲取隋亡国的教训，在建国初期励精图治，使大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武则天即帝位后，荒淫之风又兴。《旧唐书·张行成传》载：
太平公主荐（张）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启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即令召见，甚悦，由是兄弟倶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
（诸大臣）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圣历二年，置控鹤府官员，以易之为控鹤监内供奉。
武则天内宠张氏兄弟之事在当时尽人皆知，然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事竟可以在朝堂上讨论，当时的右补阙朱敬则在朝堂上当面指责武则天滥欲：
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巳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
朱敬则上此谏章后，未受责反受赏，武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武则天出于统治需要，表面上作此姿态，但实际上依然故我。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风气之开化程度，甚至可以说是放荡，这在现代社会都是不可思议的。武则天是寡居女性，且贵为天子，在此方面虽出人意料，但也可理解，然而其子中宗与韦后之事却实在是匪夷所思。《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
帝在房州时，常谓后曰：——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
丑声日闻于外……散骑常侍马秦客颇闲医药，光禄少卿杨均从调膳侍奉，
皆出入宫掖，均与秦客皆得幸于后。
唐中宗之“雅量”实在是旷古绝今。
皇族的这种风气迅速蔓延，渐及唐朝社会的生活方式的主旋律，在这种风气中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文人的放纵。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载：
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倶流落不遇，恃才浮诞而然也。
对此，陈寅恪有分析云：
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
又云：
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盘《北里志》，及韩偃《香奁集》，即其例证。
历史学家范文澜对此也有论述云：“唐朝士大夫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杜甫、韩愈这种儒家思想修养颇深以天下为己任的正统文人都未能免俗，可见当时风气的盛行程度。唐人男女交往自由开放，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又云：
长安士女，胜春野步，则设席藉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幄。
当时长安都城的富豪们，有逢炎暑在园林内集会的习惯，往往结缀锦彩，搭造凉棚，邀约士人、名姝和妓女游乐，安排避暑之会。另外，唐代盛行的女冠之风和狎妓之风也是唐代风气冶荡的——大力证。由于唐代统治者追认老子为其始祖，力推道教，所以当时道教之风颇盛，——大批女子加入了修道的行列，且这些女子的身份多为上层社会的人物，主要有以下几种：自愿修道的公主和贵族女子、出宫的宫女、被遗弃的官僚地主的姬侍以及妓女。这些修道的女子花在修道上面的精力并不多，学习歌舞、写诗作文、修饰容仪、讲求妆束反而是她们日常生活的重心所在，因此，可以说，唐代女冠几乎引领当时的时尚潮流，当时宫廷中许多女子甚至着道衣模仿女冠们的生活方式。唐朝女冠的社会交往极其广泛，遍及贵族官僚、文人名士，在两性关系方面也非常开放，唐代的女冠实质上是高级娼妓，这是公开的秘密。另外，唐代文人与妓女的交往也是当时——大风尚，稍有名气的举子、文人皆以此为尚，并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和创作的题材。当时西蜀名妓薛涛有才名，名士如韦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刘禹锡、张祜，咸与之唱和，而大诗人李白也是此中高手。宋·释惠洪在《冷斋诗话》中云：
舒王（王安石）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
妇人与酒——直是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魏晋风度无此则索然无味，唐诗无此也难光彩照人，唐诗中为妇女立言、歌颂妇女、歌颂爱情、反映各阶层妇女生活的诗篇，既体现了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也是唐代女性地位提高、社会风气开放的明证。上层社会和文人中的冶游开放之风，渐及民间，唐代民间男女交往也比较自由，唐代诗人崔颢的《长干曲》中描写了——位船家女与陌生人坦荡交谈的场景：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则记述了——对青年男女——见钟情并私奔的故事：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停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
白居易的《琵琶行》设置的场景则是夜半更深时，商妇与陌生男子的交往，这种交往可说是相当现代了，正如洪迈在《容斋三笔》中所云瓜田李下之嫌，唐人不讥也。”不但不讥，而且还是唐代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
唐代不但在男女交往上很自由，两性关系也很是开放，离婚改嫁竟也是平常之事！现存敦煌卷子中的五件唐代离婚文书，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离婚的心态。其——为：
某李甲谨立放妻书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手书。
从此文书中可以看出这是——场因为夫妻感情不和的协议离婚，其中男方有——段对“妻娘子”的祝愿之辞，宽容大度，还特别祝祷女子另结美好姻缘。还有——张离婚文书为：
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得——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年月日乡百姓甲放妻书——道。
两份文书颇多相似之处，可见当时的离婚文书与现在的离婚协议——样，有某种固定的格式，这说明当时的协议离婚应该不是偶有发生，而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开放风气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个重要因素就是唐代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血统。
陈寅恪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开篇引用《朱子语类》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其后又分析道：
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既简略之语，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然此二问题属李唐——代史事关键所在，论唐史者不可忽略也……
关于唐代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血统，在史学界已取得广泛认同。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外祖父是鲜卑贵族独孤如愿，也就是说李唐皇室的血统中至少有——半是鲜卑血统。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张克复先生云：李唐王朝的创建者唐高祖李渊，虽自贯狄道“为凉武昭王李七代孙”，但实际上他是赵郡隆尧人，至今河北隆尧县还保存着李唐王朝的祖先坟墓和家庙。在隆尧有李唐王朝四代祖先的坟墓，而四代之前则不可考。追溯李唐王朝乱认祖先要从西魏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说起，当时宇文泰为了同北齐等政权抗衡，下令大臣改姓关中姓氏，随宇文泰入关的李渊先祖李虎遂以关陇世族陇西李姓为宗，自称出于陇西。李渊建唐后，追封“陇西堂”，其后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年间修“氏族志”，将陇西李氏列为李氏十三郡望之首，全国姓氏第——。到了唐玄宗时，李唐统治者彻底完成附宗。
李唐统治者为了找到——个有号召力的祖先，先认老子为第——代始祖，后又自称祖籍在陇西狄道，这些行为无非是为其统治寻找依据，证明自己出身名门望族，但是这些造假掩盖不了其胡族血统。其日常行为、统治之法无不透露着其胡人血统的痕迹。唐代统治者大量重用外族和外国人作为军事将领，对此，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故其种落毕依朕如父母。”这种忽略种族的大度虽体现了唐太宗的气度，但不能不说此与其血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统治者的这种不分夷狄的大度大大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可说功不可没。正如陈寅恪所云：“李唐——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I日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创空前之世局。”李唐统治者的胡人血统反而造就了大唐豪放博大的气度，由此成就了皇皇大唐不可——世的豪迈气魄，并滋生出多元化的文化风格与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但在唐代统治者的行为中也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的习俗和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