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7，中央一号文件
2017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央连续第14年锁定“三农”，这为农业、农村始终保持良好形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家连续14年把三农问题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反映出决策层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文件再次提到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这是继2015年6月1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确定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政策，增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动能”的讲话之后，国家以文件方式再次确立重视农民工问题。文件第32条令人振奋：“健全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创业创新体制。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健全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多渠道就业，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新生代、身患职业病等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突出问题。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现代农业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鼓励高校毕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整合落实支持农村创业创新的市场准入、财政税收、金融服务、用地用电、创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各地建立返乡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创客服务平台，开设开放式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
有媒体认为：国家连续14年把一号文件定位于三农，不可谓对“三农”工作不重视。如何防止中央的惠农政策被悬空，防止各级止步于“传达传达，墙上挂挂”，可以引入第三方的评估，倒逼政策的执行。当然在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也要注意考核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引入群众满意度指标，提高一号文件政策的精准性与可执行性，使惠农政策真正惠民。
二、农民问题，一号文件的焦点
这份文件全文约13000字，共分6个部分33条，包括：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文件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文件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面临许多重大考验。必须直面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勇于承受改革阵痛，尽力降低改革成本，积极防范改革风险，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
“近几年我国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开了头、有进展，但需要在发展目标上再聚焦，在工作路数上再理清，在政策举措上再加力。”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办主任唐仁健说，“只有牢牢把握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为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好先锋、提供支撑，才能开辟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境界。”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一以贯之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在著述的《之江新语》中就发展“三农”明确提出了五个“务必”，即“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对五个“务必”的进一步细化落实和周密部署，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统筹城乡、改革开放、求真务实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三农”领域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一脉相承，是对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落实和深化，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关要求在“三农”改革发展领域的细化落实。
“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增，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16年中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人民币，实际增长6.2%，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村容村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农村社会管理扎实推进，农村文明向上的社会氛围正在加快形成。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三农”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农产品价格倒挂、资源环境承压越来越大、农业农村发展动能衰减等突出问题。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的前提下，为进一步巩固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的局面，持续提高农业竞争力和绿色发展能力，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如何全面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笔者认为，应从农业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本资金、创新四大供给侧要素着手释放改革发展的动能。
一是进一步激活农业农村劳动力这一核心要素的主体动力。农民作为农业农村的劳动力，始终是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核心要素。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要确保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有序推进、能否取得预期目标，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落实好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快农业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健全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机制，建立完善农村创业创新体制。
二是要通过改革释放农业农村土地这一关键要素的资源活力。马克思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作为供给侧的资源要素，对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握好农业农村土地这一关键性要素，统筹推进农地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工作，继续深化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积极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土地保护治理和重大生态工程建设。
三是引导发挥好资本资金这一基本要素的循环动力。农业是弱势的基础产业，农村历来是资本资金的洼地，农业农村存在发展的短板，其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对农业农村的资金投入过少，农业资本积累不足，农村资金资源稀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需要财政、金融等各方面资金注入农业农村。引导好农业农村资本资金这一基本要素，确保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加快农业农村金融创新，加大金融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发展短板。
四是放大农业农村创新这一重要因素的杠杆撬动力量。创新是民族发展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要不断打开新局面，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果，必须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治理创新，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充分调动农民促进改革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中国的城镇化步伐
中央文件坚定有力地保障了农村的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城镇化高潮将进一步到来。据2016年2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6.1%，城镇常住人口7.7亿，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当今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我们曾经说过很久的一句话“中国人口80%是农民”早已成为历史！中国的城乡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裂变！
城镇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75%—80%之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化率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李克强总理日前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数亿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会释放更大的市场需求。”李克强总理借用国际传媒平台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信号，也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推进城镇化，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和信心。那么，如何认识和看待城镇化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推动作用呢？
首先，城镇化建设将实现投资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城镇化建设既是投资建设，也是需求释放，是投资和需求良性循环的最佳结合体。这里讲的投资，除了建设高楼大厦等供人居住的硬件设施、建设交通、学校、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之外，还要给市民们提供各类工作岗位，因此，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投资产业发展的过程，包括民营企业的投资发展。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市民化也就加速，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公共服务需求和个性化服务需求被释放，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资产品就有了消费，有效防止了投资过程中的产能过剩问题，使整个经济发展都因城镇化进程而步入良性循环轨道。据测算，每将1名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会使该居民消费扩大3.6倍，消费需求会增加一两万元，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吸纳1000多万农业居民进入城镇生活，促使最终消费率提高1.6个百分点。
其次，城镇化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提升第三产业比重。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服务业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国内第一大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7.8%，第二产业为45.9%。但是我国47.5%的服务业比重与发达国家服务业70%的占比相比，明显偏小，这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大幅度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是经济结构转型必须破解的难题。城镇化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数亿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之后，就不像农村那样能够在生产和生活上实现很大程度的自足自给，而是需要诸多产业分工来供给，比如从事服装加工的就不能产生饮食，需要购买饮食产品和服务，饮食产生和服务需求刺激生产供给。另外，随着人口的增加，医疗、教育、生活服务等各方面的需求被释放，这样就会带动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
另外，发展服务业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给城镇化过程中市民化的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据测算，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中，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服务业的发展既提供就业岗位又助推了城镇化进程，可以有效防止拉美国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窑”等现象。
农村人口的流动，推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化加速与城市失业并没有必然联系，恰恰相反，伴随着城市化加速过程会有更大的就业空间。产业与人口的聚集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市化过程就是人口与产业的聚集过程。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长了100倍，指的就是城市的规模效应。随着人口聚集到一定规模，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增多，资金流量大，就会带来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繁荣，而第三产业的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本进入比较容易的特点。实践证明，如果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就有商业、服务业、娱乐业、通讯、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的相应发展和繁荣，就业空间就会增大；城市化水平越高，大批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使用的边际成本越小，不仅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还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并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化导致的人口集中会刺激建筑和房地产业的繁荣，而这些产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劳动力较多，同时，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具有较强的联系效应，其发展与繁荣会带来其他许多行业的发展与繁荣，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城市里，产业间会形成产业链，一个食品加工企业，产前需要设备、材料，产后得包装、销售，自然就促进了农业、加工业、商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于是就业增多，消费增多。这种效果是不断加强和扩大的，即就业机会是以乘数效应增长的。因此，从经济学上讲，城市有其自动控制的能力，通过产业整合和城市资源优化配置会孕育新的产业领域，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
第三，城镇化可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贫富差距问题也是制约消费不能有效提升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叫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指的是收入越高的群体，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比如，一个月挣5000元的，可能消费4000元甚至全部消费光，比例超过80%；一个月挣500万元的消费不了500万，充其量消费40—50万元，消费比例不到10%。也就是说在社会财富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收入差距越大，财富越向富人集中，那么全社会的总消费量也就越小。所以，推进城镇化进程过程中，如果能有效解决户籍、就业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吸引农民进入城镇，客观上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带动消费增长，成功实现经济转型。
另外，城镇化还可以消化部分产能过剩，带动整个产业进行结构性升级。城市建设，必然带动钢材、化工、砖瓦、水泥等建材行业；目前中国的这些行业都出现产能过剩，因此城镇化建设刚好可以承接上述过剩行业的产能，让这些行业在国家不需要扶持的情况下实现转型升级的“软着陆”。另外，城镇化还可以消化房地产行业的产能过剩等，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就大国经济成长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近1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超过了美国发展最快时期的城市化速度——每年大概提高0.5个百分点。我们比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直接原因是我们的城镇化步伐快。
城镇化，是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大和城市经济部门比重的扩大。我国因以往长期实行城乡分割政策，致使城镇化过程与别国有很大不同。具体说，我国的城镇化目标达成要讲五条：一是城乡统一市场的基本建立；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基本一致，农民收入甚至要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特别是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异完全消除；四是农业高度发达，农业GDP比重下降到5%以下，全国恩格尔系数平均降到15%左右，专业农户成为农村的主体居民；五是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如果上述目标实现，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将不复存在，城镇化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了。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健康发展的态势，需要有一个清晰可靠的大思路，但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好在我们有了一个开放度较高的市场，地方政府又有一定的发展自主权，这就使我国的资源配置调整大体上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使经济发展长期保持了活力。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就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于是，在大体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根本源泉，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核心“秘密”。没有过去的农民工，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就。
中国城镇化是大势所趋，谁也改变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多赢的博弈过程，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一定和谐平顺。事实上，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要警惕过于牺牲农民的利益，也确有一些值得检讨之处。单从农民分享城镇化利益的视角看，以下几个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相当多的农民在职业上实现了城镇化，但其生活居所并没有实现城镇化。多年来，进入城市（包括县级城关镇）务工的农民，在城市能够居住在标准单元房（拥有一个以上卧室及厨房和卫生间）的比例估计在20%左右，在大城市这个比例更低。他们一边在城市工作，一边在家乡继续建房。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质量不高，也意味着资本和土地资源的低效率利用。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土地用途的管理、管制机制不健全，以及大中城市房价过高。
第二，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扩大城市和招商引资，将更多的耕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由此引起动员农民“集中居住”，将一部分村庄占地复垦换取建设用地指标。依笔者观察，这个过程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强制，但一定程度的强制或变相强制问题却是存在的。这种情形当然意味着农民利益的损失。发生这种情形有多重原因，而最主要原因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未得到尊重，土地市场未能建立起来。
第三，农民进城后，尽管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劳动环境差，但劳动收入和劳动保障程度却低于城市劳动者。这种情形近年来有所改进，但总体改观还不够大。
第四，因为上述问题，致使部分留在农村的居民也未能充分享有城镇化的利益。因为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没有在城市扎根，也因为土地制度的弊端，农村耕地未能合理集中到留守农户手里。大部分农户处于兼业状态，往往是男的在城市务工，女的在家里种地。城乡收入差距使部分农户对耕地有“种之无利，弃之可惜”的心态，影响土地利用效益的提升。
第五，有限的耕地流转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确产生了耕地流转的必要性，并产生了专业农户。如果机制顺畅，专业农户多会在农村原住民中产生。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目前，城市资本热衷“下农村”，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土地流转到了城市商人手里。有的商人手中集中了过多的土地，发生了“规模不经济”的情形，便把一部分土地转包给他人，赚取转包收入。还有的城市商人圈占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争取转变土地用途，实现土地增值。
第六，部分进城务工农民牺牲了家庭幸福，并给后代健康成长带来问题。相关情形被人们称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
指出以上问题，不是说否定城镇化的必要性。而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城镇化，农村的麻烦会更多，农民的收入会更低，国家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同时也要下决心解决城镇化过程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城镇化的红利。
四、城镇化新政可圆农民工三大梦想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力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鼓励返乡农民工就地创业；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长期研究城镇化和农民工问题的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在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上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温总理的城镇化新政对于破解当前农民工的“半城镇化”状态，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合理引导农民工流向，帮助农民工实现“市民梦”“创业梦”和“安居梦”三大梦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辜胜阻指出，我国的“半城镇化”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不同于国外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情况，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只实现了由乡到城的地域转移和由农到非农的职业转换，但还没实现身份的变换。由于户籍的差异，当前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但不少仍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并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城镇化，处于一种“半城镇化”状态。这就使得城镇化了的农民工难以市民化，农民工同市民存在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平等现象。同时，伴随着农民工的流动，农民工阶层也在不断分化，出现了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不再适应农村生活；流动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谋求生存向更高的追求平等和追求现代生活转变；他们素质相对较高，也更贴近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是，他们也面临能力与期望失衡的问题。这是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问题上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辜胜阻认为，“市民梦”“创业梦”和“安居梦”是当前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十分迫切的三大期盼。三十多年来我国农民流动呈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的就地转移。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以城市为目的地的异地暂居性流动。第三次浪潮则是以长期居住为特征，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须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放入市民化进程中来应对。同时，打工是锻炼人的大熔炉和培养人的大学校，外出打工是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孵化器。许多农民工经过打工实践，在外开阔了眼界，学会了本领，掌握了技术，拥有了资本，具备了创业的能力。
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色的城镇化新政要围绕三个“中”，即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中小企业来进行：一是在扶持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引导农民工向中西部“回归”，避免中西部农民工非家庭迁移带来的诸如“留守儿童”问题等巨大社会代价。二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避免城镇化的拉美化陷阱和“大城市病”；鼓励农民工创业，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避免“空城计”。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城市655个，其中人口规模在20万以下的城市不到一半。这表明在我国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潜力巨大，依托县城培植新型中小城市大有可为。
我们现在提倡城镇化，发展乡镇企业、村办企业，把曾经红透“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再次振兴起来，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的就地转移。由此，民工潮带来的农村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妇女、农村留守老人，以及新一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也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要注意的是，中央一号文件是在推动城镇化的背景下，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在关于三农工作部署的文件里，2017年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城镇化，并提出三项政策，第一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第二是有条件的城市要把农民工的住房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第三是强调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纳入城乡一体。
中央一号文件之所以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的问题更加严重，或者是他们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从人口学的角度和不同代际的交替来讲，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城镇化的需求。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讲，新生代农民工确实更值得关注。既然城镇化是必须走的过程，就不能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因为他们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取向，而客观因素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
五、农民工返乡创业掀起高潮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个大势。大多数打工者都想回老家工作或创业，能照顾家庭老人和孩子，这是摆在农民工面前的现实问题；他们打工是迫于无奈，是为了生存，如果家乡能打工能就业，谁愿意离妻别子，背井离乡？
2014年11月16日，在北京顺义区龙湾屯镇山里辛庄村，在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等主办的“返乡青年汇”北京站的活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下了一个论断：“中国的返乡将在未来的5到10年形成一个高潮”。在她看来，农村的各种社会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见底”，见底后便会翻盘。与中国历史上数次由知识分子引发的返乡潮不同，杨团认为，新乡村运动中返乡主体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第一代农民工。
首先是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基本到底了，任何事情见底之后才会上翻。农村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农村现有生产力跟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脱节，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发展是以农村发达为前提的，农村形势要改观，这是其一；其二，基于农民工打工的意愿和走向判断，城市挣钱越来越难，回农村的意愿正在加强。
故事一：种粮大户李喜林：不想再“背井离乡”
湖南省新邵县陈家坊镇下江村返乡农民工李喜林，近些年来算得上当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是村民致富之路的开辟者。善于发现的眼睛与敢闯敢干的魄力是他的两大法宝，全县种田“科技示范户”的头衔与村民们逐渐鼓起来的腰包是他致富成功的见证。
近日，笔者来到下江村，这位“田保姆”李喜林正与几位村民在稻田里忙着给制种禾苗施肥。趁着休息时间，笔者与其闲聊了片刻。
“李师傅，今年种粮面积有多少亩？”笔者问。
“今年种粮面积是2000亩，制稻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300亩。”李喜林微笑着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咱农民心中好比吃了一颗‘定心丸’，特别是我们这些种粮大户今后种粮信心就更足了”！
李喜林今年54岁，曾经在外打工多年，后来回家乡办过打火机厂和红砖厂。因能力强，2004年，他在全村群众要求下回到村里担任起村主任，之后又因实在、肯干，在村支两委换届选举中以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至今。
2010年9月，李喜林联合其他4人集资150万元，组建了江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当年通过参加县总工会技能培训班学习，掌握了科学种田技术，便开始在长江、下江等附近4个村流转承包1100亩水田，大规模发展种粮业，乐意当起“田保姆”。
万事开头难，当时他开出每亩300元的承包价，但还是有部分村民不愿意流转田地，甚至还有人对他能否真的坚持种田持怀疑态度，怕以后收不到承包费。后来，在镇政府的宣传倡导下，大部分农民由犹豫、观望转为理解、支持，参与土地流转，双方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规定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农户把自己承包集体的部分土地或全部土地流转给李喜林经营。
“2011年，我从承包的1100亩水田中选取200亩用来制稻种，种植200亩双季稻和600亩的中稻，这年仅在制稻种上就赚了近20万元。”李喜林说。他规模种粮的信心更足了，并在东江、长江、乔石等8个村共承包水田2000亩，一年来的收入十分可观。
近两年，李喜林被评为全县种田“科技示范户”，但他并没有满足现状，把资金投入扩大生产，先后添置了大量播种、插秧、收割的机械设备。
通过土地流转规模种粮，李喜林不但自己成功致富，还促进了该村支柱产业的大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使村民成为不离土、不离乡的“产业工人”。
谈到今后的种粮打算时，李喜林一脸自豪，兴奋地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我也打算带动全镇村民来发展规模种粮，让更多的群众都富裕起来。”
故事二：返乡，返乡，那是我们的希望
作为全国输出农民工最多省份之一，四川近年农村劳动力回流明显。据四川省农劳办数据显示，仅2015年前11月，全省返乡农民工总数逾130万人，其中返乡创业者约4.2万人，成功吸纳当地就业超过20万人。
政府“引凤还巢”，返乡者前赴后继，然创业并非易事。近日，《工人日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大多数人虽创业方向各异、喜忧不同，但走向成功的路径却总有相似之处。一些迅速成长起来的返乡创业者无不感慨，要成为家乡父老共同致富的“领头雁”，“仅是挣了票子、换了脑子远远不够，更要摸对路子”。
“打工妹”创办自主品牌
四川省金堂县竹嵩镇，曾有“全国打工第一镇”之称。1980年代，这个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的山区小镇，农民收入来源十分匮乏。1987年起，当地政府便有组织地选送农民到东莞乡镇企业务工。
那一年，竹嵩镇输送50名女工，她们像是这座贫穷小镇的“拓荒者”。第一年春节，每人便为家人带回了几千元钱的工资收入。这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王红琼是首批外出务工的女工之一，作为镇上的一代“淘金者”，她让家人离开了土坯房，有了更好的生活环境，但也提前遭遇了“空巢”问题。
2000年起，竹嵩镇正式启动“农民工回引工程”，想吸引一些有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王红琼很快便加入回乡创业大潮中。
从毫无基础到“车间师傅”，在制衣行业摸爬滚打20余年的王红琼决定在老家开一家制衣厂。2007年，她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制衣厂。然而，缺乏客户积累、缺乏市场经验、缺乏流动资金……初期，她的厂子只能接一些成熟企业的代工项目。2008年金融危机，让王红琼吃尽了苦头，幸运的是在政府协调下获得贷款，才勉强渡过难关。此后，王红琼由被动变主动，由“代工”转向发展自主品牌。如今，她已经拥有5家制衣工厂，每年产值超千万元，带动当地数百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从打工到创业，“王红琼”们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竹嵩镇。随着近年来四川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的政策愈加明确，“归雁”经济也在四川开始悄然兴起。
决心摘掉“老农民”帽子
“你是带动乡亲们致富的典型，了不起啊！”2016年5月，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赴南充调研时，握着返乡创业农民工任小波的手，称赞他是“先富带后富的生动实践”。任小波至今仍有些恍惚，他实在想不到自己会引来省委书记的“点赞”。
任小波，今年42岁，南充市仪陇县新政镇亮垭村人，在返乡前是一名地道的农民工。小学二年级辍学务农，17岁出去务工找出路，他最大的心愿是“走出穷山，跳出农门”。没文化、没技术，曾在建筑工地跑腿打杂，干尽脏活累活；敢打敢拼，拜师学艺后仅5年时间便成长为建筑公司总工，可谓名利双收。近年，南充积极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任小波只身返乡创业。
2015年10月，任小波带着多年已无数次在脑中描绘的现代生态农业蓝图返回老家。村里人看见任小波一连开了村里7座荒山，都以为他疯了。“质疑声肯定有，但我自己心里有数。”据任小波介绍，决定返乡前，他用19个月，走遍全国13个省29个市的农业种植基地，最终确定了主营项目。任小波的底气来自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而外出打拼19年来逐渐开阔的眼界与格局，让他摆脱了当年“跳农门”的局限。
“过去穷，只会抱怨土地‘贫瘠’。现在咱重操旧业，绝不能再当‘老农民’。”为了带动贫困户发展，任小波还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将肉鸡和果树分散给贫困户托管，可为每户每年带来8万—10万元收入。
高工瞄准家乡资源富矿
同是农村娃，与任小波相比，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福星乡的朱仕高却走了另一条不同的路。1980年代毕业于湖南大学，专攻化学化工系碳素材料专业，后进入自贡东新碳厂工作。从普通技术员到总经理助理再到辞职创业做老板，可谓经历丰富。2011年，他听说巴中要建经济开发区，当天便联系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巴中石墨资源丰富，与他所学专业、所从事工作十分匹配。
2014年，巴中市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在外人士返乡创业，政策涉及市场准入、贷款、税收等诸多方面。已在自贡、凉山甘洛分别创办公司的朱仕高立即做出回乡的决定。他迅速在巴中市经开区注册成立巴中意科碳素有限公司，并兼并重组了上述两地公司，一期正式建成投产后，便实现净利润约1920万元，这一数字到2015年上升至5000万元，2016年净利润有望实现两亿元。
在朱仕高看来，公司能够成长如此之快在意料之中。他回老家创业并不是贸然选择，在多年前已开始考察筹划。另外，家乡政府各方面的扶持对其项目的发展也形成了有力帮助。
有人问朱仕高为何没有在创业之初回乡投资，而是在外漂了30多年。“因为相对于办企业，家乡更需要的是成熟的企业家”，朱仕高的回应极具启示效果。他认为，创业是风险度极高的一项工程，返乡创业者仅靠“树叶对根的情谊”远远不够。“支援家乡经济发展，应该选择恰到好处的时机，否则不仅不能形成助推力，反而会成为拖累。”
目前，四川约有2400万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王红琼、任小波、朱仕高等仅是返乡创业大军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在漫长的打工岁月中增长了见识，也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他们将真金白银投向自己所长，他们不断更新理念配合时代大潮，他们不是闭眼“摸河”而是睁眼“趟路”，尽管创业过程曲折，但创业之路却越走越宽……
可见，中国迅猛崛起的城镇化道路，离不开一代代农民工的背井离乡的辛苦打拼。回顾农民工兄弟数十年来的奋斗与艰辛，对于中国的城乡大裂变的认识，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