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工——城市不可或缺的风景
统计结果显示，近几年来，我国农民进城打工者人数越来越多。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2月29日发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约占中国总人口数的两成。也就是说，每10个中国人中，有两个人是农民工！并且这个数量每年还在以一定的数量增加，越是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数量越多。其中70%以上的农民工在县级以上城市务工，30%左右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工大都在建筑业，餐饮、家政、保安等服务行业中就业。
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与发展壮大，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划时代历史意义。
2015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接受中外记者提问时回答说：“亿万农民工进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巫继学认为，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具有以下战略性意义。
首先，为中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经济改革40年来，源源不断从广袤的农村流出最年轻、最富活力、最有创意的打工者，形成新兴的农民工大军。中国产品何以在国际市场大行其道？中国老百姓何以能顺利实现消费品的更新换代？秘诀就在于“中国制造”便宜！为什么中国制造便宜？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农民工形成的廉价产业大军至少在以下几个意义上令人关注：首先，他们为中国企业家的原始积累贡献了力量，他们的血汗流进了“第一桶金”；其次，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基石，正是他们的廉价脊梁背负着中国产品的低廉成本；再次，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这些被低估的劳动力价值，补贴着全世界的中国商品消费者。最后，农民工的巨大牺牲，为中国制造在西方国家打开了市场，为中国老百姓赢得了更多的购买力。
这支农民工产业大军，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大军一样，依然被分为“现役军”与“后备军”两大部分。历史上看，中国工人阶级，历来都是源源不断地从农民中得到补充。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分化的最大特征。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壮观，震惊全世界。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2013年的资料分析，农村跨乡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23.2%，接近四分之一。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和湖北六个中西部大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大约占到全国总量的65.8%。
几乎所有产业，都有农民工进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与更新，这是一种新生力量，一种将工人与农民联系起来的农工阶层。
其次，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难题，为三农问题困境踏出一条坦途。我国曾是一个农民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农业大国，当时，7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70%以上的农产品由农民自己消费，农产品的商品率不到30%。相对而言，美国农业人口比例是7%，中国台北是15%左右。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目前从事农业的人口已经大大降低，权威专家称，我国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到25%左右不是难事。降低农业劳动者的人口数量并不是简单地将农民赶出农村，而是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提升整体产业水平，其中特别是要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通过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事实上，通过经济发展自然合理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转移，是一条艰难的路，甚至是一条漫长的路。但中国改革实践证明，比之西方国家，我们的路程要短得多，历时要少得多，速度要快得多。
再者，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脱贫的主力军。再好的政策，再多的外在资助，只能解燃眉之急，真正能够走出贫困，最终脱贫致富必须自己努力，必须要有自救的内在动力，必须形成脱贫的造血机制，否则再辉煌的扶贫、脱贫都不能长治久安。在反贫困的战斗中，农民工是一支真正的自救队伍。全国平均推算，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约2.5万元，农民外出就业的收入已经占到当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二，并且呈继续增长趋势。这不仅为农民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还增强了农民自身对农业的投入能力，为改善生产条件提供了可能。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不仅为城市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而且为缓解农村资源承载压力、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为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了前提条件。农民收入的增长获得了新的渠道。这是从根本上反贫困，农民工是农民脱贫的自救主力军。
此外，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如此庞大的人群进城并居住下来，每日都发生着消费，每日都要有衣食住行。首先，使得城市的消费规模得到巨大的扩展。你只要稍微留意，凡是农民工进城的地方，增加了对住宅的需求，食品供应与餐饮业也迅速蔓延，服装、日用品与普通交通工具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接下来，便是对教育、文化娱乐之类的精神产品需求。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公共产品的供应量。这在整体上对城市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大的硬性调整。宏观上，普通消费的比重加大了，平均消费水平可能降低了，但消费的品类与项目也愈益丰富多彩。同时，一种活生生的消费文化也冲击着城市生活。
另外，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生育观念起到了根本性冲击。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在新一代农民工理念中正在淡化。城市人的生活，对于“70后”“80后”们来说有极大的吸引力。像城里人那样生活成为他们的目标，成为他们盼望的生活模式。少生优生，已经成为他们的生育新观念。特别是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与生活，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下的男女恋爱结婚的概率日益增高，相互学习，优势互补。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这种男女的结合，由于内在差异大，将势必提高下一代人口素质。
另外，推动了中国城市扩容与小城镇的建设。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尽管是流动的，短期的，临时的，但从整体与长远的角度看，总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固定居住人数在城市滞留下来。从辩证的角度看，个体的变动的人口组成了整体的固定人口。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国最主要的三大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不断翻番，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带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批批地转变为新一代的城市居民。各省区的中心城市何尝不在演绎这种城市扩容剧？如果做一个改革前后的对比，从乡镇到县市，哪里的城市建设没有突飞猛进？哪里的城市人口没有翻番增长？
据有关方面披露，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现在已成为中国主要国策的一部分，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可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8亿，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60%以上。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形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
最为重要的是，农民进城打工，事实上在培养着一代新型农民，即农夫转变为“农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关键问题是，培养一代新型农民。什么是新型农民？就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他们将城市生活的新观念，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规范，带回了农村。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双重品格，他们是农业劳动者身份，他们现今干的是非农产业的活，亦农亦工，忙农闲工，甚至名农实工。由于与农村的血缘纽带，他们往往是城市与农村最为紧密的联系者。特别是进入网络经济时代，由于农民工的出现，城乡互动获得空前发展。
然而，虽然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而且有的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但他们并没有作为一个平等的群体融入城市社区。有学者分析，农民工作为城市的新移民正处于城市的边缘和底层，无法得到如城里人在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满足，并且在城市里还普遍性遭到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对待，他们与市民群体相比，不管是基本公民权益还是就业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福利待遇，都有相当的差距，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
二、“候鸟”，漂泊在城市边缘
城里人对农民工印象最深的，也许是每一年的岁末年首，那如潮如涌的民工大潮。每年春节过后，许多面孔黧黑、衣着简朴的农民工，都会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渴望而迷茫的眼神，通过拥挤的火车或汽车，从农村涌向城市；而在年关将近的时候，这些在城里劳作了一年的农民工，又会带着辛劳一年的收入，带着给父母的礼物，给儿女的新衣，给整个家庭的希望，也带着在城里打工的酸甜苦辣，如候鸟般飞回故乡。过不了几天，他们又像一只只候鸟，纷纷飞出温馨的家乡，飞向陌生的城市，在城里觅取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寻找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飞来飞去的农民工，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相对提升了自身窘迫的经济状况。然而，许多人只看到农民进城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只看到农民在城里打工给家乡汇款的数字，却没有正视农民工在城里觅食赚钱的艰难。城里的世界很精彩，打工的生活却很无奈。两亿多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离开亲人，甚至以耽误子女的学业为代价，满怀期望地来到城里，只想凭自己的浑身力气，赚取在城里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一顿饭、一包烟，以改善窘迫的生活。但是，背井离乡的日子并不好过，为了省钱，很多人只能住在低矮、潮湿、拥挤甚至充满危险的简陋旧房里，吃着廉价的饭菜。他们不但要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重活、累活、脏活，还要忍受着城里某些人的歧视和企业老板的盘剥……打工生活的辛酸，没有亲身经历，难以体会。
笔者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采访了解了不少湖北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总的印象是农民工普遍过得比较艰苦。在城里务工的湖北农民工除了一部分进入工厂外，其他人普遍从事以下行当：建筑装修、搬运搬家、饮食服务、家政保洁等，这些工作大都属于低收入工作，每月1800元至2500元不等，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这与城里人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别。但是，农民工却并不嫌弃，因为毕竟还是比在农村强。正是这一点支撑着许多农民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留在城市，赚取极其微薄的收入。
在深圳一家鞋厂，笔者采访了几位打工妹，她们说，工厂待遇还算不错，只是需要每天加班，太累。她们每天早晨7点起床，啃几个馒头就开始上工，一进厂房，巨大的机器噪声扑面而来，整个人也就像一台机器一样不能停止了。她们操作机器，打磨手中的鞋模，一直要干到下午6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大部分时候，晚上7点过后还要加班，直至晚上9点；每到年前旺季，还要连续三四个月加班到凌晨，当天的加班任务未完成则不许下班，否则要扣钱。许多时候，她们都要工作到凌晨，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挤着两百多人的大铁皮房里，横七竖八地躺下睡一会儿，早上7点又得开始一天周而复始的工作。一两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日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为了让采访轻松一些，笔者转换话题，问她们都到过深圳的哪些地方去转过，好不好玩。出人意料的是，她们几个人没有到深圳的任何地方去逛过，她们说：“我们一下火车就在熟人的带领下直接到厂里来了，平时即使有休息日，我们也没有想过到市内去玩，一是没有闲心，二是没有钱。你就是不买东西，搭公共汽车也得花钱。我们赚点钱不容易，哪里还能花那个冤枉钱？不过，哪天不在深圳打工了，我们还是要到市内去看一看的，毕竟以后来一趟深圳不容易。”
在一家家具厂，有位农民工说：“现在我们是在用命换钱，工作累一点不说，主要是工作环境太差了，整个车间里都飞舞着木屑和灰尘。上班进去时头发是黑的，下班出来头发就变成白的了，小灰尘吸到肺里堵得很，咳都咳不出来。有许多同伴得了尘肺病，老板都不管。”他还说：“我们也知道这样干活迟早会得病的，但我们既没有文凭，也没有技术，不干这种活，又到哪里去找好的工作呢？”笔者给他出主意：“你们应该向有关部门投诉，让老板给你们加强劳动保护。”他听后嘿嘿一笑：“你这话就说得有点大了，人家给你工资就不错了，哪还给你什么劳动保护？你去投诉了，人家还会愿意要你在这儿工作吗？”
《人民法院报》曾发文指出：进城农民工要么因找不着工作而为生活担忧，要么就是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打工，以微薄的回报透支着自己的生命。
春节前夕，从安徽来到上海打工的农民工张成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期，他和八十多名工友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1点，不能有丝毫疏忽。在张成的脑子里，从来没有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的概念。“全上海的服装行业都这样，春节前有大量订单，一定要加班加点完成。”在上海打工已有10年的张成说。
一位在北京打工的清洁工老刘反映，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开始扫地，一直到晚上7点，从没休息过一天，可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我觉得，每个月怎么也得有一天休息吧，可没办法。”他说，他每天只吃馒头、咸菜和稀饭，“别的吃不起，现在我一顿可以吃4个馒头，要两块钱。说实在的，我来北京这一个月没吃过肉，水果也没有吃过一斤。”刘的妻子和孩子也都在北京打工，但工作常常没有保障，经常是干完试用期就被辞退了。“这时候，日子就更难过了，有来北京时间长的老乡告诉我，很多老板无论你干得怎么卖力，都会过完试用期就辞了你，这样只付少量的试用期工资就可以了。”
可是，在许多农民工看来，有活干就是幸福的，不管这活有多累，有多脏，有多险，有活干就意味着有钱赚。他们最害怕的还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有劲使不上。城市固然充满希望，固然充满机会，但对于文化水平低，工作技能缺乏的农民工来说，要在城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
在长沙的劳务市场，每天都有数百人站在那里等活干，有时等好几天都等不到活。在武汉的大街小巷，许多农民工面前摆着“油漆工”“木工”“水暖工”的牌子，有时一连两三天都没有雇主请。笔者曾问过他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怎么办？他们说，这个时候最难过了，啃老本，吃身上带的有限的生活费，实在不行，就到附近的菜市场捡人家丢弃的烂菜叶子回来煮熟下饭。最没保障的就是这种“木工”和“油漆工”及“水暖工”，干完一段活后，就得为找下一段活着急。
每到这种工作难找的时候，年纪轻一点，又有点力气的农民工，往往还能靠卖力气赚点糊口的钱。汉口宗关水厂那儿有家很大的建材批发市场，不少年轻力壮的农民工守候在那里，等着进货的客商喊他们装货卸货。当搬运工，运气好时还能挣个百八十块钱，他们相当满足。长沙市马王堆陶瓷城是一个较大的陶瓷零批基地，那里每天聚集着上百名农民工，只要看到有客商来买陶瓷，他们便尾随而来，联系搬运货物的活计，从这一家跟到那一家。若看到客商之间生意谈成了，便马上凑过来，谈他们搬运的活儿。由于从事搬运的人多，互相之间都在抢活干，一些城里人便故意压价，一两吨重的陶瓷搬上四五层楼，四五个人汗流浃背地要干三个小时，每个人得到的也仅仅是几十元钱。
对于干活的艰辛，农民工倒看得很淡。“活再苦、再累我们都不怕，怕的是我们干完活后，一些货主找岔子少给我们钱，甚至不给我们钱。在城里我们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他们硬是不给我们钱或少给我们钱，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打落牙齿往肚里吞。”这位农民工说着说着，眼里竟然溢满了泪水，他说，“有一次我们给人家搬运一车瓷砖，货主发现一箱中破损了一些，便硬说是我们打烂的，不但不给工钱，还要我们赔钱。这种事是明摆着欺负我们乡下人，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自认倒霉，白干了一下午活，还受了一肚子气。”
一些人总认为农民工进城，赚了城里人的钱，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事实上，他们是在极其艰辛的条件下打拼，获得的仅仅是赖以生存的一点血汗钱。他们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在城市里漂泊，他们像钟摆一样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摆动，他们更像候鸟，在城市里艰难觅食。
2005年“两会”结束，农村全部取消农业税。恰逢开春时节，农民“抢着种地”的新闻多了起来。许多报道乐观地预期：随着中国农村“零农赋”时代的来临，使农民对未来有了稳定的预期。“三农”问题有望从根本上有个大的改观。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三农”问题无非是个习惯性提法——尽管这个提法沿用至今，且被人们提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但我忍不住要再次强调，“三农”问题在中国早已演变成“四农”问题。这另一“农”就是农民工。
农民要变成市民，完成城乡身份的置换，除了要在城里找到活干，还要买得起商品房。农民没钱买房，一家子就永远成不了市民。那么，欧美的农民当初是如何变成市民呢？这与他们的土地制度安排有直接关系。当城市工商业、服务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促使他们变卖地产，选择到城市安家。当这种举动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时，两种正面效应同时产生：一、“市民”的大幅增加，刺激城市工商业的更大繁荣，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二、农民的减少，使土地资源向留在农村的“种田能手”集中，增加农村的人均单位产出。一般约束条件下，只需“政策稳定”，两种正面效应均可持续形成反复的良性循环，直至彻底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在这个本真的意义上，化解“四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必须着力于减少农民，而不是再把农民“赶”回农村去。而真想把农民“留”在城市，绕不过去的“坎”是痛下决心再行“土改”——现阶段至少使“使用权”真正落实于农民。唯有如此，城乡差别方可逐渐缩小，构建和谐社会才具真正的社会基础。
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大了对“土地流转”的力度，就是将土地流向种田大户和能手，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安心去外面打工。同时政府也加快了改善民生，扩大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断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为的就是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尽快地融入城市。
中国农民工，一个庞大的打工阶层，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现今中国农村，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这意味着有7到8亿人与农民工有直接经济关系，加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的亲情联系，当代中国有10亿以上的人口关系着农民工！今天，人们大都认同是改革将中华民族的经济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GDP做大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们享受到了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果实。然而，农民却并没有水涨船高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显然，这是很不公平的。农民工为中国的GDP贡献了很大比例的份额，为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与他们获得的微不足道的回报相比，太不相称了。中央连续发的“一号文件”，在某种意义上解读，就是为消除这种不公平所做出的重大政策努力。
三、农民工抢了城里人的饭碗吗？
在现代化都市里，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是从土地里剥离出来，又融不进城市的农村现代化蚕蛹——都市农民工。如果这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永远不能真正和谐。
有着800多万人口的大武汉，每天就有近百万人口流动，仅在册的暂住人口就达50多万，满怀淘金愿望进城的农民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你看，他们是搞建筑的、掏下水道的、卖菜的、修鞋的、摆摊的、挑担的、捡破烂的……无处不在。笔者接触了众多的打工族，体察了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深感不安。为了生活，他们进城淘金，然而城市并非遍地都是黄金。他们住的是城里最脏最差最乱的地方，吃的是最廉价的食物，干的是城里人“宁可饿死也不干”的活，他们掏大粪、挖下水道，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出大力、流大汗，可城里又有多少人关爱过他们？
对于农民大量进城，社会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些人表示担忧。舆论认为，农民大量进城，加重了城市负担。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还未到富裕阶段，不少领域的设施如交通、能源等基于城市居民的优惠、补贴，都随着大量民工的涌入而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再者，有人认为民工潮，“流”走了农村人才，因为进城打工者包含许多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人，他们因为进城打工而纷纷离开农村，不利于农村建设。同时，农民进城也给农村带来一些问题，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此外，也带来农村的荒芜与破败，有些村庄几乎成了空壳村，抛荒弃田问题同样严重。这些都不利于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国城市需要发展，农村更需要发展。还有人认为，民工潮冲击了社会秩序。随着城市工人大量下岗，就业面临危机，过去城里人不愿干的活现在也只好干了。因此有的城市做出新规定，禁止一些行业招收外地农民工，而这部分岗位的民工又往往不愿意轻易退出，长此下去，两者之间势必产生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秩序。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历史证明了的社会经济规律，我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顺应这个规律。但与此并行的却是，近年来由于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造成城市就业压力，一些地方政府在找不出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常采取一些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措施和地方法规，形成了就业政策的歧视。在现实中，由于依附于户籍关系的种种社会经济利益差别，城市中的居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排外思想，认为农民工进城是与城里人“抢饭碗”，加剧了城市就业矛盾。时下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难，许多人也迁怒于农民工，认为是这些“泥腿子”挤占了城里人的就业岗位，抢了他们的饭碗。而这种看法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岗位上具有相容互补性，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和就业取向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处于劳动力市场不同的需求层次。一般来讲，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被城市劳动者所轻视的“粗、重、脏、苦、险”的岗位，有体力型、劳动密集型、低技术要求、低工资收入的特点，这些往往是城市下岗工人也不愿干的工作。农民工填补了城市的空缺行业，大到高楼大厦、道路桥梁的建设，小到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早点、卖菜、木工、瓦工、漆工、收购、缝纫、修鞋、理发、保姆、病人护理、钟点工、社区保安、城市清洁等，均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涉及城市第二、三产业的上百种行业，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其次，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可以互相提供就业机会。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说明了城市的需求程度和农民工的质量、价格，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农民进城务工的同时，也为城市劳动者创造了就业机会，因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促使城市面向农民工服务行业的兴起，也促进了城市住宅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零售业等行业的发展，为城市劳动者创造了一大批就业岗位；农民工在城市取得收入，为了维持其生存和生活，必然会在所就业的城市消费大量商品，通过消费需求带动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创造的收入通过社会再分配成为城市财政收入，这些资金完全可以被城市用于改善其基础设施，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就业机会。
大量农民工的存在，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改善了流入地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有助于缓解城市劳动力资源不足的状况，对城市建设起了极大的作用。珠江经济圈的腾飞、三峡工程、浦东开发、京津唐等大中城市重大项目建设都离不开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对城市和工业输入地而言，因流动劳动力是一种廉价的资源，改善了资源配置，降低了当地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工资成本，增强了当地的资本积累能力。据有关部门测算，改革开放以来，15%至20%的经济增长是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农民劳动力功不可没。
所以，农民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也不敢说不需要农民工。因为，你住的楼房凝结着他们的汗水，你吃的果蔬包含着他们的心血，你走的路桥消耗了他们的年华。
由此观之，农民工并不是抢夺了城里人的饭碗，而是填补了城市就业的空缺和城市服务功能的空档，拾遗补阙，为现代都市添砖加瓦，增色添辉。没有数亿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就没有现代城市基本建设的飞速发展，就没有现代城市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时至今日，城乡交流已成为一大社会潮流，工农差距正在日趋缩小，少数城里人还在固执地霸占世袭领地，认为农民工不是城里人，到城里谋生就业没有“名分”，因而流露排外情绪，这其实是一种保守的思想。
当前，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地分配。而农民工付出的劳动强度大、得到的回报少就是一种不公平。和谐社会又是一个合作和宽容的社会，城市人能容纳农民工就是一种宽容，排挤就是一种歧视，我们不仅要宽容，而且要团结、友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是一个团结的社会，合作的社会。
所以说，农民工的问题如果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那意义就重大了。
总之，农民工的呼声已形成一股力量，农民工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横亘在农民工面前的壁垒将被打破，对农民工一系列不合理的规定也将逐步取缔。都是炎黄子孙，都是民族兄弟，都是国家的人民，我们不能把农民工兄弟看成另类，而应一视同仁。农民工应该在医疗、保险、教育等福利上享受跟城市人一样的同等国民待遇，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和谐健康地发展。
四、挣扎在城市最底层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以前限制农民工流动自由的社会环境相比，我们的时代确实进步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副食供应制度、顶替就业制度均废除了，而由于孙志刚一案的发生，最歧视农民工的收容制度也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更可喜的是，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也松动了，农民工得以大大方方地进城务工。
农民工进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从城市基本建设，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日常生活服务，遍布几乎各行各业。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丰富着城市的生活，给城市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条条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是农民工修的，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是农民工建的，一串串快速增长的GDP数字也有农民工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农民工在城市劳动的过程中，也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习了知识和技能，积累了经验和阅历，在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开拓了思路，为家乡开拓了眼界。
在父老乡亲的眼中，在外的农民工是有本事挣钱的能人，是有胆识闯天下的英雄。然而，令很多农民工尴尬的是，虽然他们在城里生活，在城里工作，父老乡亲也把他们当作城里人看待，但他们却没有成为城里人的感觉，城市也没有把他们当作城里人来对待——因为他们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他们没有城里人所拥有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子女上学还要另外缴纳一笔费用……他们在城乡之间徘徊，在夹缝中生存，并因为自己介于城乡之间的模糊角色而缺少归宿感。
先来看一则事例。《瞭望东方周刊》一名记者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为期115天的跟踪采访，亲身感受了他艰难谋生的状况——
2005年7月3日，记者在武汉市汉口武胜路的劳动力市场第一次见到彭红平，他腋夹草席，已经两天没有吃饱饭了。此前，彭红平给房县一姓张的建筑老板打工，当初在劳务市场讲好的报酬是每天25元，彭红平干了37天，应得工钱925元，但老板断断续续只给了他200元。6月20日，彭红平在工地拆房时手被砸伤，鲜血淋淋，张老板给了他10元钱的包扎费后，就把他辞退了。
七、八月份是武汉最为难熬的酷暑季节，彭红平先后为5个建筑老板打工，结果只拿到30元。此后，彭红平天天守在劳务市场等活干，其间虽然也给3个老板做过工，却没有拿到一分钱。8月30日，一个姓朱的老板到劳务市场招工，说到新疆的一家大理石厂工作，每月包吃包住还给1000元。彭红平就随他来到了新疆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他说：“每天要干12个小时的活，天气冷得很，我带的衣服少，强撑着干了一个月。谁知月底结账时，只给了300元。”10月17日，彭红平到家乡仙桃市杨林尾镇一个私人老板的厂里做工，老板让他白天干五六个小时，晚上干八九个小时，他干了三天，累得受不了；清洗了4吨编织袋，老板最后只给了他30元，又把他辞退了。
在记者跟踪采访的115天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为此经常吃不饱饭，甚至睡在马路上，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总共只拿到现金415元，这期间共为11个老板打过工，没有一个老板与他签订过用工合同，也没有一个老板真正兑现了在劳务市场上承诺的条件。
这显然不是个特例。事实上，农民工活儿难找、工钱低、待遇差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33.5%的农民工遇到过没有工作的情况，其中47%的人是一至两个月的短期失业。温州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4.75%的人曾经长时间失业，失业给农民工造成的恐慌是非常严重的。北京和广东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人曾经遭遇过“身上没有一分钱”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徐昕宽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76%的农民工在城市中都有没活儿干的经历，从“失业”的时间上看，失业在三个月以下的居多，占89%。一部分农民工的失业情况还非常严重，而农民工在失业以后，大部分是靠积蓄或向老乡和亲友借钱度日，只有36%表示回家，还有3%选择其他方式，经调研组追问，他们表示“就靠乞讨度日”。
过去，我们对于城市职工下岗和失业比较重视，却很少有部门关心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事实上，失业对于农民工的打击，要比下岗对城市职工的打击沉重得多。因为下岗职工还有稳定的住所，还有一定数量的生活保障金，还有家庭的直接支持，而漂泊在城市的农民工几乎一无所有，只要出现失业，就有可能导致全面的生活危机。
农民工一天不做工，第二天就可能没了早餐。是的，农民工进城找工作并不轻松，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普遍文化水平低，工作技能欠缺，许多工作不能胜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城市缺乏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与就业组织。现在，农民工找工作的方式基本上还是老乡帮老乡，熟人找熟人。通常是吃住在老乡那里，然后白天出去找工作，运气好的能很快找到工作，运气不好的长期没有着落，有的只好被迫返乡。全国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工就业靠亲友介绍或自找门路的占93%，有组织或通过劳务市场介绍的仅占7%。深圳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找工作，通过职业介绍所的占3.0%，靠家人或亲戚帮忙的占24.5%，由政府组织劳务输出的占5.6%，靠报纸上招聘信息的占4.6%，由老乡介绍的占25.5%，工友推荐的占7.9%，在劳务市场找的占2.6%，自己寻找的占18.2%。这说明通过血缘或地缘关系，靠亲友帮忙或推荐是主要渠道。
我们再看看其他工作环境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这部分群体在企业务工。据《半月谈》记者的调查显示，当前许多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超时劳动，加班加点现象十分惊人。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衣、皮革、玩具、电子企业，老板为了赶货期而无休止地要求工人加班，有的甚至三四个月不安排一天休息，每天强迫工人加班4至5个小时。《劳动法》规定工人每月加班延时不得超过36个小时，而不少企业人均月加班在60至100小时，少数企业人均月加班140至150小时，致使一些体质虚弱的员工昏倒在岗位上，甚至有极端的死亡案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打工妹每天工作11至12小时的占46.7%，13小时以上的占25.8%，工作在毒性环境中的占21.2%。另据《南京零距离》2005年4月29日报道，短短三天时间里，在南京某建筑工地上，就有两名农民工因过劳而死亡。
除了无休止地加班，还有一些企业老板视农民工的生命为儿戏，无视劳动保护法，工人劳动环境相当恶劣。佛山一家化学品生产厂的女工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操作，双手变成畸形。东莞市一家台商电脑箱厂由于设备陈旧又无保护措施，工伤事故严重，许多工人的手指被机器切掉。
农民工每天要承受长时间、大强度、高风险的体力劳动，而收入又相当微薄。广东省总工会2013年7月的一项调查表明：该省外来工收入徘徊在1200元—1800元之间，其中约四分之一还是加班加点所得。东莞市大岭山镇家具厂工人的工资普遍为每月1300元左右，而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200元。
以上是他们的收入情况，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糟。上百个农民工共用一个无法下脚的厕所有人会认为是耸人听闻。事实上，男女共用一个洗澡间也不是稀奇事，临时搭建的简陋的窝棚就是他们的“家”。
以下，是《南国早报》报道的一个场面——
在南宁市明秀东路一处建筑工地上，一间大约10平方米大小的厕所阴暗不堪，粪水已将厕所过道淹没，几块砖头成了上厕所的踏脚点，脏水渗过墙壁流到了路上。这就是上百个农民工日夜使用的厕所。而他们的浴室同时还是临时“洗菜房”，该浴室没有门，只用一块破布作为帘子，地面上留着不少青菜叶子，各种破衣服、洗发水瓶、香皂盒随处可见。
有浴室也算生活条件不错的。记者上下班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工地，经常发现农民工就在工地上对着水龙头洗澡。许多城里人认为这是不文明的行为，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农民工根本就没有条件得到一个洗澡的浴室，为了基本的生存，他们怎么能文明得起来？
据《重庆晨报》报道，重庆市组织了3位调查员，走访了国内8个省市，就“农民工养老保险”展开调查。调查结束后，他们同时感叹道：“打工者真苦，让我们心酸！”“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儿，厂房温度高达60度，一家三口挤在6平方米的窝棚里，通常吃的是一菜（炒素菜）一汤。”调查员胡世博这样描述他调查过的典型的农民工之家。
一个周末，在浙江玉环县一家生产塑料的厂房附近，调查者走进了一个打工者的家，他们看到，这个家庭的“住房”，墙体由单砖砌成，房盖是石棉瓦，完全像建筑工地的临时工棚。室内有一张床，床的两头搭着大人、小孩的衣服。女主人一家来自贵州省，两口子都在塑料厂打工，小孩已经8岁多了，在附近的民工子弟学校读书。“一家三口的生活、起居，以及煮饭都在这大约只有6平方米的简陋空间里，他们的艰苦可想而知。”调查员罗开国感叹道。
谈到农民工的饮食，罗开国说，就调查所见，绝大多数农民工，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菜一汤，菜是小菜，偶尔打打牙祭都是吃肥肉。罗开国印象最深的是，有不少农民工有着“包身工”的遭遇。在东部的一家木业加工厂里，调查人员发现，工人在上班时间上厕所，必须穿上厂里特别准备的黄马褂，未穿黄马褂者，要被罚款。而一百多人的车间，黄马褂只有一件。
有关文件规定：集体住宿的工人每人住宿面积不得少于2平方米，而有些工人宿舍仅10平方米的房间住着20多人。有的老板在市场专门买价格最低的霉米给工人吃，有的工人食堂长期以萝卜、白菜作下饭菜，三月不知肉味。
舒心工作、享受生活是农民工渴望和梦寐以求的，什么时候能让他们生活工作的环境好一些呢？然而低廉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让他们觉得愿望离现实太遥远。江西一位姓钟的农民工在福建泉州打工，妻子在一家包装厂上班，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只有五六百元，丈夫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有活干时一个月能赚一千多元。夫妇俩在外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住房，月租费为100元，两人每月吃饭花费300元，这是当地最低的标准。过高的生活费让他们平时根本不敢多花钱，只有勒紧裤带过日子，否则打一年工都带不了多少钱回家。由于收入少，支出大，许多农民工又希望每年能积攒一些钱回家，为此只能将自己的生活标准一降再降。
笔者在深圳某建筑工地上，曾经看到过农民工吃的早餐：黑乎乎的稀饭，带酸味的馒头，就着一点咸菜，这就是他们维持整整一个上午体力劳动的能量。卫生状况也让人担忧：锅台上布满厚厚的灰尘，地下到处都是污水，买来的菜随便放在地下，几只老鼠不时蹿来蹿去。住的工棚都是用石棉瓦、旧油毛毡、毛竹搭起来的，连门都没有；床是用木板、芦席、竹排支起的，上面铺着草席和旧棉絮。农民工说，工棚低矮点没关系，就怕不安全，一遇到刮风，棚顶上吱吱嘎嘎，摇摇晃晃，真担心会塌了。下雨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冬天日子不好过，四面透风，为了取暖，大家都挤在一块睡。夏天也不是滋味，蚊叮虫咬，又痒又痛，无法入睡。
打工生活虽然艰难，但对于善于忍耐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也没有因此而放弃。不管多苦多累，他们都要顽强地在城里扎下根，站住脚；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
有段时间，中央电视台二频道播出在高温下作业的农民工的实况，节目的后半部分，看着因中暑而昏迷的农民工被人用担架从工地上抬下来，记者问大夫近日接触的中暑患者情况，医生说：农民工占70%以上。接下来报道的，是一个南方城市的炼钢厂。高师傅等几个农民工在50多摄氏度的炼钢炉前工作，钢水流出时他们身边的温度高达百度，汗不停地流。还有焦炭工，太热太累了就在墙根底下、树下蹲一会，或大口大口地喝凉水！
听说有的城市发文：暑期让农民工放假回家，这无疑是对农民工的关心。可又听说好多农民工不同意，原因是放了假他们挣不到钱了。为了挣钱他们不得不干那些脏、累、苦的活，不得不忍受高温的煎烤。
众所周知，农民工的生活标准并不高，他们离乡背井外出打工的目的就是为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试想，如果他们的目的基本达到了，还需要那样卖命吗？现阶段农民工在城市建设、采矿、修路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国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了保护好这支队伍，就不要让他们的力量透支，不要让他们的汗流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星斗站出来为农民工说话了——“农民工”离“新工人”有多远？以往，国人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三农”问题上。但目前，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深受人们关注的还有农民工问题——农民工身份被歧视、户籍制度的藩篱、农民工非工非农的尴尬处境、农民工的候鸟状况与稳定的产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短缺、廉价劳动力的被剥削；农民工的维权、养老、医疗、就业、失业、工伤、培训、文化娱乐；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以及农民工对城市治安的影响等等，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极为棘手的问题。统筹解决“四农”特别是农民工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最首要的，是给“农民工”正名。“农民工”这一名称本身就是二元户籍制度下歧视的产物。世界上极少有哪个国家的公民在做了工人之后仍然被冠以农民称呼的。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带有“农民”二字往往就带有鄙视的含义。所以，笔者建议，以后的文件、媒体应将“农民工”改为“新工人”。
所谓“新工人”，就是打破户籍隔离制度的新型劳动者、新的稳定的产业工人。他们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生力军、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们，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力军。以后，政府的决策、统计，城市的建设、财政预算，以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障等等，都必须考虑到“新工人”的因素。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解决“新工人”的问题十分迫切，对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也有着直接的意义。至少，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同时不该忽视统筹解决“四农”问题的重要性。统筹解决包括“新工人”在内的“四农”问题、塑造“新工人”，关键是要进行“大户籍制度”的改革，转变农民的身份，推进农民、“新工人”的社会保障、劳动保障以及平等权利的事业。
目前，全国许多城市正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尝试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是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社会改革，是一场中国式的平等权利的革命。但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剥离户口上的附加功能；户口的附加功能过多过繁，使得户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推进。所以，现在的户籍改革只能删繁就简，致力于统一城乡的户口登记，以后再谈附加功能的改革。
这种“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具有简单性、策略性的特征，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认为，在进行“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大户籍制度”改革，即户口登记改革与教育、医疗等“附加功能”的改革应当同时并进，否则，户籍改革的成果十分有限。
在目前的二元体制背景下，可以先进行形式上的户籍一元化的改革，以身份证号码进行社会管理，将个人信用情况、社会保障资料等纳入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数据库中，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管理。同时，改革档案体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号码数据库，供全社会查询。这样，先形式上统一城乡居民身份，然后再从实质上也就是从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逐步统一城乡待遇。
笔者这些设想产生于2010年左右，可喜的是，国家已经在大力推动“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很多省份已经实施，比如笔者所在的湖北省就已经全省实施。这对于“新工人”的社会保障及平等权利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职业病的危害
对于人类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最宝贵的就是生命。农民工也不例外，虽然他们受文化教育制约，受经济条件限制，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主要从事一些危险性大的工作，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就不重要。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是社会最基本的义务，更是各级政府应尽的责任。
然而，农民工遭受伤害的报道频频见于报端。
2011年8月，《工人日报》对广西农民工职业病情况进行了调查，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对国家级贫困县马山赴海南金矿打工农民进行的专项普查显示，被抽查的360人中矽肺病的检出率达42.22%。
33岁的女打工者潘凤林的遭遇具有代表性。2002年，从未走出过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江南乡的潘凤林，来到广东顺德一家玻璃厂找到了工作。在一间约20平方米的车间里，潘凤林和5名工友负责切割玻璃。车间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排气扇，她戴着普通布口罩，在粉尘飞舞的环境里，每天从早上8时干到晚上8时。每月工资900元，老板扣除住宿费100元，伙食自理。尽管环境艰苦，潘凤林还是干了4年，并用攒下来的钱给家里盖起了两间大瓦房。好日子似乎熬出来了。
然而，2005年8月，潘凤林感到胸闷无力。11月，病情越来越重，她从一楼走到二楼都累得不行，只好辞职回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求治，她被确诊为矽肺病——一种潘凤林听都没听说过的疾病。村里一起在玻璃厂打工的4位老乡，经检查也全部患病。她们“不知还能不能活5年。”潘凤林沉痛地说：“早知得这病，多少钱也不来打工！”
潘凤林沉痛的话语让我们心酸。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当年，潘凤林就是看到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后都衣着光鲜地回来，才动了心思外出打工的。4年下来，她被确诊为矽肺二期，同时有严重的肺结核、气胸等并发症。潘凤林的主治医生说：“两肺基本纤维化，拍出来的片子白茫茫一片。”
《职业病防治法》规定：从事高危工种的人，应该受到岗前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得到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这些，潘凤林和她们的工友们一概不知，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她们。
患病民工的生命危在旦夕，控诉、谴责，都成了马后炮。人人生而平等，可是有些企业往往把最危险、最繁重的工种留给了农民工，而且不做任何提醒，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更谈不上对打工者进行职业病知识的培训。可是，负有监管责任的职能部门又在做什么呢？
有关专家认为，尘肺病是一种老的职业病，但大规模地发生在农民工身上，暴露的则是新问题。专家主张应该加强职业病防治的责任感。首先是加强政府应承担的职责，并加快建立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及医疗保障体系。但愿，潘凤林的悲叹“早知得这病，多少钱也不来打工”能唤醒某些人的良知！
类似潘凤林的悲剧还有很多。2011年6月25日，广东省妇联接到一封来自四川的投诉信，投诉人张科贵说东莞市清溪镇安加鞋厂有十多名工人得了职业病，有的已经瘫痪，他的妻子王崇凤就是其中之一，她的腿全部肿了，很快就会瘫痪，因此特向他们求救。
当广东省妇联费尽周折找到王崇凤时，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王崇凤和一个叫蒋冬梅的女工都被确定为正乙烷中毒，可是这些可怜的女工还蒙在鼓里。中毒严重者被狠心的老板辞退，先后离开工厂返回了家乡。
这起被当地称为“安加事件”的职业病案例敲响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警钟。事情被曝光后，广东省妇联、各新闻媒体、总工会、卫生厅等部门联合起来，迅速在内地四省展开搜寻、解救中毒女工的行动。到7月10日止，先后有13名中毒女工被找到，接到广东治疗。
随后进行的调查表明，安加鞋厂使用的胶水罐上并没有按《职业病防治法》规定标明胶水的成分、危险性和急救处理方法。安加鞋厂一厂2楼车间没有通风渠和抽风机，加温隔层处也没有排气管道，有毒、无毒作业场所混在同一车间内，员工所戴的胶手套和棉手套都不符合要求。
就在“安加事件”逐步得到解决的时候，有人尖锐地指出，值得关注的不只是这起中毒事件，而是掩藏在事件背后的“安加现象”——众多的劳动者，特别是大批外来打工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事实上，安加鞋厂的生产环境还不是行业中最恶劣的，还有许多制鞋厂的生产环境会对工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来自重庆市万州区赶场乡祝家村四组的农民工马开琼在黄氏富华饰物有限公司电镀部工作了8年，因长期接触三氯乙烯物品感染、中毒，导致急性出血，坏死性小肠炎，并发静脉炎、急性肾功能衰竭而死亡。中山市小榄镇骏刹喷漆厂5名打工妹相继苯中毒，被误诊为贫血后遭到工厂解雇，后经多方医治无效的两名打工妹被家人送到广州医院才确诊为苯中毒。
广东省卫生厅调查表明，佛山、深圳、江门和惠州等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市，普遍存在着有章不循、地方领导对职业危害认识不足、化学品使用管理混乱等问题，有的企业使用的化学品不标明化学成分、毒性和防护等说明，只用代号来代替，或全是英文字母。本来就没有劳动保护意识的农民工，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身体受损乃至中毒，有的人竟然把中毒当作感冒、头痛、贫血等病来治疗。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院长黄汉林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的职业病70%为重金属中毒，1989年有溶剂中毒占职业病的比例只有25%，2001年上升到80%，整体情况与发达国家相似。伴随着工业生产高速发展，新职业病种类也在迅速增加，如正乙烷、三氯乙烯、二甲基甲铣氨等溶剂中毒；中毒行业也在扩展，电子、五金电镀、制鞋、印刷、宝石加工等行业都发现了职业病的发生，连以前较少发生职业病的制衣业也因为化学品的使用而引发了职业病。而令人震惊的是：不少工人居然不知道天天接触的天那水、洗板水、胶水、粉尘、铅烟铅尘等都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一位在电子厂工作的女工，甚至每天用沾满天那水的布清洗机油，因苯中毒而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
东莞安加鞋厂女工中毒事件，把全社会关注的目光引向了职业病防治这一话题。然而，政府的监管，媒体的评论，全社会的谴责，并没有引起所有企业的重视，像安加鞋厂这样忽视工人劳动保护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厂家依然不少。
新华社2006年7且2日报道，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中岗镇田拐村年仅17岁的少女赵珊珊在江苏苏南一家电子厂打工时，因职业恶急性中度性中毒性肝炎、职业性皮肤病病情严重，无钱医治而死亡。同赵珊珊在同一车间工作的还有另外几名职工也同时中毒，这再一次敲响了职业病防治的警钟。
2006年春节刚过，17岁的少女赵珊珊来到江苏苏南一家企业工作，该企业做手机振动马达和LCD金属配件。刚过一个月，赵珊珊脸上突然红肿，身上出现大量红斑，手脚也有些浮肿。她到昆山市和苏州市的医院求治，效果都不明显，身上带的几百块钱也花光了，只好请病假回了老家。
3月22日，赵珊珊回到家中，其父亲赵春义见到女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脸肿得很大，原来白皙的皮肤变成红色，吃不下东西，说话有些无力。”之后，赵春义带着女儿到多家医院检查，最后诊断为“中毒性或过敏性肝炎”“过敏性皮炎”“重症肝衰竭”。4月8日，赵珊珊不幸死于家中。
随后，苏南某市疾控中心对赵珊珊所在的包装车间其他39名员工进行了体检，结果显示，2人肝功能异常，2人面颈部出现皮疹，最终认定均符合三氯乙烯中毒表现。
矿难，也在吞噬着农民工的生命；建筑工地上，伤残的民工数以千计；他们怀揣着进城淘金过好日子的梦想，却拖着残疾的身体无奈地回到家乡，度过残生，他们的内心该有多痛苦？工伤事故中，八成罹难者都是农民工，他们建设城市却把自己的命丢在了打工的城市，叫人忍不住流泪。有关资料表明，在近年发生的诸多工伤事故中，农民工占了伤亡总数的80%以上。这让我们震惊之余不禁发出诘问：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为何频频受到伤害？谁能为农民工撑起一把安全伞？
六、不该被拖欠的工资
春种夏忙秋盼收，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承载着农民朋友维持一家老小生计的希望。然而，数以万计的农民背井离乡，出汗流血，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里辛勤工作。以下是笔者10年前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记者时深入他们当中，记载他们在城市外来者、劳动者、贡献者等多重身份笼罩下的生活。
沈阳市于洪区的西瓦窑、杨士和东陵区的凌云、长白等地区，外来民工居住较为集中。在于洪区杨士乡一个“民工村”，记者在一处平房前佯称租房，房东老太太热情地介绍了一间靠西山的小屋，房子看起来很单薄，屋里黑乎乎的，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除了一个火炕外，没有多大活动的地方，伸手就能摸到屋顶。看到记者对每月150元的房租有些犹豫，房东赶忙说：“很多民工住的还赶不上这儿呢。你过几天想租还租不着呢。”据当地人介绍，每年都有大量的外来民工住在这些低矮、阴冷的出租屋内。
与在城乡接合部聚集的进城务工农民相比，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的民工们生活质量更让常人无法想象：母亲一天只喝两碗稀粥，5个月大的婴儿嗷嗷待哺；宿舍四面露天，只能用草帘子挡风遮雨；在附近菜地里找点菜叶子，清水一煮就算改善生活了。
记者在宁官的一处民工房里看到的情景触目惊心。“大家有个规矩，酒、肉之类的词不能说。”民工们说。由于要不到工钱，这些农民白天到工地找钢筋头卖钱买大米熬粥喝，去附近菜地找白菜叶子和萝卜缨子，用清水煮着吃。工地上有一个5个多月大的女婴，孩子的母亲沈文英向记者诉苦：“我跟着孩儿他爸来这儿打工，没承想现在困住了。奶水不够，我只能给小丫头喂点粥。”
“我们在工地拼命干活，但平时在街上、公共汽车上，城里人总要翻白眼，嫌我们脏。”湖北农民陈军攒了一肚子怨气，“我们凭劳动挣钱，也为这个城市创造财富，为什么不能被平等对待呢？”记者采访中结识的民工大都有和陈军一样的困惑，他们身上弥漫着一种习惯于市民的疏远、城市管理者的冷漠甚至粗暴的麻木情绪。
当时，沈阳干建筑活的工人平均月工资约1200元，一年净收入15000元左右，还要养活农村的家人。而且，沈阳拖欠民工工资的事件时有发生。来自孝昌县的农民黄桂平告诉记者：“北方的建筑工程每年年底基本上就不干了，但我们从老板那拿不到钱，不得不在城市待上三四个月，除了要钱啥事也不干。时间一长，大伙吃住无着落，这是逼着我们在城市闹事呀。”
这几年建筑企业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层出不穷，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农民工对此反应强烈。记者采访时经常被民工们围住，他们宣泄着各自的悲愤情绪。重庆市丰都县农民秦光军一直领着30多个农村亲戚干建筑活儿。见过“大世面”的他向记者说出了心里话：“总有人说民工在城市挣钱，回家盖了楼房过好日子，但那是极少数。绝大部分人是在农村种地赔钱，没法维持生活才出来打工的。都说农民和城市人比有土地可以保命，但我们拿不到工钱，不仅自己在城里没法活，而且保命的地也没钱投入种不起了。不像城里人失业了，政府还能出钱养活，我们不挣钱，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其实人被逼到这份上，不就是为了一张肚皮吗！”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民工们为了讨回工资往往盲目地四处上访、告状，但由于他们不了解政府的职能分工，在一些政府部门受冷遇，甚至出现一些单位推诿的情况，使他们对政府部门失去信心。一些民工甚至认为政府是在帮着城里人欺负民工，产生恐惧和排斥心理。
另据调查，民工大规模涌入城市已有20多年的历史，不少民工的第二代已在城市出现。他们渐渐摆脱了当初因陌生和恐惧产生的逆来顺受的绵羊性格。由于长期处于一种被欺负与压制的状态，他们还产生了由极度自卑心理演化出的暴力反抗倾向，不相信法律和政府，形成一种以暴制暴的处世哲学。一些民工告诉记者，他们现在除了怕戴大盖帽的外，谁都不怕，经常是个别民工受欺负会有一大帮民工相助，有时候连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也不敢招惹他们。
一些专家学者对目前城市“民工部落”存在的问题表示了忧虑，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已是必然，民工如果长期游离于城市管理体系之外，就极易成为“城市流民”，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一方面是政府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另一方面却是民工讨要工钱爬楼堵门的新闻不断；一方面是劳动法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一方面是国家倡导要对农民工平等相待，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处处遭受歧视……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农民工离城市产业工人究竟还有多远？
毛福忠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威水乡寿湾里村的一个外出农民工，今年49岁。他和妻子靠家里承包的几亩地和养的几只鸡，每年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却要供养3个子女上学。
2011年8月，就在他为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发愁时，一名包工头来村里招工，去南宁，每天工资30元。为了孩子，毛福忠踏上了他的“希望之路”。
工作是在南宁的一个荒山上搞绿化，毛福忠和伙伴们白天开荒种树，晚上就睡在地上，还要时时防备野兽袭击。这样干了几个月，就在包工头许诺发工钱的前一天，包工头突然消失了！上了当的民工们有的抱头痛哭，有的捶胸顿足，有的破口大骂，但一切都于事无补。
“我自己白受了这么多苦是小事，可儿子上大学却给耽误了啊！”毛福忠悲痛不已。没有学费，最终放弃上大学的儿子也成了一名打工族，继续着父亲的路。
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间，拿不到工钱是很普遍的事。除了包工头卷款潜逃外，还有就是死拖着不给。民工中间流行一句话：“欠钱的是爷爷，要钱的是孙子。”正在北京打工的小吴深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又是一年春节临近，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过年，而小吴却一直为被拖欠的工资苦恼不已，只好又踏上漫漫讨薪路。
2011年初，小吴来到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干活。对这份工作，小吴还算满意，虽然每天要工作将近12个小时，但每天40元的报酬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工作的艰辛令人无法想象：夏天站在钢筋楼板上，顶着太阳暴晒；冬天迎着高空凛冽的寒风，吹在身上有如刀割一般。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十几个人挤在大通铺上，夏天屋里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蚊子多如牛毛；冬天，薄薄的墙板根本无法挡寒，在毫无取暖设备的屋里，常常在睡梦中冻醒。大白菜就着干馒头，就是每顿饭的伙食。
对小吴来说，比恶劣的生活条件更难熬的，是对老婆孩子的思念。“但为了家、为了孩子，这些我都忍了，就盼着工程结束，拿到钱回家团圆。”
小吴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了，2012年元旦，工程结束，该到结算工资的时候了，小吴激动得几夜睡不着觉。然而，工头只冷冷地抛下一句“上面拖欠的钱下不来，工钱暂时没法给”。听了这句话，小吴差点疯了。最后，工头又撂下一句话：“愿回去的给点路费，不愿回去的一分钱没有！”
小吴真后悔当初没有和公司签合同，只是达成一个口头协议。但当时的情况是，老板不肯跟他们签合同：“要签合同就别干了，反正有的是人干！”为了混口饭吃，大家都没签。
气愤的工人们每天堵在老板办公室门口要钱，但老板总不露面。他们去了法院，被告知没有合同无法受理；他们去了信访部门，说让回去等消息，也杳无音讯。后来，在劳动执法大队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公司老板暂时付给工人每人3000元工资，但小吴应得的工资是9600元。不过，这总比一分钱不给强，于是，和其他工人一样，小吴怀揣着3000元钱，无奈离开了北京。
第二年，小吴再次来到北京打工，换了一家建筑公司。这次比上一家稍强点，每个月能领到300多元生活费，但最后能否全额拿到工资，小吴仍不知道。
七、农民工40岁现象
丁彩凤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脚下堆着一大堆行李和提包，准备回四川老家。40岁的丁彩凤看起来像是50岁的人，眼眶深陷，橘黄色的头发中露出灰白色的发根。
丁彩凤来东莞打工已有10多年了，之前还在深圳打过工，因为几乎总是加班，她根本没有闲暇时间学习什么技能。这次回老家后她不会再来了，年纪大了，都40岁的人了，很少有工厂要她当普工，还是回家种地吧！
丁彩凤说，一个女人家，这就是命，年轻出来打工，老了回去种田、带孩子，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好做的。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场景。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个又一个躁动的身影，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镇，汇聚成让人叹为观止的亿万农民工大军。他们以打工者的身份吃苦受累，高强度地劳动，支撑起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建设城市，创造财富，提供税收，已成为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坚。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青春不再，靠打工那点收入又不足以在城里置业安家，“打道回农村”差不多成为他们必然的归宿。据《新快报》报道，珠江三角洲许多工厂在经过20多年的飞速发展后，正面临着民工“40岁现象”的冲击。所谓“40岁现象”指企业老板出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压低用于外来工的各种支出，大部分外来工由于无法获得培训和提高的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低水平的劳动，大量年轻的外来工在被体力透支之后，在40岁左右又被企业抛弃，只好无奈地逃离城市。“农民工40岁现象”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用之而不养之”，农村又怎么可能无限制地成为城市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对这些农民工的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更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2015年8月14日，笔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汉口利济北路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从中午一直到下午5点，记者观察发现，年轻力壮的农民工最受用工者青睐，一批批不断被招走。而年纪稍大些的则明显不受欢迎，迟迟找不到雇主。今年47岁、老家在河南新县的张大亮，等了4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对记者说：“外出打工就要趁年轻，稍微上个年纪，到哪儿都没人稀罕！”49岁的瓦工王来福也告诉记者：“尽管有些手艺，找工作也是一年难似一年！”
不仅仅是张大亮和王来福。在各地的大中城市里，许多打工多年、人到中年的农民工正切实感受着被城市“嫌弃”的滋味。他们虽然工作更熟练、对城市更熟悉，但在体力和精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情况下，正被一批批新下火车、源源不绝赶来的年轻劳力所替代。
笔者在一些地方的劳动力市场了解到，很多用人单位在招收农民工时，都明文要求年龄在40岁或者35岁以下，一些服务行业甚至要求25岁以下。而中年农民工之所以会被企业淘汰，主要原因在于体力的下降。京郊某仓库招收民工30名，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负责招工的翟先生告诉笔者：“工人主要干装卸的活，年纪大的怕扛不住。”而一家被服厂只招收25岁以下的工人。招工者说：“我们常年夜里加班，干的也是精细活，年纪大的精神不好，手头也不活，基本就没法用。”
笔者了解到，很多农民工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20定出山，50必收山。”讲的是年轻村民必定外出打工，到了中年必然回家。但是，离开城市，很多“收山”回家的农民工又遇到了新的难题：他们大部分不会干农活，他们或者从零学起，或者成为农村闲人。
多年来，许许多多十八九岁甚至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初中毕业离开校园后就来到城市，走进工厂、工地、车间。由于基本上与土地“断绝”了关系，依靠工资生活，他们在实质上已经转化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而这些产业工人在城市奉献了青春回到农村老家后，种种不适应不可避免。
笔者在湖北东部一带农村采访时了解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家休假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操持农活了。一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离开学校直接进入城市，根本没有进行过农业生产的训练。二是因为他们往往是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比较受宠，所以家长也很少要求他们再去干农活。这样，当地农村对打工者有这样一种略含贬义的说法：“在外当孙，回家作爷。”
改革开放40年来，一批批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很多已经青春不再，而他们在无奈中回家以后，也很难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农业劳作。在河南省罗山县铁铺乡青棚村，一名姓吴的村干部告诉笔者，在他们村，打工多年又回到家中，年龄四十岁的人很多。这些人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种：就是用打工的积蓄做些小本生意，或者买辆农用车搞些运输；第二种：不会干农活，也找不到好的生意门路，只好在家带带孩子、打打牌，主要依靠多年的积蓄维持生活；第三种：回到农村突然失去了定位，不知道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沉溺于打牌、赌博，将积蓄挥霍完了事。这位村干部总结说，打工回来的明显跟农村不合拍，讲究吃穿，不愿下田，半个劳动力也比不上。
2010年4月，某科研单位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年龄从15岁到64岁不等，占90%的人为44岁以下，其中15—29岁者占了一半（51.5%）。按说，40来岁正是壮年，农民工却为何纷纷离去？
记者调查后发现，农民工之所以在40岁以后干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体力透支，同时没有其他资本可供出卖。原因是农民工普遍文化素质不高、技术技能缺乏，根源则是企业对农民工“用”而不“养”，出于控制成本的需要，从不提供培训和提高的机会，造成他们技能老化、无法与年轻人竞争。
有识之士认为，这些40岁左右、在城市工作超过10年以上的农民工，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本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不该让他们回流到农村，而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工作，使他们的经验和技能能为企业发挥最大效用。
还有专家认为，农民工40岁现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没有给农民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导致农民工病无所医、贫无所助、老无所养，被迫返回家乡，去寻求最原始的家庭保障。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杨桂宏认为，农民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应该覆盖这一群体，但事实恰恰相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最直接的深层原因就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眼下尽管全国很多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并没有完全形成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下来的制度引导，也没有真正改变原来以户籍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自然也就解决不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传统体制方面的原因。
知名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眼下全国约有2.77亿农民外出务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中国8亿农村人口、5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迁移过程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村，也不着城”的环境里。他呼吁城市不仅要善待农民工，关键还要使他们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分享成果。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认为，农民工参与城市的建设和生产，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被隔离在城市社会保障之外，这种取而不予的做法，本身是对农民工合法权利的剥夺。他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回归农村，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应该纠正这种短视行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应政策和措施，引导城市留住这些曾经奉献了青春的外来工。
40岁，对于城市中的企业精英们来说，正是走向事业巅峰的年龄。但是，对于许多民工而言，40岁却意味着他们在城镇打工生涯的终结。
“40岁现象”不仅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是典型的“用之而不养之”，而且也体现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难。
八、新一代农民工的梦
对很多人来说，“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一个崭新的词汇。2010年1月底，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发布，文件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农民工。而这个崭新的词汇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年轻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份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2009年全国农民工年龄在16岁至30岁的占了农民工总数的61.6%。
新生代农民工不像他们的父辈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逆来顺受，只要有活干就行。他们学会了为权益抗争，用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技术选择行业，干体面的高薪的活，所以他们总是不停地跳槽。他们敢向老板提出加工资，他们有了钱也敢去高档场所消费。他们梦想自己成为一个城市人，像城里人一样体面地生活；他们懂得情调，追求生活质量，他们的精神生活比老一辈农民工丰富，他们学会了上网，聊微信，他们在用知识改变命运。他们铁了心不回家乡，他们没有种田的经历，回家也不会种田。所以，他们对土地没有感情，不愿意再当农民……
就是这群年轻的农民工，来自乡村，梦想在都市扎根，身在城市，却拥有着农民身份。他们脱离土地，但又不是市民。社会学家们把他们称为双重边缘化人群。相对于他们的父辈而言，他们的知识水平、技能素质、对未来的期望都要高出很多，他们不再愿意当城市的过客，更愿意成为城市的主人。当梦想照进现实时，无疑使得他们在融入城市时面对诸多的壁垒，身份的尴尬、就业的瓶颈、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产品的缺失，对他们的梦想是一个打击。为此，记者走进了部分城市新一代农民工的生活，倾听他们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心声。
摆脱老一代城市过客的身份，积极地融入城市，是新一代的农民工的主要想法。汽车喷漆工小吴，20岁，阜阳市利辛县人，初中毕业就在合肥学汽车喷漆。小吴留着流行的发式，头发染上了非常时尚的黄色，身上穿着运动服，家里父母都是老一代农民工，记者采访他时，他正在用手机打游戏，聊到他与父母平日收入与消费问题时，他说，父母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每天挣钱就是为了他和正在读书的妹妹以后的生活做打算；而他自己每个月两三千块钱的工资，除去食宿基本生活需要外，还要在手机、上网、买衣服、朋友间娱乐活动等处消费，工资对于他来说基本上是月月光。因为拥有一手技术活，再加上他现在还年轻，在言谈中小吴师傅一直坚信自己以后能够成为城里人，回到乡村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在合肥市桐城路上从事餐饮业的黄芸小姐，生于1980年代中期，月收入两千元左右，父母都是农民，但她从离开乡村的那天起就立志成为城里人，她已经在合肥务工三年时间，先后从事过销售、出纳、服务员等工作，目前她还在积极地学习其他的技能，争取有好的机会，更好的发展。谈到未来，小黄告诉笔者：“现在工作太累，而且工资待遇不高。正准备看有没有好的发展机会。”
和小吴一同打工的小陈，父亲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但高中毕业的小陈一直在合肥从事汽车美容装潢工作，他告诉笔者，他的梦想是以后在合肥开个汽车美容店，自己做老板。在合肥打拼就是为了摆脱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谈到未来期望时，小陈对记者说他想像合肥市民一样，能够享有在保险、福利、买房等方面的优惠。
西装虽然穿在身，其心依然是农民心。由于受成长环境局限，与同龄的城市人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大多底气不足，文化知识欠缺，社交礼仪匮乏，甚至连过马路都争先恐后。在采访中，笔者就见到这样一位来自四川的女青年杨平，她告诉笔者，当年她看了《郎才女貌》电视剧，里面那些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一族给她留下很深印象。“从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当一个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丽人。去年9月份我在深圳一家餐厅做咨客，中间到过两家单位应聘做前台服务员，结果面试官挑剔我走路外八字太明显、爱习惯性地搓鼻子等等。我很想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可是社会上这类学校的学费贵得吓人，我读不起，哪里才有适合我们的礼仪培训学校呢？”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较老一辈高，他们更希望从事体面的工作，在考虑收入的同时，更为重视雇主的人格、人品及自身是否受尊重。
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方式已多元化，且与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基本一致。在众多休闲方式中，选择上网、玩手机的新生代农民工占一大半，看电影、K歌分列二、三位。没有娱乐配套设施，已成为地理位置偏僻的生产企业留住“新生代农民工”的阻碍。
今年24岁的吴金泉换工作很频繁。从2012年高中毕业到2005年，维修、售卖电动车，奶茶店的工作他都只干了一个月；流水线工人、推销保险则“体验”了几天便放弃了；他最长的一份工作——汽车维修也只维持了8个月。现在，他正帮父母“打工”。
不喜欢工作的氛围，是吴金泉频频换工作的原因。“不太能接受老板或领班的指责。”他说，他不会采取过激行为，但会辞职。没找到工作时，他就回到父母租的房子里，一起生活。工作对于他来说，并不为了赚钱，而是一种“体验”。他不愿意进工厂，因为不自由，不能忍受每天在流水线上重复同样的动作，“对自己没有提升，自我价值得不到实现”。
南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半年该部门刚帮助一个企业招了几千名工人，填补了用工需求。下半年，该企业又要招4000余名工人。“每天招进工厂的人数与辞职的比例是1:1，有时甚至出现‘负增长’。”韦仕泓说，待遇、工作环境都会造成流动性大的情况，但工人年龄年轻化也是因素之一。“年轻人不喜欢稳定，他们更喜欢去闯”。
在不少企业眼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大，是这个群体责任感不强的表现。“他们有些好高骛远。”制鞋公司“麦斯”的试做科科长陈春梅说，“他们希望得到上升的机会，却不知道要踏实工作，努力学习。”
20世纪90年代初，陈春梅到广东打工，属于中国较早的一批农民工。1999年她进入“麦斯”，经过5年的工作、学习，才完全掌握了制鞋流水线上的每一道工序。她认为，比起上一代农民工的吃苦精神，新生代农民工“差远了”。
陈春梅说，老一辈农民工被骂甚至被打，都会咬着牙挺过去。大多数老一辈农民工对加班很珍惜，只想多赚钱，养家糊口，回老家建房。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不再担任家庭“顶梁柱”的角色，对加班没有热情，甚至想休息时直接旷工，宁愿被扣钱，也不请假，“对制度并不尊重。他们抗压力弱，对管理层的批评很难接受。现在我们转换管理方式，学着站在他们的立场想问题”。
在广西嘉路人力资源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招聘部负责人龙丹看来，频繁地更换工作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一份工作的适应期可以达到两年，5年内应对自身有明确定位，10年工作应呈发展趋势。若只是因为初期的待遇或工作环境与理想有偏差，便立即跳槽，对自身的经验积累是不利的。龙丹说，新生代的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都相对较高，他们需要的是对理想的坚持。
2010年，因为“不想从事一辈子的工作，只是按下机器按钮”，何珅选择了另一家“上升空间大”的工厂。3个月后，他当上了领班。但不久，他再次选择了辞职，回到南宁，开始在汽车美容店、餐饮店、电气公司进行不同的尝试，他甚至不辞辛苦去当搬运工。“这样可以了解市场。”何珅如此表述他不断换工作的理由，他要创业。
2010年5月，何珅与人合伙的“草根吉他店”开张了。他把父母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希望通过创业，在这座城市安定下来。可是开张半年了，吉他店还没能赢利，“淡季还要倒贴房租”。之后，何珅只能每天清早6时去帮人卖衣服，赚取生活费；下午看店，常常忙到半夜回家。“收入不高，精神绷得很紧，无法在这座以悠闲著称的城市悠闲地生活”。希望像市民一样，在这座城市生活，成了何珅的愿望。
与何珅一样，王涛的目标也是自己创业。王涛说，他很好动，现在最想去学跳舞，开一家健身馆，“器材像社区里街道旁的健身器材那样简单就行。”他说，因为没资金，买不起昂贵的设备。但他现在仍没想好如何淘到“第一桶金”，开始他的创业之路。
1983年出生的黄金宝也曾有创业的念头，但最终放弃了。在广西南宁的德洲医药有限公司工作了5年，深思熟虑后黄金宝发现创业不适合自己。现在，他安心地工作，希望通过努力得到上升的机会，留在这座城市。黄金宝说，公司里“90后”务工人员常轻易辞职，说要去创业。“没有资金、能力不够、社会阅历浅，怎么创业？”
该公司行政部部长肖玉莲也有同感，新生代农民工个性张扬，对未来充满好奇，但也很迷茫。肖玉莲说，离开公司的，大都说去创业，他们总想着改变，但具体做什么生意，基本没有人有答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走了之。而老一代农民工则谨慎许多，离职前，他们会想好手上的资金够用多久，自己的退路在哪里？但这并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不上进，“他们学东西比老一辈更快”。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秦红增教授，曾长期在珠三角地区进行农民工问题调研。秦红增说，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有三项指标：工作、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增加，各种问题会逐渐凸显。
秦红增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不断增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让农村劳动力剩余人口增加。这股推力将这个群体推向城市，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另外，城市里强大的信息流、物流、人流也吸引着年轻人。在南宁，这个年轻的群体大多从事服务行业。若他们无法融入城市，会造成城市、乡村人口的隔阂，这个群体会像候鸟一样四处迁徙，城市的服务机制将很难有效运转，城市系统将处于无序状态。“近年来的用工荒就是他们不能很好融入城市的表现”。目前，在国家政策没有调整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需要社会组织的引导和帮助。
共青团广西区委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孟幻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如经济、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还需要国家政策和制度给予保障，比如户籍、教育制度等。这个庞大的群体，若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去年我们做调研时发现，少管所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超过一半”。
孟幻说，目前，共青团正努力帮助这个群体融入城市。据了解，共青团南宁市江南区委员会的“新居民青年之家”建设，就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培训，帮助他们在城市“站住脚”；联合城区开展“百姓小舞台”等活动，从心理上让这个群体找到家的感觉，使他们融入城市。
九、重新定位
亿万农民工流动的伟大意义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应当看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是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没有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民工潮是好事。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农民工作出了充分肯定：“农民外出务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同时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市场经济观念，直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市场经济观念，建设家乡，不仅为家乡经济建设增加了活力，也是促进中国城镇化率提高的重要手段。笔者的家乡贫困老区大悟县每年打工收入1.1亿元，相当于这个县的财政收入，这大笔的资金流回家乡，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这个县的大新镇，外出打工的农民有近百家在镇上盖起了楼房和商店，形成了三条商业街。临近的三里镇也通过农民打工的收入将原来的两条街发展成了五条街，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大新镇在外搞建筑的就有2.1万多人，50多个工地，多数在沈阳，占了沈阳建筑市场的1/4，并且一扎根下来就是10年，以至于当地被称为是大新人的天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工潮是农村、农业、农民诸多问题的具体、集中的表现，这是在市场及各种壁垒打破之后和农村以至整个社会人财物大流动前提下出现的，这是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可以说，市场开放之后，使人口过多这一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约束”日趋充分地暴露出来，如何认识、分析、引导这一现象是一个不可回避、不能绕过去的巨大的研究课题和社会工程。
民工潮可以让人更好地分析、透视、探微中国农村的现状与改革，发展与方向。
在流动中重新组合的不仅仅是劳动力，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大批民工到发达地区拓展了生存空间，新的技术、新的观念以及数以万亿计的资金也随之回流，为贫困的故乡注入了新的血液。农副产品与工业产品的相互补充，产业布局的跨区域调整分工，人不分南北，地不分东西，物不分内外，打破了过去画地为牢的行政疆界，按照经济规律重组大市场的新格局也初露端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尽其畅的理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在变成现实。这是农村希望的曙光。
中国劳务输出大市——湖南省永州市，70万农民工在2010年寄回家乡的劳务收入近20亿元。近几年，湖南全省输出劳动力达480万人，其中仅在深圳就有35万人，在湖南流传着这样一句新俚语：“湘江北去，民工南下”。
而“中国打工第一镇”——四川省金堂县竹篙镇的调查分析，到2011年为止，金堂县常年在外打工者达16万人，2011年通过邮局汇回2.72亿元。成功的打工者主要把钱用在镇区建房办产业，致使竹篙镇区面积由过去的0.5平方公里扩展到1.5平方公里，在镇区规划区内从事个体经营的有400多户，外出务工者在镇区兴办的私营企业有22家，资金投入达5000万元，竹篙镇由此繁荣起来，辐射功能增强，成为方圆20公里左右，辐射中江、简阳两县的中心镇。据统计，四川全省有42万打工仔由开始挣钱填肚子，之后赚钱盖房子，进而回乡投资办厂子。
湖北省通城县是一个典型的人多田少的山区县，近几年，有10万农民洗脚上岸，洗脑进城，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打工经济”已经成为通城县与工业经济、城镇经济并驾齐驱的第三驾“马车”。
温州走出了30万人，却带回了大量资金、信息和技术，使温州成为著名的富庶之地，成为中国民营经济中心。
东西南北中，每一个省份都有着自己相对贫困的角落，正因为穷，他们才要走出去。就像东部沿海地区走向富裕之前，一样有过难以摆脱的贫困阴影困扰。在相对落后、欠发达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也正是因为这些走出去的人们，带回了文明，带回了富裕的光芒，迅速照亮了这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民，这是在贫困的荒漠上新生的一块块“绿洲”。
在鼓励劳动力外出的同时，政府要加强因势利导。首先，从中央到地方要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克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盲目性，从宏观上要控制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流速、流向；第二，农村人口密集富余劳动力较多的地区，应立足挖掘农村内部潜力，鼓励他们在家乡办企业，并提供优越的条件，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想一想，农民兄弟的家乡富裕了，有了自己的企业，他们还会背井离乡，走出家乡的黄土地么？他们在自己的企业打工或当老板，可以促成自己的家乡城镇化的进程，他们穿着和城里人一样时髦，观念也和城里人一样新，去城里联系业务，用微信、QQ洽谈买卖，手提笔记本，开着小轿车，城里人还会小看他们么？农村富裕了，经济发展了，一切事情都好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日可期。
既能让农民走出去闯天下，又能回乡创业，重点还是要培养有文化、有知识、有技能的新型农民。各级政府当前最为要紧的还是要加大农民的职业和技能培训，并把农村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加速开发农村的人力资源，打造一批新型农民。
2008年9月5日—7日举行的“21世纪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专家杨团认为，“农民大规模进城不现实，‘就地多元化’是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农村实现了现代化，农民实现了现代化才算是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议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设计目标，加快下一步的小城镇建设，到2030年就是“两个对半”，如果一半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到那时总人口为16亿，即使完全达到这一发展目标，也还有8亿人留在农村。即便城市化率超过60%，也仍然会有40%的人口，6.4亿人在农村生活。所以，农民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生活方式将长久地存在，要使中国农民实现现代化，“就地多元化”是必然的选择。专家分析，虽然我们认可未来“三农”问题解决要靠城市化，要通过加快城市化建设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这是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向，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地多元化转移农民是“三农”工作的当务之急。必须看到“就地多元化”更符合我国当前大多数农村的实际情况，在这方面，各地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比如，北京一些郊区区县探索出了“四在农家”农民现代化模式，以富在农家、美在农家、乐在农家和学在农家为载体，让农民就地享受到现代化。山东等地探索出“村企合一”模式改造农村，让农村就地实现城市化。
如此一来，农民有了自己的企业，有了自己的创业天地，又能在农村享受到现代化生活，就再也不会蜂拥而至去城市淘金，因为家乡有淘不尽的金。乡镇企业办好了，既带动了家乡的富裕，又减轻了城市压力，更缩小了城乡差别，就真正实现了城乡一体化，推进了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实现了中国的城乡大裂变！
2010年元旦，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农村，察农情、问农事、讲政策、谈发展，强调了今后农村的五个发展重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减城乡差距；二是“改善农村民生”，提高农民收入；三是“扩大农村需求”；四是“推进现代农业”，改变当前农村的“小农经济”格局，实现农村集约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单产和实际收益；五是加快“城镇化”，减少农业人口，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以工助农，推进城镇化步伐。
以浙江温州“农民城”为典型代表，我国东部、中部乃至西部，就有数以千计的中小集镇迅速崛起，这是农民的杰作，沿海地区的农村城镇化步伐日益加快，不少乡镇几乎让人辨别不出都市与乡村的差异。出尽风头的江苏华西村，湖北福星村等，已经成为一个个颇具现代化意味的小城镇。而农民城龙港也在发展中撤镇建市。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不少集镇则正在规划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建成中等城市的蓝图。在眼下某个县的行政区域内，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将会生长出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中小城市，这已经不是痴人说梦，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
在珠江三角洲，有将近1000万外省农民打工大军，其中仅仅深圳一个城市就有两三百万，打工大军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当地的吸引力并不只是针对外地的农民，广州市一所高等院校的年轻博士马军就叩开了顺德一家乡镇企业的大门，成为乡镇企业的第一位“博士打工仔”。紧随其中，博士丁小江也从天府之国的四川来到珠江三角洲，成为他的同事。全国至少有30万名像马军、丁小江那样的各类科技、经营、管理人员等“才子”投奔岭南农村，施展身手。
数以百万计的泥脚杆洗脚离田后，开厂设店，办企业搞公司，干起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市场风雨的洗礼下，迅速成长为能量巨大的企业家，这一阶层的日益壮大，给乡村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乡村甚至整个国家最大的质变因素。
农民的观念在变，农民的行为在变，农民的素质在变，农民的心态在变，农民的活动半径在变，农民的视野在变，农村的习俗在变，农民的价值取向在变，农村的生活内容在变，农民关心的话题在变……
我们欣喜地看到，部分在外打工的民工已开始“回流”，他们长期在外打工，积累了一部分资金，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学到了一定的管理方法，掌握了一定的市场渠道，主动自觉地回乡创办经济实体，推广实用新型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志在改变家乡的贫困落后面貌。
他们是黄土地上的希望，是农村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农村经济新增长点的孕育者，是传播现代文明的使者，更是中国城镇化的生力军。他们给自己，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将是文明、民主、平等和法制，是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进化。
他们，是促成中国城乡裂变的重要力量！
裂变意味着超稳定的、旧的平衡被打破，意味着不合时尚的历史沉淀的荡涤。但这种裂变绝不是一刀割断过去与未来的联系，而是推陈出新，不断产生新质的过程。与裂变相伴随的必然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多角度、全方位的重构，是新的层面上的排列与组合。正在各地乡村所发生的种种迹象告诉我们，从裂变走向重构——这一有着久远历史意义的变革的大画卷已经徐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