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北京真的有用么？”
“是啊，上北京真的有用么？”唐磊脸上一定，又很快恢复他那半嘲笑的脸谱。
上到宿舍里，我再次登录了一下470156878这个QQ，罗丹在线，这个北国女孩子啊！
“丹，我帮你画了一幅油画，是以圣堂山为背景而画的，叫《圣堂之魅》。”我在QQ上说，其实我还没有画出来，我是在设想之中。
“好啊，给我看一下。”她或许已经知道我要开音乐会这一系列活动。
“我已经卖了，卖给那个给我赞助开音乐会的商人了。”
“啊？！”她很是惊讶，“你怎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它卖了，卖了多少钱了？”她关心的是这个，我靠。这个女人真好骗。
“卖了两万多。”我继续扯谎。
“你知道什么叫做肖像权么？啊，和你这种人真的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看不到她的表情，听不到她的口气，但知道她真的急了。
“大不了，我叫他送回来就可以了。”
“你这种人啊。那画是如何的？”她还是问起了画面。
“我以我们在圣堂山那儿夜宿时的情景来画的，黑乎乎的一片，你左、右、正的三个表情被我放大用模糊的笔触融进了那云雾之间，然后你孤独而深远的全身像被我画置画右下角。”我正在想象着我的这幅油画如何边骗她，骗一个女生时，我思维会活跃很多，我想把心氏在北京的那份不断升起的阴凉感在和她聊天的过程中压减，呵呵，小生的报复心理变态着哩。
她沉默了好一阵子，当她深思时，绝对是不说话的，这让我最抓狂的，所以有时候和她聊天挺没趣的。
“你应该告诉我一声。”她最终只是说了一句话。她负气了，但她总能原谅我的一切，她不会像月肖肖那样动不动就要把我告上法庭的那样子。回忆起这些事情，我心里有愧，因为我在2007年10月8日时为了把政府吓退，而差点把被政府利用的我奶奶告上了法庭，这样的确把已经差点把我家土地推平了的政府吓退，目的达到了，但这次对我奶奶的恐吓，但我知道我这次举动让全部家人都开始对我有点猜忌；现在我三个叔叔及堂兄堂弟们都对我敬而远之，尽管我这一举动救了整条村的村民的所有土地，但我把我自己逼进了一条孤独的冰峰。
“对不起，我也是没有办法，我有一个需要救治的父亲，而你的祈祷不能对他有任何好处。”我在怨恨她，真的很怨恨；当一个男人向世界唯一想娶的女人求婚时她没有答应而逼得这个男人几乎想向世界所有的女人求婚的境地时，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不会有什么好感。
“我不怪你，我只说你做的事情的风格……”。有时候一个男人做很多事情让一个女人完全出乎意料，不管是你做事的举止突然，或者才华超出她想象，她都会感觉到有点被愚弄的感觉来，但她没有叫我从那投赞助商手里拿回那幅“画”，可以看出她是对我又怜又爱更是恨；或许在她印象中在危难时不是靠爱去挽救，而是靠冲动甚至犯法的举动去做事的男人，总是让她感觉到担心受怕；或许在她印象中，人生死是有命的，亲人之间应该是商量中度过的，这样会让人觉得即使无救了，也是让人心安。
此刻我默默地知道她是有种被出卖的感觉了，她知道我是爱她的，但当一个爱她的人把用心血为她作出来的画在没有经过她同意就因为“这幅画漂亮得让其它人心动拿去收藏了”，想想自己的肖像一天到晚都挂在其它男人的卧室里被玩亵地观赏着，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她宁愿这幅画一直是挂在我卧室的，毕竟我是爱她的；只要真爱，而不是感官上的刺激，女人可以接受一切的。但她不懂得我的赤子之心，我的画从来没有卖过一幅，就像现在我的小说《梦里逝川》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一个朋友叫她（他）来买，除非她真的想要时，我才寄给她。我没有太多的功利性，我只不过想让人知道罢。
“顾议，我累了。”她甚至没有说一句再见，她高估了我，我根本不能叫得动别人来卖我的画，因为那时候我没有任何名气，不像现在；但本来是想为她作的画，我马上放弃了，我只是在试探着她同不同意让我画；我的心比她的还要敏感，只不过我是男人，我得装得大大咧咧，豪气万千地活着。我多么需要她的安慰一下，但或许她真的不爱我，如果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她一定会从这个男人的任何一丝一毫里看出一切；就像我爱她的，所以我真的可以知道她心中所想所怨的。
“在和罗丹聊天？”王龙安走在我身边问了一句，凌新涛望了我一眼，然后身子一摆一摆地往厕所里面走了。他是刚刚回来，我得马上把网线还给他了。
“是啊。”我轻轻把窗边那帘子拉开，那束在去年买的枯花还在，一个男人把昔日的情人的花留下，就像我现在想把往日的记忆留下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爱恨了，仅仅表达对自己走过足迹的倚恋，但这些在外人眼中看起来或许是另一种感觉。
“书法家，你得处理一下你的小说，不要总是用同一个‘四’来作标题而已。”韦登彪一天到晚地关注着我小说的点击率，并且也帮我发章节，但由于他不知道如何帮我做每章节的题目，所以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第四章”。
“算了，到时候我自己做一个网站了，就不在起点文学网站发了。”我对起点当时就很失望，在上面我找不到一本真正适合我看的小说，什么都是玄幻乱七八糟的，和那些在我观念里是小孩子的写手在一起写作，我感觉真他妈的混，没有一点儿创意，写一些《养个女儿做老婆》这些为代表性的文字，写得不痛不痒的；干脆一些的，就真接写性什么的干脆利落，插进去了，爽啊，就像《色戒》一样，要脱就脱过淋漓尽致的；一群不知道连女人身体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小伙子在那儿写***，一群手无缚鸡之力，连手腕都没有节的嫩毛竟然在写修真，波极功。全部都是说假话大王，这批“从娃娃时就抓起要用假话教育大”的无毛小子真的是颓废一代，最终即使以后成为大作家也会变成贾平凹那种由别人撑着“油雨伞”舒适地在主席台上胡吹乱吹地看着下面的孩子被淋雨的“作协主席”。像贾平凹这种人即使家里的村民土地被政府胡乱征用后村民被逼他乡异井地流浪或者在那些矿工工厂里领着几百元工资时，也会大屁不放一个的，他妈的放在我脚底我都不会踩他，弄脏我的平足。
以前我不喜欢韩寒的，但现在力挺韩寒，蔑视王蒙贾平册这群王八蛋，悼念昔日的王朔及死而后已的王小波。
我这样说话，好像有点讨好读者了，公道是非就不说了，文学的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像韩寒今年出书时没有和郭敬明明抗争，这就说明韩寒这小子本身就是一直耍小聪明的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看来韩寒也是怕死，为何不亲自出面签名售书？只是在网络上小打闹？他还是达不到海明威那样疯狂和敢战斗性，其实你输赢我们不会太乎，我们只是想看看你的态度，一个明确的文学态度；我们其实一直觉得韩寒的文章要比郭敬明的要有文学性，韩寒的更是一种理性的文学，或者应该说是纯文学，我们只是想看看韩寒是否的确要在任何时候都要捍卫纯文学的态度，不管是在销量上或者在促销上，要做就做得彻底，郭敬明胜利了，就代表着媚俗文化的再次胜利，我感觉到悲哀。韩寒不过也只是士大夫罢，一个不敢战斗的作家你如果做精神潮流的领头羊？我觉得周杰伦是个音乐领头羊，总之他一直都站在风口浪尖之处，并没有像谢霆锋在尖峰时就傻愣了，从此一跌就再也升不到周杰伦这个位置上了。再说点功利性的，我们文人还不是都想靠这一点唯一永恒的记载和描写能力能够流芳千古？
我说这话时也不是叫韩寒顶死顶活着，我只是想说的是任何一个人在某一个行业里不能坚持有十年的顶峰，那他还是不能说是顶峰的。十年这个时间说起来有点玄乎，它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花到十年时间在这个行业里，那他真的不能真正把自己的灵魂及肉体都去适应这个行业，在这十年里他一定会感觉到一直想逃避这个行业，毕竟太累了，但一旦过了这用血肉来拼成的十年，那他开始会逐渐享受这种累了；很多诗人英年自杀，其实是他们没有投入超过十年的时间去写诗，他们或许以为所有的诗人都是灰暗色的，开始对诗界产生绝对，开始想自杀；但不是这样的，当诗人一旦超过了十年时间后，他会逐渐真正懂得诗原来是应该是用自己因为常年累月的积淀而形成的习惯个性思维去写了，可以完全不用像写诗的前七八年那样痛苦地煎熬才能写出好诗。我在这儿说的是精神上的理所顺章化。
还有一个是肉体上的自然化，表演艺术家们，为什么会演得好；歌唱家为什么唱得好？因为他们的肌肉已经定格为表演化和歌唱化了，他们平常生活中那脸上的肌肉都是随时随地表露，那喉咙说话的声气都是带歌唱性的叹息化了。
十年，也是某个人影响周围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一个基本期限，十年才能够刚刚改变一个潮流；很多人以为潮流是瞬息万变的，但不是这样的，潮流也有一个年限的，在某个不经意的十年里，如果某个人一直都是潮流顶峰，他已经开始真正融入人心底了。张学友、刘德华他们的歌声都不是如何的，只是他们坚持了十年，就刚刚好影响了整个社会，社会人群开始对学友的鼻音及嘶声适应，刘德华那娇情的转间及故意的玩深印嗓音刚好让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人知道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不能影响到两代人，而是一代人而已，那他（她）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影响力。
因为这是肌肉定律。韩寒是2000年出道的，至今只有七年，或者说只是有六年，他在这个时候退缩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谢霆锋当年进了一次监狱，那时候只能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而不能影响到比我们小五岁的那下一代年轻人，现在谢霆锋不得不只在电影剧上拼命争曝光率。
端峰十年，不是指投入十年，张国荣投入了很多年，但端峰就几年，不能达到十年，所以他找不到真正的行业幸福，周润发这小子做到了，现在还滋润着。
这个社会主要的销费能力来自于女人，极端创造性是来自于男人；王小波是男人极端性的象征，是让小子们疯狂的作家，而琼瑶是女性的执著，所以书本购买力琼瑶厉害，但主要是王小波不能在端峰十年就挂了，而琼瑶远远高过这个数。如果王小波还活着，并且顶峰了十年，连女生都是无能抗拒她的诱惑力的。女性对于智慧方面的认定不会太认真，但对某个人的执著性和坚定性最认同，君不见女生对被判了罪还坚持着自己走自己路的郭敬明的偏爱么？母爱让女性不会鸟那些什么法律的，呵呵。因为女性本身有种“镇定崇拜论”，这是来自于女性对自己的经常否定性的精神补足。
十年啊，看来我得认真做十年博客并且要年年获得百度最佳人气奖，才能把我这些“意识流文学”影响了这个社会，希望十年之后你们可以看到一个“顾议现象”，呵呵。希望那些看过我的文章的人，你们要想真正形成一颗星，你们要端峰十年，把你自己形成一个象征后，你才能够歇一歇，好么？
“顾议，还没有睡么？”没想到薛文灵夜深了，还过来看看，从北区来到南区，十一点钟了，应该是累了。
“呵呵，你怎么？”我还是有点惊讶。
“出去走走。”我从他眼底里读出一丝彷徨，其实那段时间里几乎我所有的帮手都是处于一种彷徨之中，尽管不是他们出面，但只要他们不在我身边，他们就感觉到一种不自信，他们觉得我开这些音乐会什么的，开画展等，都是怕我的影响力不好，甚至连开都开不成，他们怕我承受不起那种羞辱；马加爵等人的情况及大学里螺狮山里的造谣“杀人案”让他们感觉到“上帝毁灭一个人之前肯定会让他无限疯狂”这句话。
“呵呵，好啊。”每当这种眼神不管是出现在梁栋还是他、出现在父亲或大哥眼里时，我都会什么都应承着他们，以表现我对自己的绝对自信，我那浓眉大眼及我没有一丝皱纹的印堂都会让他们知道这些在他们眼中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眼中都是很小很小的事儿。
“我们到工会楼面前坐坐。”薛文灵知道一切，但他装着不知道一切。
“好啊。那儿的草已经长得比较高了。”我们走出宿舍楼时已经是十一多钟了，宿舍前门处有很多校卫队在那儿守着，出去时就不用在花名册处签名，但进来一定要，但如果你是大四的学生那就不用了。那段时间里所有的大四学生都会出到校外去喝酒，只要他们在回来时不醉到出手打校卫的情况下，都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我们一定要争取活得最长，只有我们活得比别人长命了，我们就可以在那些同龄人都死去了，还活着的我们可以改说历史，这样我们才是人生的真正胜利者，那些风风光光的活一把的人并不一定比那些谱写历史的人更风光。”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他认为是“明言哲句”的道理，他看的书远远要比我多，不管是历史、军事、言情等，所以他能够满嘴诌言，怪不得在那天晚上我们合作排练了歌曲之后，头一次见面的薛文灵就和他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唐磊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好玩的唐磊一天到晚都跑到薛文灵宿舍去用他电脑玩游戏，他们都是一群饱读经书之人，聊起来就是唐诗宋词满口皆碑。
“是的，但谱写历史的人一般命不长寿。”我想起了路遥这个伟大的作家，写作真的是个累活儿，特别是用电脑来写的写手，一般特别容易患咳嗽病；平常我不写作时一般都不咳，但一坐在电脑面前就感觉到胸闷。
“看来以后还是由我们这些长命的家伙反倒不能铸造历史了。不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前面的那句话还可以，但后面的那句话他又说得俗了。难怪这个伙子不易得到女人的心，也不容易刻进女人的心。女人可以忍受你外貌的俗，甚至行为的俗，但她们不喜欢你口头上的俗。你说一句话甚至用一个词汇成语，只要你把它们的主谓宾调换一下，那些女生一开始听不懂，但很快就会意的那种语态时，她们都会喜欢得不得了。郭敬明写的情节没什么，但人家就是懂得在词汇上耍花招，嘿嘿。
“嗯。”或许觉得他说这话时的确俗，每当我感觉到一个人说话俗时，我就只会“嗯”的一声，然后再用自己的语气让他们那俗俗的语气变得简洁而高雅一些，“有些东西可以改变的。”
我在草地上平躺着，蚊子开始有点多了，暮春的日子啊。我这段时间里盘想着，我一直想打电话给李斌那个柳州日报的记者，我想让他带我去到监狱那儿去见那些死刑犯人，说服他们肯把自己的肉体献出来给我父亲，能够把脖子以下的所有都变成我父亲的，因为我父亲脖子以下所有的呼吸系统及肝脏都全坏了，但相信父亲的大脑是没有问题的。我知道再熬多几天，我父亲的大脑就会受到肝硬化所造成的扩散而全身漫延，到时候大脑也会变坏了，我如何能够抑制得住。
我曾经把这个想法在电话里告诉了大哥，但他却没有丝毫的同意，他不相信奇迹会出现；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非鄙视我大哥的，我不知道这个很多东西连想都不敢去想的人如何能够创造出奇迹？他有很多东西远远不及我的洒脱。我为什么要在那段时间这样出名，还不是想通过全国出名，然后在网上登载着向全国人求援，让某些热心人把他们弥留时的亲人肢体捐献出来给我父亲么？我那时候一切都已经想好了，甚至想好了如何说服那些犯人，我说我一定会在他们把肢体捐献出来后，我帮他写一部长篇小说，详细地介绍他的人生，并且穷一生让他的名字能够流芳千古。我甚至在想着当我父亲在用别人肢体活着时，他的感觉又会是如何一个样，他能适应么？他又会是如何的感激我这个儿子呢？他活到一百岁时，他会是如何的满足啊！
在想着这些事情，我还要时不时地回答着薛文灵的提问什么的，当时说什么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当时我和他谈了李慧慧，想把她请来做音乐会主持人。我是首次有这个想法，薛文灵说可以，毕竟李慧慧当时是我们学校里的金牌女主持人，在我印象中她应该是个年龄不大，主持语气有点稚嫩，但能够一直保持着童心的少女。
“她身材很高。”薛文灵对学校里的一切都要比我熟悉，“不知道你高还是她高？”
“应该是我高一些。电脑里有一张和她的合影，我当时微微把肩膀提高了一些，把我那溜肩的站姿改变了一些，我比她高。你有她的电话号码么？”我这个好色之徒，无处不在的盯着学校里的顶尖级少女。
“我给的那个院团委的那个女主持人的电话你打了没有？她是我们学校电台的主编，有空也让她把你的小说在学校电台里播放，这样或许会对你的点击率很有用，并且她会对你这个学校里的才子心动。”薛文灵提醒。
“喔。”一声我马上坐起来，因为我知道电台的作用相当有效，我当时最崇拜的作家路遥〈平凡的世界〉最初就是一边写文章一边让电台直播的，大概是一九八八年的时候，正是那个时候，〈平凡的世界〉还没有正式出版就已经风扉全国了，我这段时间也打过电话给李斌的柳州日报，想让他帮说好话，让我的小说能够在柳州日报那儿连载，但李斌一听到我说这个问题就连说“这个可就过火了，这个可不过火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同柳州日报主编说起这件事，但我想按他那小家子的性格的性格，固然是不会同柳州日报主编提起这件事，因为我的小说一连载，那李斌就同时要面对多一个强劲的对手了，他一个星期才能载上一篇文章，但我却可以一个星期载上七章，那可想而知他的不爽。
当时我或许应该找一下柳州日报的主编提及这个问题，或许说不定能够在那段时间里为父亲拉赞助的事情能够起一些作用，但我当时疏忽了，无法原谅的。我也知道在柳州日报里也是无法留得住我的，但它能够帮得到我一些，我会一辈子都去报答它。
“这个团委里的主持人是如何的？”我还记得大一时我去体育场那儿看田径比较赛时见到的那个高大姑娘，我很希望文灵所说的那个姑娘就是她，“她大概有多高啊？”
“大概一米六四左右吧。”文灵这样说我马上有点失望，但又马上燃起希望，“团委里面有没有一个比较高大，喜欢穿着长裤子的女生？”我记得大一时那个姑娘穿束腰长裤，摆着个模特形扛着那架照相机，模样帅呆了。我从来都是欣赏腿长并且帅气的女生，对于美丽的女生倒是不太喜欢啦。
“有空我帮你打听一下。”薛文灵从来没有打击过我的好色，不像刘新龙那些即使是义气的朋友，也会真真假假地打击一下“顾议你可是混蛋到家了，只要被你看得上，埋在雪地下十尺的女人都会被拉出来，不怕被色狼看上，最怕被色鬼惦着”。
“我帮你看一下，你毕业后想从事什么职业？”薛文灵和我虽然最亲密，但这还是他第一次询问我这个问题，虽然我说我会上北京搞房地产做策划，但他也感觉得出我不是做建筑的料，毕竟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个装修工程师。
“其实我很想做政治的。我在去年看到美国里州那个十八岁当了州长的情况后，这理想重新燃起，我现在在大学毕业里才能够做的事情，人家这么年轻就做出来了，”我脑子里闪出了李宇春的样子，她是超女选秀里最年长的，但她还比我小一岁，却可以成为亚州前五十个最影响力的人之一了，而我呢？
“从政可是很复杂的事情，而你这样树大招风，并且你也太独行。“薛文灵分析着。
“其实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游戏，是一个钱财的游戏。而我为什么看上李慧慧，其实李慧慧是个非常有钱的人，她的家族的钱很多很多的，听说她家是一个石油集团。”这段时间来我没有少打听李慧慧的情况。有钱同时也很漂亮的女生不多。
“她不会看上你的，你这样文人，如何能够得到人家家族的承认，除非你是一个专业从商的人才，否则一般的名人绝对不会入他们的眼。”薛文灵深谙商场上那些人认钱不认人的品性，“除非你的书本底面肯印着他们集团的品牌，并且有这么多购买量，他们才会与你结成关系，但要想让你纳入他们的圈子，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宁愿把慧慧嫁给那些对他们有用的财阀团的公子，而作为家族里的女儿，一般都不会反抗的家族意志的。”看来薛文灵对我那段时间拼命拉赞助，为了两万块钱连命都付出了的情况误解了。是的，那段时间里我家里的确雪上添霜般的苦楚，但他没有看到我家里的人才鼎立，没有经过半年，也就是我父亲逝世半年之后，我们家庭里又开始呈现出了大家庭的繁荣。我那今年（也就是2007年）六月三十日刚刚毕业出来的三弟弟在昨天已经决定开厂了，而他毕业出来还不到四个月。而我在今年一年时间里已经帮我家乡里的大多村民和地方政府都打过了官司，并且都很有成效，我一年时间里挽回的损失可不低二十个亿。
“文灵，你这样说，就是低估我了。”我可是个除了狐臭外，一身骨气的年轻人，他误以为我是要攀附李慧慧了，这个傻愣，“我为什么看上罗丹，合唱团里很多女生都远远要比她漂亮，但就因为她长得像宋庆龄，认为她有福气，能够协调我直上云宵地在政治道路上风云突起，但她连在我求爱时手脚慌乱的女人如何能成为大事？我看上李慧慧，是看在她的人才，她的大家闺秀的样子，既可以出得厅堂又可入得厨房，可以在台上举止自如，谈吐芳雅，在底又能够婉如天真少女撒娇，这不是我能不能配上她，而是看她能不能配得上我。她要忍受得我在外面真真假假的逢场作戏，又能够在我危急时能够出手相援的真正素质。”
“但你现在没有任何金钱关系。”薛文灵说话永远懂得分寸，他说话时，虽然直冲，但他用一种最轻缓的口气来说，“你出到外面要靠白手起家，但社会里有多少有钱人会看得起你这种小伙子。”薛文灵即使是商业世家之人，但毕竟他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大四毕业生的心境及他们走出到社会时的际遇，所以他不能不担心。
“拼搏吧。”我顿时哑然了，“但我想只要有人就有才，有才便有财。”我不会说什么“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这样老套的话。我的朴实性格注定我的语气不镀金。
“但我总觉得你和李慧慧不合的，她这些从小就在钱财集团里长大的女生都是拜金主义的，而你是一个崇尚自由的独行者，你要作好心理准备。”文灵这是第一次叫我清醒地考虑问题。
是啊，英雄未必就是好的男朋友，英雄可以在你遇到强人时为拼死为你挡上所有的刀痕，可以在你生病时背着你就冲医院，但他不能够细心地倾听你喃喃细语、不安心结，他会觉得你说这些无关痛痒，肉麻不已；我恰是那样的英雄；只有他向你倾吐的份，那里有向我道说的理。我想找的是一个完美的女人。难啊，蜀道难过上青天，蜀道无人行，也是世间一惨。我也和月肖肖说过了李慧慧，同是河南祖籍的月肖肖说河南那儿做石油的人也不少，慧慧不值得我这样追捧。我不知道月肖肖说这话是真是假，按月肖肖的性格，应该不真，毕竟女生没有主务向一个让自己不放心的男子道出真话；而我这个像生公鸡一样的男子更是让她不安心。
这个世间真的有一个好男子守着一个女人，而不去打交际赚钱的世道么？我不知道，应该没有了，现在结婚的年龄越来越迟，特别是有作为的人，在这个世界里，男人和女人的猜忌越来越大了，不到三十来岁，这份猜忌就不能被生理的诱惑所代替，岁月就敌不过猜忌，结婚这事也只能是水月镜花，结婚开始，代表着真正的色戒，并不是因为没有色诱惑了，而是因为色多伤身，男女都开始想找一个既可以发泄色欲又能帮自己控制色欲的人罢。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或女子决意是不能再像二十三四岁之前那样纵欲的，否则他（她）活不过五十岁。
我相信我过了三十岁，一个星期和老婆同房一次我就受可以了。毕竟我不是运动员，如果我是运动员，而不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相信我可以一个星期来得三四次，但文人不行，古龙不是死于酒上，应该死于色中，但由于他的耗色太多，精虫太少，最终只有一个儿子罢。专业写作的人一定明白，写作可以让精神满足，但这就意味着肉体满足要少一些了。鲁迅为了写作而冬天不穿棉裤仅为戒色。我前一段时间肾虚，吃了药，中医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要戒色一年时间以上，为了理想，我只能够这样了。
慧慧有千万家产，留不住一个广西大学的研究生；但千万家产的男子却可以几乎可以留住所有的女生，这世道就是这样有点男女不平衡。在后来的日子里面，谈过恋爱的李慧慧对我有戒，而我不明白，依旧像那个研究生那样孤傲，她又选择了详细地听着我的每一句话，然后知道我这个小子是习惯逢场作戏的，她也选择了庸俗的年长商人，也没有走近我这个风头太胜的“才子”。你有才华，你有钱，但你并不一定能够战胜得了那些比你大十岁的情敌。就像今天刚刚收到迪儿的水晶石，一个远在上海的女生逃避着那个和她同龄的小伙子而为我这个老伙子而执著，我赢在了女人的恋父情结之上，岁月赐给了我那份让女人感觉中的从容。
“你再老一些，就不用愁了。”薛文灵仿佛这样说过，女人对老男人放心一些，是应该的，毕竟老男人开始色戒一些。
在走回宿舍时，我想起了屈文欢，昔日我们坐在早地上喝酒感觉还不赖。
第二天早晨，我还得去画油画，杨燕站在樱花树下的背景我还没有画，我得去画，雨下得很大，樱花更是在雨中散落，我找不到浪漫的感觉，那把头顶上的破伞让我肩头有把小刀在轻轻割，那樱花在雨中的颜色绝对不什么凄惨，也不华丽，皱皱的，嵌在泥土里，丑丑的；由于天气也不冷了，身上穿着的衣服在闷燥里别扭着，头发最表的那层湿着了，内层没有湿，抖一抖，水马上往头皮里渗，也往脖子里钻，更怕的是头上的柳树上的水，真混蛋，滴在粘有油画颜料的手上，那种腻腻的感觉就像拿着黄油来洗手一样。
水淌在油画板上，油画着不了色，我只能够著画笔用力把后面的颜色压上，那种不相融的颜色看起来，特别是那些树上的花儿，更像地上被污泥溅过的樱儿，像极了冻僵的嘴唇割出来的血，从那些混浊的树叶绿色时我提炼不出那种应该有的叶感，只有发泄般地狠用画笔的“脚印”拼命“踩”着那些板上柔软的颜料“泥堆”里，最糟糕的是眼镜上的水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擦掉，平时我习惯用衣服擦的眼镜的，但在雨中湿透的衣服把眼镜弄得更糊，故在画整幅油画背景中我都是在忍受着被愚弄的感觉下画好的。
这种愚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当你油画所表现出来的效果并不是你想表现的那感觉，恰如你写出没有什么感觉的文字一样让人感觉糟糕。我没有那样愤世嫉俗的，我这么多年来一切的表现都是在发泄，只不过想把这些发泄变得优雅一些罢了。
我坐在那个无顶棚的亭子下面，这个无顶亭上面尽是青藤漫延的黄绿，我感觉到上颚甘甘的，那口沫郁满了我的口，我不敢伸出舌头去舔嘴边的雨水，因为脸上溅有颜料，油画颜料是有毒的。
雨大，我逼不得已用手撑着跳了十米远的桥下孔洞里，这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孔洞曾经是那些建宿舍楼工人的临时住处，只要用布一拉过来，就可以住下。
桥外面的雨水打在这个湖里，我第一次开始想我毕业后的前途，我在福州的那份建筑设计院的工作已经没有了，我的小说又被退稿了，我的每条路都被截得死死的，被截得真惨啊；我从小就是有点宿命感的人，算命书说我是自立权威的人，并且是单枪匹马的奋斗，难道世间真的不会主动赠给我一切，而要我用这双看似强悍但其实脆弱不已的腕去撑着天上淋在我身上所有的雨？
我不是一个会哭的人啦，你以为我在桥下面哭了？我没有哭，很多事情都会被我简单化和乐观化的，有时候即使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乐观，但我依旧乐观，我当时甚至在想着我能做出这么多事情，开个音乐会、书法展、油画展、写过长篇小说，我可以死得过了，我其实野心也不大，我甚至在想什么时候把月肖肖带回家去，随便找一个小设计院就这样一个月一千多块钱就活下去，我这个人是精神极高又极烂贱的人，嘿嘿，躲在桥下面的我雨水从眼里流出来强劲地笑着。
桥这个宽宽的四方洞里有些黑色的胶漆洒下，零落而修长，我心里急得要命，这要死的雨。
我不知道为何这样淋雨我都没有感冒，或许是那段时间经常跑步，或许是因为一直忙着各种事情，身体被我强悍的意志所压抑着，它已经装不下任何东西，甚至任何病毒；或者是病毒已经进入我身体，但被我的各种体力活动所强力压着而没有发作。谁人知道。好了，就不说那些凄苦的想法了，否则别人会觉得你像个傻愣，像个娘们。
好想放个尿，在这个桥洞下，这样安静而清幽的地方，绝对是个好放野尿的地方，但这是不能的；那段时间肾就已经非常不好，最主要是练声练坏了腰。
跑到了一教的厕所里，看到了一教的通宵教室，每次看到通宵教室，脑里第一个念就是“通宵教室里的每个孩子都是研究生，就像当年的高三学生那样努力的那种人”，读书是诱人的，是种忧郁的幸福，特别是读研，就如写作一样让人在孤单享受着清香。
在桥孔和厕所的路程里，我碰到了那个酷似罗丹的少女，我以前就一直见到她，但一直没有和她打招呼，但在这场可以把身体淋透的中雨下，我在那些假桂树（广西特有的一种景观树）下走过之后再回头和她打了招呼；张高美，我的本家，她说话声有点粗，鼻子挺拔，眼颊发亮的润。互留了电话，走过。只记得假桂树下面那些被涂成白色的油漆及我那已经被雨水湿透的靯底，还有路右边那座古色古香的车管所棚。
一天时间里，我必须得全面把这画儿全画好，所以雨儿不能阻我；当我走回到树下时，那满树的樱花竟然一下子全败了，树上再也找不到丝花瓣，雨的威杀力真大；我得按照想像去画这幅画。
雨中我大哥打了电话过来，说陈书记和黄老师已经打过电话给他，说我已经疯了。
“哥，陈书记是个傻婆娘来着，你不必要理她的，我们是男人，男人做事有时候女人真的很难理解的。”我舌下的意思是，我是个顶天男子，目标是打破广西在中国的零精神领袖记录，“你相信我的心理素质。”
“是的，我很相信你的，顾议。不过你可以多抽一些时间提前做好毕业设计，这个家庭大家一起撑。不要对自己要求太多。”大哥永远都是这样温实的话语，我知道我即使是真正发疯，但生活在大哥身边，他都会好好的照顾我，一辈子都不离不弃。哥哥秉承了父亲所有的宽容实在和野心。在我的这个家庭里，大家都是彼此给予性的，从来没有占有性；如果一个文人生活在勾心斗角的家庭里，他也只能是写出如麻雀啾啾叫的小家子作品，而不能像生活在牺牲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作家那样无私得如大雁般的声唤角天的。
“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要求，这不是我要求太多。”只有面对大哥时我才能够真正想到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其实我是一个不能离开家乡的人，我深深地依恋着广西和广东，而这块土地上根本未有过真正在全中国有影响的文化人，不像湖南、陕西那样尽管同属于全国贫困城市，但我们广西这里的作者怎么都是那样小家子气？画家也没有一些真正有大影响力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再出一些如靳尚谊、陈逸飞、陈丹青的那些大画家。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太过于怕死，特别是文化界的人，很容易退缩。他们太不敢牺牲自己，太把自己的人生太当一回事，太把自己的享受当那么一回事。我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好胜而宽容的大学里，就像写《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先生去了德国看了一场足球赛后才明白，为何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端于德国，并且像秋风扫落叶那样狂扫世界，世界各国为何却要求着德国善良，却没有要求自己开始好胜而强大？中国的足球和中国的作家永远都是焉焉的，为何不敢一次又一次地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
“不管你以后是否从事建筑，但还是可以把建筑学好，好的，就说到这了，我这段时间跑到龙州去找药了，西医在医疗肝病范围内一点效果都没有，都是靠南宁这些老朋友阿添等人帮助的，跑了两百多公里。”大哥说了一下他的情况之后就挂断电话了。
我得继续画画，当我把画儿画好时，身上的水也已经干了，雨已经停了好一阵子。头上那把伞把我头上的天都遮盖了，我把它移开才发现，天是这样明亮，呼呵，真舒服。
“千万别疯，要对抗！”我右手挎着装油画的纸箱子，左手提着画，大哥打来的电话让我甚至连欣赏自己画儿的时间都没有，陈雁书记她们打电话给我家里人，不可能不给我带来压力，我喃喃地对着自己说；真疯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是疯的；1994年获得数学诺贝尔数学奖的天才约翰福布斯纳什从1959年到1970年都是精神分裂，但他这个自私的孤独天才在普林斯顿那儿的疯行疯语却得到了最大的宽容，在这所大学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嘲笑他，没有一个同事排挤他，在他发疯之前是极孤独的，但在他发疯之后却不再孤独，人们由此至终地关注着他到底需要什么，支持着他去做着他想做一切，他精神恢复了，就因为他是生活在普林斯顿大学，而不是生活在广西工学院。
但没有一个能够知道我为何要做这一切，我想把我的孤独排出来，但身边的人想把我四年的孤独再一次性地重挤进我的胸口，我隅隅独行的背影在暮色中渐行渐远，终于消失不见在那长长的湖桥尽头。
我似乎在桥上还见到了陈华老师，我只能对她咧嘴一笑，还有下午似乎我还去画过画，但这些都已经不想记起了。有时候这些溢在心坎也是种麻木的重复。
已经画了三幅油画了，我那块本来用作《逝川》幅面油画垫板的大木板钜成的三块块小木板已经用齐，看来明天得买多几块新的木板了。身上的钱也不够用了，只能够再次从薛文灵和家里那儿预支。人啊，真的如果没有人际关系，钱真的是一无所从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我虽然孤独，但我还是不得不经常帮助别人，并且在当时都是无偿的，但一般这些友情最终得到了回报；就像我现在写作，我是多么希望能静心地写小说啊，但最近在家乡里出名了，总是有很多很多村民来我这儿让我帮助曝光着各种腐败，并且找焦点访谈什么的，虽然是累，但家乡里的人们真的文化少，没有出过远门；逼得我不断地打着电话向上面中央举报，而我毕竟是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却不得不把本身已经潜下来的心再次激热起来，克服着各种胆怯及普通话的不标准，还要躲避着地方政府的跟踪和逼害去帮这些村民写信、寄信，毕竟他们有些官已经打了很多年了，我还怕这些信在中途已经被截住，或者在即使举报到了中央，但怕中央的人不帮处理；这些东西够让我担心的了，我这部《琴心里的一滴泪》本来是想写回忆录的，但却只能写成意识流文章了。
我是想说，我帮助村民，虽然纯属于一种正义感，但我也是有些私心的，这些私心是什么？是因为我想从事政治，想在民间打工世面，到时候人们选我做人民代表？因为我这个人不是很缺钱用，所以我为官应该不会太贪；但当官必须要有做官的家底（官场人脉）才能当得稳官的，而我没有为官家底，我只能靠民了，我总觉得民众是世间最大的势力，尽管民众文化水平不太高，并且他们容易被小贪小惠所折倒，但他们容易被凝聚，不像官场上的地些人那样有难凝聚，毕竟官场上的人多多少少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们是贪，但他们这些已经经过了从底层走上来的贪的磨练，会开始量度着自己的身价来进行大贪，既然官的钱都是来自民间的，也就是说我如果想从官那儿得到帮助，那这些官就必须再在民众里帮我树立权威；这样麻烦，我反倒不如直接从民间那儿得到支持。
但民众们就是容易忘恩的那种个体，我帮助他们，他们即使拿到了很多钱，但他们却不会用我为他们讨到的钱来进行打官司，要求违法的政府赔偿更多的钱；因为民众怕用这些钱去官司，就是浪费了；民众都是贫苦的，更主要的是好懒，他们拿到钱心里有了底，就易满足了。我现在如果想叫他们合股一些钱来开一个大公司，他们决意是不肯的，就像我们这边赤沙村那些前几年被政府强行征用做了炼钢厂的村民当时在得到了一万多块钱一亩地时是那样高兴啊，但过了几年之后这一万块钱花光，地没有了，炼钢厂把海洋也霸占了，而他们现在想打官司，却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见到我前段时间能帮家乡里的人对抗政府，能够让政府停下了征用土地的工程时，他们就全部来寻我，但他们却一块钱也拿不出来，让我如何打官司？你叫我拿钱出来么？那是决意不能的，我现在抽时间出来帮他们办事，我的时间就不见了，我写作的收入就损失很大。
我们这边的人啊，平时就蔑视知识分子，认为孩子读大学没有任何作用，在他们还没有读到几年级就让他们回来做海了，认为孩子从十二三岁开始做渔民，到了二三十岁，就可以赚到二、三十万甚至五、六十万元的钱了；但他们不知道即使你再有钱，如果你不懂得文化，不懂得法律，不会钻研文字的涵义，最终会被那些有权力的“文化人官员”逼得背井离乡。而我们这些海民大多数本身就是那些被越南排华时排回到中国的华侨难民，我怕到时候他们又要再次承受着流离失所的历程。
社会不断地在变更，要想家庭里不败，这个家庭里面必须要有一些能跟得上社会最新浪尖的人。我们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大国，这些文化极其复杂，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当地有些人是按照国家的条例只生一个孩子，但现在地方政府在强行征用土地的时候似乎就占门先压制那些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毕竟一个孩子不管多强，但压制住他的父母，那他就真的无能为力（当然有些也有非常强悍的某个孩子，但毕竟少），而那些只生一个女儿的家庭，更是在地方政府的强行下软弱无能，我那读初三时的班主任张振相（他只生一个女儿）更是在政府的一动员之下就回到家乡叫嫂子主动签字变卖了家中所有的土地；对那些孩子多的家庭反而有点怕，就像对我们这三兄弟的家庭，他们更是忌，因为我们虽然看起来是三兄弟，但我们身后的社会网络关系是那样广阔，你敢动我们一条毛，可能动起的全身就不只是我们一个人的身了，不是么？
孩子，社会复杂啊，特别是在边疆地区，我们更是要考虑清楚我们到底该怎么活。我是我大学里面几乎是最好斗的人，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考虑得清楚，我们得像人一样地活着，你有才华，就要尽量去表现，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带领群众的精神潜能，我们就不要逃避；我知道任何时候，你想战胜自己的胆怯不退缩，你就要在每一个脚步走去时都要往前迈的。这样你就能给后面的人带出一条路。说得高尚一些的是，我当时在大学里奋斗着，我是想打破一些大学里的迷信，我想证明其实在一般的本科大学里的学生绝对不会比那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差，我们是有斗志的。我不想我所就读的广西工学院里生产出来的孩子是一群零件，一群那里固定而塑造出来的类同镙鉧。
企沙政府在零五年强行征用赤沙村做炼钢厂时点着各种村民的名字说：“你们这里有什么能人？我们是算准你们没有什么能人把我们告倒，我们才敢征用你们土地的。”我不希望到时候国务院财政部的人有一天在广西工学院的领导拿着申请财政表时说：“你们学校里出过什么有用、有影响力的人才么？我就是算准你们出不了什么强力人才，所以我不批你给你们，你们也不会有什么人才能让我改口帮你们拔款的。”这个社会里就讲一个字：看谁有影响力。
我的青春是不羁的，换言说之，不成熟，但现在我还是一直不能成熟；正是凭着这份不成熟，就这样冲着，不成熟的唯一之好在于不随波逐流外，好像一无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