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上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贞观时代”。短短几年时间，大唐帝国便焕然一新，国力蒸蒸日上，很快取代突厥汗国，一跃成为第一强国。
这其中的奥秘何在？李世民与他的政府，在这几年时间内，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我们还是简单地回顾一下大唐帝国在这几年内，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首先是经济上的强大。
中原农业经济与周围的游牧经济相比，有着更强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和平的年代。李世民登基之后，当即免除关内及蒲州等六州两年的租调，其余各州免除租调一年，此项政策大大刺激农业之发展。对于受突厥人入侵破坏严重的地区，政府按照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发放赈济品；对于受封为王的皇亲国戚，大大降低其封邑的标准，以减轻当地农民的负担，李世民对此的说法是：“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
政府倡导节俭，李世民也对群臣说：“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史载，长孙皇后“正位中宫，务崇节俭”，为宫廷树此风气。
在李唐政府的努力下，受战争破坏严重的经济很快复苏，先进的科技水平以及广阔的土地与众多的人口，使得大唐帝国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过突厥汗国。
大唐帝国在制度上的建设可圈可点，制度的优越性是帝国保持活力、并使得国力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
在前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唐王朝进行吸收与改进，在制度建设上堪称集以往之大成。其政治设计之构架，很多方面可以媲美于近代政治制度，即便以今人的眼光视之，仍然不失其精巧与睿智。
在大唐帝国政治构架中，除了皇帝无上的权力之外，国家权力集中于“三省一台”。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与中书省。这三省的职能大概是这样的：中书省制定法令，即立法机构；门下省审查法令；尚书省则执行法令，相当于国务院。一台为御史台，其重要职责是对百官的失职及犯罪进行弹劾，行使监察权。“三省一台”的核心乃是一种立法、审查、行政、监察四权分立。
“三省”的权力相互独立，且相互制衡。尚书省不得违反中书省制定的法令，中书省的法令又必须受到门下省的审查，门下省也不能在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推翻中书省的提案。一般说来，朝廷的制敕法令，是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共有六名，其意见也不一定统一，因此各人可将不同意见另呈，并签署姓名，提交给上级中书侍郎；中书侍郎审查后提出意见，提交给中书省的负责人中书令。中书令最后拍板，然后将草案提交给门下省，由门下省的工作人员逐一审查，提出反驳的意见。一旦门下省驳议，则中书省需将此草案相关部分再讨论定夺，然后复交由门下省再审，这个称为“驳议制”。同时，国家之大政方针，经常由三省高层官员共同开会商议决定，这既是一种权力上的制衡，也是政策制定上的审慎。
为了避免皇权对这种制度进行破坏，唐太宗小心谨慎，力求不干涉这种分权制度，而且将其具体化，推进了“三省一台”制度的健全。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诏敕本身就是法令，即使是主持立法与审查的中书省与门下省也不敢反对皇帝的诏敕，这使得致力于制度建设的皇帝李世民有几分不快。在贞观三年，李世民批评道：“中书与门下两省都是机要部门，我的诏敕有不恰当的地方，都应该要议论反驳。可是我每次都看到你们只是唯唯顺从，从来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如果只是这样做做文书工作，谁人不可以进中书门下？何必选择有才之贤人呢？”正是在李世民的努力之下，驳议制才开始成为一项长期执行的制度，这确保了帝国法令上的谨慎与延续性。
同样，唐太宗李世民也尽量克制皇帝的无上权威，他在朝会上不轻易发言，他解释说：“我每临朝时，每说一句话之前，未尝不先三思，恐怕说出的话不够谨慎而有害于百姓，所以我不轻易发言。”在帝制的年代，能够像李世民这样有着足够清醒认识的皇帝，确实凤毛麟角。
贞观之治与李世民的勤政是分不开的，不到三十岁的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魄力与意志，完全可以媲美于他在军事上的勇猛与坚忍。短短几年的时间，李世民便使得社会民生迅速地稳定，他的政策有富于人性化的一面，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
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之时，全国各地盗贼不断，对于如何肃清这些令地方官员头疼不已的盗贼，有些官员提议课以重刑。李世民对此建议不屑一顾，说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致力于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李世民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当以敢说话著称的魏征批评皇帝李世民“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时，李世民先是愕然，继而听到魏征有理有据的批评之后，又大喜地说道：“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唐初的百姓能遇到这样的皇帝，真可以算是数千年专制时代最幸运的人群了。
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而贞观时代又是大唐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此时的中国，其气魄与胸襟，多多少少都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子。
这是一个自信的时代。
贞观三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名叫刘恭的人，脖子上有个“胜”字，也不知是文身了还是怎么来的，这个人还经常得意地说“当胜天下”，这是什么意思？要谋反啊？官府把他抓了起来。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此事后，不以为然地说：“如果他有天命，我也无力铲除；如果他没有天命，写了个‘胜’字又如何呢？”然后下令将他释放。
这只是一件小事。
但是倘若放在明清文字狱的时代，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由小见大，这个大，就是人性化、人道化。比如在刑法上，唐初的刑法比以前各朝要宽大合理得多。贞观元年，即位不久的李世民即命令重修刑法判例，将五十余种死刑条款减轻一级，废除肉刑，改为流放，并不再使用酷刑。
在贞观时代，对死刑的判罚非常慎重，唐太宗认为“死者不可再生”，如果出现冤案，即便日后平反，都无法弥补其过。因而在判处死刑的程序上，极为谨慎，须由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在贞观四年时，全国判决死刑的人数仅有二十九人。
这绝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冤狱最少的黄金时期，也是古代最富人性文明的时代。
在国家经济、制度、法律诸方面均健康发展的情况下，大唐帝国的欣欣向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一定带来国家的强大。文明帝国毁于蛮族之手，中外皆有，宋朝是一个例子，西方罗马帝国最终也为蛮族所摧毁。故而文明仅是强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依靠的是强悍的尚武精神。
近代以来，“扩张”一词，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了。的确，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国际政治产生新秩序，然而这不过是最近数十年的事。对于漫长的中国古代史来说，扩张更多时候是体现为一种为国家安全而采取的积极防御，一旦失去扩张的信心与动力，必定饱受被侵犯之苦。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是如此，国亦如此。
尚武精神的激扬，使大唐帝国从文明走向强大。
在专制的时代，上行下效非常明显。政府对尚武精神的鼓励，使得整个国家与民族迅速走向强悍，这个传统，从某种意义说，与李世民在建国之初的大力推广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有这种强悍的精神，才使得国家有着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胸怀，从而使大唐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有如巍巍高山，气势恢弘。
尚武、进取既是大唐的时代精神，也是中国文化之传统。这个传统，既来自春秋战国时代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武士精神，也来自汉代伟人们投笔从戎、马革裹尸的个人英雄主义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国家英雄主义观念，因为那是一个扩张的时代。
有强悍的国家，必有强悍之国人。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句慷慨激昂的诗句，殆可写出唐人的英雄气概。既是时代推动了此种英雄主义，也是英雄主义推动国家走向强大，此为相辅相成之良性循环。
虽然政府也崇尚儒学，但是在民间，尚武更是蔚然成风。我们从大量唐代墓志铭中，可以看到这一社会风尚，比如：
“鄙诗书之小尚，高投笔之良图”；“意不仕儒，投笔从戎”；“弃文士之笔，挺壮夫之剑”；“耻笔墨之能事，学剑以敌万人”；“学书已成，每耻腐儒之节；说剑无敌，常多烈士之心”。
类似的记录还有许多，这种鄙视腐儒的心态，亦可从唐诗中窥见一斑，初唐著名诗人杨炯有一句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百夫长只是小头目，算不上什么功名，即便如此，在时人眼中，也比当一名寻章摘句的儒生要强多了，像王维这样以写田园山水诗闻名的人，也可以写出“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的诗句。
对唐代尚武精神影响最深的是汉代的英雄人物事迹，特别是班超的故事影响最深远。班超身上个人英雄主义成为唐人崇尚武功的精神来源之一，他的“投笔从戎，立功绝域”的传奇故事，对唐人乃是莫大的激励，他以一己之力，奋斗西域三十年，完成降伏西域五十国的英雄壮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乎是英雄的完美化身。班超的人生价值观，对唐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当年的寂寞英雄，竟然在数百年之后，成为男儿们追逐的榜样。
除了班超之外，卫青、霍去病、李广、马援、张骞、李陵、窦宪、终军、陈汤、傅介子、郑吉等，也是唐人景仰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唐代尚武精神的源泉。
英雄崇拜是尚武精神激扬下的必然，在唐诗中出现了大量歌颂历史英雄的诗篇，从前人伟业中汲取不尽的精神食粮，当然，诗歌主要还是文人的产物，从唐代墓志铭中，更可以看到时人真实的精神境界。以下是从一些唐代墓志铭中摘录的崇拜英雄的句子：
“占募从戎，随广、陵以深入；投名壮籍，逐卫、霍而横行”；“高志捐书，勒燕然之铭碣；雄心击剑，树铜柱之功勋”（勒石燕然为窦宪之平匈奴，树铜柱为马援之平交趾）；“捐躯许国，慕班超之投笔；向月弯弓，学王粲之从军”（王粲为东汉人物，“建安七子”之一）；“战争必克，若卫青之开幕；蛮貊是服，信马援之南征”；“冀申博望之美，以成定远之封”（张骞封博望侯，班超封定远侯）；“当学卫霍将才，班超投笔”；“灌夫任侠，每以酒朋之游；班超壮岁，更起丈夫之叹”。
尚武精神的另一体现便是唐代盛行的游侠之风。轻生重义，侠者之风范，王维有诗：“纵死犹闻侠骨香”，此侠客、武士之写照。甚至文人都深受游侠风气之熏染，初唐诗人卢照邻有诗：“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又云：“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这可道出时人之追求。王维诗：“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可证卢照邻之诗。崔颢有一《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可谓是描写游侠之代表作：“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
可以说，英雄崇拜的情结与任侠精神贯穿大唐盛世，也使得唐朝一代，英雄辈出，豪杰纷起；醉卧沙场，视死生为同一，血溅黄丘，自有天地葬我；壮志横刀，效国命以奔走，雄心击剑，拓疆域而纵横；盛业百年，国威万里；建功业于当世，流芳名于后来。伟哉大唐帝国，壮哉大唐男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