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约生于公元前372年（鲁共公十一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享年八十四岁。其时，正在战国中期。
在他出生前后几年，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仍在继续，几个大国开始称王，相互攻伐，力图统一天下，人民负担沉重，许多人流离失所。各国统治者为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竞相延揽人才，日益受重视的“士”这个阶层，成为政治舞台上重要的力量，诸子竞起，百家争鸣。
家世与母教
孟子出生在鲁国的邹地（今山东邹县），是鲁国贵族的后裔。鲁国本来是西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姬旦的封国，称为周王朝的兄弟之邦，春秋末期传至鲁桓公，桓公长子袭位，三位庶子孟孙、叔孙、季孙，即孔子时代所称的三桓；其中孟孙的嫡系称孟孙氏，其余支子改称孟氏，这是孟子姓氏的由来。春秋以后，三桓子孙衰微，孟子的祖先由鲁迁邹，孟子即为邹人。经查考，孟轲大约是鲁桓公的十二代后裔。孟轲出生前，家境早已败落，所以他是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士”。
孟子的先代，世系记载甚详，其祖父以后则无记载，乃至其父名字无传，可见家道已经十分衰落。元代有本《孟氏谱》，说其父名激，字公宜，其母仉（音掌）氏，而元代所立墓碑又题“孟母李氏”，都未悉所据，无从考证，这正证明他们在乡里间默默无闻，连名字都不为人知。孟子生在这样一个衰微的家庭，从他的母亲自己织布来看，家境并不富裕。清代施彦士《读孟质疑》记录了一个传说：“仉氏梦神人乘云，攀龙凤自泰山来，将止于峰，凝视久之，忽见片云坠而寤。时闾巷皆见五色云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很显然，这只是元代高封孟子、大修孟庙以后，人们为神化孟子而编撰的神话传说而已。
周代的鲁国是用王室礼乐的大邦，礼乐昌盛。春秋末年，鲁国又是孔子的故乡，儒学的发源地，文化教育较为发达。孟子虽生在平民之家，这个家族高贵的贵族传统，还是重视子女教育的，所以孟子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孟子是否如某些传说所谓幼年丧父，现在无信史可以考证，称其“三岁父丧、寡母抚孤”之说，据孟子父殡的规格，此说可疑。不过，孟子的幼年教育确实受益于良母的孤诣苦心。《列女传》、《韩诗外传》分别记载有孟母教子的传说，三迁、断织、杀豚、去妻四则故事广为传诵，有的故事妇孺皆知。抄录于下：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旁，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诗》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谓也。
（《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
这是“三迁择邻”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教育要重视社会环境的影响。孩子们思想纯洁，有如白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少年人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意志不坚定，个性不定型，成长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智的父母应该为子女营造适宜学习、成长的良好环境，尽量避免恶劣的社会风气和庸俗的市侩习俗对他们的侵扰和腐蚀。不仅家长应该如此，政府主管部门和一切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如此。
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知其諠也，呼而问之曰：“何为中止？”对曰：“有所失复得。”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自是之后，孟子不复諠矣。
（《韩诗外传》卷九第一章）
这是“断织教子”的故事。当孩子荒废学业，或趋向游嬉乃至下流，父母及时予以教育，使其回到正道上来。孟母的教育方法是亲情的感动和告诫。这个故事被许多戏曲和小说采用并加工，最有名的戏曲是“三娘教子”，寡母以织布养家，儿子逃学，寡母断杼。杼是织布机的主要部件，掌控经纬的梭。割断杼，表示再不能织布。这使儿子深切认识到母亲终年终日的辛苦完全是希望教子成人，没有了这个希望她何必活着？她不再织布，母子也都无法生活。这种血肉相连的亲情自然会给孩子以深刻的激励。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失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韩诗外传》卷九第一章）
这是“杀猪取信”的故事。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只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学做人，不然的话，秦桧状元及第，汪精卫留洋归来，却做了汉奸国贼；法西斯的细菌战有一批技术专家，用科学技术杀人。从国家人民的利益来说，这些大奸大恶之有知识不如没有知识，可以少一些害人精。品德教育要从小抓起，据孩子们的理解能力，须以诚信为先。诚信，即不说谎，言出必行，是人在社会的立身之本。父母是儿童实际上的最亲近的教师、崇爱和模仿的榜样。教导孩子做诚信的人，父母对孩子必须先做到。孟母就是这样做的。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
（《韩诗外传》卷九第十七章）
这是孟子“去妻”的故事。古人婚配较早，孟子大约十几岁或二十岁结婚。有一天孟子回家，看见妻子盘腿而坐（踞）。古时妇女在家必须尊敬尊长和丈夫，乃至在外人面前，是不能盘腿而坐的，认为这不合礼法。于是孟子禀告母亲，说要去妻。“去”是休弃的意思。孟母问明实际情况以后，向孟子说：这不是你妻违礼，而是你违礼。因为按礼法，男子进家先要问谁在家，进厅堂要出声，让里面的人知道有人进来，进入卧室，先向下看，让室内的人有所准备。你妻子是在卧室内盘腿独坐的，你进门、登堂、入室都没有提示，“掩人不备”，是你不合礼法而不是你妻。孟子休妻的动议当然作罢。这个故事说明，孟母用礼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教导孟子，孟子也能接受教育并进行自我批评。所谓礼法，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包括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古代男尊女卑，现在社会进步了，这一类约束妇女的许多规则早就被破除了。道德随时代而进步，新时代的道德规范我们还是应该遵守的。
以上四个故事，无载于信史，属民间传说性质，数千年相传，我们仍可相信孟子从其母那里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师承
战国时代诸子并出，百家争鸣。诸子之中最受尊敬的是孔子；孔子逝世后，曾子、子夏、子思等都是影响很大的学者。百家之中儒家学派是最大的学派，在儒学发源地的鲁国，儒学传播最广，孟子居住的邹地距鲁都曲阜甚近，孟子自幼接受儒学。
《汉书·艺文志》记：“《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刘向《列女传》也说：“孟子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古时信从这种说法的人较多。其实，这个说法不符合实际。这由他们的年龄可以论定。孔子亡故于公元前479年，其亡故前四年即公元前483年其孙子思（孔伋）出生；孟子于公元前372年出生，那时子思应是一百一十二岁，子思不太可能活到孟子出生的时候，孟子也就不可能受业于子思。
《孟子外书》说：“子思之子子正，轲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说孟子受业于子思的儿子（孔子的曾孙）子正，也不可能。子正这个人活了四十五岁，假定子正在子思五十岁即公元前433年出生，亡故时间则是公元前388年，那时孟子仍未出生；再后推二十年，即公元前368年，孟子刚刚四岁。而孟子十四岁（公元前358年）志于学，绝对不可能受业于子思的儿子。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门人”一词，可以指弟子，也可以指弟子的弟子。我们从时间来推算，孟子只可能是子思的再传弟子。
前人撰称孟子是子思或是子正的学生，无非是想说明孟子学说受自孔子的嫡传，说明孟子学派是儒学的嫡派传人。其实，这个问题要从学术渊源来看。孟子虽未直接受业于子思，但确实精读子思之学，并受到很大的影响。今人杨泽波《孟子评传》论证：在孔子主要弟子之中，《孟子》一书称引其言论和事迹最多的是曾子（二十二次）、子思（十六次），孟子学说确受曾子、子思的重大影响。《中庸》一书，可信前十九章是子思的著作，代表子思学派学说的精华，而《孟子》一书与《中庸》的思想一致，连部分文字都是相同的，所以后世并称为思孟学派，证明他们同为一脉。子思给予孟子思想的影响很重要，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孔子，《孟子》书中仅称引“孔子曰”就达二十六章。孔子是孟子最崇敬的人物，他称颂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的最伟大的圣人：“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他又自述说：“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
所谓“私淑”，就是读其书，慕其为人，私自奉以为师而学之。对这句话，朱熹《孟子章句集注》解释说：“孟子言予虽未得亲受业于孔子之门，然圣人之泽尚存，犹有能传其学者，故我得闻其道于人，而私窃以善其身。”近人胡毓寰《孟子事迹考略》又进一步解释：“彼虽未亲受孔子之门，然心慕其人则效之，间闻其道而私淑之，既不啻为一孔子门徒也。”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又吸取了战国前期孔子弟子的一些学说，面向战国中期的社会现实，经过自己的思考，丰富、发展了孔子学说，把儒学提高到新的发展阶段。
出仕和游历
孟子十四岁志于学，到他四十岁（约公元前332年）出仕以及游历各国，至六十二岁返乡著述讲学。这一大段经历，古今许多学者曾进行考据，据多种传记、年谱、年表来看，至今仍很难准确地记述这个过程。考据成绩较大的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证》和杨泽波的《孟子评传》，也不能准确地推定系年，我们在这里只能简略地叙述。
孟子青少年勤学，而且德行出众，逐渐闻名乡里。他弱冠成婚，亲老家贫，需要他事亲养家。当时，尤其是儒家学派士人的出路，或是出仕，或是教学，两者都不行的话则充当司礼的司仪。孟子大约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办学。大约十年以后，邹穆公招揽人才，鉴于孟子的名声，请他出仕。
他在邹国出仕担任过什么职务，不见记载。唯一可考的是他在邹任职期间殡葬父亲的礼仪，殡礼用的礼器是三鼎。按礼制，士用三鼎、大夫五鼎。据此可知，孟子在邹国出仕，地位不高，只是“士”。他在此期间的政治事迹，我们也知之甚少，在《孟子》书中只有孟子与邹穆公的一段谈话：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梁惠王下》第十二章）
（邹国同鲁国发生冲突。邹穆公问道：“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百姓没一个为他们献身的。杀了这些百姓吧，杀不了这么多；不杀吧，他们眼看着长官被杀却不去救，怎么办合适呢？”孟子回答说：“饥荒年岁，您的百姓老弱的弃尸山沟荒野，年轻力壮的四处逃荒，大概有一千人了。而您的粮仓满满的，库房里装满财宝的时候，管事官员却不把这情况向您报告，这就是在上位的人残害下面的百姓啊。曾子说：‘警惕呀警惕呀，你怎样对待他，他怎样对待你。’百姓今后怎样对待您呢，您实行仁政，您的百姓就爱护他们的上级，愿为长官牺牲了。”）
这样的批评意见，邹穆公不肯接受。孟子在邹出仕三年，他的才能和抱负不能施展，这时齐国的稷下学宫相当兴盛，齐威王招致天下的文学游说之士，大约公元前330年或稍前，孟子离邹来到齐国。
孟子到齐国以后，较长时间里没有官职。下面有两件事的记载，其中之一是他不去谒见齐威王。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何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
（《万章下》第七章）
（万章问：“请问不去谒见诸侯，是什么道理？”孟子回答：“住在都城的叫市井之臣，住在乡野的叫草莽之臣，都是平民。平民不经过一定的礼节任用为臣，不能谒见诸侯，这是礼制。”万章说：“是平民，召唤去服役，就要去服役；君要见他，召唤了，却不去见，为什么呢？”孟子说：“去服役，是义务；去谒见，不是义务。再说，君要召见，为什么？”万章说：“为的是他见闻广博，为的是他贤良。”孟子说：“为的他见闻广博，天子不能召唤老师，何况诸侯呢？我没听说想见贤人而召唤来的。……”）
从这件事可以知道，孟子到齐国，并不受特别重视。有一个阶段没有职位，他也不去谒见齐王，而保持自尊。另有一事，齐君派人向孟子馈赠黄金一百镒，他拒绝接受，理由是“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货取乎？”（《公孙丑下》）这里说的“黄金”就是黄铜，当时是稀有的金属，可以在商品交换中流通，每镒二十两。“货”指买卖商品，这句意为自己不可被收买。这仍然表现他的自尊自强和廉正不阿。这个时期，他还受到一些人的挖苦，他都淡然处之。
上面提到的万章，是齐国的知名人士，年纪与孟子相仿，他佩服孟子的学识和品德，经常向孟子请教各种问题，二人交游甚为相得。当时齐国上层非议万章“不孝”，指责他不及时为父发丧，且有不合礼制之处。孟子不顾被众人误解，力排众议，认为万章草草发丧是另有大事筹划。果然，不久万章奉命领兵抗御来侵犯的秦军，并获得大胜。
孟子在稷下学宫讲学，名声大增，齐君予以客卿之礼。约公元前327年，孟子母丧，他回邹归丧。殡母用大夫之礼，说明他在齐国后期已有客卿的地位，待遇等同大夫。
孟子殡母后，按礼制守丧三年。公元前324年孟子回到齐国。在孟子守丧期间，天下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变化：秦国称王，以其强兵利器对关东各国虎视眈眈，而关东各国也相继称王。各国都图谋一统天下，扩军备战，伺机吞并他国，战争次数较以前频繁，战争规模也日益扩大，杀人盈野、血流成河的大惨剧已经开幕。就在孟子回到齐国的这一年，曾经大败于秦军而割地求和的魏（梁）惠王与齐威王会盟，相议联合抗敌，而南方的楚国却正准备进攻魏国。天下大战一触即发。诸侯既要扩军，就要征揽人才，但他们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够纵横游说献策的辩士，是能够战守攻防的将才，齐国的稷下学宫衰微了，孟子这样的文学之士不被重视。
就在这一年，孟子知道齐国不会采用自己的政治主张了，便离齐前往宋国。他去宋国，是听说宋王偃有意实行王道（仁政），去时满怀希望和信心。宋国是个小国，处在两个大国魏和楚之间。行前，与万章有下面的问答（见《滕文公下》第五章），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将如之何？”孟子以商汤居亳兴国为例，说：“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到宋国不久，他的希望就变成了失望。举一事为例：他向宋国当政大臣提出，“王政”要像商汤那样从减轻人民负担开始，具体办法是实行什一税制。大臣回答他说，这事现在办不到，只能先减轻一些，慢慢来。孟子讽刺说：有人天天偷邻居的鸡，被人批评这不义，便说那我一个月偷一只鸡，等以后再说吧。（《滕文公下》）孟子认为宋王偃身边的大臣都不是可以行王政的人，在宋国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便失望地离开宋国。
孟子离宋之前，滕国的世子（即后来的滕文公）听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钦佩他的学识和为人，每次去楚国的途中往返经过宋国，都来拜访孟子，求教治国之道。由于孟子的名声大、随从弟子众多，离宋时宋王奉赠孟子七十镒金作路费，客客气气送走。途中经过薛国，薛王也奉赠五十镒金。然后，孟子回到家乡邹国。《孟子》书中，《告子下》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滕文公上》第二章，都记载了孟子在邹的言行，谈论了义利之辨、人人可为尧舜等问题。
孟子的学生乐正子被鲁平公任用理政。听到这个信息的孟子“喜而不寐”，他以为乐正子“善也信也”，由他理政，可以在鲁国推行仁政。（见《尽心下》第二十五章）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22年，孟子从邹至鲁。
在鲁国，经过乐正子的积极推荐，鲁平公打算拜访孟子。根据《孟子》书中所记，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鲁平公要任用慎子为将军。慎子即慎到，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法家、治军严酷而且善于攻略的军事家，孟子与他有一段争论：孟子认为鲁国土地不小，再用战争夺取土地因而杀人，是不仁不义，而且抓来百姓，不经过训练就让他们去作战，等于害他们去送死。（见《告子下》）再一件事是鲁平公原来要拜访孟子，但平公的近臣从中阻挠，在平公将登车前往时，向平公进谗言，阻止了平公。（事见《梁惠王下》）孟子为这事叹息说：一个人决定做一件事，不是某个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我不能与鲁侯遇合，是天命，哪能是那个小子所能决定的呢！
鲁国和滕国相距不远，滕文公已经继位，派人“卑礼厚币”来迎接孟子。孟子在鲁居留时间不长，当年（公元前320年）由鲁至滕。这时孟子的名声很高，已有学生和从者数百人、车数十乘。滕文公对孟子十分敬重，馆于上宫，在孟子居滕大约三年时间中，经常请教国事。《孟子》书中记录孟子与滕文公的谈话较多，他一些主要的思想言论，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如《滕文公上》中第三章记录了他建议恢复古代井田制“制民之产”的设想，第四章记述了他赞同社会分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见解，该篇前十几章中还有主张以夏变夷、反对以夷变夏，以及他对仁政思想的较具体的说明。
孟子在滕国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滕文公的弟弟滕更向孟子问学，孟子拒不回答，原因是“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尽心上》）。意思是说，凡是依仗身份高贵、自恃贤能、倚老卖老、依仗有勋劳、套老交情的人来问学，有其中一条他都不回答，而滕更在这五条中占了两条。滕更主要是“挟贵而问”，缺乏应持的礼貌，有自尊心的孟子就拒之不理。另一件事也使孟子内心不快，事见《尽心下》第三十章：孟子居住的馆舍丢了一双鞋，馆舍的人怀疑是孟子随从的学生偷窃，来找孟子。孟子感到这事是对自己一行人缺乏信任，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滕国毕竟是个小国，处在齐、楚两个大国之间的通道上，面临列强纷争中被兼并的危机，如何处理外交和内政来保全本国，是实际的也是首要的问题。《梁惠王下》第十三章记滕文公向孟子求教：“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回答说：“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孟子回答的大意是：这个问题不是我的能力能解决的，您一定要我说，就只有一个主意，把护城河挖深，把城墙筑牢固，同百姓一同守城，百姓宁死也不离散，那就有办法了。这个主意只是发动民众共同守城，姑且不论固守是不是好办法，而民众能否效死固守呢？孟子的意见是实行仁政就可得到民众拥护，但这就需要长时间来争取民心，来犯的侵略者给你这个时间吗？所以，《梁惠王下》第十四章又记滕文公问：“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薛原是小国，被齐吞并，薛地距滕甚近，筑城是军事防御工程，前进的兵站，所以滕国已面临齐国侵略的危机。孟子的回答出人意料，他举周人由豳地迁居岐山之下为例，说那就学西周先祖大王古公亶父那样，当敌人来侵略，就带着人民搬走吧，换个地方安家创业。这是个什么主意？孟子的这些理论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美好的理想愿景、热情动人的词句都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滕文公纵然十分敬重他，却实在不能接受他的政治主张。
春秋时期的大国晋国，在春秋末为三家瓜分为魏、韩、赵三国，到战国中期，魏国发展为当时的强国之一，攻占了大梁（今河南开封），由山西安邑迁都于梁，所以魏亦称梁。《孟子》书中的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公元前323年魏军大败于楚军，丧失了八邑土地。次年，即孟子到滕国这一年，魏军再败于秦军，牺牲了儿子，割让了曲沃、平周等地。公元前320年，梁惠王派人厚礼来迎孟子。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离开滕国来到大梁。这时的孟子已经五十三岁了。古人五十岁就进入老年，所以初次见面，梁惠王就称孟子为“叟”。《孟子》第一篇第一章记录他们的初次谈话，很具戏剧性，突显了双方的思想性格：“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在接连败阵、失地、亡子之后，急切地希望战胜敌人，收复失地，洗雪国耻，使国家强盛，这是他所说的“利”。而孟子根本就反对争夺土地的战争，主张实行仁政，使民众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和文教事业，这就是他所说的仁义。孟子与梁惠王的谈话很多，多见于《梁惠王上》和《告子下》两篇。在这两篇他们交谈的记录中，主要内容是孟子讲述他的民本思想、仁政的具体方策，他的言论具有雄辩的气势和比较严密的逻辑性，言辞犀利，很能吸引人。从各章的记录来看，对孟子的发言，梁惠王从听而不言、提出质疑，到“寡人愿安承教”（《梁惠王上》），被孟子说得有了转变。
在魏国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与梁惠王交谈，也与其他人交谈或辩论，宣传他的思想学说。如税制问题，见《告子下》第十章。他主张采用尧舜的“什一制”，即税率为百分之十，超过这个税率就是“大桀小桀”，过重地剥削人民了；有人提出“二十而取一”，即百分之五的税制，他认为魏国是大国，税率过低则不敷国用，国家过分吝惜支出则无力兴办各种事业，税率过轻就是“大貉小貉”；合理的税率是兼顾国家和人民。关于水利问题，有个名叫白圭的人，自认为治水胜过大禹，孟子批评白圭治水是“以邻国为壑”，害了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以天下人民为全局的整体观念，正确的治水之道是疏导入海，这才是对人民有益的仁德之举。事见《告子下》第十一章。
梁惠王态度有了转变，但在孟子到大梁的第二年他就病死了。梁襄王继位，找孟子谈话。他给孟子的印象很不好，谈得不投机，孟子出来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意思是梁襄王不是个能行君道的人，与之接触不使人敬重。（事见《梁惠王上》）孟子在魏国推行仁政的理想又破灭了。
齐威王死，齐宣王初立。齐宣王有意复兴稷下学宫，发展文化教育，来请孟子。这时是公元前319年，孟子一行人浩浩荡荡，经过范（今河南范县）、平陆（今山东汶上县），长途跋涉到达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
平陆是齐国的边邑。进入平陆孟子就发现这年年景不好，人民流离，他不客气地批评当地长官失职。（《公孙丑下》）他又远远望见齐王世子也来到这里，世子体态丰腴，气度与随从仪仗非同一般，两相对照，孟子十分感慨。（《尽心上》）由于孟子的名声已是士这个社会群体中一大学派领袖人物，出行到处都有学者追随，齐宣王以礼相迎，聘为卿。卿的职位在大夫之上，是诸侯大国的最高级职务。但孟子这个“卿”是客卿，齐王待以宾客之礼，不随意召唤。据《公孙丑下》第六章记：“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只有这一次齐王派他出使，也是因为孟子与滕国关系较好，而且是死者滕文公的旧交，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此外，他的政治活动只是齐宣王请去论政，类似国策顾问。
《孟子》所记孟子与齐宣王谈话较多，多见《梁惠王上、下》、《尽心上》。在这些谈话中，孟子详细阐述自己的仁政主张、王道理想，提出“保民而王”“与民同乐”“忧民之忧”，以及轻徭薄赋等仁政政策。他据理直陈，一无顾忌，赞同汤武革命，称诛暴君为诛独夫，言辞犀利，直言君不好即可废黜，听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万章下》）；他当面批评齐宣王，不留情面，有时说得齐宣王无言以对，“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孟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能“藐大人”，不把这些大人看在眼里：真理在我，道德在我，我比他们拥有真理和道义；这样坚强的自信而产生的自尊，使他胸中自有浩然的正气，区区齐宣王岂在话下。孟子这是第二次在齐国，住了五六年。他与朝中一些官员的关系也不好，例如初到平陆时，齐相储子就派人前来送礼，表示欢迎，借以联络感情；因为不满此人的为人，孟子到临淄后始终不去回拜。（《告子下》）他与曾奉命随他出吊滕国的大夫王驩，也一直不和，以后多次发生矛盾，因为他认为此人的行为不合礼义。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孟子的原则性很强。
齐国对燕国发动战争，打消了孟子对齐宣王最后的希望。齐、燕都是万乘大国，公元前316年燕王传位他的相国子之，国人不服，燕国大乱。齐国大臣向孟子咨询是否应该讨伐燕国。孟子认为燕王无权私自传位给其臣属，回答说：应该，因为君权不可私自相授，这不合礼制，也不合天意；但是只有奉行天意的实行仁德的人才能去讨伐，像齐国这样暴虐的军队是不能去讨伐的。结果齐国还是出兵占领了燕国，并且实行吞并。齐宣王得意地询问孟子：我只用五十天就战胜了万乘大国，这是平常的人力办不到的，该是天意吧，我把燕国吞并了，怎么样？孟子回答说：燕国百姓乐意你吞并，你可以吞并；燕国百姓不乐意，你不能吞并。燕国百姓本来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齐国占领它，只是水更深火更热了。果然，因为齐国吞并燕国，各国要联合救燕。宣王问孟子这事该怎么办，孟子向他讲了爱民和民心向背的道理，说你吞并了人家的土地，又杀人父兄，役其子弟，毁其宗庙，搬运其财物，是你发动天下之兵来讨伐你，你赶快下令停止那些活动，与燕国民众商议，由他们拥立他们的君主，然后撤军回来，还可以使各国罢兵。齐宣王不听这个意见，结果“燕人叛”，燕国军民反攻，各国援助，齐军大败。（以上见《梁惠王下》、《公孙丑下》）
为这件事，齐宣王“甚惭于孟子”，孟子也对齐宣王彻底失望。齐宣王召见孟子，孟子称病，或借故外出，准备辞去卿位离开齐国。齐宣王确实想挽留他，因为孟子这样的文化界头面人物不能容留于齐国，是齐国很没面子的事。齐王提出给孟子建馆、年供万钟粟（每钟六斗四升），请他在齐国办学。孟子坚辞不受，因为不愿给失德的国君当“花瓶”。（事见《公孙丑下》第二章）那时齐国又遇饥荒，有人劝他建议齐宣王开仓放粮。他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齐宣王不是仁德之君，不会这样做，他不再作冯妇了。（《尽心下》）返乡途中他在齐国边邑昼地停留了三天，仍有人想为齐宣王挽留他，他说：我希望王能够改过，使齐国百姓和天下百姓安乐，我在这里住了三天，王并不来追我，可见还不想采用我的主张，我为什么留下呢。（《公孙丑下》）
孟子由齐返邹，是在公元前312年。邹是他的家乡，在返回家乡的途中，他遇到去调停秦、楚、魏战争纷争的宋牼，了解到秦、楚、魏三个强国之争将扩大为大规模的、使万民涂炭的大战。他继续发表推行仁义、“何必言利”的议论。（《告子下》）
这时孟子的心情很不愉快，天下纷争，大战将起，自己的王道、仁政理想不能实现，满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各国诸侯之间奔波了将近二十年，却无力改变全民苦难的社会现实，这只有无奈地归之于“天命”了。《公孙丑下》第十三章记录了他对路遇的旧识发出的慨叹：“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体会出他执着的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内心壮志难酬的无奈和凄凉。
晚年著述讲学及其主要贡献
孟子回到父母之邦是在公元前312年，他六十二岁了。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他已经垂垂老矣。近三十年的游说诸侯，使他明白他的仁政思想在现实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这个理想的实现只有寄希望于来者。《史记·孟荀列传》记：孟子晚年居于故乡，“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公元前311年开始至公元前289年的二十年间，孟子像他的祖师孔子一样，以著述和讲学终老，享年八十四岁，葬于邹地。
孟子的著述，传世的只有我们现在读到的《孟子》一书，这书是了解孟子思想学说的基本依据。
孟子的学生很多，他在四十岁以前就设馆收徒，之后也仿效孔子，出行都有一批学生跟随，而追随孟子的学生在去滕时即已达到“车十余乘、从者数百人”。从他受业的学生是流动性的，如乐正子被聘到鲁国理政；弟子们有去有来，是自然之理。孟子晚年开门收徒讲学二十来年，弟子当然更多。有名姓可考的弟子，赵岐注有十五人，朱熹注为十三人，还有人注为二十余人，各家说法不一，很难确考。宋清两代追封孟子弟子以侯、伯或先儒名爵的有十九人，可以信实的有乐正子、公孙丑、万章、公都子、陈臻、充虞、咸丘蒙、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徐辟、孟仲子等十三人。孟子弟子名声传世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在战国中期以后那个战争动乱的时代，这些儒者在政治上难有建树，在思想学说上也只是祖述孔孟，没有创新和发展。
孟子晚年一心讲学著述，继续丰富、充实他的思想学说。《孟子》书中所记，多是他晚年的言论，其中心性天命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很大；关于教育，也有一些宝贵的思想。孟子晚年的生活是平静的，却是他的思想学说精进的时期。公元前289年，八十四岁的孟子逝世，留下的遗产是《孟子》一书。
古今众多学者对孟子的生卒年、游历过程作过精细的考证、推论，著述有百种以上，可惜，为史料所限，至今尚无完全准确的一致认识。前面所讲的纪年、游历先后的时间，我不得不加上“约”字。我想，具体年月或行程先后，能够考证准确固然很好，考查不清楚也无关宏旨，我们加上的“约”字是说在时间上，上下不过相差几年而已，不会成为我们了解两千三百年前一位古人一生活动的障碍。
孟子和孔子的生平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于没落贵族阶级家庭，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接受了三代以来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他们的一生都经历了读书、游历、讲学三部曲。不同的是，孟子生前比孔子幸运：青少年时代没受过多大的苦，中年以后就在社会上享有盛名，是公认的儒学大师，孔门正宗学派的领袖人物，游历各国受国宾待遇，声名显赫，不像孔子吃闭门羹或中途绝粮，惶惶如丧家之犬。但在政治上，他和孔子一样是不得意的，满怀济世的理想不能付诸实践，都在晚年致力于讲学和著述。
孟子一生的主要贡献，是他全面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把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仁政学说和王道理想，为两千年中国历代开明的政治家吸取为关注民生和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依据；他的心性天命学说则为宋代理学家吸收，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所谓新儒学；他的道德修养论的理想人格，曾激励着旧时代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而且从中产生了许多志士仁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的篇章；他关于教育、关于文艺的一些思想观点，也都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承认，孟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两千三百年前提出的思想学说，在今天，有一些对我们仍然是有益的，可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当代先进文化的有机成分。
孟子学说的历史命运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学派是影响最大的学派，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在孟子逝世后形成战国后期的孟子学派，孟子一直是社会敬仰的儒学大师，孟子学说是当时的显学。
秦国用战争吞并六国，用血和火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为了镇压被征服者的反抗，为了动员和奴役已经苦难深重的民众，秦用严刑峻法来加重赋税徭役。这样残酷的专政手段，与儒家学说，尤其是言仁义，崇《诗》、《书》的孟子一派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在思想文化领域，秦始终实行“崇法灭儒”的文化专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焚书坑儒。焚书，是下令在各地收缴儒家的经典，儒家的五经中除《周易》被用作占卜算卦的书予以保留，其余一概烧毁，尤其是《诗》、《书》，谁读杀谁的头。坑儒，是把传授儒经的儒生活埋，总计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人。孟子学派的人几乎被杀光了。
在秦代，孟子门人及其著作是封建专政的对象，受到残酷的打击。但不幸又有幸，即秦始皇下令烧的是儒家经书，而《孟子》这本书属于子书，与诸子百家列在一起，有的地方烧，有的地方未烧，部分竹简得以保存。
汉代儒经和诸子百家并出，《孟子》仍和诸子书一样，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那时也有人看到《孟子》书中的精华，有人作章句注解。汉文帝除立五经博士外，曾一度立《孟子》博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封建君主专制的统一帝国，最需要的是经董仲舒改造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化经学，怎么会喜欢民贵君轻乃至可诛君、废君的孟子学说呢？所以又把《孟子》博士撤除了。《孟子》一书，在流传中有人注疏和赞赏（如赵岐《孟子题辞》），也有人指责批评（如王充《刺孟》）。在汉代，孟子和他的著作，地位等同于诸子，有褒有贬，乃属正常现象。
孟子受到尊崇，始于唐代中期韩愈的表彰。在开元盛世之后，经过安史之乱，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关注民生、安定社会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正确途径，在文化领域儒学则是当时正确的选择。韩愈坚决反对倡老、佞佛，主张回归儒家的道统，提出儒学道统之说。他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传之孔子，孔子之道传之孟子，孟子是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而“轲之死，不得其传也”。韩愈自认为是孟子道统的继承人，鼓吹仁政，赞扬王道，推许孟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具有“浩然之气”的理想人格。韩愈是世所公认的复兴儒学的大师，宣讲恢复儒学则重在学习孔孟。通过他的尊崇，《孟子》一书受到普遍的重视和研读，唐末时开始把《孟子》一书视为儒家经典，孟子也被视为儒家的第二位圣人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唐代达到繁荣发展的顶点，以后就逐渐趋向衰落。经过五代十国大动乱，从宋代起封建社会走下坡路，国家内忧外患，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外部则敌强我弱。有识之士认为：救亡图存之道，唯有改善民生，调整生产关系，以固邦本；图富国强兵，则唯有发展经济，民富而后国强。图社会和谐、稳定，则必须重整伦理关系，也必须培养一代堪称“大丈夫”的社会栋梁。孟子的思想学说的基因正适合这些需要，因而受到两宋有识之士的重视。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如欧阳修、范仲淹、孙复、石介等都尊孟，他们的文章都吸取了孟子的思想，尊孟成为时代的风尚。为张扬孟子学说，中央政府批准在孟子故里建立孟庙。
北宋神宗年间，以王安石为领袖的北宋变法革新派掌权，1071年定《孟子》为考试科目，即士人必读书。王安石视孟子为千古知己，作《孟子注释》十四卷，推崇孟子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以及“制民之产”思想，用作变法的理论根据，意在调整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从北宋二程到南宋朱熹的理学家们，则吸收孟子的心性天命学说，以之为基础，创立了理学思想体系，目的是重整纲常伦理，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理学，又称道学，提倡三纲五常，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封建礼教，将孟子学说的一些基因，作新的发挥和改造。孟子学说成为官方规定的意识形态。据《宋史》记载，1074年立孟子像于朝廷；1083年追封孟子为邹国公；1084年诏令以孟子配享各地孔庙；1115年诏令由官方管理邹县孟庙，以孟子弟子十七人从祀。1119年至1125年将《孟子》刻石经，从此孔孟并称。公爵爵位、庙宇、官民四时香火祭祀，封建社会的这些荣耀，恐怕是孟子生前所始料未及的吧。
孟子地位步步升格是当时文化运动的主流，也难免有不同意见。如北宋反对王安石变法革新的司马光，著《疑孟》，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南宋事功学派的叶适不同意孟子是儒学道统的继承人；甚至还有“非孟”、“骂孟”的，但他们在尊孟的文化潮流之中，并不起多大作用。又如司马光的弟子晁说之，写文章“非孟”，还公开上疏反对立《孟子》为学科，反对太子先读《孟子》后读《论语》。尊孟的宋高宗干脆罢了他的官，令其回家抱孩子去。这是尊孟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吧。朱熹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作为学校的基本读本。宋人编刻《十三经》，《孟子》也定为“十三经”之一，孟子及其著作步步升格。
元代文化学术是宋学的继续。1330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孟子又升格一级，被追封为“邹国亚圣公”。从此，“亚圣”成为孟子的代名词，孟子“名正言顺”地成为儒学的“第二把手”。
明太祖开基以后，孟子身后的命运发生了短暂的波折。《明史》载：洪武五年（经考证应为洪武三年即1370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民贵君轻和君可诛可易可去的言论，认为这是臣子大不敬的言论，说：这老头如果活着非严办不可！下诏把孟子“逐出”孔庙，谁敢谏阻，也以大不敬论罪。可是，有的大臣仍冒死抗疏进谏，众大臣一致说明敬孟子利大于弊，朱元璋不得已允许把孟子的灵位再搬回孔庙。朱元璋是个不学无术的皇帝，利用农民造反和农民战争攫取皇冠，上台后就对人民建立极端专制集权的封建统治。他要求绝对的皇权和万世一系，岂能容忍孟子民贵君轻和更易皇帝的学说？经大臣多次劝说，虽然把孟子灵位搬回孔庙，他心中仍未消气，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命令大学士从《孟子》一书中删去八十五处，再将其余一百七十多章重作注释，成书《孟子节文》。读书和考试只用这本删削和曲解的《孟子》，禁止原本流传。过了四年，朱元璋一命呜呼，这出闹剧也就收了场，《孟子》一书恢复原状。
明代中期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帝诏令取消孔、孟及其弟子们的王、公、侯、伯的爵号，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孟子为“亚圣”。这个称号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代皇帝沿袭明制。他们认为“天地君亲师”是崇高的，皇帝向天地君亲师下拜（清代皇帝向孔子像跪拜），而王公等爵位是皇帝封赐的，属于臣属，给予孔、孟封爵不合适，所以称孔子“至圣先师”（有时也称“大成至圣先师”）、称孟子为“亚圣”。虽没有封爵，但国家拨款修庙，皇帝年年派大臣前往隆重祭祀。为表示对孔子特别崇敬，封孔子后裔为世袭衍圣公，把孔圣后裔作他的臣属，而且破格下嫁公主，与孔门结儿女亲家。孟子虽没有享受这种待遇，康熙、雍正都曾亲撰祭文祭孟，为孟庙题碑题匾，尤其是乾隆，孟庙立有其御制《亚圣赞》碑亭，五次派大臣代祭，两次亲自到邹县孟庙拈香，行一跪三叩之礼。这是孟子在封建社会享受的最大荣耀了。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对于孟子的民本、仁政学说，他们只是念念作个样子而已，哪个肯去实行？孟子关于君臣之间辩证关系的言论，他们就装作看不见了。那些大臣们一个个战战兢兢俯伏于地自称奴才，有哪一个敢于以自尊自信的态度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更别说“藐视大人”当面批评、责备皇帝了。这样看来，孟子的人格不是更加可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