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成书
《孟子》的成书，主要是讨论它的作者问题和篇数问题。
《孟子》一书的作者是谁，历来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说，《孟子》一书是孟轲自己作的，如东汉赵岐、南宋朱熹、明郝敬等都就《孟子》全书文章风格的一致性作出这样的论证；清阎若璩、魏源又进一步论证，认为《孟子》书中没有关于孟子容貌行动的叙述，与《论语》为弟子所记不同。
又一种意见相反，说《孟子》一书是孟轲死后由门人记述的，如唐韩愈、张籍，宋苏辙和清崔述等人都如此认为。崔述说：《孟子》七篇中称门人为“子”，若自著岂称门人为“子”？
再一种意见是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述，“……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推论是孟子和他的弟子一起把他的言论编为七篇，其中有口述、有手写，书成后孟子又作了订定润色；孟子死后，他的门人再作叙定。
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史记》的论述是可信的。
《孟子》原来究竟几篇，《史记》与《汉书》的记叙又不同。《史记》记为七篇，《汉书·艺文志》则记为十一篇，即除现在通行的七篇之外，还有《性善》、《文说》、《孝经》、《为政》四篇，称为外书。对这个问题，东汉赵岐作《孟子题辞》时，肯定外书四篇是伪作，他不予注解。这四篇因无人传授而渐渐亡佚，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赵岐又将七篇各分为上、下，现在通行的《孟子》就是七篇十四卷。
《孟子》七篇的题目是：《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每篇上、下各一卷，计七篇十四卷。全书共二百六十章（或二百六十一章），35370多字，为《论语》12700宇的2.7倍。像《论语》一样，每篇取其首章第一句中的两三个字为题。
《论语》的文体是语录体，大多记录三言两语，很少具体论述；《孟子》的文体基本上是论述体，虽然也是谈话记录，大多却是有严密逻辑性的和滔滔雄辩气势的论证，可以成为议论文。《孟子》散文特有的风格，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历代主要注疏和研究
现存最早的《孟子》注疏，是东汉赵岐所撰《孟子章句》，史志及诸家目录通称《孟子注》。赵岐把《孟子》七篇各分上、下篇，凡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依章节句读串释其文，书前总序称为《孟子题辞》，是最早的一篇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论文。赵岐每章章末用韵语概括义理，称为“章指”。赵岐的注释和题辞，一直是《孟子》研究的重要文献。现通行的宋《十三经注疏》汇刻本所收《孟子》，即以赵岐注本为本，题为“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经后人考证，所谓“宋孙奭疏”是伪托的。孙奭曾经奉敕校定赵岐《孟子注》，他只撰写了《孟子正义》二卷，并未为赵注作疏。所谓孙奭疏，又称《孟子正义》，是宋儒伪托孙奭之名，而且把赵注每章章指删除而散辑入疏中，所以已非赵注原貌。1980年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孟子》，在校勘记附有章指，现《十三经注疏》通行本《孟子》所题“孙奭疏”，应该题为“伪孙奭疏”。不过，“伪孙奭疏”也有疏解精善之处，倒不必蔑弃，仍可作阅读文本的参考。王充批评的最突出之点是批评“天命”。
《孟子》一书的内容，在东汉前期曾经受到唯物论思想家王充的批判。王充所著《论衡》一书有一篇专文《刺孟》，和他另一篇专文《问孔》，是批判孔孟之道的姊妹篇。《刺孟》篇挑出《孟子》书中前后矛盾以及脱离实际的诡辩之处，并且批判了孟子的天命观，称《孟子》为“俗儒”。
唐代的韩愈，十分推崇孟子。《原道》是韩愈政治理论的代表作。他在文中创建了儒家道统，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是儒家道统的世系，他本人则是孟子之后这个道统的继承人。他将孔、孟并称“孔孟之道”，称“道”就是天道、地道、人道，在社会生活中，孔、孟所宣扬的仁义“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他的《原性》是关于人性论的代表作，也融合孔、孟的人性论做出进一步发挥。这些文章都是古代散文名篇，很容易找来参读。
宋儒对孟子更加推崇赞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孟子集注》十四卷，较多引用二程（颢、颐）及其他理学家之说，在注释中注重义理的解释和发挥，全书贯通程朱理学的思想和概念。朱熹又辑录《论孟精义》，集十二家之说，旨在发明二程学说，推崇《论语》、《孟子》在义理之学中的地位：“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本书有《四库全书》本。宋赵栻的《癸巳孟子说》（一称《孟子解》）也是理学家解说《孟子》义理的名著，通行有《丛书集成》本。
清代《孟子》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义理研究和注疏两个方面。在义理研究上是对程朱理学展开批评，这以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开其端。
黄宗羲论述其师刘宗周对孟子学说的见解，撰《孟子师说》一卷，以王（阳明）学为本而批评朱熹的学说。
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以疏证《孟子》字义的形式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开卷即阐明理、欲之异同。他认为人有天然正当的要求和欲望，顺应人的正当的要求和欲望，使人们普遍得到满足，才是“贤贤之道”即“理”。从而他批判程朱理学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是颠倒是非，葬送孔孟之道，进而揭露程朱的“理”，完全是“尊者”、“长者”、“贵者”压迫在下之人的工具，是“以理杀人”。在他深刻而激烈的对理学的批判中，已经包含了某些反封建礼教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近代思想的萌芽。《孟子字义疏证》有中华书局1961年校点本。
焦循撰《孟子正义》三十卷，在《孟子》注疏上集历代注疏之大成，推重赵岐注本而不满伪孙疏本。他博采经史传注，以及清儒有关《孟子》的资料，征引六十余家，先为长编，再荟萃精义，删繁补缺，既以赵注为本，又打破唐宋的疏不破注的旧例，对赵注或有所疑，或作驳正，或兼存诸说。在总体内容上，既注意详于训诂名物的考证，又阐述道德伦理和心性之学的精微，是历代《孟子》注疏最完善的本子。自从有了《孟子正义》，有清一代无人再注疏《孟子》。本书也有中华书局新校点本。
近代和现代的《孟子》研究，笔者尚未闻有传世之名著。1928年有王治心撰《孟子研究》（上海群书出版社），对孟子学说分总论、政治思想、形而上学、人生哲学、教育哲学、余论六章，作梗概的叙述。1937年杨大膺撰《孟子学说研究》（中华书局），试图运用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原理对孟子学说作新的阐述。这两本书的文字和内容都比较浅显，为研究《孟子》的初级入门读物。在当代，杨伯峻撰《孟子译注》，自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来，多次重印，在大陆及海外有广泛影响，是现代较流行的注译本。全书由原文、译文、注释三部分构成，书前有导言，书后附《孟子词典》。杨著精于训诂、校勘，虽有阙漏和失误处，仍是通读《孟子》的较好读本。近几年虽连续出版几本《孟子》译注，译文有的较为顺达，仍不若杨著之注释结合考证有价值。
在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研究范围包括孟子的哲学、政治、伦理、经济教育和美学思想；讨论了孟子的阶级属性、孟子在历史上的地位与评价，以及研究孟子的方法论等问题，反映了大陆当代学术界研究的进展。孔孟学研究丛书编委会编选了《孟子研究论文集》，收论文三十三篇，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在中国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于1982年出版了《孟子思想研究论集》（列入《国学研究丛书》），由陈立夫序言，编选了发表在《孔孟学报》上的吴康等人的研究论文十五篇，反映了台湾当代学术界孟子研究的进展及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