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革是不行了
趴在历史的门缝边缘，看一个王朝的花开花谢、盛极而衰，最明白的看法是从它的开场看起。
其实，北宋这个王朝的开场是非同寻常的。
就像京剧舞台上的亮相，赵匡胤一上来走的就不是常规的路子。他半推半就地让那件黄袍披在自己身上，咿咿呀呀开唱一段霸王戏，一个王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张了。
好在赵匡胤的全局控制能力比较强。他带着赵式的非典型性思维，带着陈桥那些有功之臣的理解与不理解，急中生智地演绎了杯酒释兵权，强行“排除”了一个帝国臆想中的危机。这样精彩的桥段，看客是不得不齐声叫好的。
当然看客始终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真实的危机依旧存在。西夏、契丹还有南方的那些小国，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它们一直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挂在北宋的头部、腰间以及其他敏感部位，令这个王朝到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是这些，演员赵匡胤都已经无暇顾及了。作为一个开场的头角，赵匡胤可以说不落俗套地完成了他的表演。这就够了。至于他的子子孙孙们能不能将戏接着演下去，并且演好它，这要看他们的演技如何。他赵匡胤是不想管也管不着了。
没想到接下来出场的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以及他的皇子皇孙们。他们依次出场，开始了中规中矩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表演大多乏善可陈，看得看客们昏昏欲睡，直到公元1068年，十九岁的宋神宗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宋神宗时代的北宋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但是十九岁的宋神宗却想有所作为。
因为十九岁是激情洋溢的年龄。
也是天地任我行的年龄。
年轻的宋神宗充满豪气地问年长的宰相富弼：国家怎样才能富强？边患何时可以尽除？富弼却向他叹气：皇上刚刚即位，应该布德行惠，这个国家二十年之内最好不要打仗。因为打不赢也打不起啊。
宋神宗刚开始不明白，但很快他就明白什么叫“打不赢”和“打不起”了。因为国家军队里到处都是注水兵，所以“打不赢”。那什么叫“注水兵”呢？“注水兵”说起来由来已久，北宋一向执行“荒年募兵”政策：荒年时饥民激增，为了不让这些饥民造反，政府决定花钱买平安，把他们都收编为军队，但他们光吃粮不打仗，便形成了“注水兵”。神宗时的国家军队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却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稍有战斗力的都派出去布防西夏、契丹还有南方那些小国的进攻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国家养着；而“打不起”是因为国库里没钱了。国库里的钱主要是两大用途，一是养兵，二是养官。“养兵”上文已述，这里说说养官。北宋的官员队伍比较庞大。真宗时有一万多人，到仁宗时就达两万五千人，最后到神宗这儿就突破三万了。虽然政府几次喊着要精减干部队伍，可每次精减过后，人数不减反增。庞大的官员队伍使北宋的财政负担不堪其累，再加上特权阶层合理避税，国库要不空虚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拐点上，不改革是不行了。
只有坚持改革，北宋才有出路，如果闭着眼睛再继续将局面往下拖，内忧外患一旦激变，这个先天不足的王朝很容易就这么死翘翘。
但是改革就能救国吗？北宋的改革说起来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就有范仲淹改革了。但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就收手了。仁宗时代的包拯则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情况之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他的铡刀再锋利，也铡不了一个国家的软弱和彷徨。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激情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了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于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时代就成了一个人人避谈的关键词。只有神宗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个时候，王安石开始声名鹊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论大师，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因为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的有点像，喜欢充满激情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
所以，神宗有意向要让王安石来主持改革大计。神宗为稳妥计，问宰相韩琦，王安石当宰相怎么样？神宗问韩琦话的时候后者正在打点行李。这个三朝元老在以前的N次改革当中当了很多次替罪羊，这一次，他一听神宗又要改革，头都大了，死活要告老还乡。神宗留不住，只得准他辞职。但没让他还乡，而是安排他做相州节度使。毕竟是老干部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他一撸到底不合适。韩琦停止了动作，抬起他饱经沧桑的双眼，一字一句说了以下这句话：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居宰辅地位则不足。
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韩琦那饱经沧桑的双眼没有看走眼，王安石为人处世的性格更多时候是适合做一个改革理论家而不是实干家，但当时的神宗哪能看透这一层。他只以为韩琦这么说是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不能理性、冷静地评价他的后继者——神宗确实想对王安石委以重任。于是，他又找到老宰相曾公亮，要他说说对王安石的看法。曾公亮说：安石真辅相才，心不欺罔。
神宗这下高兴了，看来大宋王朝还是有心明眼亮之人，有有容乃大之人。他在心里暗暗下决定，曾公亮可以留下来，和王安石一起主持改革。志同才能道合。曾公亮和王安石，应该是志同道合之人。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四面楚歌
在文人扎堆的北宋，王安石的名声一向淹没在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甚至苏轼等人中间，更别提年长于他的范仲淹了。
但是公元1069年，王安石就像一颗大慧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搞得北宋政界、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一年也是熙宁二年，王安石四十九岁。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考察和考虑之后，神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持改革大计。
但是神宗万万没有想到，即便在他的委任状下达之后，反对王安石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
首先出来反对的是当年以弹劾文彦博一举出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者唐介。唐介说王安石“虽好学却泥古不化，议论迂阔而不切实际”，这样的人出来改革，天下要为之大乱。唐介此时的身份也是参知政事，和王安石同级。这两个人如果不和，改革注定要胎死腹中。想到这一层，神宗的头都大了。为了力保王安石，神宗决定对唐介所说的任何话都如风过耳。唐介见说不动皇上，就跑去找曾公亮。曾公亮刚开始无动于衷，但不久之后他就被说动了。几个月后，曾公亮和王安石说再见——他要告老还乡。曾公亮走之前对神宗说，我钦佩王安石的为人，但我反对他激进的改革，所以对不起，我不能再陪他走下去了……
另一位反对王安石的人是御史副相赵忭。赵忭此前和王安石有过节，作为御史，赵忭经常和王安石为一些空洞的理论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两人有些不愉快。现如今，赵忭见皇上如此器重王安石，觉得在朝廷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找了个借口要出知杭州。神宗乐得朝廷少一个反对派，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还有一位反对者是官员吕晦。吕晦写了弹劾王安石的奏章，指责王“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这一下神宗生气了，你用这些词骂王安石不等于骂我吗？人是我提拔的，难道我眼睛瞎了？！神宗于是下手条要吕晦撤回弹劾的奏章，没想到吕晦不仅不撤还又新写了一份措辞更强硬的奏章，神宗一气之下就让他走人了。
这些反对者级别虽然不算低，但影响似乎都不大。在朝野影响最大的反对者应该是司马光了。司马光人品其实很不错，是个忠厚长者。王安石改革之前，神宗曾经向司马光询问对他的看法。司马光说：“介甫（王安石）独居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此后不久，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法大变。由于河朔闹灾，朝廷拨了些抚恤，国库开始空虚，司马光便建议国家要勤俭节约。按常理讲，司马光的建议是没错的，但王安石却认为他谨小慎微，不想着开源只想着节流，不是大丈夫所为。王安石甚至尖锐地指出：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理财之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点不通人情世故。不管司马光曾经对他有过多高的评价，他该说的话就是要说。好在司马光不是小肚鸡肠之人，他并不恼怒于王安石迂直的态度，而是对王氏理论提出了质疑。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公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司马光的疑问可以说清晰地呈现了两人之间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巨大分歧，王安石没有明白无误地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事实上王安石也没法做到明白无误。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王安石只是大致搞明白了一个方向，水深水浅还得试水者自己去亲身体会呢。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有一点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司马光不愿意做王安石改革的一路同行者，而只愿意做他改革理论的一路争锋者。针对王安石改革均贫富的目的，司马光以及苏辙都认为贫富自古不均，这两者互相依存，就像阴阳乾坤万世永存一样，是天下稳定的基础。如果贫者要变富，富者要趋贫，势必会天下大乱。面对这样激烈的反对，神宗终于有些摇摆不定了。唉，司马光毕竟不是吕晦，他的声音代表了一个阶层的强烈欲望，更何况司马光本人就出身于陕西望族，轻视不得啊。神宗一声叹息，在熙宁三年过完年刚不久，下了一道谕旨：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这道谕旨等于对“青苗法”的实施打了个大大的折扣，让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心情大为郁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