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郁闷，马上就表现了出来。他称病不来上朝，还上奏说要辞去现有职位。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其实非常符合一个理想主义分子的性格特征，追求完美、偏激、容易走极端。但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在司马光看来却多少带有向皇上示威的意思。司马光是谁，他是翰林学士，行使着代皇上批复奏疏的权力。当他看到王安石那充满意气用事的辞表时，一向充满正义感的司马光就代表神宗皇帝义正词严地批评了他。王安石这下是真的生气了，他再次上了一道辞表，非常正式地表示要辞职不干。神宗一看这两人针尖对麦芒地干上了，那叫一个头大，但考虑到目前还是以改革大业为重，便旗帜鲜明地支持王安石，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的手札，隐约批评了司马光。
司马光顿觉心灰意冷，觉得在当前格局下，不如言去。他九上辞表，一心求去。终于，在王安石改革正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刻，司马光归居洛阳，著书立说，成了这场外强中干改革的一个沉默看客。他绝口不提政事，也不再评价王安石的为人。他看似退避到一个王朝舞台的边缘，不再做出激烈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但是历史却没有遗忘他，几年之后，王安石改革失败，退隐江湖时，司马光东山再起，又成一时人杰。
不过，所有这一切与历史有关的剧情，王安石当时都懵懂不知。他唯一能感受到的是神宗微妙而多变的心态。司马光九上辞表，一心求去，重重打击了神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帝王之道在于平衡万事万物。对于一权独大的王安石，神宗开始生出戒备之心。他不顾王安石的反对，大力提升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而这两人都是坚决反对新法的人。王安石明白，这场改革怕是要无疾而终了。
老天也不作美。就在此时，天象还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从熙宁六年七月到七年四月，京城滴雨未下，朝野纷纷传言，这是老天爷对王安石改革的不满，只有废止改革，天象才会正常。而一个叫郑侠的官员则适时向神宗密献《流民图》，称只要停止改革，十天之内肯定会下雨，如若没雨，他郑侠愿献上人头以抵欺君之罪。面对这一切，神宗心情真是异常复杂，改革是他倡导的，有官员反对他倒不怕，但是天象有异，却是他这个天子始料未及的——因为这牵涉到他执政的合法性，不可不防。四月初六，神宗神情严肃地下诏宣布：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的实行。
诏下后不久，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神宗当时震惊异常，呆若木鸡。王安石也在雨中呆若木鸡。这场带有警示意味的雨可以说彻底浇灭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一声叹息，泪如雨下。
改革的最后失败其实来自王安石集团内部。因为这个在史上被称为“熙宁新党”的王安石改革集体会聚了一批来路不明、各怀理想或野心的人。他们在王安石的旗帜下，在历史狐疑的眼神背后，从事着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他们是：
吕惠卿。这个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的仕途生涯和王安石的仕途生涯恩怨交集，是对王安石个人命运影响最大的人。吕惠卿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王安石是经过欧阳修的推荐才对此人如获至宝的，在这场改革的开始，吕惠卿也确实对王安石投桃报李，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他牵头搞出来的，但是到最后，野心家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这场改革。
程颢。理学家。当朝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恢复古法，强调抑制豪门大户，是王安石改革集团最初的理论旗手及策划人。刚开始王、程二人在改革理论上的分野还不算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程颢以王道仁义之心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和王安石取法先贤富国强兵之术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两人打起了口水战。王安石说程颢“公之学如上壁”； 程颢回击王安石“参知之学如捉风”。 口水战打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严重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争论的结果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程颢负气出走。
苏辙。苏东坡的弟弟。“熙宁新党”的小字辈，加入时还不到三十岁，因此改革的热情最高，改革的态度最积极。但苏辙对吕惠卿搞的“青苗法”是反对的，他认为对于文盲居多的农民实行计划经济，毫无疑问是在闭门造车，苏辙主张不妨采用唐朝刘宴的“常平法”来代替“青苗法”，以给农民真正的实惠。苏辙充满热情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因为在任何组织里，小字辈往往意味着是执行者而非创新者。苏辙只得勉为其难地去执行“青苗法”。由于在执行的过程中问题丛生，再加上父亲苏洵、大哥苏东坡的极力反对，苏辙随后退出了“熙宁新党”。
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好友曾巩的弟弟，时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在王安石改革集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和吕惠卿一起策划相关法案。由于吕惠卿不容人，曾布因此与他结怨。但导致曾布走人的直接原因还不是吕惠卿，而是另一个姓吕的——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吕嘉问与吕惠卿走得近，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问题。神宗因此密令曾布去调查此事，曾布一时头脑发热公报私仇，回来向皇上汇报时夸大了吕嘉问的罪行。神宗一怒之下，将此二人都革职了。王安石改革集团从此没有了曾布的身影。
其实抛开具体的人事不谈，单从历史的大法则入手，也可看出这场改革实在是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王安石设置的“青苗法”规定：政府在插秧期以低利贷借资金给自愿的农民，农民收获时再以两分利息还给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政府的资金，杜绝豪门大户的高利贷，这样一来，豪门大户失去了获利的机会，自然要将怨恨集中到王安石身上了。
当然“青苗法”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这个“法”最大的问题是操作性极差。“青苗法”虽然规定政府只取二分利息，但农民最后实际付出的包括手续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却高达七八分，这样一来竟比高利贷还高出许多，农民从“青苗法”中没有取得什么好处，自然也就无法从这场改革中受益了。史料记载，有一个文盲农民，为了填申请表，花钱请书吏，拿到衙门去申请，私下里又塞给相关官员好处费，最后一算利息，好家伙，竟然达到原定标准的三十五倍！王安石改革至此竟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焉能不败？
还有“方田均税法”。一向以来，豪门大户兼并大量的土地却不纳税，王安石却要丈量他们的田地，追查田地真正的主人，再要他们如实纳税，这种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无异于虎口夺食，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的豪门大户，注定会在日后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以上两法是和农业有关的。和商业有关的法案王安石也是处处和大商人、大权贵“作对”。比如“市易法”规定：小商贩资金不足的，可用抵押品向政府申请借贷，外地商人的滞销品可委托设在开封的市易处以合理的价格代为销售。这样一来，官商勾结的垄断市场就被打破了，直接损害了大商人、大权贵的利益，而王安石也很快尝到了复仇的滋味。他的被迫下野，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权贵们极力反对“市易法”实施的结果。
开场难，收场更难
王安石走了，一个王朝轰轰烈烈的改革似乎就要这样草草收场，但是神宗却发现这场改革开场难，收场更难。
改革的缘起是因为存在内忧外患，为增强国力不得不改。而现在经过这一番充满争议的改革之后国力不但没有增强，还搞得举国形势一片混乱。一句话，内忧外患更严重了。如果就此不改革了，这个王朝将岌岌可危，如果继续改革以图自强的话，那么后王安石时代，谁是力挽狂澜之人？！
神宗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非司马光莫属。司马光老臣谋国，而王安石性格毕竟太偏激，差点误了国事——不，已经误了国事！神宗有了这一层考虑之后，马上下诏起用司马光。
但司马光却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他在写那本著名的《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资治通鉴》写完了，司马光才再次出山。只是司马光从洛阳出发的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而他本人也已七十有一，改革接下来该怎么改，北宋人民心中都没底。
司马光来到京城，接见他的是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十岁的小皇帝什么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是个守旧的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从前。但是司马光对她说：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毫无疑问，写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个务实的人，他想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并最终使北宋这条破船还能稳稳当当地开下去。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司马光是不希望这个王朝变天的。
但是司马光很快就发觉，北宋这条破船绝对不可能稳稳当当开下去了。他的中庸之道让他彻底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首先向他叫板的是章淳和蔡确。章淳是前王安石改革集团的硕果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门生，苏东坡的至友。此人恃才傲物，却也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王安石归去后，章淳接过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确一起，力推新法。他们俩人牵制司马光的温和路线，并视其为头号政敌，这让司马光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也对司马光的温和路线颇为不满，冷眼看他身陷尴尬境地而不出手相助。
为挽回大局，司马光说服文彦博和吕公著两位元老重臣和他一起力推温和路线，总算是将章淳等新党成员全部赶出京城，但是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却在此时复辟成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筋疲力尽的司马光最终只捡拾了一地鸡毛，还有舆论对他的无情指责：前王安石改革派理论大师程颢说“司马光自比是药中人参、甘草，但这两种药，只能治轻病，重病就无能为力了”；前内阁重臣韩琦评价司马光内阁“才偏，规模浅”；而苏辙更表示“司马光才智不足，不可为领导人”。七十一岁的司马光终于病倒了。
很快，这个年迈的老臣也步王安石的旧尘，归去来兮。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改革人物在“改革者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潜规则作用下偃旗息鼓，不再是这段激情正戏的主角。高潮已经过去，高潮永远过去，接下来，这个王朝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个呼之欲出的阴影了。死亡阴影。
轰轰烈烈的党争
有些人注定会咸鱼翻身。
只要时机成熟。
章淳咸鱼翻身的时机在宋哲宗十八岁的时候成熟了。这一年，宋哲宗惊喜地发现，垂帘听政了八年的太皇太后与世长辞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猝不及防地到来。他几乎没有做好一点准备，虽然他渴望亲政已经好多年。
对于他的父亲神宗，宋哲宗从小是当做偶像来崇拜的，他崇拜他的励精图治，崇拜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宋哲宗的崇拜在太皇太后那儿被粉碎了。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就是粉碎宋哲宗偶像的八年，因此太皇太后一死，宋哲宗就豪迈地认定，一个属于他的改革时代开始了。他把这个时代称之为“绍圣”，取“绍述先圣遗业”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