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元年，宋哲宗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召回并重用包括章淳在内的新党，一时间整个王朝重新充满“改革啦……改革啦……”的蠢蠢欲动。但是怎么改革是个问题。人心散了，人心乱了，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有没有一种可以凝聚朝野共识的改革理论来指引大宋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章淳问道于陈鹳。
陈鹳是当时的名士。作为名士，陈鹳与章淳见面的地点与众不同，是在一条船上。陈鹳说，先生所问之事可以用这条船来说明白。这船如果左边超重了，它不容易前行，如果把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那右边超重了，它也不容易前行。明白了这个道理，先生主持朝政应该心中有数了。
章淳听了，长叹一声：道理我是明白的，但司马光是要清算的，不消除他的影响，接下来的改革就没法进行……
陈鹳不解：清算就是彻底否定啊，你真打算将船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吗？那船就危险了！
章淳解释道：王安石改革的失败，是在成效还没完全出来时就被废止了，而司马光趁机作乱，这才是将船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的行为，我们现在只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就可以了。
陈鹳闭上眼睛不再说话。的确，对某些人来说，一句话顶一万句；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哪怕说上一万句话他都听不进去。陈鹳累了，不想做对牛弹琴的傻事。
坚持己见的理论家章淳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引进的左右手蔡卞（王安石女婿）、蔡京（蔡卞哥）则致力于成立“看评诉理局”，专为元佑时代有冤屈的人打抱不平。与此同时，那些元佑时代郁郁不得志的新党官员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人气股之后开始奋发有为——司马光建立的温和政策被全部推翻，司马光时代的旧人被全部打倒，政策之争、路线之争很快就上升为党争。一些在元佑时代不小心跟错人、排错队的人现在则是加倍的忏悔，并且用实际行动来洗刷自己的“罪行”。比如台谏官周秩、张适英、上官均早先曾经写诗赞美过吕公著，现在他们毅然砸碎司马光和吕公著的纪念碑来表明他们的心迹。周秩还做得更绝一些，因为他曾经建议皇上追谥司马光号为“文正”，现在真是悔之莫及，便扒了司马光的坟对其鞭尸！这一幕，不仅旧派人物看得心寒不已，新党官员也是看得目瞪口呆——见过狠的，没见过这么狠的；见过没底线的，没见过这么没底线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这样成了轰轰烈烈的党争。改革无人过问，人人想着陈年旧账，章淳的后背上便凝聚了哲宗不少幽冤甚至愤怒的目光。章淳自己也感觉不像话，看来还是应该坚持改革不放松，团结一致向前看。
就在此时，一件意外的胜利冲淡了党争带来的烦恼，哲宗对西夏用兵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章淳借机将此次胜利往“保甲法”上引，称只有坚持改革，大宋才能国富民强。哲宗也兴奋，觉得要改革，到底少不了这个人。他对章淳是又拍又拉，诚恳地希望他戒除党争，专心改革。章淳心里也认为党争搞到这个地步，可以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是该好好改革了。
但是人世间的事，意外是经常会发生的。
有意外的胜利就有意外的死亡。
公元1100年正月十二，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意外得病并迅速死亡。章淳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天要塌了。
天确实要塌了。在这样的时代，一个皇帝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臣子们的生死荣辱。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章淳太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了。
皇太后向氏哭得很伤心。因为哲宗无后（曾经有过一个皇子但是夭折了），北宋王朝皇位接班人的问题让这位皇太后很是头疼。她找来章淳和曾布，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向氏先提了一个人选：神宗十一子端王赵佶。皇太后向氏其实没有什么政治企图，她也不了解改革与否对目前的北宋政局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赵佶有三个优点；一孝顺，二性格温顺，三能书善画，多才多艺。作为一个让人放心的皇帝，向氏认为端王赵佶是可以胜任的。
但是章淳不放心。他何止不放心，简直感到揪心——艺术家赵佶一旦做了皇帝，改革毫无疑问要叫停。旧派人物将重新得势，新党成员包括他章淳将会死得很惨。想到这里，章淳对皇太后向氏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淳说这话时的身份是当朝宰相，说这话时的口气是急迫而不容置疑的。这让皇太后体会到了一种压迫感，她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在一旁的曾布何等机灵，他马上呵斥“章淳听太后处分！”
章淳无奈，他只得跪倒在地，一切听凭这个看上去有些苍老的女人处分。章淳很清楚，他的命运其实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变了。因为用不了一个时辰，未来的皇帝赵佶将会一字不差地听到章淳对他所作出的评价，他会怎么样呢？恼羞成怒或故作宽宏大量地一笑了之，都有可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将来的某一刻，皇上会随便找个借口把他赶出朝廷，章淳很清楚这就是他今后的命运。所谓“祸从口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不“祸从口出”又能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人都为鱼肉，只有宿命是刀俎，逃是逃不掉的。
章淳心如死灰。
或者命左运右，或者命右运左
章淳心如死灰的时候，曾布却在体会“福从口出”的幸福感。
一个人会说话不在于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在于最关键的时刻说最恰当的话。“章淳听太后处分”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但毫无疑问，它是曾布这一辈子说的最有价值的话。只要赵佶不出意外走马上任做皇帝，他就不可能不记得章淳在太后面前说的这句话。
曾布说这句话时已经做好彻底和章淳决裂的心理准备。虽然他们曾经同为王安石改革集团成员，但是世易时移，现如今一切都已是冰火两重天了。
和章淳一样，曾经在王安石改革集团混饭吃的曾布也是几经沉浮。在被神宗开了之后曾布流落江湖好多年，一直以吃饱饭为自己最高的人生追求。司马光上台时，曾经有一个机会无限接近他——司马光要曾布修改《免役法》，以此作为他重回中央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曾布拒绝了，因为曾布明白一个人生道理，出来混，是需要一块招牌的，他曾布身上的招牌就是改革先驱，这样一块招牌就像人身上的胎记一样，是不可以随意涂抹的。曾布相信，只要愿意等，人人都可以迎来时来运转的那一天。
但是曾布没有想到，时来运转有时候并不代表功德圆满，因为每个人身上的招牌有大有小，时来运转的时候上天并不眷顾每一个可怜虫。以他和章淳为例，当哲宗亲政时，这两个当年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受到重用的只是章淳，而他曾布虽然回到中央，却因人微言轻总被冷落在一边。章淳动辄以王安石改革理论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全面指导绍圣时代的改革大计，曾布翻身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
这就是命运！或者命左运右，或者命右运左，总是合不到一个拍子上。
曾布也曾经抗争过。在哲宗生命的最后几年，章淳的势力如日中天，曾布愤而上疏：“自辅弼之臣到台谏之官，只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宰相是谁，当然是章淳。曾布的意思是人人都怕章淳这个宰相却不怕皇上，皇上难道就不在乎君权旁落吗？！
但是哲宗默然不语。也许是曾布人微言轻，也许是哲宗无可奈何，曾布的弹劾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音。
曾布绝望地以为，人生就这个样子了，世事就这个样子了，一个王朝的命运走向也就这个样子了——直到哲宗突然去世，一个新机会触目惊心地出现在眼前。
曾布当然狠狠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狠狠地抓住了端王赵佶那并不粗壮的大腿。曾布明白，这个风流才子的大腿很有可能是他生命中能抓到的最后的大腿了，而他曾布则借此迎来这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时来运转。
曾布猜得没错，已然成了宋徽宗的赵佶没有忘记他在最关键的时刻说的那句最有价值的话，曾布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而章淳则被赶出了朝廷。随后章淳的左右手蔡卞、蔡京也被扫地出门。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曾布颇有成就感地感慨万千。
其实，就像曾布不是吃素的一样，蔡京也不是吃素的。
蔡京的一生没有别的专长，只有一样本事：在任何朝代，只要没把他打死，他绝对会东山再起。
当然一个永立潮头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不断地改变自身立场以迎合时代的需求。这一点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像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就是因为不能改变自身立场以迎合时代的需求，所以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然后折戟沉沙魂归故里。
但是蔡京就能做到永立潮头风骚常在。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是新党成员之一；在司马光执政时，作为开封府知事的他又率先响应朝廷废除新政、恢复旧法的号召。即便要废除当时争议最大的“免役法”，他也是毫不犹豫地执行；哲宗亲政时，他又依靠弟弟蔡卞的关系，成为章淳新党的重要成员。
现如今，他被朝廷扫地出门，闲居杭州，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小子肯定会东山再起。
蔡京也相信自己可以东山再起。
因为他画画得好，字写得好。
在这个世界上，画画得好，字写得好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好到蔡京这个程度——蔡京写的字和王羲之有一拼，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书法家。
而徽宗和蔡京有着同样的爱好。只要机缘巧合，蔡京相信自己会再入徽宗圣眼。
机缘很快就来了。
公元1101年，一个叫童贯的首席宦官来到江南为徽宗寻访古字画，在杭州逗留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被蔡京牢牢地抓在手里，成为他人生利益最大化的窗口期。一个月后，童贯成了蔡京的莫逆之交，他的手里捧着蔡京提供的大量古字画，一脸表功地跪在徽宗面前。
他是为蔡京表功，徽宗终于心软，为了艺术放弃政见的不同，召回蔡京。
重回京城只是蔡京在徽宗时代仕宦生涯的第一步，以后的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
因为摆在蔡京面前的政局显得有些乱——同为宰相的曾布和韩忠彦正斗得热火朝天。关键时刻，蔡京向曾布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曾布动心了。曾布之所以会动心那是因为看到了蔡京的价值——他现在可是徽宗的红人。如果蔡、曾联手，天下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为敌。曾布于是举荐蔡京为翰林学士，授尚书左丞。
但是曾布的弟弟曾肇却看到了一种危险的存在。他提醒哥哥要注意农夫与蛇的故事，而蔡京正是那条阴险的蛇——小心蛇咬人！曾肇几乎要呐喊出来。可曾布却心存侥幸。他虽然知道蛇肯定是要咬人的，但他也确信自己在徽宗眼中的价值——他曾经说过的那句最重要的话必将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几个月后，谜底揭晓。韩忠彦在蔡、曾的联手打击下回了老家，曾布却被莫名其妙地出知润州，从此远离权力中枢；而蔡京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权倾一时的宰相。曾布明白，自己还是被蛇咬了，他曾经说过的那句最重要的话不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徽宗喜欢的古字画。从此以后，组建了一百六十多年的北宋将成为两个艺术家的狂欢乐园，一个王朝最后的盛宴已然开始，人人怀抱饕餮的理想，唯恐落后于他人。坐在主宾席上的，只能是徽宗和蔡京，而他曾布，怕是再没机会重返盛宴了。
不是没雄心，也不是没耐心，而是这个王朝再也不可能时来运转了。北宋政坛资深观察家曾布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